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家祺提起了香港民族党。他说，不要把所谓“香港独立”简称为“港独”，香港不是新加坡，“香港独立”永远不会成气候。提倡“香港独立”，北京极左派最高兴，使他们可以有藉口来打击香港民主派。他认为有人提倡“香港独立”，连自己都不相信能够实现，还奢谈什么独立和民主是同一个方向、同一件事。严家祺认为，一个人要忠于自己的信念，自己并不相信是可行的目标，不要引导别人跟你去奋斗、去献身。对一些人来说，最可怜的是他们的理想信仰都是骗自己的。
美国马里兰州的十月金秋，天高气爽，树木浓荫。车子经过了无数的美式小镇，来到一处恬静的公寓小区。
中等个头，七十六岁的严家祺下楼来迎接我们，他步履轻松，腰板直挺，一见便知是每天行走万步的成果。他看了看我们的车子准确地停在了访客专用位，才放心地带我们上楼。因有几次来他家朋友的车被拖走，“停错位置的车辆随时会被拖走”，他反复叮嘱。
严家祺与夫人高皋租住的两室一厅单位在老人公寓楼内，楼下大堂是摆满犹如星巴克咖啡店桌椅的宽阔的老人会客空间，整洁、私密而舒适。笔者第一次看到美国老人公寓安静得像香港的半山豪宅，传统脑子那种吵杂而暮气的老人院景象顿时消失殆尽了。
严家祺的家，书卷味中参杂着两位老人相濡以沫共度悠闲晚年的家庭味，据说他们深居简出，不欲外客打扰，在家坚持写文章、观天下。两位老人每天对着三台大呎寸电脑显示器，或写作，或网读，晚年的生活并非无所事事。
体悟人生，言传身教
严家祺健谈，牙齿刚拔了几颗还没来得及镶上假牙，自言生怕口齿不清，然而讲起话来却字正腔圆，滴水不漏。在笔者面前，严家祺没有谈政治，一开头就讲了他领悟人生的“三要三不要”。
他说，人要有三种品质：宁静的心、勇气和智慧。这是一位基督徒莱因霍尔德·尼布尔（Reinhold·Niebuhr，1892-1971）说的，他说，“对于一个人所不能改变的事物，应当有一颗‘宁静的心’去接受它；对于一个人能够改变的事物，应当有‘勇气’去改变它；而一个人首先要有‘智慧’，能区分什么是能改变的，什么是不能改变的。”一个人，连什么是能改变的，什么是不能改变的，都不能区分，就是缺乏“智慧”。
家祺提到的“三不要”确是出乎一般人的意料。他从人性的角度，认为人要避免三种情况：不要失去自由、不要有持续性的痛苦和持续性的忧虑。不要失去自由，不仅指在中国那么专制环境中，不要失去心灵自由，尽可能不要被监禁，而且，在美国自由的大环境中，也不能失去心灵自由。
家祺说，有一次向一位有几十年交往的老前辈拜年，他年近九十，已把很多人忘掉了，还记得我，但他只回答了我一句话，“祝你新年好”。严重的是，他吞嚥有困难，只能吃流质食物。还有一次，去一朋友家聚会，从一位比我年长两岁的朋友的谈话神情中，我觉得，他有过相当长时间的“持续性病痛”。当然，这位朋友不会告诉我这一点，我只是感觉或猜测。想到一些老前辈、老朋友，对“美好”与“不美好”的感触很深。人生中的困难和挫折不构成不美好，但忧虑和病痛，一旦成为持续性的、不能消除的生活的内容，这就不美好了。人生宝贵的不仅是生命，而首先是活力，要充满活力，这才可能有饱满的精神从事工作、作出创造和成就。这三种“不要”反映了他尊重人性感受，摆脱身体和心灵痛苦的人性本能。
家祺对人生的领悟，没有陷入持异见者的政治正确“陷阱”，他说，英国有一个人，叫波普尔，他曾说过这样的话：“每一个人都有权利为了一个他认为他值得的理想而牺牲自己，但没有权利去强迫或煽动别人为了一个理想而牺牲。”
敢于担当就是英豪
攀谈中得知，严家祺长期阅读和研究首脑人物、思想家的言行，思考人生，参悟其中蕴涵的哲理。他觉得有一些人是属于英雄或枭雄，属于行动派，如古罗马的凯撒、彼得大帝、拿破仑、美国总统特朗普、孙中山、毛泽东，他们创造历史，都不乏勇气。他说他在三十年前香港出版的一本书的最后几句话，就谈到要写一本叫做《普遍人性论》的书，至今没有实现，现在已有能力写好。
家祺说，六四事件过去快三十年了，为了抢救民运和异见人士，“黄雀行动”中的六哥陈达钲、陈达钳、岑建勋、刘千石和朱牧师都是敢于担当的人物，没有他们就没有黄雀行动。严家祺说，他和妻子高皋是在香港的林道群、李志华两人，冒着危险到广州，在他们两人的直接帮助下，乘汽车、快艇到香港的，在香港住在向华胜家。他永远感恩他们。
谈到勇气和智慧，严家祺提起了香港民族党。他说，不要把所谓“香港独立”简称为“港独”，香港不是新加坡，“香港独立”永远不会成气候。提倡“香港独立”，北京极左派最高兴，使他们可以有藉口来打击香港民主派。他认为有人提倡“香港独立”，连自己都不相信能够实现，还奢谈什么独立和民主是同一个方向、同一件事。严家祺认为，一个人要忠于自己的信念，自己并不相信是可行的目标，不要引导别人跟你去奋斗、去献身。对一些人来说，最可怜的是他们的理想信仰都是骗自己的。严家祺引用了英国哲学家波普尔的一句话：“每一个人都有权利为了一个他认为值得的目的牺牲自己，但没有人有权利去强迫或者煽动别人为了一个理想而牺牲。”
严家祺说，一个人出名，要靠自己对社会有贡献，例如邓丽君、梅艳芳、香港中文大学前校长高锟这些人，有贡献才有名。他特别提到邓丽君，说在法国见过她多次，请严家祺全家吃饭，当时，严家祺还没有听过邓丽君几首歌，因为没有录音带，邓丽君送给他录音带，还特地签了名。邓丽君逝世后，他感到遗憾的是没有在邓丽君面前多赞扬她几句。邓丽君在巴黎和大家一起参加六四悼念，梅艳芳多次呼吁平反六四，她们本来名满全中国、全世界，她们这样做，才使人感到什么是伟大。
严家祺说，中国民主的实现要经过一场大变革，不会太远了，这一代人就会经历。大变革期间，可能会有一段动荡期，但是会一步步走向真正的民主。
治学严谨，处于创作高峰
作为学者的严家祺，写作从来没有停止过。他说，“我一生可能有第二次创作高峰，一次是一九七八年到一九八八年，从今年起进入第二个高峰。”他对于写作，没有理解的不写，要融会贯通、精益求精。今年严家祺出版《国家首脑终身制》一书。他说，正如杰出的记者要有广泛的知识面和洞察力，从事文学创作的作家要有丰富的想像力，要有灵感，雨果的伟大之处就是想像力，他可以从巴黎圣母院墙上的几个字得到启发，写出《巴黎圣母院》这样伟大的作品。
在严家祺的出书计划中，有一本书他写了十年，至今已写了二百多页，但没有完成，特别是设想的数学模型还有缺陷。这本书的书名叫做《全球金融恒等式》，是从十年前雷曼兄弟倒塌时开始写的，他除了关心中国政治外，几乎每天关注国际金融动态。他的格言是“凡是不理解的事物，都可以理解”，国际金融的复杂性，是因为经济学家还没有理解金融现象，任何理解了的现象，都是简单的。
严家祺执着为六四翻案，直言死不闭目。现在随着心灵的平静，把这种强烈的诉求深深埋在心里，专心写书。他说现在身处美国，在思想自由的大环境中，从事社会科学研究才有可能有所创造。
人生意义的探索
严家祺喜欢探索人生的意义，他补充孔老夫子的话“七十从心所欲不逾矩”说，七十从心所欲，八十贯通古今，九十天人合一，百岁心静如水。
心灵鸡汤也许对于一般人是可有可无的万金油，但是对于严家祺这位历尽沧桑的老人来说，由自己发掘的对人生意义的理解却有着深刻的含义。
他拿出一本厚厚的笔记本，里面密密麻麻记载着读书笔记和心得。其中的一个章节是讲世界的简单和复杂。结论是：世间的事情既复杂又简单，你自己简单，世界就简单。他也是用这种态度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他认为，人一简单就快乐，人一复杂就痛苦。
在与严家祺的闲聊中，可以感应到他的思想深度，他并不是拘泥于一贯以来的中国政治研究，而更多的转向了对未知世界的探索，例如他对雷曼事件后的世界金融问题从零开始研究，对生命意义的探索，对普遍人性的研究等等。他的思想活动仍然异常活跃，正如他所说的，西方世界的自由环境给了他思想的自由，重新激发了他的创作灵感和激情。
由于年过七十，他不能到处参加活动和接受采访，他正以他的方式为中国民主的未来，为社会科学，默默地工作。
出处：香港《前哨》杂志11月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