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论文集，出自1999年芝大法学院纪念《一九八四》发表50周年的研讨会，作者阵容似乎相当强大。听说过的，有霍米·巴巴、菲利普·津巴多、理查德·波斯纳这几位。津巴多就是那位在斯坦福大学做实验，让24个年轻人分头扮演狱卒和囚犯，最后闹得几乎不可收拾的心理学家。据他说，“人民圣殿教”教主吉姆？琼斯是学以致用的《一九八四》读者，创造性地把大洋国的统治术运用于圭亚那的琼斯镇，在那里制造出来一个人间地狱。在教徒杀死美国众议员LeoRyan后，琼斯一手导演了震惊世界的900多人的集体自杀。
“人民圣殿教”是个令人悲伤的案例，但是它从另一方面指出了一个事实，即大洋国式的高度社会控制，根本无法在现实国家中复制。哪怕是苏联或朝鲜，虽然某些细节类似，比如无法关闭声音的喇叭、仇恨教育等，但是仍然出现程度远超大洋国的，不受中央控制的逃亡与反叛。当然，即便大洋国，也存在着内部的矛盾性，从而为人性与抵抗留出空间。津巴多指出，大洋国的致命弱点在于，“它进行思想控制所依赖的高压力量是可见的、透明的”（P148）。
温斯顿·史密斯也许只是一个不幸的个例，而不能代表人的普遍命运。玛莎·努斯鲍姆（Martha Nussbaum）相当严厉地指出，温斯顿是“一个哀伤的小男孩，根本就没有形成一个成功而又成熟的人格”，最后变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自私鬼，一个反悲剧主义的自恋狂”（P315）。另一方面，酷刑研究者戴维斯·瑞嘉利（Darius Rejali）则引用福柯的话，形容奥威尔笔下的折磨方式为“田园牧歌式的强度”。
波斯纳的角度更倾向于实证，他指出，电幕式的控制手段根本没有可操作性。大洋国的人口约3亿，其中有15%为党员，即4500万人。在所有电幕皆有人监控的情况下，电幕若有1亿台，监控者就得有1千万。这样的社会，想来是没办法正常运转的。在他看来，对科学的理解，奥威尔无法与《美丽新世界》的作者赫胥黎相比，但就文学价值来说，则《一九八四》技高一筹。
除了一篇结语，其余十五篇论文分为“政治与文学畅想”“真相、客观性和宣传”“政治压迫”“技术和隐私”“性与政治”五个部分。这些由《一九八四》而起的思考，主要产生于苏联帝国垮台，而“九一一”尚未发生的时代。除了（乔姆斯基的好伙伴）爱德华？赫尔曼的一篇无聊得紧，其他文章都值得一读。
《一九八四》有无数闪光之处，亦不可避免地有陈旧过时的地方，它确实警示着极权主义的危险，但并不止于此。“自由即奴役”“2+2=5”（原来这口号是直接从苏联五年计划那里扒过来的）“老大哥在看着你”之类的口号，也许是小说最深入人心的地方。但是，如果简单地把它贴上“经典”的标签，用自身经验去比附小说中那些残酷的桥段，就放弃了进一步理解与批判这部作品的机会，从而陷入泛政治化的陷阱——喜欢这本小说的人，大概是普遍反对这种解读方式的。对于其揭示极权主义的意义，波斯纳的评论值得引用：“它揭穿了极权主义那些饶有趣味的内在逻辑——不是在讲它的实践，也不是在讲它的未来，而是把它的内在逻辑发挥到极致，展现它又是近乎可笑而又黑暗的一面。”（P210）
这本小说的生命力，很大一部分来自人类普遍的对自由和良善的追求。如芝大哲学教授科南特（James Conant）的理解：“奥威尔写这本书是为了告诫我们：只有当你能够自由追求自己心目中的真相时，你才有思考的自由；而只有在一个真正的社会中，才会存在思考的自由。”（P115）这几乎也是所有伟大文学作品的共同特征。即使温斯顿最终被极权统治毁灭，但他曾经历了与裘丽娅的真挚爱恋。而这种合乎人性之爱，与他和凯瑟琳那无趣的标准婚姻形成了鲜明对比。有意思的是，在不同作者眼中，这本书中的爱有“毫无色情”和“情色描写更为露骨”的区别（P47/252）。只不过，前者是温斯顿对裘丽娅的爱恋，而后者是对奥勃良的（没错，就是那个老领导！）。桑斯坦（CassR. Sunstein）认为，“某种程度上，奥勃良扮演的是严厉父亲的角色，强行拆散了温斯顿和他的爱侣”（P252）。
在中国读者看来，大洋国的“性禁锢”也许再熟悉不过，大体可以直接联想到“月经警察”等荒诞的社会实践，以致于“性禁锢”与极权统治的互相支持已成自明之理。而就桑斯坦和罗宾·韦斯特（Robin West）基于政治学、法学的分析来看，性自由与政治自由的关系并非那么不言自明，而奥威尔的铺陈也存在着内在的矛盾。就像后者所说：“奥威尔对权力的理解有偏差，因而导致了他对性的理解也不准确。”（P269）支持这种观点的论据过程大概并不难理解，更重要的是理性的质疑态度。
奥威尔把自己的太多经验融进了这本小说，使《一九八四》成为他“非虚构写作”的特殊实践。从大洋国当中，可以看到到奥威尔的寄宿学校，西班牙内战中的倾轧，以及苏联帝国的阴影。奥威尔撷取了自己的经验，却极大超越了那些令他痛苦的往事。但是，爱泼斯坦（Richard Epstein）仍旧敏锐地指出，奥威尔“过于轻率地对自身经历进行归纳总结……个人痛楚即是公共知识的来源”（P57）。而奥威尔“对极权统治和极权机构的鞭挞如此犀利”，概因“他实在努力克制自己身上的极权冲动”（P72）。
这本论文集的丰富值得称道，从美国政治、女权主义、网络与隐私、“性禁锢”、酷刑研究等角度的阐释，能让读者感到这本已经面世50年的小说仍然活着，还在与世界对话。即便奥威尔还健在，喘着粗气听大家发言，大概诸位“专家”还是会表达自己的尖锐意见。与之相反的研讨会，我们大概见得更多，无原则地吹捧，为尊者讳，名为尊敬实为阉割。没有碰撞，在智识上毫无贡献，文本的当代意义也付之阙如。
中文版的翻译还可以接受，偶有错讹，不至于影响阅读。第81页很奇怪地用了“以其昭昭，使人昏昏”这么个词，用来形容“二加二等于五”的国度的领导人。硬是把它当做化用，表达“拆着明白装糊涂”，大概也未尝不可。另外，书里还有一位神秘的“几年前出版了自传的佛教僧侣G，他曾在监狱里备受折磨长达四十年”，名字隐去，对其作品的引用也不同寻常地没有加注。没有译者序和译后记，也许是某种“技术处理”吧。
最后还是要提提津巴多这一篇。这个鬼才的社会心理学阐释，更接近于“新批评”，对每个人都有意义，只是程度轻重的区别。他说，温斯顿犯了一种“基本归因错误”（the Fundanmental Attribution Error），在外部环境压力变大的情况下，相应变得愈发脆弱，而“自相矛盾地相信自己的抗压性增强了”。这是一种二重倾向，即“一方面倾向于高估个人力量和性格的因素，另一方面却倾向于低估社会环境的影响”（P136），这就关系到“说服性话语的内化”，即自我约束转变为党之约束，最终“摧毁所有人的独立思维”。他列出了几项重点：服从训练、新话、犯罪停止、双重思想、真实控制、老大哥注视着你、情感控制、操纵时间。
在他看来，奥威尔的法则是：环境可以压制个体的反抗。而温斯顿的“基本归因错误”则导致了一种看似矛盾的现实：“越是自欺欺人地相信自己拥有金刚之身，能够抵御外部压力，越是让自己变得更容易控制。”（P144）这是《一九八四》的贡献，亦是斯坦福大学地下室的模拟监狱，以及模拟进行450伏电刑等“邪恶”试验所要验证的。津巴多认为，社会心理学有三个启示：社会环境对人类行为的影响非常重大；环境对每个行为人都有不同的意义；和独处相比，面临团体压力并具有某一团体的身份是，个人行为将有很大的不同（P145）。这就是环境、思维与团体可能给人带来的扭曲。
除了上面提到的“人民圣殿教”教主吉姆·琼斯，从日常规训与CIA的MK-ULTRA计划（很有冷战时代特色的思想控制及行为改造实验，津巴多说，计划虽然失败了，但是1960年代的中产阶级“普遍尝试服用思想改造药物”。）中，也能看出大洋国的影子来。而最新一个例子，作者提出来的是美国的政治，五角大楼的“策略影响部”，后“九一一”时代政客的恐怖主义恫吓，以及《爱国者法案》。就像他说的那样，“如果我们不警惕那些妄图控制媒体和教育体系的行为，我们就会像奥威尔笔下的世界，以及琼斯那样不断堕落”。
来源: 一五一十部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