▎看客的狂欢
1898年9月28日，菜市口刑场前人山人海。人们引颈以望，等待一场砍头大戏的上演。
当六辆囚车混杂着锁链的碰撞声隆隆驶来时，人群沸腾了。他们一面咒骂“乱臣贼子”，一面将手里的烂菜叶、臭鸡蛋丢向囚车。
囚车最终在监斩台前停下，一名囚犯昂首走下囚车，他质问监斩官：“革新变法有何罪过？为何不审而斩？”
监斩官却一声大喝：“尔等乱臣贼子，还用辩解吗？死有余辜！”然后用力投去杀头的令箭，刽子手们持刀急忙上前……
当六位改革志士人头落地时，换来的是围观者的一片叫好声。
据说，上述正是戊戌变法失败后，“六君子”被杀时的情形。而那个质问监斩官的死囚，正是写下名句“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的谭嗣同。
△谭嗣同，“善文章,好任侠,长于剑术”
戊戌变法，是中国近代史上最受关注的一场体制内改革。按照最朴素的理解，改革是为了救亡图存，是为了当时四万万同胞争取权利与自由，但为何改革的先驱，却得不到民众的尊重、理解和支持？
“民智未开”——这是最简单、最直接的答案，也常被当作这场变法失败的“官方解释”。然而，当我们把这场改良运动的失败，置于自晚清以来近100多年来的文明转型困局之中时，“民智未开”便显得非常单薄。
▎保举“西学人才”的闹剧
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一次次的战败、一次次的割地赔款，不断侵蚀着“天朝上国”的尊严与傲慢。创伤后的刺痛和耻辱，刺激着爱国志士的神经，他们希望国家奋发图强、励精图治，这是中国传统叙事中“家国天下”的基本底色。
传统的黑白叙事告诉我们：慈禧为首的顽固派阻挠变法，政治精英忙于算计个人利益，使变法失最终败。然而我们不妨设想一下：即便慈禧当时就支持变法（如同她后来推动的立宪改革），满朝文武勠力同心，维新变法就一定会成功吗？
从诸多权威的史料解读中，我们不难发现：晚清官员们的观念与格局，用“官智未开”来评价实不为过。最典型的案例，莫过于从甲午战后持续到变法期间的“保举西学人才”。
1894年9月，大清帝国惨败于明治维新后的日本。次年3月，《马关条约》签订的消息传到北京，激起朝野上下的强烈反应——大清国败于自己的学生！“天朝文治武功”的神话彻底破灭，改良的呼声越来越高。光绪帝下诏，要求各省督抚推荐精于“西学”和“实务”的新式人才。
△受《马关条约》刺激，全国知识精英（数千名举人）发起“公车上书”
皇帝的诏书刚一下达，全国的保举奏折雪片般飞来。这些奏折保举的都是些什么人呢？大多是各地封疆大吏的亲信。六君子中的杨锐和刘光第，均为张之洞托陈宝箴保举。尤其杨锐，是张之洞“第一亲厚弟子”，长期在张的手下担任幕僚。
“举贤不避亲”，本来也没有什么大问题。但是，真像杨锐、刘光第这样的人才少之又少，大部分被选中的所谓“新式人才”，明明是日常念诵“经史子集”的老学究，根本不懂西学为何物，但只因为后台过硬，也被委以变法的重任。一时间，人人都以谈“新法”为荣，却人人都不能说出个所以然。
对于这种附庸风雅的“西学运动”，茅海建老师在《戊戌变法研究》中感叹道：战败后的剧痛，短期内的确刺激了改革的热情，可是在毫无生气的政治环境中，这些热情也逐渐被帝国的官僚体制消磨殆尽。
清末的整个政治生态清楚地表明：即便是张之洞、陈宝箴这样精通洋务的政治精英，对于“改良”的理解，也仍未超出历史上其他帝制时代的范畴。因此，即便是“保举”这种关乎国家生死方向的大事，依旧被他们操作成了派系斗争、权力分割。
“一入官场深似海”，帝制之下的派系政治，依然是晚清政治精英们的眼界和心智所及，虽然他们已“开眼看世界”数十年。与之相对的却是，那些靠坚船利炮叩开天朝国门的西方国家，早已形成比较成熟的现代政党政治。这种世界观和价值观冲突，使国人观察历史的视角至今有别与西方人（参阅：茅海建《天朝的崩溃》、蓝诗玲《鸦片战争》，重回历史现场，对比中英视角下的鸦片战争）。
△1840年，英国下议院就“是否派军舰与清国开战”展开辩论，而林则徐上书道光帝：听说洋人膝盖不会打弯，建议采用绊索和长砍刀的战法
▎变法目标：再造一个军机处
在以往的历史叙事中，戊戌变法被定义为“一场自上而下学习西方政治制度的改良运动”。很多史学家的研究，也聚焦于这场变法失败的原因上，却忽略了变法的方向和初衷。
今天我们可以从很多角度去论证这场变法失败的必然性。如果没有袁世凯告密以及随后的戊戌政变，中国就可以建立君主立宪制，进而国运发生实质性的改观吗？答案可能是否定的。我们先看看变法主要设计师康有为的心智和政治观。
在过去很长时间，后人对戊戌变法的了解，多源自康有为等维新党人在变法失败后的著述。变法失败后，康、梁在著作中肯定西式君主立宪政体，强调对君权的约束，让人们误以为戊戌变法的目标是君主立宪。
然而近年来，学者们翻阅清廷的原始档案时却发现，戊戌变法期间，康有为给光绪帝的奏章中，只字未提限制君权。而他倡议成立的所谓咨议局，不过是另一个军机处，只是皇帝的一个顾问班子，这与西方的议会有着天壤之别。当时，康有为甚至是旗帜鲜明地反对开设议院的（参阅茅海建《戊戌变法研究四部曲》）。
康有为为首的维新派，以学习西方政治制度，救亡图存为口号而发动变法，为何却排斥西方政治制度中最基本的“立宪”与“议会”？因为康有为对维新的认知，不过是又一场新瓶装旧酒的改革，说”学智未开”绝不会冤枉康有为。
△康有为以“孔教的马丁·路德”自居，著作多被指为穿凿、抄袭
▎康有为的乌托邦教主梦
茅海建老师在刚出版不久的“戊戌变法研究四部曲”中明确指出，康有为思想中形似西方民主的东西，与其说是从西方学来的，不如说他自己的中国式幻想。
康有为的政体思想核心，被他称为“大同三世说”。按照康有为的说法，这一学说是由孔子创造，口传其弟子，藏于儒家诸经典和相关史传之中的基本概念，待“后圣”来发现的。简单来说就是：人类的历史，按照“据乱”、“升平”、“太平”三世交替发展。
所谓据乱世，多君世，尚无文明；所谓升平世，一君世，小康之道，行礼运，削臣权；所谓太平世，民主世，大同之道，行仁运，削君权。
在康有为看来，西方民主发展的历史，不过是在为其“大同三世说”做注脚。需注意的是，仅就字面意义来看，有人会以为康有为的“太平民主”，与西式民主是平行的“殊途同归”。这就大大低估了康有为的雄心，因为康有为最终的目标是，消亡国家，实现世界大同。
据梁启超回忆，康有为曾对学生们述说自己的政治抱负：“地球数千年来，凡二大变，一为春秋时，一为今时，皆人才蔚起，创制立教。”这里能担起立教大任的“人才”究竟指的是谁，已不言自明。（参阅：《君主立宪之殇》梁启超家书校订者解玺章先生著，亲笔签名版）
当然，像“大同三世说”这样宏大的理论体系，是不太可能直接运用于当时的中国政治的，更不可能引领世界实现大同。因此在戊戌变法中，他退而求其次——做不了教主，就先做个帝师吧。
△光绪（中）与康梁师徒。据考证，此照片系康有为伪造
作为站在那个时代最前沿的知识精英，康有为的思想，为何如此无知而又自大？
作为传统士大夫与现代知识分子之间的过渡人物，康有为虽有心学习西方，然而传统的专制思想和天朝上国的文化优越感，却严重阻碍了他们的视野。
在传统专制思想的框架下，所谓国家，是一家一姓的国家；而所谓政治，即辅佐君王。于是读书人终身奋斗的目标，就成了出将入相，做帝师。
唯有看清这一点，人们方才容易理解，维新派为何将变法希望全寄托在无实权的光绪身上。说到底，是传统专制思想的余毒未除！按照传统思维模式，只要皇上“乾纲独断”就能使全国面貌大变，妨碍皇上揽权的是慈禧，因此他们认为：只需要搞一点政变投机，除掉慈禧这块绊脚石，此后便是康庄大道。
而另一方面，又由于“天朝上国”的文化优越感未除，康有为等“知识精英”，不但身未出国门，心也未出国门。他们无法正视西方文明，真正了解世界大势。于是，才只好从上古经传中发掘“微言大义”，穿凿附会，比附西学！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正是维新派的观念未能摆脱专制传统的窠臼，让他们自己亲手葬送了变法！
△康有为曾假想出完美的彼得大帝，要光绪效仿。图为维新派在上海创办的《强学报》
▎观念更新，是个长期且痛苦的过程
戊戌变法距今已有两个甲子。今年，又是一个戊戌年，我们该如何反思120年前的这段历史？维新派对西方先进政治制度心口不一的追求，对当下的国人有何启示？
那个时代，从知识精英到封疆大吏，依旧封闭的心态和陈旧的认知，更不用说当时的普通民众。明白这一点，我们或许会问出另一个好问题——就算戊戌变法成功了，后世的中国就一定会实现长治久安了吗？
刘军宁老师曾说：世界上的冲突，被过多的解读为利益之争，而观念之争长期被轻视，甚至被忽略了。然而，人永远是观念的动物。观念支配着每个人行动的无形密码。从人类历史历史来看，通常是观念先行，社会政治行动后续。一部人类的历史，是各种观念的形成、演化和存汰史。观念，虽然总是现实的一部分，但在今天已获得了比现实更大的影响力。
观念应该是流动、开放的，正是好的观念的传播推动了文明的扩展。观念的演进和更新，是一个长期且痛苦的过程。观念越是能够自由流动、传播，好的观念越容易占上风。好的观念得不到传播，就不能产生力量。在观念没有力量的地方，文明就没有力量。在错误的观念占上风的地方，也就是恶行横行的地方。所以，观念重要，良性的观念更重要。
△康有为提出“保国保种保教”，后来成为义和团大屠杀的口号。图为陕西候补道周振汉的反洋教宣传画：教堂割人器官做药
从鸦片战争开始，当沉积了三千年的观念体系，遭遇另一种全新观念的挑战时，这种体系化的缺陷就暴露无遗。
当两种文明发生激烈冲突时，比如鸦片战争，被后世强调最多的是晚清政府的弱小，而非观念和心智的落后；当光绪皇帝学习西方进行戊戌变法，后世关注的多是变法失败的原因，却忽略了这场被高估的变法本身，不过是再一次的“新瓶装旧酒”，而原因，依然是对观念和心智的忽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