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1日(二)

日前,北京召开文艺工作座谈会,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先生亲临主持并讲话,参加座谈会的各文艺领域的首领纷纷表态,其中中国作协主席铁凝作了《牢记良知和责任》的发言,说“从古至今,那些伟大的作家们,从未放弃他们对家国天下、对民族命运的责任,他们作品呼应着人民的忧乐,深沉地表达着把中华民族从根本上凝聚在一起、使人们向上、奋进的思想和情感。牢记良知和责任”。

是的,从古至今的伟大作家无一例外地抒写着时代的忧乐,记录着时代的苦难,刻画着时代的美丑,直陈着时代的善恶,吟唱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心声。然而,今天我们的文艺工作者是否做到了这样呢?或者更直接地问一句,参加该次文艺工作座谈会的诸公有几人做到了这样?

最近六十多年来,中国大地经历了世所罕见的人间灾难,从土改到反右,从大跃进到文革,从反自由化到八九学运,从清理敌对势力到全民维稳,从劳教到黑监狱等等。至今在历次灾难中,这片土地上已经公开披露出的受难人数从55万多右派,到三年大饥荒三千多万被饿死的民众,到十年文革近千万被害死者,以及八九学运中成千上万人的伤亡者,直至今天奔走于中国大地数千万的被劳教与被关黑监狱者。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中华大地,半个多世纪来,已经找不出多少他本人或他的亲戚朋友没有受到过这样那样政治运动的迫害的人。如此灾难深重的一个时代,至今我们有多少文字对此进行过记录?有多少文艺工作者对此深怀悲悯而直笔着书?请问参加座谈会的诸公,在这个民族灾难深重的时代,你们为那些受难者做过多少良知的呼唤与道义的担当?当然,我不否认,在参加座谈会的诸公中,确有一些为反映这个时代的苦难做过努力,如陈道明最近主演的《归来》等。但是,仅就文学领域来看,相对于杨继绳写《墓碑》,杨显惠写《夹边沟纪事》,野夫写《江上的母亲》,谭合成写《血的神话:公元1967年湖南道县文革大屠杀纪实》等等,在坐的诸公所做的显然尚有不足。

良知与责任对于一个时代的文艺工作者的确是至关重要,所谓文以载道,如果一个时代的文艺人物不能担当起应有的良知与责任,那么那个时代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文艺,而只有媚俗与媚权,那些所谓从事文艺工作的人无非就是些谋名谋利的另类市侩而已。

然而,我们这个时代真正良知与责任的担当者又是哪些人?我想那些不计名利,不顾个人安危,敢于揭露这个时代黑暗,敢于直斥这个时代的伪诈丑恶,敢于为民请命,敢于舍身衞道者,如刘晓波、刘贤斌、陈西、赵常青、郭飞雄、郭泉、杨天水、陈衞、丁家喜、许志永、朱虞夫、吕耿松、姜力钧、刘萍、魏忠平、李思华、李化平、张林、周维林、孙德胜、袁小华、张宝成等等,等等,以及那些为这个时代人权与民主进步甚至献出生命的人,如林昭、张志新、王申酉、八九死难者、李旺阳、曹顺利等等,等等。他们以牺牲自身的自由乃至生命来推进这个时代进步,来捍衞这个时代的尊严,所以,他们才是这个时代良知与责任的真正担当者。这些身体力行的时代良知人士,他们为民族进步所作出的努力与牺牲,我们这个时代的文艺中有多少给予了反映?我们这些时代的文艺工作者,列身于座谈会上的诸公,有多少对此虽身不能为而心向往之者,并真诚地力所能及地利用各种形式来宣讲与纪念这些良知与责任坚守者?若我们这个时代的文艺工作者都不能真切地反映这个时代追求进步者的苦难,那何以叫牢记良知与责任?

从人类发展的历史来看,一个时代能够坚守良知与责任的文艺工作者,起码应该具有如下两种品质:其一、求真。一个时代真正的文艺,应该直书时代真实的历史,反映时代真切的苦难,体现时代真正的忧乐,而绝不能曲意粉饰,更不能肆意欺瞒,不可为权者歌,为利者唱。即,文艺工作基本的,也是首要的是讲真话,写真相,反映真实客观的时代。在这个谎言与恐惧统治的社会,“真”成为衡量文艺工作者起码的标准。如果,文艺工作者都做不到真,那么就失去了起码的良知与责任;其二、倡善。坚守良知与责任的文艺工作者应该捍衞善,倡导善。我们这个时代的善就是人性之善,是遵从人类固有的价值准则,是道德之善,是仁义礼智信中的价值追求。这种善不应该服从服务于一个时代的政治评判,而应该成为矫治矫正一个时代政治评判标准的工具。这种善是人类延续之根,是人类赖以存在之本,是人类相处的底线。所以,文艺工作者要坚守这种善的标准,要能经受得住时代的风浪,在什么时候都不能丧失这种善的守护.本着这种善的目标,一个时代的文艺作品应该记载那个时代的苦难,揭露那个时代的黑暗,以唤起世人的关注与警惕,从而使更多的人起来为结束苦难与黑暗而努力。

如果一个时代的文艺工作者都回避那个时代的苦难,不敢直面那个时代的黑暗,那就丧失了起码的良知与责任。而当大批良知人士陷身牢狱,一些良知作品只能尘封或者寻求境外出版时,我们这个时代的文艺工作者如果依然在为时代唱赞歌,如周小平之流,那么我们就丧失了基本的做人的良知与责任,而充当起了帮凶与帮闲.当类似刘晓波等良知人士仍陷身于牢笼时,当《墓碑》等作品不能公开发行时,当杨继绳、杨显惠、野夫、陈合成等等一批直面历史的作家没有列身于座谈会时,这个时代文艺的良知与责任显然是缺席的,是需要我们这个时代深刻反省与检讨的。

文章来源:东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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