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兰肯斯坦》(Frankenstein)又有一个副标题,即:《现代的普罗米修斯》(The Modern Prometheus)。全书讲述了一位名为维克多・弗兰肯斯坦(Victor Frankenstein)的科学家创造出一个人造人怪物的哥特式恐怖故事。这部小说代表了当时西方世界在十九世纪令人瞩目的前沿科学研究,也是今天科幻小说的鼻祖。然而,《弗兰肯斯坦》影视舞台剧的改编却使广大观众误以为这个在全书都没有名字出现的怪物,就叫做“弗兰肯斯坦”。本文遵循原著,仍以怪物称呼其名,并将从怪物、女性与上帝三个视角,来探讨人造人——代表科技无限的进步可能——在人类社会中存在的设定悖论。
人造人,顾名思义,由人类创造的违背自然规律的“人”。所谓顺从自然规律而产生的人,在本文姑且视为由人类的精子与人类的卵子结合后,在女性孕育过程后诞生下来的生命(包括试管婴儿)。这也算符合当代人们对生命源起的常识性社会规范罢。不过,在女作家玛丽・雪莱(Mary Shelley)笔下的“疯狂”科学家维克多・弗兰肯斯坦已经超脱了自然规律,他扮演了“造物主”的角色,制造出了“怪物”亦即本文所指代的人造人。在整部小说中,为数不多的寥寥几位女性角色本当在自然中象征了生命诞生的母体夏娃,却在作者笔下处于都一种近似“孤儿”的男性附属的状态。这一点无论在出版当时(十九世纪上半叶)还是在今天的读者看来,都会对作者的女性身份的主体性感到困惑和惊诧。就在小说围绕怪物寻求自我(即“人类”而非“怪物”)的身份认同的主线中,又贯穿了另一条对社会伦理道德在科学的客观存在面前捉襟见肘的悖论锁链,它既是对怪物的枷锁,也是对人类自身的枷锁——那就是人类孤立个体的党同伐异。现代的普罗米修斯在人造人日趋成为不是不可能的科学力量面前,也许要重新思考是否值得为此偷盗火种的因果报应。

怪物・绝不矛盾

玛丽・雪莱出身于家境优渥的环境中,对科学、政治、哲学、社会伦理的接触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其母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Mary Wollstonecraft)是一位为女性权利辩护的女权主义先驱,强调教育带来两性间的平等(但不幸早亡);其父威廉・戈德温(William Godwin) 是位记者,小说家,也是早年鼓吹功利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哲学家;其未来的丈夫珀西·雪莱(Percy Shelly)本人既是一位浪漫主义诗人,更是一位致力于化学领域的科学狂热爱好者。而十九世纪初本身就是一个科学技术锋芒毕露的年代(英国皇家科学学院乌烟瘴气热闹沸腾),玛丽・雪莱也耳濡目染那个时代的各种难以解释、神神道道、却听来各个振聋发聩的科学实验。在《弗兰肯斯坦》一书中,其科学基础的渊源主要来自三位闻名遐迩的科学先锋:汉弗里·戴维爵士(Sir Humphry Davy), 伊拉斯谟斯·达尔文(Erasmus Darwin), 以及路易吉·伽伐尼(Luigi Galvani)#。其中,如何赋予怪物生命的那一道电石火花的灵感正是来自伽伐尼对死去的青蛙的大腿那温柔的一次触电。因此,怪物在小说中设定的出现不是空穴来风的无中生有,但却也注定必须以“怪物”的方式再现。

维克多・弗兰肯斯坦在自我叙述初始的起始,就坦言了自己毫不妄自菲薄的傲慢。他鄙视了一切过时的、腐朽的、错误的科学技术,而在作者浪漫的文字遐想下,他也确实以自己的勤奋与智慧一步登天乃至“造物主”的最高境界:创造了人造人——怪物。怪物是由维克多各处搜集的人类肢体、动物器官拼接而成,身高八尺,暗黄色的眼睛,半枯萎的、黄色半透明的皮肤勉强覆盖住身体上的肌肉系统与血管。可以说,怪物的肉身面目可憎。面目可憎,仅此一点,就让怪物的“父亲”维克多厌恶而抛下怪物仓皇落跑。这里看似不经心地角色设定,却也留下了荒谬的一笔:既然是科幻小说,作者原本可以遐想更遥远而强大的科学力量,不妨把怪物制作得“美丽”一些,或者至少使外表更接近一个普通人,可是作者却没有这么做。

怪物“面目可憎”的外表以及庞大的身躯,恰恰应和了以人类肢体、动物器官借助科学手段而凝聚在一起的不和谐的、更不自然的状态。人造人的设定,其实只需要保证一具可以行动的身体和自己能够思维的理性,即可假设为非自然状态下的人类。也就是说,机器人拥有了智慧亦是人类(拥有感情并非必要条件);宠物狗拥有了智慧亦是人类(人形并非必要条件);像怪物这样由人类的残肢与动物的器官等组合起来的身躯,因为他拥有自己的学习能力、思维的理性也当是人造的“人”而非动物或者植物(人)。但如果我们回顾一下这漫长而残酷的历史,即使都是自然人类,因为肤色、种族、信仰、文化、地域的不同,人类自相残杀的故事还少吗?怎么能够想象到人类去宽容并包涵这样的“同类”——人造人?这样逆天到只是人类的思考能力已经战栗到无法扩展想象的人造人设定,只能是纳粹眼中的犹太人,自然人眼中的“怪物”。

怪物在小说中对任何自然人而言都是如此的面目可憎,而且是如此的理所当然。怪物最初被“父亲”维克多所抛弃,他也就丧失了来到社会间最基础的人与人之间的契约关系,或者至少是与自己的创造者之间的“血缘”羁绊。他自己既无法把自己等同于人类,也无法与人类作最简单的互动、交流。怪物似乎是社会形成之前处于最自然状态的只求“自我生存”的人类雏形,又是与他所处环境格格不入的一个“陌生人”。他的存在,就是一个不自然、也毫不和谐的状态。
因此,怪物之所以是怪物,在玛丽・雪莱的这本科幻小说中也毫不矛盾。对怪物而言,最重要的是寻找到自己的归属感和身份认同:起初对象是“父亲”维克多,然后是德雷西一家人,最后是怪物在无尽的绝望后虚妄的女性伴侣。

女性・非此即彼

在韦伯眼中那个去魅的世界还未到来之前,人类相信或者说愿意去相信:人是由神创造的。中国古代神话有女娲造人,希腊神话中有普罗米修斯造人,基督教教义则是上帝创造了第一个男性人类亚当,并用亚当的肋骨创造了第一个女性夏娃。

在玛丽・雪莱笔下那个哥特式的恐怖世界中,人可以是由人创造的,女性则是男性社会中的附属角色,始终处于男权社会中的“孤儿”状态。怪物的出生与在现实社会象征了孕育生命的女性无关。女性在这里不过是刻板印象的角色扮演——母亲、姊妹、妻子、仆人——非此即彼。无辜却冤死的女仆贾斯丁更是牺牲在了明知杀人真凶的维克多的沉默之下。《弗兰肯斯坦》全文几乎就没有一位令人印象深刻的女性角色,没有独立的人格、没有经济的保障,除了萨菲以外也没有自己的特别的值得讲述的故事。弗兰肯斯坦夫人、伊丽莎白、阿加沙、贾斯丁、甚至萨菲,每一位女性都带着脆弱的存在感。作者本人实际上早已借维克多之手而否定了夏娃在生命诞生上所必然存在的意义——怪物没有”母亲”。

夏娃的缺失引发了客观之外的思考:如果生命可以由个体独立创造完成,那么女性在繁衍后代的使命之外真实的生存意义是什么?以家庭为核心单位的社会结构将在人造人的科学力量面前如何被瓦解或者重构?当下的社会规范性常态对两性之外的伦理道德要进行怎样的纠正与弥补?人类在掌握生命的终极奥义——即生命与死亡的神权(相对人权之上理当只有神能够掌握的权利)后将何去何从?这些问题即使在多利羊诞生之后人们也未尝敢于去尝试真正思考,正如书中对怪物的各种称谓如“恶魔“、“魔鬼”、“它”等等,人们害怕的与其说是怪物本身,不如说是对怪物以如此生命诞生的方式更让人感到恐怖,与恶心,而这一点被作者巧妙地呈现在了怪物面目可憎的外貌与不合实际的庞大身躯之中。维克多恐惧的也正是自己的智慧违背自然规律后的罪恶,而非科学的奇迹。

当怪物找回维克多,并以威胁的口吻提出为他制造一个伴侣的奇妙想法时,故事瞬间拉回到了生命的源点。女怪物的提法甫一出现,多少意味着女性存在意义的回归。尽管是建立在怪物的利益角度,作者似乎将社会伦理重新拉回了轨道之上。维克多在惊吓与威胁中还是仓促地许下了诺言(这位科学家自从浸淫人造人的事业后就从未保持过情感上的理性,更毋庸说冷静地判断科学服务于人类的终极目的了)。当维克多发现怪物在监视并偷看他时,他一瞬间再次从怪物可憎的面目上解读出了恶意与不善。他当面毁掉了女怪物,也使故事至始至终暗合的探索女性存在意义主义的线索到达了前所未有的悲剧高潮。
从女性主义的角度来看,这本科幻小说极其含蓄地道出了社会套之于妇女的枷锁:婚姻是女性的最终宿命,繁衍后代是女性的唯一使命,家庭就是女性赖以生存的唯一伊甸园。除此之外,女性就是母亲、姊妹、妻子、仆人,非此即彼。一旦人造人解除了女性的天命梏桎,事实上它也解除了更多束缚于其他个体的梏桎,如同性恋者。在异性恋社会的话语霸权中,同性恋演变成历史的忌讳与批判,甚至被误以为是精神疾病,不过只是违逆了异性恋才能繁衍后代的自然规律。如果没有夏娃的羁绊,那么多数人对少数人的压迫也至少会得到理论上的解放。另一方面,女性扮演的母亲的社会角色的重要性也在怪物的启蒙教育中被强烈质疑。甫一出生后即被“父亲“抛弃又得不到任何代表家庭的“母爱”关怀,怪物是一人从德雷西一家人和自己对自然的探索中获得了社会的启蒙教育。他自学了一整套社会性规范,包括语言、情感认知、工具劳动,等等。在作者的安排下启蒙教育者德雷西家根本就没有“母亲”的存在,也算是全书中对女性最残酷的一笔了。

就在这样顺其自然地情景下,怪物为了报复维克多而杀害了他的新婚妻子伊丽莎白。这一结局完满地契合了上帝不需要妻子的设定。现代的普罗米修斯承受了人造人带来的一切灾难,决定毁灭自己最伟大的傲慢与成就——毁灭怪物。

上帝・人就是人

玛丽・雪莱在小说中间设下了看似最漫不经心的三章(第十三章至第十五章):怪物遇见了德雷西一家人,真正开始接触人的社会。怪物从德雷西一家习得非正规的启蒙教育(包括语言):他有了人的味道、人的行为、人在伦理道德上的意识;他因为触景生情而迸发喜怒哀乐、七情六欲;他会为“贫穷”(对于一无所有的怪物而言理应最难以理解的社会概念)而“同情”(同情是人基于自身的优越感而向他者施加的恩惠与怜悯)德雷西一家,甚至“帮助”他们(帮助已经是非常高级的人类社会产物——利他主义)。此时,怪物在人形的肉体之外,已经具备了最基本的“人”格,他具有“人”的思想,“人”的意志,“人”的灵魂,“人”的理性。他在向维克多转述自己从德雷西一家中寻找到自我身份认同的叙事几乎打动了铁石心肠的维克多,女仆贾斯丁是维克多的无动于衷的牺牲品。

而作为全篇最大的转折点,作者在怪物暗中与德雷西一家人的相处中设下了最不动声色的两个伏笔:其一是土耳其女子萨菲(Safie)与德雷西一家人的渊源。对于快餐消费的读者来说,萨菲出场的最主要原因,是让怪物得到学习语言的契机,否则怪物与维克多的交流根本无法展开(人与人之间的“互动”是最基本的社会学单位)。不过,仔细阅读萨菲的背景故事,却是不折不扣以西方为中心的刻板偏见。萨菲的母亲在小说中被设定为一名信仰基督教的阿拉伯人,笃信人格的独立与教育的重要性(暗合玛丽・雪莱的母亲)她将欧洲文明追求自由、独立的精神传给了自己的女儿萨菲。萨菲的父亲是笃信伊斯兰教的土耳其商人,因为莫须有之罪受到了法国政府的死刑待遇,其不公正的待遇激起巴黎的愤慨,以至于老德雷西的儿子菲利克斯(Felix)挺身而出,从而有了一出典型的(殖民地)英雄救美的故事。以今天的文化多元主义来看待这个剧本真是一个政治超级不正确的故事。土耳其商人被白人基督徒陷害的,又要以自己的财富和女儿报答白人基督徒。所谓的无妄之灾的事实就是:他出生在了一个不同的文化中,享有不同的价值观,却因为文化差异成为另一个族群眼中具有威胁性的“异端”。反观萨菲,以鲜见的高度“觉悟”背叛了自己的血缘家庭、宗教信仰、传统生活,投奔向西方文明的英雄怀抱。萨菲既印证了作者鼓吹的西方价值的优越性,也隐射了其对“异端”的同化。

德雷西家庭因为萨菲的家庭而曲折衰落的变迁,是怪物在启蒙教育中了解到的第一个也可能是唯一一个人类社会群体的缩影。怪物对“异端”的概念有了难以磨灭的刻骨铭心,其后在他阅读《失乐园》等书籍时产生了一系列对自我怀疑乃至人生奥义的哲学思考:我是谁?我是怎样来到这个世界的?我来到这里是为了什么?他作为人造人,认识到了自己前所未有的可悲境地:非自然人亦非社会人的自己,在无父无母且与已知的社会没有任何羁绊与联系——这是彻底的孤立。怪物是人世中的异端的异端,甚至是异类。这就引出了作者第二个神来之笔:老德雷西的眼盲。

德雷西的一家之主被设定为一位瞎眼的老人——一位看不到任何或者面目可憎、或者漂亮表象的盲者。这一设定既巧妙地对照了维克多的“睁眼不瞎”,又与之形成了巨大的讽刺。与怪物和谐相处,原来只要眼盲即可。怪物聪明地意识到了这一点,而寻求老德雷西——他眼中神圣的保护人——的帮助。然而天真的怪物以为这家人能够接受异端萨菲,也能以同样的宽容来接受、认可身为异类的自己。但他很快就从彻底的绝望中认识到,人就是人,党同伐异,自己看似是亚当的身份,其实被视为了撒旦。怪物于是为自己构建了一个乌托邦的世外桃源:与女怪物隐身于南美,老死不与人类相往来。

弗兰肯斯坦与他的怪物注定的悲剧结尾,似乎是作者玛丽・雪莱坚信的世界真实:必须给予狂妄者以无尽的绝望。人造人违背了既有的规范性社会的设定事实,从技术、女性、伦理各方面挑战社会的尺度,它就需要为此付出同等的代价来回归世界的平衡。而小说的作者本人就是小说的“上帝”,她掌握着小说世界中的一切真理,一手主导了她虚构的小说角色弗兰肯斯坦和怪物交错的命运。狂妄的真的不是孤立在各守其位、各安其分的思维之下的雪莱本人吗?说到底,人和上帝的区别在什么地方?人类为什么要想像出一个上帝来创造自己而不是自己成为那个能够掌握生命与死亡的上帝?高度智慧发达的人类自己为什么至今不能解答“人所以进化为人”的原因?人类难道不可以通过人造人来解答自己生命的起源吗?人类没有牺牲就什么也得不到,对社会规范性的牺牲难道比了解生命起源的秘密更让人战栗吗?
当然只有不害怕怪物的那个维克多・弗兰肯斯坦,才能成为揭开上述一切问题答案的人。世界由现代的普罗米修斯来毁灭,也将由他来重新创造。

#汉弗里・戴维爵士是至今发现最多化学元素的英国化学家,被称为“无机化学之父”;伊拉斯谟斯·达尔文是英国医学家、诗人、发明家、植物学家与生理学家,查尔斯・达尔文之祖父;路易吉·伽伐尼是意大利医生和物理学家,现代产科学的先驱,1771年他发现死青蛙的肌肉接触火花时会颤动,从而发现神经元和肌肉会产生电力。(来源:维基百科)

来源:豆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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