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雷鸣电闪,筋骨寒彻,尽管多少世纪以来,我们遭受过多少苦难。我们仍然要前进。

  [捷]扬·聂鲁达

  我们为社会主义改革所进行的斗争并不是一场孤立的和没有前途的斗争,而是世界上总的变革的一个组成部分。

  —-[捷]伊日·贝利康

  

  

  1989年11月26日,杜布切克说:“21年前,我们走上了将社会主义与民主相结合的道路。‘具有人道面貌的社会主义’这一口号表达了这点。五国的军队镇压了这一运动。20年来我们在屈耻的条件生活。胡萨克和雅克什为首的领导,20年来制定和捍卫有害的和为我国人民所不欢迎的政策。”

  杜布切克等都是何许人也?1968年捷克斯洛伐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五国军队指谁,为什么要干预捷克斯洛伐克的事情?所有这些对捷克斯洛伐克,对整个苏联东欧产生了什么影响?说人们对这些问题完全陌生,那肯定不准确;但是,说人们全都清楚它们的来胧去脉和相互之间的关系,那也很难讲。由于当事者长期缄口不语,许多档案资料一直秘密封存着,这些事情的内幕在人们脑海里的成像都是模模糊糊,若有若无,不甚了了。

  又过了10年,缄默不语的当事人都已经说话了,许多档案也解禁了,一切都真相大白了。因此,人们无疑可以全面地了解当时发生的一切,而把这些都了解了之后,人们也就更容易理解为什么苏联会解体,东欧为什么会剧变,为什么华沙条约组织会消失了。

  

  严寒来自克里姆林宫

  

  1980年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了捷克斯洛伐克人写的一本书,名字就叫《严寒来自克里姆林宫》。它讲述的就是1968年发生在捷克斯洛伐的事情,不用看它的内容,仅从书名上就可以知道与苏联有着直接的联系。的确,这是一场史无前例的事件,以苏联为首的华沙条件五国(苏联、匈牙利、波兰、保加利亚、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军队,在一夜之间就开进了另一个成员国–捷克斯洛伐克的国土。这股来自西伯利亚的寒流只用了一周时间就将布拉格呈现出来的改革之春给吞没了。正因如此,美国人R·A·雷明编的一本书,名字干脆就叫《布拉格的冬天》,1969年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

  布拉格是捷克斯洛伐克的首都。据说在捷克斯洛伐克语中,它就是“门坎”一词的读音。在古代传说中,那些觊觎这座美丽城市的强盗,一听到“门坎”的名字便不由自主地望而却步。然而,在1968年,它没能挡住苏联的军队。

  1968年8月20日,这天是星期二。

  当天下午,两架飞经捷克斯洛伐克的苏联民航客机发出信号,声称飞机发生了故障,请求降落,等候从莫斯科空运配件。捷方按照国际惯例同意了。这两架飞机降落在布拉格机场上。走下飞机的乘客都脚踏清一色的鞋子,拎着清一色的手提箱。他们中的一部分留在候机大厅里,另一部分人坐着苏联大使馆的汽车进了城。机场的捷方警察虽然对他们的装束感到有点奇怪,但以为是过境的运动员,也就没有给予太大的注意。实际上,这就是苏联人行动的开始,只是捷克斯洛伐人还蒙在鼓里罢了。早在8月17~18日,上述华约五国领导人就在莫斯科召开秘密会议。在会上,苏共中央总书记勃列日涅夫亲自部署了行动计划:军队迅速占领布拉格的各个要害部门,不失时机地扣留一切企图逃往西方的人,行动的时间为20日晚11点半。

  入夜,喧闹了一天的布拉格渐渐地寂静起来。布拉格的居民谁也没有料到灾难即将临头。11点半,那些坐在机场餐厅的苏联人几乎同时从箱子里拿出了机关枪,闪电般地占领了机场。停在机场跑道上那两架“有毛病”飞机成了活动的指挥塔。刹那间,布拉格的夜空被飞机的轰鸣声划破,满载轻型坦克、装甲车和空降部队苏制安–12运输机以每分钟一架的速度从天而降。飞机一着陆,坦克和装甲车就在苏联大使馆的汽车带领下直奔市区的各个重要目标。

  与此同时,华约五国的军队从北、东北和南部强行越过捷克斯洛伐的国界,向布拉格挺进。具体指挥这次军事行动的是苏联国防部长、陆军总司令格·巴甫洛夫斯基将军。不算空军支援和空运部队,他共投入了华约部队所属的20万人的兵力,其中苏联6个师,波兰3个师,东德和匈牙利各2个师,保加利亚1个师。由于罗马尼亚坚决不允许保加利亚军队穿越其国境,苏联只好先把保加利亚的军队从保加利亚的瓦尔纳空运到苏联的敖德萨,再从敖德萨运到东德接近出发的地点。

  由于力量对比悬殊并且又是突然袭击,华约五国的军事行动进行得十分顺利,几乎没有遇到任何抵抗就占领了捷克斯洛伐。第二天清晨,当居民们被战车的震耳欲聋轰鸣声惊醒时,揉揉惺忪的眼睛仔细望去,满大街都是外国的坦克和装甲车了,仿佛是1938年德国希特勒军队占领捷克斯洛伐那悲惨一幕的再现。

  出兵之后,华约五国政府公布了一份《告捷克斯洛伐克人民书》,不仅由设在东德境内的电台用蹩脚的捷克语反复播放,而且用飞机、坦克广泛散发。这份文件比较长,其中有这样两段:

  应忠于社会主义的捷克斯洛伐克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请求,我们已指示我们的武装部队前去支援捷克斯洛伐克的工人阶级和全体劳动人民保卫社会主义成果的斗争,这些社会主义成果正日益受到国内外反革命势力策划的阴谋的威胁;现在,你们的阶级兄弟前来支持你们了!他们不是来干涉你们的内政,而是帮助你们同反革命作斗争,保卫社会主义事业,消除威胁你们国家主权、独立和安全的危险。兄弟的联盟国家军队来到这里,其目的是要使任何人都不能夺走你们在我们反法西斯共同斗争中获得的自由,任何人都不能阻挡你们在光辉的社会主义道路上前进。在捷克斯洛伐克的自由独立的危险消除后,这些军队将离开你们的领土。

  可是,过了一个多小时,布拉格的一个电台则播发了一份捷共中央主席团的声明,全文如下:

  告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全国人民书:

  昨天,一九六八年八月二十日晚十一时半,苏联、波兰人民共和国、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匈牙利人民共和国和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的军队越过了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的边界。共和国总统、国民议会主席团、政府主席团和党中央第一书记对此一无所知。当时党中央正在开会,讨论党的第十四次非常代表大会的准备工作。主席团号召全国公民保持平静,不要抵抗前进中的外国军队,因为现在已经不可能保卫我国的国界了。

  根据同样的理由,没有命令我国军队、公安部队和工人民兵保卫国土。中央主席团认为,这一行动(指入侵--引者)违反了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彼此之间关系的基本原则,破坏了国际法基本准则。

  党和民族阵线的领导干部都应坚守岗位,他们是根据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的法律和规章作为人民的代表和他们组织成员的代表当选这些职务的。宪法授权的有关机关已召集国民议会和共和国政府会议,党中央主席团也正在召集党的中央委员会,以便应付业已形成的局面。

  捷克斯洛伐共产党中央主席团

  当事双方相继发表了内容直接对立的声明。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这还得从“布拉格之春”写起。

  

  “布拉格之春”发端

  

  “布拉格之春”或“布拉格之春运动”,是西方学者首先使用的,主要形容捷克斯洛伐1967~1968年出现的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改革的高潮。塔德·舒尔茨的《“布拉格之春”前后》、伊日·贝利康的《永无尽头的春天――一个布拉格共产党人的回忆》等著作,都讲的是这个意思。

  “布拉格之春”开始于1967年。美国《纽约时报》当时是这样报道的:“被人们称为‘布拉格之春’的运动最初始于1967年。当时,捷克斯洛伐克发生严重的社会经济危机。捷共最高领导层在如何克服危机,进行经济改革问题上分歧日益扩大,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的民族关系也日趋紧张。在1967年10月召开的捷共中央全会上,捷共中央主席团委员杜布切克公开指责当时捷共第一书记诺沃提尼是一个独裁者,蓄意破坏经济改革,损害捷克斯洛伐克民族利益。斯洛伐克的中央委员们要求改变捷共的工作方式和方法,对党和国家的体制进行根本性的变革。在中央全会上,一些委员还要求诺沃提尼辞去第一书记的职务。”这实际上就是捷克斯洛伐克出现政治、经济改革高潮的背景情况。

  与东欧其它国家一样,捷克斯洛伐克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全面地采纳了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即高度集中的计划和高度集权的领导;优先发展重工业,限制发展轻工业和农业;片面地追求指令性计划和所有制公有化的程度。这样做的结果,虽然比较快地恢复了被战争破坏了的经济,可是弊端也很快地显现出来了。其表现,在政治方面是个人崇拜、个人专权和制造了大量冤假错案。战后担任过捷共中央主席、政府总理和国家总统的哥特瓦尔德,虽然曾经主张走捷克斯洛伐克式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但在苏联的影响和压力下,很快地搞全盘苏化,如1949年提出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1951~1952年主持党内的大清洗,对以党的总书记斯兰斯基为首的“反国家中心”进行公审等等;在经济上则是效率低下,各部门之间比较失调严重,原材料和初级农产品匮乏。在外交方面,捷对苏唯命是从,苏联则派大批的“专家”实际操纵和控制着捷克斯洛伐克政治、经济甚至军事的重要部门。

  1953年3月,哥特瓦尔德在参加完斯大林葬礼回国后很快就去世了,继任者是安托宁·诺沃提尼。在亲苏、仿苏方面,诺沃提尼比起哥特瓦尔德来说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对此,用这样一则政治笑话来形容就足够了:有一天,布拉格的天空睛朗,万里无云。可是,诺沃提尼却穿着雨鞋打着雨伞。有人问他这是为什么,诺沃提尼回答道:“这是因为莫斯科正在下雨。”所以,他非但不纠正前任的错误,反而在强化苏联模式方面层层加码,继续大搞个人崇拜,继续制造冤假错案;捷克斯洛伐克的经济继续畸型发展,人民的生活水平更是难以得到改善和提高。各种矛盾也就随之越积累越多。

  苏共二十大以及随后发生的波匈事件,对捷克斯洛伐克也产生了冲击效应。为了缓和社会矛盾,防止出现波匈两国发生的那样社会动乱,诺沃提尼1958年被迫同意进行经济改革。这年2月召开的捷共中央全会,通过了《关于提高工业和建筑业管理的经济效能的原则》,由此开始了捷克斯洛伐的第一次改革。其内容主要是经济方面的,包括:减少管理层次,用劳动生产率指标等来取代总产值指标,给生产单位一定的生产经营自主权,计划工作上强调规划远景目标,实行普遍的奖励制度等等。可是,由于这次改革既没有涉及高度集中的经济,更没有触动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只是在一些具体运作方式上想有所变化,实际上是很难进行的。另外,在苏联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1958年在整个国际共运中开展大规模的批判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运动,其核心内容就是否定对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任何改革。在这样的背景下,捷克斯洛伐克这次改革的步子还没等迈出就收回来了,再加上60年代农业欠收、工业计划完不成,1962年召开的捷共第十二次代

  表大会便彻底否定了1958年的经济改革,全面地恢复了以前的管理体制上去。

  改革虽然停下来了,但是捷克斯洛伐克的各种社会矛盾却没有缓和,相反越来越尖锐,经济形势越来越糟,改革的呼声则越来越高。在这种情况下,捷共党内的一部分人重新试图进行经济改革。1964年初,著名的经济学家、当时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的奥塔·希克领导一个专门委员会制定出了《关于国民经济计划管理新体制的原则草案》,打算扩大企业生产经营的自主权,更多地利用市场机制。可是,这个计划草案一出台,就遇到诺沃提尼为首的守旧派的顽固抑制,所以推行起来步履艰难。正如希克自己讲的那样:“我的计划仅仅在部分企业中,在一些小的方面试行。抑制一直尖锐并且很恶毒。”

  随着这种局面的发展,主张摆脱苏联模式的改革派与坚持苏联模式的保守派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而前者将主要矛头对准苏联模式的坚定卫道士诺沃提尼,并进一步提出进行政治改革。最早在捷共1967年10月底召开的一次中央全会上,当时为斯洛伐克共产党书记的杜布切克要求改变捷共的结构,提出要党政分开。接着,又有人明确地要求诺沃提尼辞职。事态的发展真地有点让诺沃提尼吃不消了,他便求助于苏联驻捷大使契尔沃年科,通过他在12月8日将苏共中央总书记勃列日涅夫搬到了捷克斯洛伐克。勃列日涅夫也曾打算为诺沃提尼撑撑腰,可是遇到了捷共党内大多数反对诺沃提尼人的抵制。在这种情况下,他也只好说:“同志们,这是你们捷克斯洛伐克内部的事。苏共和苏联不会干涉你们的内政。”于是,吃了一餐饭后,勃列日涅夫便匆匆地打道回府。

  没了靠山,面对着不妙的局面,诺沃提尼一度想铤而走险,企图发动军事政变逮捕主张改革的捷共领导人,甚至连抓杜布切尔等人逮捕证都签发好,但由于没有得到各军区的支持而未遂。这一着棋走错了后,诺沃提尼的政治生涯也就到了终点了。1968年1月初,捷共中央作出了两项决定:一是将中央第一书记和共和国总统这两个职务分开,诺沃提尼辞去中央第一书记的职务,只担任共和国总统;二是选举杜布切克为捷共中央第一书记。2月,捷克斯洛伐克军队的报纸《人民防御报》首次披露了诺沃提尼1967年底曾经打算策动军事政变,结果全国上下闻之哗然,诺沃提尼不得不于3月下旬又辞去共和国总统的职务。5月,捷共中央撤消了诺沃提尼中央委员资格并将其开除出党。

  1968年3月28日到4月4日举行了捷共中央全会,进一步作出了三项重大决定:一是提名斯沃博达为共和国总统。斯沃博达生于1895年,是捷克斯洛伐克的资深政治家,行伍出身,参加过两次世界大战。捷解放后,斯沃博达担任过国防部长,国民议会议员,1948年加入捷共,大清洗时一度被捕入狱。二是通过了《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行动纲领》(简称《行动纲领》),比较系统地提出了进行政治、经济改革的设想,宣布走捷克斯洛伐克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三是改组了捷共中央领导机构,一批支持改革的人进入了中央委员会主席团。所有这一切都为“布拉格之春”高潮的到来奠定了基础。

  

  “布拉格之春”高潮

  

  在讲述“布拉格之春”高潮形成之前,应当先介绍一下杜布切克这个人,因为他实际上是“布拉格之春”的主角。

  生于1921年11月27日亚历山大·杜布切克,与美苏都有些历史渊源。他的父亲是由社会党转变过来老共产党员,曾经为美国“伊利诺伊社会主义党”的创始人之一,在杜布切克出生前不久,他才举家从美国迁回捷克斯洛伐克。1925年,杜布切克又随着父母移居苏联。在苏联,杜布切克在制模学徒工时接受了共产主义思想教育,1939年回到捷克斯洛伐克后不久便加入了捷共。解放后,杜布切克于1955~1958年再一次来到苏联在莫斯科党校学习,毕业回到捷克斯洛伐克后,任捷共斯洛伐克区委第一书记。从1960年起,杜布切克开始进入捷共中央,先任中央书记,后又被选入中央主席团。对于杜布切克,贝利康有这样的评价:“他从不锋芒毕露,堪称遵守纪律的干部的楷模。然而,杜布切克对于他人的意见宽宏大量,襟怀坦白、深通人情,因此赢得了同志们的尊重。人们常常可以看到他同普通人进行交谈。与诺沃提尼不同,他始终拒绝采取反对斯洛伐克作家和知识分子的措施。如果布拉克作出了某些对付作家或大学生的决议,杜布切克并不反对在

  斯洛伐克执行这些决议,但是,他只限于投票表示赞成,在执行时却不伤害任何人。于是每一个人都明白,杜布切克是不同意这样做的。”

  当选为捷共中央第一书记四个星期后,杜布切克于1月底来到了莫斯科,朝觐了“共产主义的教皇”–苏共总书记勃列日涅夫和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波德戈尔内。双方发表的公报说:这次会谈是热烈和诚挚友好的,对于所涉及的问题取得了完全一致的意见。这至少表明,诺沃提尼的去职和杜布切克的继任当时得到了苏联的认可。

  不过,真地到了权力的顶峰,面对着苏联模式在捷克斯洛伐克表现出来的种种弊端,杜布切克逐渐也就不那么文质彬彬、那么含蓄了。从苏联回来后,杜布切克心里更有了底,于是,捷共中央就在4月份公布了《行动纲领》。由于《行动纲领》是“布拉格之春”的基本内容和苏联出兵捷克斯洛伐克的主要借口,所以有必要将它的原文主体部分写在这里:

  捷共中央委员会,意识到自己对共产主义传统承担的义务,向党、向社会主义祖国的全体劳动人民提出最近期间自己政治工作的纲领。从五十年代末起,我国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根据这一实际,逐步形成了一条政治路线,我们要创造性地实行和发展这一路线。现阶段它的特点是:

  --已经不存在对抗性阶级,我国社会一切社会阶层的接近过程成了内部发展的主要特征;

  --国民经济管理和组织的现存形式业已过时,迫切要求改变,即要求建立这样的经济管理体制,它能促使转向集约化发展;

  --为发挥社会主动性,为公开交流观点和为整个社会和政治制度的民主化而开辟广阔天地,就成了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条件。

  共产党依靠的是人民的自愿支持;它不是靠统治社会来实现自己的领导作用,而是靠最忠诚的服务于社会的自由、进步的社会主义发展而赢得它。党的威信不是逼出来的,而必须靠自己的行动不断来赢得。它的路线不能靠命令来贯彻,而是靠党员的工作,靠自己理想的真实性来贯彻。

  过去常常把党的领导作用理解为把权力垄断性地集中到党的机关手中。这一有害概念削弱了国家、经济和社会组织的主动性和责任心,损害了党的威信,使它无法履行自己最本质的职能。

  共产党必须在社会主义国家民主规范范围内重新赢得多数人对党的路线的自愿支持。

  我们认为,由党的机关来代替国家机关、经济管理机关和社会组织的问题仍需彻底加以解决。党的决议对这些机关中的共产党员是有约束力的,但是,国家、经济机关和组织的政策、管理工作和责任则是独立的?一个政党联盟,不能垄断社会主义国家政权,人民的所有政治组织必须直接参与其事。

  经济民主化纲领主要包括:实现企业独立和企业联合以及企业对国家和机关保持相对独立性,完全和真正使消费者有决定自己消费和生活方式的权利,自由选择劳动的权利,不同劳动人民集团和社会集团在制定经济政策时形成和维护其经济利益的权利和真正的可能性。

  我们对恢复市场的积极作用寄予很大希望,它是社会主义经济运行所需要的机制,它将检验企业付出的劳动是否合理。我们想的当然不是资本主义市场,而是社会主义市场,决不是那种自发的市场,而是有调节地利用它。计划和全国性的经济政策应是推动市场正常化的积极力量,要同经济提不平衡倾向和垄断市场作斗争。

  我们开诚布公地向你们提出在当前时期指导我们所要遵循的主要思想。它的实现将深深影响我国的生活。我们没有改变自己的基本方针;我们想根据我们的传统和以前的决定在我国充分发展社会主义社会。我们想着手建设新的、高度民主的、符合捷克斯洛伐克条件的那种模式的社会主义社会。但自身经验和马克思主义的科学认识使我们得出结论;通过旧道路,使用早已过时的手段和不民主把我们拉向后退的粗暴方法,是不可能达到这些目标的。

  这个纲领属于什么性质的,到底应当怎样评价?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捷共自己认为这个纲领“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也是独树一帜的文件”,在新的末知的条件下“开辟和实践了新道路”;中国学者认为:它所标志的“不仅是经济体制上的彻底改革,而且是政治体制上大刀阔斧的改革,是一次综合经济、政治、社会各方面的改革运动;”还“明显地表现出捷要求摆脱苏联的控制和苏联模式的束缚,有鲜明的争取独立自主的做法”;西方学者有的认为:“捷共的《行动纲领》是一个相当温和的无害文件,满篇是含糊不清的、如坠五里云雾的表述。”至于苏联东欧其它一些国家,从《告捷克斯洛伐克人民书》中不难看出,它们把这个纲领视为反对苏联和反对社会主义的。

  今天回过头去看捷共的《行动纲领》,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那就是要冲破苏联社会主义模式,摆脱苏共和苏联的控制。从当时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整个状况来看,捷共迈的步子还是很大的,带有突破性。也正因为如此,才不为苏联所允许。

  《行动纲领》公布后,全面的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改革也轰轰烈烈地在捷克斯洛伐克展开了,“布拉格之春”也在5~6月达到了高潮。其表现,一是杜布切克为首的捷共的改革主张得到了广大党员、知识分子和人民群众的广泛认同,他们以空前高涨的热情投身于这场改革运动。许多人积极要求加入捷共,还有许多人甚至将自己的金银首饰献出来支持杜布切的改革;二是《改革纲领》中的许多具体措施都通过政府而制度化,通过国民议会而法律化。捷共的改革进程在紧锣密鼓地进行着,一直持续到8月苏联出兵镇压。

  

  光明与黑暗的抗争

  

  然而,捷克斯洛伐从4月到8月的大规模改革绝不是一帆风顺的,主要的压力来自外部,也就是苏联?之所以如此,最根本的原因“布拉格之春”就是针对它们的。比如,在捷总检察院和最高法院开始着手为50年代大清洗的受害者恢复名誉的同时,捷共中央的喉舌–《红色权利报》、捷国防部的机关报–《人民防御报》都发表了指责苏联的文章,认为:“最大的罪恶昭彰的破坏法制行为并非我国的产物,而是贝利亚‘长臂’直接造成了。”《纽约时报》说得更明白:“1968年5、6月份,捷克斯洛伐克出现了十分复杂的局面。改革者要求加快政治、经济改革的步伐。一些人也乘机闹事,制造事端,呼喊反共、反苏的口号,要求退出华沙组织。由于取消了新闻监督法,政府失去了对宣传媒介的控制,许多报刊刊登反苏文章,这便为苏联领导提供了捷领导人不值得信任的证据。”

  对此,苏联领导人当然不能等闲视之了。

  4月9~10日,苏共中央召开全会,其主要议程就是听取中央总书记勃列日涅夫所作的《关于国际形势的迫切问题和苏共为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而斗争》的报告。会后发表的公报说苏共“??缁嶂饕宕蠹彝ピ?政治上、经济上国防上的不断加强合作而作出一切必要的努力。”这无疑是为干涉别国内政确定了冠冕堂皇的理由,实际上也就等于发出了干预的信号。果然又过了10天,苏共就公开发表声明说,捷共四中全会出现了“非马克思主义和非社会主义观点的影响”。

  到了5月,苏联就开始不那么客气了。17日国防部长格列奇科率领了一个军事代表团来到了捷克斯洛伐克,向捷方提出派一个师的苏联军队驻扎在捷克斯洛伐克的西部边境上,以便共同防御联邦德国。对于这样一种明显侵害主权的要求,捷方理所当然地不会同意。在这就情况下,格列奇科又提出在捷克斯洛伐克境内举行一次小规模的“参谋人员训练演习”,可是在得到捷方允许后进入的却包括通讯兵、警戒兵、装甲兵和空军等等大部队。这些部队来到捷克斯洛伐克后,不是演习而是占领了许多军事要地。捷方既不了解来了多少苏联军队,也不得过问其活动。这次演习持续到了6月下旬,进入捷克斯洛伐的苏联和华约组织其它国家的军队近5万人,所以被视为是对捷克斯洛伐克进行占领的序曲。

  6月27日,捷克斯洛伐克的《自由议论报》发表了由小说家卢·瓦楚利克根据一些科学家建议而执笔起草的一份声明,题为《工人、农民、职员、艺术家、科学家、技术人员及所有人》。这份也被称为《二千字宣言》的声明主要内容两方面,一是要求首先从共产党内开始民主化进程,二是反对任何来自外部的干预。尽管这个声明并不代表捷共,而且事实上杜布切克也不赞成并且促使捷共中央主席团公开表示反对,以免招来麻烦。尽管如此,苏联方面知道后仍然不依不饶,于在7月采取了一系列行动进行施压。

  先是在中旬,苏联、波兰、匈牙利、保加利亚和民主德国等华约五国领导聚会,主要议程就是讨论《二千字宣言》对捷克斯洛伐和整个共产主义事业威胁问题。事先,五国领导人还分别致信杜布切克,要求捷克斯洛伐领导人也参加。捷共中央主席团经过讨论一致决定不去参加,因此拒绝邀请(包括后来契尔沃年科送来的一份措辞十分严厉的“请柬”)。在遭到拒绝后,苏联外交部长葛罗米柯7月11日又以五国党中央政治局的名义向捷共中央主席团写了一封密信,再一次发出带有威胁性的“邀请”。信中称:“我们仍然认为,你们必须参加这一会晤,因为这是目前关系到我们共同利益的重大问题。”

  无可奈何,五国领导人只好在没有捷方出席的情况下开了两天紧急会议,最后决定发出一封联名信,向捷克斯洛伐克发出警告。信中威胁说:“我们不能坐视敌对势力把你们的国家推离社会主义的道路并且引起使捷克斯洛伐克脱离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危险。这已经不仅是你们一国的事情了。这是我们参加华沙的所有国家的共同事务。”

  对于这封明显是干涉内政的联名信,捷共中央主席团在答复中除了说“没有任何现实理由把捷克斯洛伐克的社会主义制度叫作反革命局势”之外,还认为,在一个兄弟党缺席的情况下举行会议来判断该党的活动是否正确的做法,是不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的共同事业的。但是,为了缓和矛盾,捷共中央同意举行双方会谈。7月28日,布拉格和莫斯科同时宣布,捷共中央主席团和苏共中央政治局将于7月29日在捷克斯洛伐克东部离苏联只有三公里的切尔纳举行会谈。

  切尔纳座落在蒂萨河畔,是一座只有3千居民的小镇。会谈在该镇的电影院里进行,原定只进行一天,可以由于分歧太大,一直进行了四天。在会谈的当天,《真理报》发表文章,特别强调捷克斯洛伐克对苏联的经济依赖。勃列日涅夫在会谈的开始在一份长篇的声明中指责说:捷克斯洛伐克已经背叛了国际社会主义革命事业,成了为帝国主义服务的奴仆。他还引用了大量从捷克斯洛伐克报刊上摘录的各种言论来证明自己的观点,认为新闻自由正在威胁着共产党在捷克斯洛伐克的领导作用,最终将导致捷克斯洛伐克脱离华沙条约组织和经互会。以杜布切克为首的捷共代表团成员逐条地反驳了勃列涅夫的指责。杜布切克宣称,捷克斯洛伐克改革的唯一目标就是要建立“具有人道主义面貌的社会主义”,斯沃博达也情绪激动地反驳了苏共所谓的捷克斯洛伐“背叛了国际主义事业”的指责。双方唇枪舌剑,互不相让。最后,双方决定于8月3日在斯洛伐克首府布拉迪斯拉发举行捷克斯洛伐克与华约五国领导人的联席会议,就有关事宜继续商谈,然后就不欢而散。

  8月3日上午在布拉迪斯拉发城堡的明镜大厅,捷共中央第一书记杜布切克、苏共总书记勃列日涅夫、波兰统一工人党第一书记哥穆尔卡、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第一书记卡达尔、德国统一社会党第一书记乌布利希和保加利亚共产党总书记日夫科夫举行联席会议。实际上,勃列日涅夫等人对杜布切克已经不抱什么希望了,而杜布切克等捷共改革派却真地经为自己占了上风。所以,会议只进行了一天,最后还热热闹闹地举行了一个《联合声明》签字仪式。勃列日涅夫与杜布切克又是拥抱,又是接吻,似乎和好如初,其实前者已经准备大动干戈了。后来人们发现,这个《联合声明》已经透露出这方面的信息,因为它写着“保卫苏联和东欧各国的成果是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国际主义义务”。

  在以后的十几天里,杜布切克和勃列日涅蚨荚诩咏粜卸?G罢咴诩そ?娜褐诘难沽ο拢?哟蠼?懈母锏牟?伐,其中最突出的就是筹备捷共十四次代表大会并公布了准备交给大会讨论的报告提纲。这个提纲宣布:“我们所追求的社会主义发展模式首先要求认真发展由社会主义制度本质所决定的民主主义,为人们的自由的社会主义的积极性敞开大门……我们所说的社会主义在其发展中同资本主义相比较要求有更多的公民自由,而不是更少。言论、通讯、集会、结社、旅行自由,不是更少,而是更多的更实际的人权;住宅权、就业和施展才能权、教育和发展才能权、个人财产权、民主代表权、维护自己的利益权以及参加决定和管理权–这没有例外地适用每一人。”后者在克里姆林宫中“鹰派”的促进下,则在进行干预的物质准备,17~18日召开的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最终作出了出兵捷克斯洛伐克的决定。同日,勃列日涅夫用电话分别将这个决定通知给哥穆尔卡、乌布利希、卡达尔和日夫科夫。

  

  向勃列日涅夫求援的“邀请信”

  

  现在再回头来接本篇开始的话题。华约五国的《告捷克斯洛伐克人民书》和捷共中央主席团的声明,观点截然对立。它们到底是“不请自来”,还是有人“邀请”?在以后的二十年中,无论是苏联,还是捷克斯洛伐克,也不论是捷共党内的改革,还是反对改革的人,对此都讳莫如深。

  不过,随着越来越多的档案资料的披露,已经清楚,确实有人“邀请”苏联出兵。《真理报》前总编齐米亚宁在回忆录中说,1968年8月20日苏联出兵前夕,柯西金打电话给他:“请注意,我们要出兵捷克斯洛伐克。这不是一般的出兵,而是对捷克斯洛伐克同志们来信的反应……政治局要求,即使你知道写信人的名字,知道这些人是活着还是死了,对谁也不能讲。我一直信守诺言。”当然,捷克斯洛伐克的当事人更难启齿道出这些有损于民族利益的真情了。

  早在8月17~18日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勃列日涅夫就对与会者说,他收到了一封由捷共中央主席团和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大多数”成员署名的信,信中要求苏联出兵干预捷克斯洛伐克,用武力迫使捷共中央改变政策。勃列日涅夫的话说对了一半。他确实收到了这样的信,而且不是一封,但是署名的只是捷共中央内部少数几个反对派。勃列日涅夫故意夸大其辞,主要目的是想迫使其他华约国家的领导人支持他出兵。当时,积极支持苏联出兵的哥穆尔卡和乌布利希,卡达尔和日夫科夫则犹豫不决。

  第一封要求苏联出兵的信是捷共中央主席团候补委员卡佩克写给勃列日涅夫私人的,大概是在7月29日或30日转交到收信人手中。信的全文如下:

  尊敬的同志:

  我知道,我给您写信是不寻常的。可是,您知道我国现在的情况非常反常,相信您能理解?我完全同意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从今年1月开始纠正前一个时期的错误。在1月份以前我还是中央主席团候补委员,在诺沃提尼领导的班子里工作。所以我了解他的错误和缺点。我经常批评他,可是后来我确信,中央第一书记不下台,就谈不上恢复党的生活和工作的列宁主义准则,只有从领导人这个环节入手,才能使我们整个国家的情况正常化。因此在12月和1月我亲自参与让诺沃提尼的辞职的活动。然而我国最近的事态发展令人失望。现在,党不是集中力量恢复列宁主义工作准则,而是离它越来越远。我认为主席团里有一个小集团,成员是斯姆尔科夫斯基、克里格尔、什帕切克和西蒙以及书记处成员齐萨日和斯拉维克。许多迹象表明,他们就象第二个中央那样自行其事。这个小集团实际上控制着所有新闻媒体,利用新闻媒体不仅对社

  会舆论施加压力,而且给不赞成他们的人们施加压力。

  两个政权并存的结果是,党力量大大削弱了。现在我们没有能力防止新的政党出现。没有能力打击反社会主义和反苏势力的发展。因此党的行为能力已经丧失,我们根本不能靠自己内在的力量阻止不利的事态发展。最近一次中央全会就是例子。会上讨论了五个兄弟党的信,由于外来的压力,中央全会实际上失去了理智的自主权利。

  因此我呼吁并请求您--勃列日涅夫同志,向我党我国人民伸出援助之手,回击那些不仅把整个社会主义社会生活民主健康化进程引入歧途,而且会给我国的社会主义命运本身造成严重危害的势力。

  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候补委员安·卡佩克

  过了不久,另一封有5个人签名的秘密“邀请信”又转到了勃列日涅夫的手中。写这封信的5个人是:捷共中央书记英德拉,捷共中央主席团成员科尔德尔、卡佩克、比拉克和《红色权利报》主编什维什特卡。这封信的全文是:

  

  尊敬的列昂尼德·伊里奇:

  在充分意识到我们要对这个决定负责的情况下,我们向您提出下列请求。

  我国健康的民主进程付之东流,纠正缺点错误的工作收效甚微,党中央对社会的全面政治领导正丧失殆尽。出版、广播和电视实际上掌握在右派力量手里,他们极力对社会舆论施加影响,使敌视党的人畅通无阻地进入政治生活。这些人掀起了民族主义和沙文主义恶浪,造成反共和反苏狂潮。

  我们党的领导集团犯了许多错误,已经不能正确地捍卫和执行党的生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准则,尤其是民主集中制原则,党的领导人已经无力继续成功地抵制对社会主义进攻,无力在意识翁?矫嬉约罢?畏矫孀橹?对右派力量进行攻击。我国的社会主义面临着威胁。

  现在,我国在政治机构和国家职能在很大程度上已经瘫痪。右派力量为反革命政变创造了有利条件。

  在这种严重的形势下,我们请您,苏联共产党人、苏共和苏联领导力量以及贵国所具有的各种手段有效地支持和帮助我们。只有在您的帮助下,捷克斯洛伐克才能摆脱反革命的威胁。

  我们知道,采取决定性步骤捍卫捷克斯洛伐克的社会主义对苏共和苏联来说或许不是轻松的。我们要竭尽全力进行斗争,然而,如果我们力不从心或者没有取得积极的结果,就请您考虑我们的这一表示吧。

  考虑到我国形势发展的复杂性和危险性,请您对我们的信件严格保密。

  英德拉、科尔德尔、卡佩克、什维什特卡、比拉克

  

  这些人为什么要这样做呢?道理也很简单,任何时代、任何国家进行了任何重大社会变革,都不会一帆风顺,必然会遇到各方面的阻力。亨廷顿讲过这样一段不无道理的话:“改革者的道路是艰难的。他们所面临的问题比革命者更为困难……他们必须两线作战,同时面对来自保守和革命两方面的反对。”卡佩克等人无疑属于捷共内部保守派的主要代表。他们知道仅靠自己的力量难以抵挡住改革浪潮,于是便想借助于对捷克斯洛伐克改革同样也十分不满的苏联的力量,来扼杀“布拉格之春”。于是就是出现了“邀请书”,于是苏联为首的华约军队就来了。

  附带要提一笔,“布拉格之春”虽然被来自克里姆林宫的严寒吞没了,然而,向勃列日涅夫发出邀请的这几个人也并没有太风光或者说没有太长时间的风光,有的人后来命运甚至还很惨。卡佩克1969年后担任布拉格市委第一书记,捷共中央主席团委员。但是,在“天鹅绒革命”之后,他开始意志消沉1990年5月在女儿别墅作客时自杀。科尔德尔于1972年病死,卡维斯特卡1983年瘁死在约旱募颐趴冢?壤??988年退休。

  

  八月的梦魇

  

  布拉格被以苏联为首的华约五国军队占领后,推行改革的捷克斯洛伐克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命运如何,有过什么样的经历呢?

  1992年12月2日,苏联驻捷克斯洛伐克大使亚·列别杰夫将苏联外交部档案中盖有“绝密”、“机密”大印的涉及捷克斯洛伐克1968年8月事件的文件,移交给捷克斯洛克政府“分析1967~1970年时期委员会”主席沃·麦奇尔。这批文件一共有200多页,包括莫斯科发给苏联驻捷大使的密码电报、苏共中央给苏联驻苏大使下达的密令、苏联外交部发给苏联驻柏林、华沙、布达佩斯和索菲亚外交机构的涉及到捷克斯洛伐克形势的紧急情报等等。在这些重要资料公开的同时,许多当事者也开始陆陆续续写回忆文章,比如俄罗斯的《环球回声》周刊第51期以《与强盗打交道的时光》为题,发表了杜布切克的回忆片断。如果将所有这些综合到一起,就不难弄清楚事情的真相了。

  8月20日晚,捷共中央大楼里的会议室灯火通明,从下午2点开始召开的主席团会议仍在继续着。与会者正在热烈地讨论筹备召开党的第十四次代表大会问题。倡导“布拉格之春”的捷共领导人虽然知道苏联对自己的改革心怀不满,但没有想到苏联的坦克会如此之快地开进布拉格。这天下午,捷外交部曾收到一个匿名电话。打电话人说:“我是匈牙利人民军军官,正在公用电话亭里打电话。我不能说出我的姓名,你们也不要问。但是,我要告诉你们,今天我接到命令,要在23点20分越过捷克斯洛伐克边界。”可是,捷共领导人认为这一准确的消息是“有人蓄意挑起事端”,因而也就失去了避免灾难的最后机会。

  会议进行到了11点45分,工作人员进来说国防部长楚尔请政府总理切尔尼克接电话。十分钟这后,切尔尼克从隔壁房间回来,脸色苍白,非常沮丧地说:大家别讨论筹备党代会问题了,苏联、波兰、匈牙利、东德、保加利亚等华约五国的军队已经从许多地方越过了边界,捷克斯洛伐克到早上6点钟就要全被占领。话刚说完,切尔尼克就昏了过去。杜布切克听后气得浑身发抖地说:“我做梦也没有想到,这些国家会对我们采取这种卑鄙的手段……我这个一生都致力于捷苏友好的人竟遭到如此的对待。”其他的与会则都呆若木鸡.

  又过了一个多小时,主席团的一位成员提出,捷共应当发表一个谴责苏联的强盗行径、向人民表明中央态度的声明。于是,克里格尔、斯姆尔科夫斯基就起草了一份声明草案,然后交由中央主席团全体成员集体讨论,最终是7票赞成4票反对获得通过。反对者是比拉克、科尔德尔、里戈和什维什特卡,他们不同意华约部队进入捷克斯洛伐克违反国际法,因为外国军队至少在表面上就是应他们之邀而来的。

  如果是在平时,布拉格的广播到凌晨1点早已停止播音了,可在这天,它仍一遍又一遍地播放贝多芬的庄严音乐。居民们预感到要发生什么事情,许多人从床上爬起来。不一会儿,人们就听到播音员用沉重的声音说:“现在播送捷共中央主席团的声明”,但没等听到下文,播音就是断了。原来国家电台台长霍夫曼下令停止播送这份声明,他与比拉克等人一样都是“布拉格之春”的反对者。斯姆尔科夫了解了这种情况后,对布拉格施特拉霍夫区的电台负责人说:霍夫曼已经不服从中央主席团的决定了,必须安排另外的电台将捷共中央的声明播发出去。这个涸鹑烁傻煤艹錾???靡桓霰赣玫缣ㄍ瓿闪巳挝瘛?捷共中央主席团的声明播送后,英德拉、科尔德尔、什维什特卡等人离开了中央大楼。后来人们才知道他们是去与苏联军队联系。切尔尼克返回政府官邸,打算召开政府成员会议。杜布切克、斯姆尔科夫斯基、什帕切克、西蒙等人决定留下,进行政治反抗。杜布切克后来回忆说:“我们应当留在自己的岗位上,不让叛徒占据这些岗位。我们意识到,有人会从肉体上消灭我们。但如果我们自愿离去,情况就会完全不同。”他们谁也不想临阵脱逃。

  然而,广大党员群众对他们的安全却十分关心。大约在早晨两三点钟,一个工人代表团来到了捷共中央大楼,劝说杜布切克等人离开,“为什么要等他们来抓呢?”布拉格市维索昌伊工人区的代表坚决要求党的领导人到他们工厂里躲一下,那里有工人民兵和捷克斯洛伐克军队,可以保护他们,党的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也可以在那里召开。杜布切克表示不能那样做,假如他离开了中央大楼,那就等于临阵逃脱,一个船长是不允许离开正在下沉的船的。捷共的其他领导人也表示同杜布切克一起留在办公室里。

  清晨4点多钟,一辆黑色的伏尔加轿车开到捷共中央大楼前面,它的后面跟着满载荷枪实弹伞兵的坦克和装甲车。士兵们将大楼团团围住,一名苏军上校在捷克斯洛伐克安全部门人员的陪同下,率领一群伞兵部上大楼,用黑洞洞的枪口对准了杜布切克、斯姆尔科夫斯基等人。与此同时,切尔尼克在政府官邸,捷共另一名中央领导西萨尔在自己的寓所被也被苏军逮捕。

  这样,积极主张和推行改革的捷克斯洛伐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在自己的国土上成了苏联人的俘虏!贝利康后来气愤地写道:“试问,这种政治上的强盗行径在战后欧洲是否有过先例?国家首脑和一个执政的共产党的领导人受到一个‘友好’国家军队的军事包围,并作为人质绑架到国外,这种情况又曾发生过吗?”的确,这在战后是独一无二的。

  5点多钟,捷共中央大楼前聚集了许多年轻人。他们高唱着捷克斯洛伐克的国歌,举着国旗,排起长队进行示威。试图进入中央大楼的示威者并与包围大楼的苏联士兵发生了冲突,苏军那名上校先是命令士兵朝天放枪,接着又命令士兵向人群开枪,一名捷克青年倒了下去。

  大楼上的捷共中央领导人看到这一幕怒不可遏。斯姆尔科夫斯基操起电话喊道:“给我接契尔沃年科!”电话很快就接通了,斯姆尔科夫斯基要他立即命令苏联士兵停止杀人,并且要对已经发生的流血事件负责。他的话还没有说完,一个苏联士兵疾步上来抢下话筒并将它摔在地上。杜布切克想同正在政府大楼中的切尔尼克通话,也没有成功。苏联人把包括直通克里姆林宫的“热线”在内的所有电话线都掐断了。

  早上8点,那名苏联上校在几名捷克斯洛伐克安全部门的人员陪同下来到关押捷共中央领导人的杜布切克办公室,掏出一份名单,要求凡是被念到名字的人都随他走。杜布切克、什帕切克、克里格尔、斯姆尔科夫斯基等人被苏联士兵的押送到西萨尔办公室。这时,一名捷克斯洛伐克安全部门的官员在苏联人的监视下宣布:“以英德拉同志为首的工农政府的名义宣布逮捕你们!两个小时以后,你们将会受到革命法庭的审判。”斯姆尔科夫斯基听罢愤怒地大声喊道:“革命法庭是个什么玩艺儿?英德拉领导的是什么政府?”杜布切克此时反到冷静了下来,他拉了一直斯姆尔科夫斯基的衣袖子说:“约瑟夫,抗议没有用。什么也别说,保持冷静。”这样,在西萨尔的办公桌旁,一边坐着成为囚犯的捷共中央领导人,另一边坐着一名苏联军官,四周站着持枪的苏联士兵。

  直到下午两点多钟,苏联军人将捷共领导人带出大楼。到哪儿去,杜布切克等人心里也没有谱,或许到所谓的革命法庭接受审判,或许被押到某个地方枪毙。

  捷共中央大楼前停着两辆装甲车,苏联士兵将杜布切克和克里格尔推上其中一辆的后排座位上,把斯姆尔科夫斯基等带到另外一辆。装甲车疾驰到布拉格机场,杜布切克等人被带上一架安–2运输机。经过近2小时的飞行,这架运输机在一个不知名的地方降落。苏联人又将捷共领导人带上一架军用飞机,但在起飞之前又把杜布切克押上另外一架飞机,其用意很明显是想将捷共领导人分开。杜布切克于23日被押解到了莫斯科。他后来回忆道:“在路上,他们甚至不让我洗脸,想让我早些感受到自己是个失败者,是一个失了身份的人。”

  斯姆尔科夫斯基、什帕切克、克里格尔三人最初是在一起。天黑的时候他们乘坐的飞机在波兰西部一个机场着陆,然后被带上一辆汽车,行驶约15公里来到一座军营后,又分被别关押,由苏联士兵看守。22日凌晨3点左右,三人又一次被带到机场并送上一架图式飞机。经过几个小时的飞行,飞机喀尔巴阡山的一个机场降落。然后,斯姆尔科夫斯基、什帕切克和克里格尔分别乘坐伏尔加小汽车朝着三个不同方向驶去。

  斯姆尔科夫斯基乘的车向东行驶了30多公里,停在一座有铁丝网围着的小房子前面。下了车,他一眼就看到切尔尼克站在院子里。切尔尼克是几分钟之前被苏联人带到这里的。两人坐在院子里的一颗松树下,想到捷克斯洛伐克遭到的劫难和自己的处境,切尔尼克泪流满面。

  不过,也就从这个中转站开始,捷共中央的领导人的境遇开始好转起来。晚餐桌上摆着丰盛的饭菜,甚至还有一瓶果酒。斯姆尔科夫斯基和切尔尼克交换一下目光说:“现在的处境不同了,因为这样的饭菜意味着招待体面人物。”他们预感到要发生什么变化。果真,他们吃过晚餐后在院子里散步的时候,一位苏联军官喊道:“切尔尼克同志,请您听电话。”不一会儿,切尔尼克回来对斯姆尔科夫斯基说:“萨沙(即杜布切克)与勃列日涅夫通了电话。他准备前往莫斯科,并说有一些人必须随他去。所以,我得先走了。”

  切尔尼克走后,斯姆尔科夫斯基一个人在这儿呆了一夜,23日也被带到了莫斯科。

  

  非常时刻的非常党代会

  

  以苏联为首的华约五国入侵后,英勇的捷克斯洛伐克人民进行了坚决不屈的斗争,从电台的播音员到一般的老百姓,从党员干部到普通群众,都利用自己力所能及的方式和方法与占领者进行抗争。“全国人民已投入到非常有效的消极抵抗运动之中。由于他们拆除了街道标志、房屋牌号和牌匾,占领军陷入不知东西南北的迷途之中;墙壁上和人行道上盖满了乱写乱涂的字画;大众媒体(电台、电视、报纸)在地下继续活动;所有的群众组织都谴责入侵。”捷共在非常时刻召开的一次非常党代表就最集中、最典型地反映了捷克斯洛伐克人民的对侵略者的反抗。

  早在“布拉格之春”达到最高潮的时候,面对着改革进程中出现的种种矛盾和问题,捷共也一直在筹备召开党的第十四次代表大会,时间最初是定在9月9日。前边提到过,8月份捷共把为这次大会准备的报告提纲公布于众了。

  为了表明对杜布切克等党的领导人的支持和对苏联干涉的反抗,捷共中央决定提前召开十四大。由于正常途径已经不起作用,所以,捷共中央决定通过广播方式向各地的大会代表发出了通知,要求他们8月22日到指定的地方集合,然而再去会场。代表听到通知后,从全国各地的工厂、农村和城市来到被苏联坦克包围之中的布拉格。许多代表和捷共领导人为了不让占领者发现,便乔装打扮,有的甚至乘救护车来到预定地点。贝利康对此的描写十分生动:

  “22日早上,有一个医生来到议会大厦,还跟着几个护理人员和抬担架的。‘我们把把你们藏在麻布被单下,’医生说,‘然后,用红十字的救护车把你们带走。车子就停在议会大楼门前,送你们去参加党代表大会。’同志们想出来的这种办法使我们深受鼓舞。然而,另一个议员–他是一个老党员–所表示的怀疑却象一盆冷水迎面泼来:‘如果这是一个圈套呢?’事实上,我们既不认识那们‘医生’,也不认识他的‘助手’。在电话里经过一阵相当复杂的交谈后,对方向我们保证,我们的营救者确实是布拉格市委派来的。就是这样,我们坐着救护车来到维索昌伊工人居住区的一个大工厂,第十四次党代表大会就在这里举行。”

  讲完这些,贝利康无限感概地说:“在共产主义运动史上还从未有过这种事情:在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里,执政的共产党根据党章规定召开的党代表大会不得不秘密地举行,因为另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坦克阻止大会公开召开。”

  结果,捷共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一个为世人所公认的显著特点就是自发性,这大概在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是绝无仅有的。早先选出来的大会代表是1543名,其中1000来名得到消息后便想方设法来到了切卡德工厂,超过了召开代表大会的法定人数。于是一些代表提议按党章的规定,举行大会并就有关问题进行讨论。22日上午11点多钟,也就是在苏联出兵不到24小时,捷共第十四次非常代表大会成功地在切卡德工厂的大礼堂开幕。

  这次大会的主要成果,除了选出了一个由27人组成的中央主席团和由144人组成的中央委员会之外,还通过了两份重要文件。一个是致杜布切克的信,另一个是《告全国人民书》。

  致杜布切克的信是这样写的:

  亲爱的杜布切克同志:

  今天这里开会的第十四次非常代表大会向你致以热烈的、同志般的问候。我们对你为我们党和我们祖国所做的一切工作表示感谢。我国青年人手持鲜血染红的国旗在布拉格游行时,反复高呼“杜布切克,杜布切克”,这充分证明你的名字已经变成了我国主权的象征。我们对非法囚禁你及其他几位同志表示抗议。

  代表大会再次将你选入新的中央委员会,我们继续把你当作我们的领导人。我们坚信,捷克斯洛伐克民族一定会重新掌握自己的命运,你也将和我们重新欢聚一堂。

  而《告全国人民书》更是向全体捷克斯洛伐克人民,也向苏联表明了捷共的立场和态度:

  同志们,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公民们:

  捷克斯洛伐克是一个建立在全国人民的自由意志和支持的基础之上的拥有主权的、自由的社会主义国家。可是它的主权却受到了侵犯,1968年8月21日,它被苏联、波兰、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保加利亚和匈牙利的军队占领了。

  这一行动的根据被说成是由于社会主义事业受到了威胁,而且干涉是应一些捷克斯洛伐克领导人的请求进行的。但是,中央委员会主席团昨天发表的告人民书、共和国总统第二次讲话、国民议会和共和国政府的声明和民族阵线中央主席团的声明,都清楚地表明,没有任何一个有资格的党或法定的当局曾要求过这种干预?在此之前,捷克斯洛伐克没有发生过反革命事件,社会主义的发展也没有受到威胁。正如全国人民对杜布切克同志为首的党的新领导的巨大信任所表明的,我国人民和我们党完全能够依靠自己的力量来解决发生的问题。实际上我们已经采取了行动,这些行动将逐步实现马克思和列宁关于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基本思想。同时,捷克斯洛伐克也没有背弃自己的条约承诺和义务,它丝毫也不想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及其人民为敌。这些条约规定的义务却遭到占领国军队的破坏。

  捷克斯洛伐克的主权、同盟关系、华沙条约、切尔纳和布拉迪斯拉发协议遭到践踏。党和国家的几位领导人被非法逮捕,同人民隔绝,不能行使他们的职权。一大批中央机关被占领。这些都是严重的不正义行为。

  代表大会坚决要求立即创造条件使一切立法和行政机构能正常工作,立即释放被扣押的领导人,使他们能履行其职务。

  8月21日在我国形成的局势是不可能持久的。社会主义的捷克斯洛伐克决不会接受一个军事占领当局,也不能容忍一个靠占领势力扶植起来的伪政权。

  勿庸置疑,我们的基本要求是外国军队撤离我国。如果上述要求得不到满足,尤其是如果在24小时以内不与我国自由的国家和党的领导人开始谈判撤退外国军队的问题,如果不让杜布切克同志及时就此问题向全国人民讲话,代表大会要求全体劳动人民在8月23日(星期五)中午举行一小时的抗议罢工。代表大会还决定,如果它的要求不能满足,它将采取进一步的必要措施。

  果真,在23日中午捷克斯洛伐克自实行社会主义20多年来第一次总罢工开始了。布拉格上空响起一阵震耳欲聋的警报器、火车的汽笛、汽车的喇叭混合而成的巨大声音,接着便是死一般的寂静。机器停止了转动、车辆停止行驶、人们停止工作,一切都沉默下来。就在这无声之处隐藏着捷克斯洛伐克人民对苏联等国野蛮行径的无比愤怒和强烈的抗争。

  这次大会以后,新先龅慕莨仓醒胛?被峋驮谇锌ǖ鹿こЮ锟?构ぷ鳎?捎谥醒胛?被岽舐セ贡凰站?剂熳?,这里自然就成了实际的领导中心。这种局面一直持续到27日被劫持到莫斯科的捷共领导人返回布拉格时为止。

  

  蒙难的“基督”

  

  最终的结局对捷克斯洛伐克来说无疑是可悲的,在苏联等五国的威逼下,捷克斯洛伐克党和国家领导人不得不屈服,被迫签署了城下盟约。

  在劫持了杜布切克等捷共领导人的同时,苏联又“邀请”捷克斯洛伐克总统斯沃博达前往莫斯科进行高级会谈。1991年苏联《新时代》周刊公开了保加利亚、民主德国、波兰、匈牙利、苏联党和政府代表团1968年8月24~25日在莫斯科召开的秘密会议的记录。从这些记录中可以清楚看出苏联人是如何使杜布切克等就范的。

  斯沃博达是23日到达莫斯科的,随行的主要是一些杜布切克的反对者,有英德拉、比拉克、皮列尔、楚尔、萨克、库切拉、克卢萨克(斯沃博达的女婿,在捷外交部工作),苏联表面上还为他们举行了一个十分隆重的欢迎仪式。

  捷苏两国领导人从23日到26日举行了多次会谈。第一次只进行了十分钟,而且非常不愉快。双方见面伊始,斯沃博达就提出,必须让杜布切克、切尔尼克、斯姆尔科夫斯基等参加会谈,否则他就拒绝讨论任何问题。苏联却要求斯沃博达承认苏联等五国军队进入捷克斯洛伐克是为了拯救社会主义,是合理合法的。斯沃博达针锋相对地说,捷克斯洛伐克人民宁愿选择死亡,对此也不会承认。为了打破僵局,最终还是苏联方面作出了一些让步,同意杜布切克等人参加会谈。正因为如此,杜布切克、切尔尼克、斯姆尔科夫斯基等人在被劫持的途中才开始受到了善待。

  在接下来的会谈中,捷方参加人员除了被“邀请”来的以外,还有被劫持来的人;苏方出席的有苏共中央总书记勃列日涅夫、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波德戈尔内等。这次会谈同样进行得很艰难。苏联方面拿出了一份会谈公报草案要捷方签字。为了看清苏联的大党主义和大国主义本来面目,不妨将这份包括14条内容的协议书抄录如下:

  1.今年8月23~25日,苏共和捷共代表团在莫斯科举行了会谈。会谈过程中讨论了与保卫捷克斯洛伐克人民的社会主义成果有关的问题。

  双方从兄弟国家和党之间关系中公认的准则出发,遵循在切尔纳和布拉迪斯拉发形成的原则。双方承认保卫成果的必要性、同一切反社会主义势力进行决定性斗争的必要性。这是一切共产党的责任。双方表示,应当实现在布拉迪斯拉发形成的原则以及在切尔纳达成一致的原则,执行在那儿制定的实际措施。

  2捷共代表团宣布,那个所谓的捷共十四次代表大会无效;它通过的所有决议无效(理由是:召开大会和与会者的要求相矛盾,没有斯洛伐克共产党的代表、军队的代表参加等。)代表大会是政治上的挑衅。捷共代表团宣布,十四大将在党和国家的形势正常化之后召开。

  3捷共代表团通知,在最近2~3日内召开捷共中央全会,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成员参加。

  全会将研究巩固国内所有党的领导组织的问题,和把那些不能保证工人阶级和党的领导作用,不能保护社会主义的利益及与兄弟的社会主义国家的亲密联系的人撤职的问题。

  4捷共领导人情意迫切地实行一系列措施,来巩固工农政权,巩固社会主义。

  要强调下列的必要性:

  --完全掌握大众舆论工具;

  --阻止反社会主义和反苏的行为;

  --粉碎各种各样的坚持反社会主义立场的团体和组织;

  --不许社会民主党出现。

  为此,捷将采取措施把的损自己的形象,其活动不能保卫党和社会主义利益的人从党和政府机关中清除出去。

  5苏共代表和捷共代表就五国联合部队留在捷克斯洛伐克领土的问题达成相互谅解。

  军队不干涉捷克斯洛伐克内部事务,一俟消除了捷克斯洛伐出现的对社会主义成果和对社会主义阵营安全的威胁,就逐渐从捷克斯洛伐克领土撤出。

  6,捷克斯洛伐克领导通报,将向捷克斯洛伐武装力量发布命令,其目的是阻止与联合部队的冲突事件。军事指挥部发出支持同联合部队指挥部接触的指示。捷共中央主席团和捷克斯洛伐克政府采取这个措施,是为了预防出现可能导致居民和联合部队之间磨擦的情况。

  7,双方达成协议,很快就广泛的经济问题开始谈判,以便在注意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发展的同时,加深苏联和捷克斯洛伐克之间的经济与科持的合作。

  8,双方一致认为,鉴于国际形势的发展和帝国主义的活动,有必要加强和提高华约组织及其它双边、多边联盟的有效行动。

  9,苏共和捷共的代表团重申自己的决定,今后在苏联和捷克斯洛伐克的国际舞台上协调行动,同以前一样,在欧洲事务中执行适合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共同利益、保卫欧洲和平的政策,执行反对试图修改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果和改变现今疆界的帝国主义、复仇主义和新法西斯主义势力的政策。

  10,鉴于联合国讨论所谓捷克斯洛伐克问题,捷共声明,捷克斯洛伐克方面并没有在联合国提出这个问题,不同意无根据地干涉它的内部事务。捷共代表要求捷克斯洛伐克政府指示其在联合国的代表,坚决地抗议在联合国中讨论这个问题。

  11,捷克斯洛伐克代表宣布,他们讨论了滥用以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名义的权利的希克和哈耶克的活动。他们的活动与他们继续留在政府中是不相容的。

  12,双方讨论了党和政府代表团互访的问题,互访的目的是为了加深友谊,讨论和通过关于迫切问题的决议?13,代表团达成协议。8月20日开始的双方会晤的所有细节都是严肃的。捷共代表团通知苏共和苏联政府,帕维尔因其反革命活动将被解除一切职务。

  14,双方代表一致宣布,苏共和捷共及双方政府将本着“永远在一起”的口号精神,努力进一步加深传统的历史的友谊。他们也力求加深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友谊。

  对于这样明显以大欺小、以强凌弱的会谈公报草案,捷共代表进行了反驳。杜布切克后来回忆说:“我们拒绝承认捷克斯洛伐克存在反革命势力,认为外国军队的干涉是个不幸的错误并要求撤走军队。苏联领导人断然拒绝了我们的全部要求并发出了威胁。柯西金对斯姆尔科夫斯基说,以您目的的处境而言,您没有资格提条件。”捷方代表也按自己的立场草拟了一份会谈公报草案,提出五国首先必须撤军。在此基础之上,捷克斯洛伐克的改革可以考虑各国的共同利益,但应当以捷共的《行动纲领》作为今后制定路线的基础。苏共中央政治局将这个草案退给捷共代表,并且训斥说:“这完全是最后通牒。你们应该明白,你们目前的处境是不能递交最后通牒的。”25日,苏联人又向斯沃博达总统提出了与上述草案相类似的要求,一共14条。

  苏联人为了迫使捷方代表在他们起草的会谈公报上签字,一方面加紧在捷克斯洛伐克的军事行动,制造了许多流血事件;另外一方面又对参加会谈的捷党和政府领导人软硬兼施。苏共中央负责意识形态的领导人波诺马廖夫说:“反正你们今天不签字,明天也得签;这个星期不签,下个星期也得签。这只是一个时间早晚的问题。如果群众一旦同军队发生冲突,军队就得会得到开枪的命令。你们应该懂得,达不成一项政治协议,我们是决不会让步的。如果事情一再拖延,那末责任将由你们来承担。你们要对本国人民的生命负责。”与此同时,苏联方面还在捷方代表中进行说服和瓦解工作,单独做那些开始动摇的人的工作。

  这样一来,捷方代表中开始出现了“现实主义的”思想并且逐渐占了风,甚至杜布切克也是如此。他在回忆录中写道:“我们的20位领导人中有13位准备在协议书上签字。切尔尼克也倾向这样……我要对祖国成千上万人的生命负责。我拒绝签署协议书会被视为进行积极抵抗的号召。我不认为自己有权发动这种流血斗争。”所以,26日,捷方代表在苏方提出的会谈公报上签了字。这个公报写道:

  会谈期间,双方在自由的同志式的讨论中,研究了关于当前国际形势的发展、帝国主义反对社会主义国家阴谋活动的积极加强,近一时期来捷克斯洛伐克的局势以及五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军队暂时进入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领土的问题。

  双方就加速实现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局势正常化的措施达成了协议。捷克斯洛伐克代表将为达到此目的而准备立即采取的措施通知了对方。捷方表示,捷党和国家机构的各个部门一切活动的方针,是采取有效措施,巩固社会主义制度,保证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作用,发展和加强同苏联以及整个社会主义大家庭各国人民的友好关系。表达苏联人民同社会主义的捷克斯洛伐克人民加强友谊和兄弟情谊的一致愿望,苏联代表重申,他们愿意在尊重、平等、领土完整、独立和社会主义团结的基础上进行最广泛的诚挚的合作。

  暂时进驻捷克斯洛伐克领土的盟国军队不干涉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内政。双方就这些军队撤离捷克斯洛伐克领土的条件达成了协议,这将视该国局势正常化的状况而定。捷方表示,捷克斯洛伐武装力量最高统帅已发布适当的命令,以防止可能干扰和平公共秩序的事件和冲突发生。他也已经指示捷克斯洛伐的军事指挥机关与盟军指挥部进行联系。

  捷克斯洛伐克和苏联将一如即往,坚决反对妄图改变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果,侵犯欧洲现存边界的不可触犯性的军国主义、复仇主义和新纳粹主义势力。双方再次表示,将毫不动摇地履行社会主义各国间多边的或双边的协议规定的义务,以便加强社会主义大家庭的防御力量,使防御性的华沙条约能更有效地发挥其作用。会谈是在诚挚的、同志般的友好气氛中进行的。

  在这个充满着谎言的会谈公报中,苏联出兵捷克斯洛伐克的强盗行径成为正义的,而改革的“布拉格之春”被否定,苏捷之间的城下之盟把历史颠倒了。当时看,失败的无疑是杜布切克和捷克斯洛伐克,可今天回过头看,真正失败的是勃列日涅夫和苏联。正如卡加里斯基在《爱思考的里德》一书中所写的那样:“‘共产主义’一词在东欧各国人民心目中失去了信誉。他们把它与苏联霸权的一党统治和国家专制联系在一起。”

  “布拉格之春”被镇压以后,杜布切克于次年4月下了台,又过了一年被开除出党并远离布拉格管森林去了。切尔尼克、克里格尔、斯姆尔科夫斯基等支持改革的人也遭受了相同的命运。相反,当时亲苏的和不支持杜布切克改革的人,如卡佩克、英德拉、胡萨克、比拉克等人则被推上党和国家的领导岗位。

  可是,二十多年后,被颠倒的历史的又被颠倒过来。1989年12月底召开的捷共非常代表大会将胡萨克等人开除出党,并与政府共同发表声明,正式谴责以苏联为首的华约五国镇压“布拉格之春”。接着,捷联邦议会又选举杜布切尔为联邦议会主席。但是,由于新的国际、国内环境,改革的“布拉格之春”也没有再现,代之以统一的捷克斯洛伐克国家的解体。也在这一年,也在12月,保加利亚、波兰、匈牙利、民主德国和苏联的领导人在莫斯科会晤后宣布:1968年它们的国家出兵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是对主权的捷克斯洛伐内政的干涉行为,应当受到谴责。这种不合法的行动破坏了捷克斯洛伐克的民主革新进程,造成了长时间的消极后果。历史表明,即使在最复杂的局势下,运用政治手段来解决任何问题,严格遵守国与国关系中的主权、独立和不干涉内政的原则多么重要,这是符合华约条款的。

来源:爱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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