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唯:严家祺谈“三要三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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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家祺提起了香港民族党。他说,不要把所谓“香港独立”简称为“港独”,香港不是新加坡,“香港独立”永远不会成气候。提倡“香港独立”,北京极左派最高兴,使他们可以有藉口来打击香港民主派。他认为有人提倡“香港独立”,连自己都不相信能够实现,还奢谈什么独立和民主是同一个方向、同一件事。严家祺认为,一个人要忠于自己的信念,自己并不相信是可行的目标,不要引导别人跟你去奋斗、去献身。对一些人来说,最可怜的是他们的理想信仰都是骗自己的。

美国马里兰州的十月金秋,天高气爽,树木浓荫。车子经过了无数的美式小镇,来到一处恬静的公寓小区。

中等个头,七十六岁的严家祺下楼来迎接我们,他步履轻松,腰板直挺,一见便知是每天行走万步的成果。他看了看我们的车子准确地停在了访客专用位,才放心地带我们上楼。因有几次来他家朋友的车被拖走,“停错位置的车辆随时会被拖走”,他反复叮嘱。

严家祺与夫人高皋租住的两室一厅单位在老人公寓楼内,楼下大堂是摆满犹如星巴克咖啡店桌椅的宽阔的老人会客空间,整洁、私密而舒适。笔者第一次看到美国老人公寓安静得像香港的半山豪宅,传统脑子那种吵杂而暮气的老人院景象顿时消失殆尽了。

严家祺的家,书卷味中参杂着两位老人相濡以沫共度悠闲晚年的家庭味,据说他们深居简出,不欲外客打扰,在家坚持写文章、观天下。两位老人每天对着三台大呎寸电脑显示器,或写作,或网读,晚年的生活并非无所事事。

体悟人生,言传身教

严家祺健谈,牙齿刚拔了几颗还没来得及镶上假牙,自言生怕口齿不清,然而讲起话来却字正腔圆,滴水不漏。在笔者面前,严家祺没有谈政治,一开头就讲了他领悟人生的“三要三不要”。

他说,人要有三种品质:宁静的心、勇气和智慧。这是一位基督徒莱因霍尔德·尼布尔(Reinhold·Niebuhr,1892-1971)说的,他说,“对于一个人所不能改变的事物,应当有一颗‘宁静的心’去接受它;对于一个人能够改变的事物,应当有‘勇气’去改变它;而一个人首先要有‘智慧’,能区分什么是能改变的,什么是不能改变的。”一个人,连什么是能改变的,什么是不能改变的,都不能区分,就是缺乏“智慧”。

家祺提到的“三不要”确是出乎一般人的意料。他从人性的角度,认为人要避免三种情况:不要失去自由、不要有持续性的痛苦和持续性的忧虑。不要失去自由,不仅指在中国那么专制环境中,不要失去心灵自由,尽可能不要被监禁,而且,在美国自由的大环境中,也不能失去心灵自由。

家祺说,有一次向一位有几十年交往的老前辈拜年,他年近九十,已把很多人忘掉了,还记得我,但他只回答了我一句话,“祝你新年好”。严重的是,他吞嚥有困难,只能吃流质食物。还有一次,去一朋友家聚会,从一位比我年长两岁的朋友的谈话神情中,我觉得,他有过相当长时间的“持续性病痛”。当然,这位朋友不会告诉我这一点,我只是感觉或猜测。想到一些老前辈、老朋友,对“美好”与“不美好”的感触很深。人生中的困难和挫折不构成不美好,但忧虑和病痛,一旦成为持续性的、不能消除的生活的内容,这就不美好了。人生宝贵的不仅是生命,而首先是活力,要充满活力,这才可能有饱满的精神从事工作、作出创造和成就。这三种“不要”反映了他尊重人性感受,摆脱身体和心灵痛苦的人性本能。

家祺对人生的领悟,没有陷入持异见者的政治正确“陷阱”,他说,英国有一个人,叫波普尔,他曾说过这样的话:“每一个人都有权利为了一个他认为他值得的理想而牺牲自己,但没有权利去强迫或煽动别人为了一个理想而牺牲。”

敢于担当就是英豪

攀谈中得知,严家祺长期阅读和研究首脑人物、思想家的言行,思考人生,参悟其中蕴涵的哲理。他觉得有一些人是属于英雄或枭雄,属于行动派,如古罗马的凯撒、彼得大帝、拿破仑、美国总统特朗普、孙中山、毛泽东,他们创造历史,都不乏勇气。他说他在三十年前香港出版的一本书的最后几句话,就谈到要写一本叫做《普遍人性论》的书,至今没有实现,现在已有能力写好。

家祺说,六四事件过去快三十年了,为了抢救民运和异见人士,“黄雀行动”中的六哥陈达钲、陈达钳、岑建勋、刘千石和朱牧师都是敢于担当的人物,没有他们就没有黄雀行动。严家祺说,他和妻子高皋是在香港的林道群、李志华两人,冒着危险到广州,在他们两人的直接帮助下,乘汽车、快艇到香港的,在香港住在向华胜家。他永远感恩他们。

谈到勇气和智慧,严家祺提起了香港民族党。他说,不要把所谓“香港独立”简称为“港独”,香港不是新加坡,“香港独立”永远不会成气候。提倡“香港独立”,北京极左派最高兴,使他们可以有藉口来打击香港民主派。他认为有人提倡“香港独立”,连自己都不相信能够实现,还奢谈什么独立和民主是同一个方向、同一件事。严家祺认为,一个人要忠于自己的信念,自己并不相信是可行的目标,不要引导别人跟你去奋斗、去献身。对一些人来说,最可怜的是他们的理想信仰都是骗自己的。严家祺引用了英国哲学家波普尔的一句话:“每一个人都有权利为了一个他认为值得的目的牺牲自己,但没有人有权利去强迫或者煽动别人为了一个理想而牺牲。”

严家祺说,一个人出名,要靠自己对社会有贡献,例如邓丽君、梅艳芳、香港中文大学前校长高锟这些人,有贡献才有名。他特别提到邓丽君,说在法国见过她多次,请严家祺全家吃饭,当时,严家祺还没有听过邓丽君几首歌,因为没有录音带,邓丽君送给他录音带,还特地签了名。邓丽君逝世后,他感到遗憾的是没有在邓丽君面前多赞扬她几句。邓丽君在巴黎和大家一起参加六四悼念,梅艳芳多次呼吁平反六四,她们本来名满全中国、全世界,她们这样做,才使人感到什么是伟大。

严家祺说,中国民主的实现要经过一场大变革,不会太远了,这一代人就会经历。大变革期间,可能会有一段动荡期,但是会一步步走向真正的民主。

治学严谨,处于创作高峰

作为学者的严家祺,写作从来没有停止过。他说,“我一生可能有第二次创作高峰,一次是一九七八年到一九八八年,从今年起进入第二个高峰。”他对于写作,没有理解的不写,要融会贯通、精益求精。今年严家祺出版《国家首脑终身制》一书。他说,正如杰出的记者要有广泛的知识面和洞察力,从事文学创作的作家要有丰富的想像力,要有灵感,雨果的伟大之处就是想像力,他可以从巴黎圣母院墙上的几个字得到启发,写出《巴黎圣母院》这样伟大的作品。

在严家祺的出书计划中,有一本书他写了十年,至今已写了二百多页,但没有完成,特别是设想的数学模型还有缺陷。这本书的书名叫做《全球金融恒等式》,是从十年前雷曼兄弟倒塌时开始写的,他除了关心中国政治外,几乎每天关注国际金融动态。他的格言是“凡是不理解的事物,都可以理解”,国际金融的复杂性,是因为经济学家还没有理解金融现象,任何理解了的现象,都是简单的。

严家祺执着为六四翻案,直言死不闭目。现在随着心灵的平静,把这种强烈的诉求深深埋在心里,专心写书。他说现在身处美国,在思想自由的大环境中,从事社会科学研究才有可能有所创造。

人生意义的探索

严家祺喜欢探索人生的意义,他补充孔老夫子的话“七十从心所欲不逾矩”说,七十从心所欲,八十贯通古今,九十天人合一,百岁心静如水。

心灵鸡汤也许对于一般人是可有可无的万金油,但是对于严家祺这位历尽沧桑的老人来说,由自己发掘的对人生意义的理解却有着深刻的含义。

他拿出一本厚厚的笔记本,里面密密麻麻记载着读书笔记和心得。其中的一个章节是讲世界的简单和复杂。结论是:世间的事情既复杂又简单,你自己简单,世界就简单。他也是用这种态度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他认为,人一简单就快乐,人一复杂就痛苦。

在与严家祺的闲聊中,可以感应到他的思想深度,他并不是拘泥于一贯以来的中国政治研究,而更多的转向了对未知世界的探索,例如他对雷曼事件后的世界金融问题从零开始研究,对生命意义的探索,对普遍人性的研究等等。他的思想活动仍然异常活跃,正如他所说的,西方世界的自由环境给了他思想的自由,重新激发了他的创作灵感和激情。

由于年过七十,他不能到处参加活动和接受采访,他正以他的方式为中国民主的未来,为社会科学,默默地工作。

出处:香港《前哨》杂志11月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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