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3日

设在温哥华的知名智库Fraser Institute在2014年10月7日发布了2014年世界经济自由度报告,报告按照政府规模、司法体制、自由贸易、监管制度等5个主要指标,为各个经济体打分,香港以8.98分位列第一,获得最自由经济体的桂冠。

对Fraser Institute经济自由度评估方式,笔者有所了解,在一个大政府日益侵袭经济自由的时代背景下,笔者赞赏他们的价值坚守。对香港经济自由度的排名,笔者也无意质疑Fraser Institute的专业性。从一般现象来看,香港的确是一个高度自由的经济体、贸易自由港、全球金融中心,低税收等等都是经济自由度的关键维度,香港没有那么多繁文缛节的经济管制条款,买一个空壳公司几乎和买一杯咖啡一样方便。

香港经济自由度之所以被学界赞赏,还有一个技术性的对比因素。欧美发达经济体这些年来政府规模越来越大,对经济的干预程度也日益加深,经济自由度的确在下降。而广大发展中国家,虽然有更多的经济活动空间,但不自由还是经济体的基本面相,这也是发展中国家之所以是发展中国家的重要特征。

不过以笔者对香港的有限了解,我认为对香港经济自由度的评价是偏颇的,起码是不完整的。

一个尴尬的现实是,香港房价为什么那么贵?香港居民住房条件为什么那么差?为什么最自由的经济体不能以有竞争力的价格提供住房?难道是市场失灵了吗?其实但凡对香港有所了解的人都知道,问题在于香港政府垄断了土地供应,使得土地不能像正常要素一样,参与市场的竞争性资源配置过程,房价由此长期居高不下,高房价就是香港经济体特殊形式的税负。

由于特殊的历史和政治因素,香港的土地历来由政府拥有,政府通过估算市场需求和财政需要等因素,有计划地推出土地数量。在政府垄断土地供应的基本格局下,必然导致土地价格高企,从而导致房价偏高。因此除了极少数富裕阶层以外,大多数香港居民的居住条件都比较差,50-70平方米的户型很普遍,人均住房面积较低。当然,香港政府注重住房规划,配套的公共设施比较完备,尤其对交通和教育等投入比较充分,因此居住的便利性等方面条件尚可。

香港房屋均价很高,意味着普通市民要把大部分的收入用来支付房租或者按揭,对于普通香港人置业支出都是一笔庞大的支出,供楼是压在许多工薪阶层长期的生活压力。因此,时间比较长的按揭期限,和较低的首付比例往往是基本的模式。

香港公屋,主要由政府主导,有一套复杂的管理制度,虽然在一定意义上解决了低端收入群体的住房问题,但是公屋面积狭小,居住条件和香港作为发达经济体的地位很不相称。

如果一个经济体中,像水或者空气的供应被官方垄断,然后以高价售卖给每一个居民,然后政府放开所有其他经济活动,并且几乎不征税。你会说一个这样的经济体是最自由的吗?香港政府对土地供应的垄断其实就是这种机制。

那些认为香港土地资源有限的论调其实并不成立,1100多平方公里的香港,并不缺乏土地,迄今为止,香港还有超过三分之二的土地没有开发利用,当然政府会以各种说辞来合理化他们控制土地供应的做法。实际上,如果土地真的十分稀缺,即使采用填海造地的方式也是一种选择,未必就比现在政府人为的控制土地成本更贵。同样建立在袖珍型面积之上的新加坡,其房价收入比就比香港低很多。

土地是经济活动中最关键的要素之一,土地供应的政府垄断必将导向要素价格高企,而这种成本会通过交易活动,转化为其他经济活动的成本,降低香港经济的整体竞争力,整个香港经济都受累于此。

作为结果,香港的经济体是高度地产化的,地产富豪成为一个重要的且有巨大社会影响力的阶层。2014年9月香港富豪访京团名单中,就有李嘉诚、李兆基、郑裕彤等等大量地产富豪。香港经济的结构性问题如何解决,关键步骤是通过政治竞争形成一个更贴近大众需求和遵循市场原则的公共治理结构,不过本文关心的是,香港这种土地出让模式对大陆房地产市场带来的影响。应该说,这种影响是深刻的,长久的,后果严峻的,本文只能做一个简单的概述。

杭州是大陆最先学习香港土地出让模式的城市,1997年杭州正式实施土地储备制度,开始逐步垄断土地供应的一级市场。作为一个可以预见的结果,杭州房价一路扶摇直上,一度领涨全国。根据公开数据,2003年杭州平均房价是3875元,而到2012平均房价是13500元,十年平均涨幅达到250%,而市区范围内涨幅更大。伴随这个过程的是,杭州土地出让金收入一路猛涨,政府财政赚得盆满钵满。

在杭州样本刺激下,更多城市陆续效仿,成立土地储备中心或土地开发中心,对土地进行收储,规划,开发和招拍挂,有“计划的”向市场投放土地额度。2004国土资源部发出“71号文件”,规定2004年8月31日为限,此后全国一律实行房地产经营性土地“招拍挂”出让。表面理由是防止腐败,防止国有资产流失,更有效利用土地资源。从此以后,除了神通广大人士的特别通道之外,各地方政府成了城市住房用地的唯一供应者。而为了财政收入最大化,在土地入市数量、方式等方面地方政府往往经营“有方”。

政府垄断土地市场化的结果,是财政收入中土地出让款比例越来越高,全国来看接近四成。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数据表明,2001年全国土地出让金仅为1295.89亿元,2010年全国土地出让金已经攀升到27100亿元,十年间全国土地出让金增长了近20倍,土地财政蔚然成型。与这个过程伴生且明显相关的经济现象还有货币投放增加,通货膨胀明显,物价一路飞涨。

如果说香港作为一个岛屿城市,土地资源有限,政府控制土地出让还有些直观上的合理性的话,那么号称地大物博的大陆,以土地稀缺的名义来控制土地需求,则显得十分荒唐。更何况,由于权力结构和行政效率的差异,大陆政府对土地供应的干预主义往往意味着极大的腐败空间,这点可以从公布的腐败案件中得到充分证实。

而这种模式的自然后果,必然增加中下阶层痛苦,那些无法支付高额房价的社会阶层,成为房奴蚁族,变成经济发展过程中相对被剥夺群体,社会阶层逐渐出现两极分化,不满情绪和社会怨恨流行。因而因为土地垄断导致的要素畸高成本,通过复杂的交换,逐步转移到整个经济体中,影响商业繁荣,降低制造业竞争力,经济萧条将是不可避免的结局。很不幸2012年以来,其实经济体已经在这个阶段反复徘徊。如何走出这种经济困局,是一个庞大的话题。香港在苦苦寻找答案,而大陆同样在挣扎过程中。

文章来源:腾讯《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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