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路:布尔什维克主义批判(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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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俄国革命的反省思考(二)

胡克在该文第二节中这样写道:“俄国革命的几乎一切解放理想都已被抛弃到这样的一种程度,以致对于有头脑的人来说,就不可避免地只能把它的文化和政治制度同其它极权主义国家看作一模一样的。最初几年中那起着十分有限作用的工人民主,已被公开地代以一种少数人的一党专政,而这一党专政本身又必须服从围绕着更少的一撮人而组成的一小派人的专政。在共产党内部对原则和基本政策比较自由、热烈然而是同志式的讨论,已为一种对赋有绝对权力的个人领导的迷信让了路。对斯大林的谄媚奉承超过了世界历史上为人们所知的一切。俄国的沙皇也从来没有要求或容许这样有组织的和荒唐过分的对他所表示的敬意。批判的性情一一我们会想象这是”科学“社会主义的一个不可缺少的部分,已被驱入地下。不同的居民阶层之间收入和生活条件的差别是同资本主义国家的阶级差别相平行的。那些观点略微接近领导十月革命的布尔什维克们的观念和理想的人,都被作为法西斯间谍、怠工者和毒害儿童者来加以诽谤和处罚。《纽约时报》记者哈罗尔德。滕尼在一段未经检查的电讯中报导说,真正共产党人的命运在俄国比在世界上任何别的国家都更坏。因为他们确实正在全被消灭一一在斯大林同希特勒订约以前把他们作为‘法西斯的特务’,而今天则作为‘人民的敌人’来消灭。

“俄国革命和社会主义的理想始终强调的即是科学方法、理智和人身的自由,以及大家的物质安全,如果这还不构成对这些理想的一种背叛的话,那就没有(什么)能构成这种背叛的了。”

胡克的这些言论对于了解斯大林暴政的人们来说是十分赞同的。布尔什维克革命的一个特点就是它常常吞噬自己的革命儿女。几乎在所有信奉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国家,在执政者内部总是形成迫害一一平反一一再迫害一一再平反的循环怪圈,概莫能外。在托洛茨基看来,俄国革命和共产主义的理想已被执政的阴谋家出卖了,斯大林的大清洗,起到了资产阶级反革命分子起不到的作用。那么,为什么革命会产生适得其反的结果呢?胡克在该第三节《出卖的原因》中指出:)

出卖俄国革命是在斯大林当政和反对托洛茨基的竭力反抗的时期达到了顶峰。但是为什么斯大林胜利了呢?托洛茨基的答案锋利地表现在“官僚主义的笨重屁股超过了革命的头颅”那句话之中。官僚主义构成了斯大林的社会基础。而官僚主义一一它不是成为群众的公仆而是成为群众毫无控制的主人这一事实用什么来说明呢?就我所知,托洛茨基对官僚主义变为统治的阶层,举出了四大理由。首先,由于世界革命的迟缓,使官僚政治不经过牺牲行为的清洗过程就能巩固它的权力地位。其次,把社会主义不仅看作一种理论而且也看作一种生活方式和感情方式的优秀干部在内战中大批死亡了。其三,在英勇的战斗年代之后的一种心理上的松动状态减弱了对个人野心和醉心升官发财的毒素的抵抗力。最后,列宁的患病和逝世把那也许能防止反动浪潮的唯一个人力量除去了。

但是托洛茨基主要所强调的是另一个论点,从这个论点来看,官僚主义的兴起是从此推论出来的一种必然结果,而相对于这点来说,上述四项理由不过是补充的。这个论点是:只要一种经济不可能使一切人都享受物质的福利,只要它的生产力和文化发展产生了物质上的不能满足需要,官僚主义的兴起简单就是不可避免的。这一见解是那样重要,而且如我将努力来表明的,同托洛茨基的其它说明有如此惊人的矛盾,因此我要引证几段关键性的文字:

“在各资本主义国家中绞死工人运动的那些官僚主义的趋势,即使在一次无产阶级革命之后也会在任何地方露脸。但完全明显的是,一次革命中所产生的社会越是贫穷,这个‘规律’的表现就越加严酷和越加赤裸裸,官僚主义所采取的形式就越加粗暴,而对社会主义运动也就变得越加危险。苏维埃国家之所以不仅不会消亡,甚至摆脱不掉它自己官僚政治的寄生性,不是像斯大林赤裸裸的警察理论所称的,是由于旧时统治阶级的‘残余’的阻止,因为这些残余本身是毫无力量的。它是为不可估量地更为有力的因素所阻止的,这些因素就是像物质上的匮乏、文化上的落后以及由此所产生的在最直接地和尖锐地影响一切人的事物中,即在确保他个人生存的事务中‘资产阶级法则’的占统治地位”。(《被出卖的革命》)

……

“如果官僚政治在新的社会上兴起的话,这不是出于像过去的心理上的残余等等某种次要的原因,而是只要真正的平等不可能得到保证便要产生并支持一个有特权的少数这种铁的必然性的结果”。

而如果真正的平等(不论这可能指的是什么)未必能在一切东西不可能一下被制成和一下被分配、而富有与贫穷总是彼此相对地存在的一个有限的世界里建立起来的话,它就会产生托洛茨基的那种规律变成绝对的结论。结果就是罗伯特。米凯尔斯和其他一些人把它搞出名的尽人皆知的“寡头政治的铁则”的另一变种,照它说来社会主义者也许会胜利,但社会主义则永远不会胜利。

……如果托洛茨基的那种“规律”有效的话,那么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即使最优秀的干部未曾被炮火扫倒而列宁也未曾死亡,官僚政治也不可避免地该会发展成一种有特权的少数。即使在长期的内战之后社会主义在西方取得了胜利,事情也几乎不会有什么值得重视的区别。只有官僚政治的篡夺形式也许会有所改变了。因为很明显,就最为乐观的远景来看,真正平等的条件在很长一段时期中,是不可能得到保证的一一至少有足够长的时间来给予官僚政治一个机会把它那坚固顽强的根子发展出来。尤其是在俄国,事情是不会在经济上同它在今天有什么很大的不同的。

(官僚主义政治制度是布尔什维克主义发展的必然结果。托洛茨基认为在一个贫穷的社会中进行革命必然会导致官僚统治,在社会平等不可能得到保证的情况下“便要产生并支持一个有特权的少数这种铁的必然性的结果”。就会出现如德国政治、经济学家罗伯特。米歇尔斯所预言的:“社会主义者可能会获得胜利,但他们获得的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信奉者获得胜利之时,就是社会主义的灭亡之日”。

不幸的是,社会主义的信仰者们已经和正在看到,现代社会主义运动史中不乏支持米歇尔斯冷言冷语的证据。在20世纪,社会主义政党曾在许多国家掌握了政权,但是迄今为止,人类世界依然翘首以望,期待着一个实现了“真正的自由人的联合体”的社会主义理想的国家。俄国十月革命到现在已经百年了,但是追求社会主义理想的人们不得不面对一个无奈的事实:在社会主义的承诺与社会主义的现实之间,在革命的理想与革命的实际社会政治结果之间,都存在着巨大的鸿沟。

在该文第五节《国家的性质》中,胡克将苏联当时颁布的新宪法(斯大林宪法)条款同“正统的理论”作一对比后,便发现“其矛盾显得十分光怪陆离”。于是他说,“我来指出某些中心的矛盾”:)

(一)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国家是统治阶级的一种工具。在一个真正没有阶级的社会中是可以没有国家的;政府的调节作用变成生产过程的一个不可缺少的部分。今天,俄国已为官方的布告宣布为一个真正没有阶级的社会主义社会了。同时,不仅承认了国家的存在,而且国家性质的增强还是一种庆祝的根据。共产国际在1935年8月20日通过了一项决议,声明“社会主义最终的和无可改变的胜利,以及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全面增强都在苏联完成了”。从一个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这句话代表着一种在名词上的矛盾。

(二)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行使国家的强制,作为不同于舆论的、风俗的、以及自行的自发性表现的强制,其用以作区别的标准是在于站在其他居民之上而与之对立的武装人员的特殊团体的存在。在发现有这些武装人员的特殊团体的地方,他们不变的(如果不是独一无二的)职能是在于保护统治阶级的经济利益。照斯大林说,俄国业已达到了不再在其中发现有阶级的共产主义第一阶段。可是苏联的国家保卫部(在它不同的名义下)和红军却在今天比它们历史上从前任何时候都更为庞大了,如果不是更强有力的话。

(三)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无产阶级专政”在实际上是一种工人民主,它是逐渐为全体人民在社会主义下的政治和社会的完全民主让路的。俄国的宪法一一作为一个社会主义社会的根本性文件提出的一一不仅仍容许“工人阶级专政的制度发生效力”(斯大林语),而且还在第126条中明文规定:共产党是“劳动群众所有一切社会团体及国家机关的领导核心”。在这种少数专政的政治控制形式中,没有什么新的东西。但它是在历史上第一次被载入宪法中的。就我所知,除了希特勒曾有时把纳粹德国说成是一种“更高意义的”民主之外,还从来没有把这样一种政治统治形式称为民主的。

在托洛茨基和其他正统派马克思主义者看来,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俄国实践之间的这些脱节现象,证明现行的制度之为非马克思主义的到了什么程度;但它们并不使理论归于无效。事实上,它们是确证了理论,因为理论的核心是在于国家权力不同于纯粹的行政制度而是一种阶级的统治工具的论点。哪一个阶级在进行统治呢?是无产阶级。哪一个阶级是被统治的呢?是资本家阶级吗?但是俄国并没有什么资本家阶级。无产阶级的国家镇压无产阶级。为了谁的利益呢?是为了一群不适合正统派马克思主义阶级范畴的框子,而甚至比在沙皇制度下更为残酷地行使国家权力的人们的利益。……在没有阶级的地方,就不能有阶级斗争;在没有阶级斗争的地方,就没有国家的需要。那么,怎样来说明俄国国家的存在和它的对内实践呢?

恩格斯和托洛茨基都断言说,在国家消灭以前消灭“阶级统治”是不够的,而必须消灭“为个人生存的斗争”。在恩格斯看来,“阶级统治”和“为个人生存的斗争”是携手并进的。后者是从前者产生的。托洛茨基承认有某一种的延迟。……好极了!这就意味着即使在生产工具社会化之后“为个人生存的斗争”仍能进行下去。谁对谁斗争呢?很明显,是有权力的人对无权力的人斗争,有更多权力的人对权力少的人斗争。……比为个人生存的斗争更为重要的,是为更好的个人生存而斗争。而且生存一旦有了保证,同为更好的个人生存而斗争同样重要的,是为权力的斗争、为威望的斗争、为尊严和地位的斗争。……我们不用断言这是肯定而永恒的。然而我们可以断言,这比许多“科学的”社会主义者所反对的来世乌托邦主义是有更大可能的。

……即使在俄国的各经济阶级间没有斗争的说法是真的(我们在后面将有理由否认这点),现行的制度也是国家压迫可以多么血腥和凶恶的可怕例证。在宣布以国家权力减少为理想和断言它是历史规律之间有一种重大的区别。在前一种情况下,它使我们对于官僚政治的暴行有所警惕,促使我们再三注意每一种被认为是正当的强制措施都只是过渡的办法。在后一种情况下,国家一定会有一天以某种方式消亡的信念使人们对现实的残忍行为减少敏感,更加准备用暴力而不是用理智的妥协来解决那些可以协商的问题,并被用作一种蒙蔽事物的虚构,在人民意识中掩盖了那些歧视和镇压的事实。

(胡克认为,正统派的马克思主义一直把它现实主义的国家理论引为自豪。但是俄国革命的历史已经表明,这种理论需要作根本的修正。原因在于,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都认为,只能把社会主义视为过渡阶段,也就是国家消亡阶段。斯大林主义意味着巩固国家和国家机器,而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曾经预言国家和政治机器要消亡。

法国哲学家和社会政治理论家亨利。列菲弗尔是“西方马克思主义”主要代表人物之一。他在其《论国家一一从黑格尔到斯大林和毛泽东》一书中特别强调了一点,就是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中,国家的消亡处于中心地位,而无产阶级专政这个论题在国家消亡中占有它应有的位置。但他认为无产阶级专政这个论题“还不足以构成一种积极的国家理论”,而且无产阶级专政的本质是什么,马克思、恩格斯乃至列宁都没有说清楚,这就导致了斯大林后来滥用无产阶级专政的手段,给国家的消亡罩上了一层阴影。

但是,按照列菲弗尔的看法,在列宁关于国家的理论中存在一个矛盾,即列宁设想了一个正在消亡的国家,但同时又设想了注定要变成国家机构的政党,“由于政党也充当了国家机器,因而也就大大地加强了国家,国家又怎么能消亡呢?”他因此把苏联后来所出现的强大的国家以及国家的加强同列宁理论与实践中的这个矛盾联系起来。

列菲弗尔认为,在国家问题上,斯大林主义的主要特征和表现是:抺杀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两个重要原则:国家的消亡和社会主义概念是世界无产阶级运动的思想,而斯大林主义以却以国家主义和国家社会主义思想取代它们。他认为,斯大林不只是以无产阶级的名义行使专政的权力,而且“把国家建成一个政治专制体”;斯大林是第一个掌握国家逻辑学的人,他懂得国家权力的根本条件:平衡性和同质性,把国家和政党视为统一,使苏联社会的一都分矛盾消失,把社会的各个集团、个人同国家完全一致,以国家利益为理由实施统治,创造了一个与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思想不能并立的国家方式。……

综上所述,胡克、列菲弗尔对斯大林主义在国家学说上的教条主义进行了鞭辟入里的批判。为了让我们更加深入剖析这一问题,请大家拜读《南斯拉夫哲学论文集》中的一篇文章《教条主义是革命的大敌》(作者:普。拉里奇)节录吧:)

教条主义的国家学说

相信一个强大、有效、中央集权的国家能够把人民的社会生活与私人生活纳入正轨,依然是大多数教条主义者的特征。只有一个强大的、秩序井然的国家加上有才干的人民,“运用强制性法律与秩序的严厉而睿智的手段,才能解决所有年深日久的困难与弊病”,像这一类论调(不仅是某些个别人的见解)真是不绝于耳,到处可闻的。

有一条著名的历史规律说,社会关系越是民主,把某些东西尊奉为神圣不可侵犯的圣物的情况便越是少见。反过来,在绝对化的、极权的和专制的社会里,许多事物被罩上神圣的帷幕,许多官府衙门被宣布为“森严重地”,许多人被尊为“绝对”权威。……

那么,教条主义的国家学说的实质究竟是什么呢?

那就是中央集权的意识形态,关于强大国家、永不消亡的国家、国家是社会主义的首要保障的思想,就盘距在这种意识形态之中。就是这种意识形态,使社会主义革命在其重要然而最初的一步一一由工人阶级夺取政权一一上停步不前了。本该立即使这个政权去实现革命的目的一一“把无产阶级组织为统治阶级”(马克思),以便使它成为社会的举足轻重的因素和主体、民族的统治阶级、全部社会再生产的主要承担者和社会一政治的主宰,然而结果却不是这样,而是建立起一个传统意义上的政治国家,以官僚集团宣布的一套意识形态顶替工人阶级的意识,由党来取代工人阶级成为“新国家”的“领导者”和“掌权者”,于是,革命便缩小为仅仅是“代表”和取代工人阶级夺取政权。当这些情况被宣称为“正常”、“必要”、社会主义发展的唯一公式和“社会主义时代的法则”时,也就不难免再走一步,批判马克思主义的下列思想了一一:不应把资产阶级国家“接管”过来,而应加以“破坏”(马克思);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之后“国家必须消亡”(恩格斯);无产阶级所需要的只是“一个消亡中的国家”(列宁)。因此,斯大林在过度膨胀的国家力量与权力后面,由政治警察(它已不是工人阶级的工具,而是官僚势力的私有财产,采取了万能权威的人格化形式)加以保护,就不难在联共(布)第十八次代表大会上把恩格斯关于国家消亡的主张拿来当众“彻底批判”,宣布它是“不正确”的了。……这便是背叛马克思主义及其历史创造者一一无产阶级的又一个例证。

马克思主义在斯大林手中成了他按需所取的一件意识形态外衣。)

(未完待续)

一一苏联政治笑话(35)

莫斯科街头。一名残疾人向一位过路的妇女哀求说:“可怜可怜吧!你看我在阿富汗战场失去了一条腿。”

“我又不是失物招领处。”妇女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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