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一四十年前的另类回顾
当时，就大多数中国青年来说，当他们的眼睛盯住国外的时候，他们首先盯住的是美国，因为它是当今世界上最强大、最富裕的国家。12月16日，华国锋主席宣布中美两国建交和结束近30年的敌对状态的决定，这是中国将要实行新的开放政策的信号。许多人希望，这些政策能够发展形成一个更加自由和民主的社会。那一天，《人民日报》出了一期用红字印刷的特刊，有人将它贴在西单民主墙的大字报旁边。“美国人很富”，一个年轻人喜气洋洋地说，“中国人也希望能富起来。”
美国人生活的富裕和丰富多彩使亿万中国人大为吃惊，这与他们过去所听说的资本主义世界的腐朽没落全然不是一回事。北京的电视台展示给中国人的几乎是乌托邦式的画面。一个中国记者报道了被他称为典型的美国工人家庭情况。实际上这个美国人是一个计算机技师，年收入三万二千美元，相当于当时一个中国工人一生收入的两倍。电视镜头从一个房间到另一个房间展示了约10分钟，显示了孩子们的电动火车，厨房里的冰箱和洗碗机。所有这一切，在西方人看来不过是普通的日常生活设施，但它们却超乎许多中国人的想像。中国的普通老百姓突然清醒地认识到他们国家落后的现实。震动是如此强烈，以致就在这短短的几天当中，撒播下的追求变化的种子似乎超过了过去30年的总和。
非官方的民办杂志《启蒙》在1979年元旦发表文章，问：“为什么人权的伟大旗帜是由美国那样的资本主义国家而不是由具有先进社会制度的我们举起来的？”它接着回答说：
因为美国是当今世界上最繁荣的国家。毫无疑问，它高度的社会文明需要同它高度的民主相一致，因此相对地说，美国是世界上最民主的国家。
美国人不会仅仅因为批评他们的国家首脑而被指控为“犯罪”，也不会因此而遭到逮捕或被称为“反革命”或“坏分子”.如果国家的最高首脑触犯了刑法，他也逃脱不了法律的制裁。因为正如平民百姓一样，他也要受到法律的约束，这就要求有一个高于他的权力的权威。
文章引用孟德斯鸠、卢梭等人的话，认为美国代表了“人类的光明面”，与之相对的是“黑暗面……苏联那种给人们带来苦难，同时只能导致悲剧的不民主的手段。”文章还指出：
人类已经提出了民主和人权的新要求，西方都在努力地满足这种要求，东方却采了回避或压制的态度。
英国和日本实行君主制度……但是这种类型的君主制度却比表面上的共和制度更民主，更关心、更尊重人民的权利。在当今世界上，美国和英国是两个典型的采用选举制度的国家，国家属于全体公民，公民们可以按照他们的意愿更换他们所不喜欢的政府。这是被视为天经地义的事情，这种权利不受任何手段的干预和妨碍。
今天，我们仍然渴望着古希腊的言论自由和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的思想自由，因为我们的言论自由和思想并不比当时的人民所享有的自由更充分……自由并不意味着没有原则的放任，相反，自由权利的运用以不妨害他人的自由为前提……
在西方，出版是自由的。在这种情况下，许许多多的学校可以通过出版来竞争。这是西方世界迅速发展及它们的文化高度发达的一个潜在的根本原因。在东方，没有出版自由，这种观念上和感情上的怪癖正是我们停滞不前的原因……这是专制社会所具有的特点。
在大字报中，一些作者提议中国采取美国式的总统选举制，另一些人则认为必须要进行更深刻的变革。“看看我们的实际状况吧”，一份大字报说，“我们的选举只不过是一种形式，不民主的现实被披上了民主的外衣。人民在受到愚弄。”另一份大字报是早在美国成为热门话题之前，于11月底出现在西单民主墙上的，上面写道：
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统治留给我们的是盲从和迷信……为什么人民不能就政治、经济、军事和外交方面的事务提出自己的看法呢？美国有民意测验，中国有什么人来过问我们的看法？
我建议，我们应该办一个“民意报”，一切对于政策的重要看法，不管是“毒蛇”还是“美女”，是“香花”还是“毒草”，都予以发表，一切都让人民来裁判！
尽管大字报上许多提议和评论都会使中国的高层领导感到不满，不过直至2月份，邓小平都继续肯定大字报运动的大方向是正确的。他告诉一个美国议员代表团，大字报可以“不受限制地继续几代人”。《人民日报》也说这是好事而不是坏事，并嘲笑那些面对表现出民主精神的人们而惊慌失措的同志。广州的“李一哲”被释放平反，广东省的领导说，他们在1974年写的大字报包含了许多正确的观点。为了克服《人民日报》所指责的那种骄傲自满和固步自封，甚至在中国和西方国家之间进行比较也受到鼓励。《人民日报》说，“西方人在乘火车，中国人就应该老是骑毛驴吗？”
官方媒体极力要求官员们清除僵化思想，克服至今还渗透在各个领域的封建专制意识，要求宣传部门做开明的婆婆而不要做恶婆婆，要让人民讲话。《人民日报》还说，党和国家内部政治观点的分歧是正常的，不能以反革命的罪名进行压制。
但是另一方面人们也感觉到，新的民主浪潮，不管是官方的还是非官方的，都只能到此为止了。思想自由只能体现在赞同官方新的路线的言论中，它并不包括反对这种路线的自由。
值得人们关注的不仅是官方默认的民主运动的主流，还有更加另类的支流。它同苏联的持不同政见者有许多共同之处。它直言不讳地反对中国的政治制度，对民主运动本身和中国领导人的观念同时产生了重大的影响。热烈追求美国之梦的“启蒙”曾经宣称它坚决支持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他们的文章也多是用公认的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写作的。但是异军突起，12月5日出现在西单民主墙上的一份大字报却不是这样，它的标题是：“民主，第五个现代化”：
近来，我们已经没有在收音机、电视和报刊当中听到那么多的“阶级斗争”了……因为人民对这一套已经十分反感，并且不再受骗上当。但是旧的形式又被新的形式所代替，并且上帝绝不会让那些虔诚的信徒们失望。于是一种新的保证现在又被虚构出来了，那就是四个现代化……中国有两句成语，说的是“画饼充饥”、“望梅止渴”。……几十年来，中国人民跟着他们的伟大舵手，拿共产主义作“画中之饼”，三面红旗作“可望之梅”，一直勒紧腰带朝前奔。30年如一日，结果留给我们的教训却是：人民像水中捞月的猴子，竟意识不到水里面什么也没有。
文章攻击了“以四个现代化和安定团结为纲”，叫大家不要再受愚弄，还抨击“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这一说法。文章指出，事实是没有人民就没有新中国，没有人民就没有伟大的舵手或英明的领袖。它说：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人民是历史的主人的论断不过是一句空话，人民不能掌握他们自己的命运，他们的价值属于别人，他们的权利被编织成堂皇的王冠，那么，他们算什么主人？与其说他们是主人，勿宁说他们是奴隶。
文章还说，中国处于目前这样一种形势，就是因为毛泽东把它拖上了这样一条路：
据说，这就是社会主义道路，然而在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看来，社会主义首先意味着人民是国家的主人。试问中国的工人和农民，你们除了每个月领下来聊以充饥的那点工资（工分）而外，还能做什么东西的主人？
这就是人民所需要的社会主义道路吗？这就是马克思所设想的社会主义道路吗？当然不是……这是封建社会主义，披着社会主义外衣的封建君主制。苏联已经从社会封建主义发展到社会帝国主义，难道中国还一定要去步这样的后尘吗？
这份大字报说，当中国人正在街头乞讨的时候，他们挣来的财富却被慷慨地赠予阿尔巴尼亚和越南那样的冒牌货。文章进一步指出，毫无疑问，那些乞讨者并不赞成把大米送到被称为第三世界的什么地方去。但是，谁愿意听一听他们的意见呢！大字报最后说：
欧洲和美国人民享有这样的民主，他们可以免去尼克松、戴高乐的职务，同时如果他们愿意的话，也可以把他们选进以后的政府中任职。没有人会去干预他们的民主权利。但是，假如中国人对毛泽东这个伟大人物大发议论，那么，等待他的将是监狱和不幸……
没有第五个现代化（民主），就谈不上其它四个现代化。我号召人民团结在民主的旗帜下……民主才是我们唯一的希望。
这份大字报的作者是一个名叫魏京生的年轻人。他的核心思想一一没有民主，中国就不可能有现代化，就其本身而言，并不存在引起争论的东西一一官方宣传也有类似论调一一所不同的只是他对社会主义、马列主义的态度。尽管他的大字报后来引起了轩然大波，但是他的勇敢和坚毅使他敢于独自一人大声喊出了其他许多人敢想而不敢说的话。
当魏京生写《民主，第五个现代化》时，他28岁。他父亲是一个中层干部。文革开始时，他16岁，参加了一个很激进的红卫兵组织。但是由于他对江青的极左十分反感，继而对极端狂热的伙伴们也产生反感，于是他转而参加了另一个红卫兵组织“联动”（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这个组织的主要成员是高干子弟，他们因为反对极左分子对他们父母的攻击而被称为“保皇派”。在1967年“一月夺权”风暴中，左派的势力达到高潮，魏京生由于是“联动分子”而被逮捕了。虽然三个月以后他就被释放出来，但是这一经历使他头脑清醒起来。他认为，江青在利用红卫兵来达到她的个人目的。由此进而得出以下结论，文化大革命的发动者毛泽东也在利用红卫兵来达到个人的目的。最后，他认为从根本上来说，马列主义也是不民主的。
并非列宁所坚持的那样，民主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结果。相反，民主制度是一切发展的前提。民主的敌人总是说，民主会不可避免地发展，因此没有必要为了民主而斗争。
被释放的魏京生在此后大半年的时间里，同一些“联动”成员在全国各地努力收集江青早年在上海当演员时的材料。他们的活动被当局发觉了，于是魏京生和他的亲属一起逃到安徽藏了起来。在安徽以及后来在部队的几年中，他对共产主义的一点残存信念也被中国农村广大的悲惨景象摧毁殆尽了。他由此断定，毛泽东主义不仅是不民主的，而且也没有给中国人民带来真正的福祉。
继《民主，第五个现代化》之后，魏京生和他的几个朋友创办了杂志《探索》。这份杂志很快就成为中国非正式刊物中观点最激进的。魏京生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知识，大部分是他离开部队以后，在北京市园林管理局当电工的那些日子里自学的。他对西方思想观念的了解，也只是停留在一些苏联小说和中国大百科全书的哲学条目基础上。可贵的是，他居然能在这么薄弱的基础上，独立地对马克思主义作出那么深刻而有力的评价：
马克思主义利用专政来实现人的平等权利的社会实践已经进行了几十年，事实反复证明这是根本行不通的。“多数人的专政”只不过是梦想，专政就是专政，集中的权力必然会落入少数人之手。
由于在反右运动和文化大革命运中知识分子普遍遭到整肃，“北京之春”的参予者中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很少。结果，出现在民主墙上的论题往往更为实际。许多贴大字报的人很少关注民主宪政问题。他们提的大都是一些身边的生活实际问题。例如对工业污染不满的牢骚，说“从早到晚，北京市的人被烟雾搞得透不过气来。鸟儿不能忍受，所以飞走了，但是人却不能飞。”
另一些人要求结束那种不能自由调动，终生在一个单位工作的制度，结束夫妻被迫分居两地的状况。“我们要求得到人那样的生活权利，”一张大字报写道：“中国人应该有一日三餐……同时，不管城市住房多么紧张，到了而立之年结婚的时候，应该有一间放一张床的小房子。”
这些大字报的内容十分广泛，深刻的、可怜的、引起轰动的，近乎愚蠢的。有写得很糟糕的冗长的诗，有自称为不被人们所理解的天才写了几大张纸的数学公式贴了出来。有一个人声称他写信给华主席建议取消共产党，但是没有得到答复。还有一个人指控地方当局用死亡射线对准他和他的家人。
到1979年1月，大字报不仅出现在西单和天安门广场，而且扩散到了整个北京城。甚至街道旁巨大的红色语录牌上也被贴上了大字报。有的写在一页信纸上，有的写在十多张甚至更多的大白纸或彩色纸上，贴在一米多高的地方，人们可以逐字逐句地抄下来，以便拿回去和朋友们讨论。
与大字报的繁杂内容相对映，一些外国媒体对当时中国社会状况的报道，可以使人们对大陆民众的生存环境有全方位的了解。以下是一些具体内容：
在北京，城市富裕的新气象同农村里面的极度贫困形成鲜明对照。1979年，为了庆贺春节，中国的领导人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盛会。……
1月27日（除夕）晚上，这个巨大的建筑灯火辉煌。……里面有上万人正在尽情享受节日的欢乐。……但是，就在此时，与大会堂入口相对的地方，大约有两百名面黄肌瘦、可怜巴巴的人，其中还有不少人带着肮脏瘦弱的孩子。他们站在那儿，拿着旧报纸做成的旗子，反复地喊着“我们要吃饭！我们要穿衣！反对迫害！反对饥饿！”
随着1979年政府号召纠正冤假错案，成群的遭受饥饿折磨的人和上访告状的人开始出现在北京和其他大城市……
那年冬天，单是在北京，这些人就至少达到六万人之多。他们用彩色塑料纸编识小动物向过往行人兜售，或者在街头卖唱，靠质量很差的面粉做成的馒头和从饭店里要来的剩饭菜活命。在一些小饭馆外，常常有一些饥饿的衣衫褴褛的孩子守在门口，希望有人能可怜可怜他们。……晚上，运气好的人睡在火车站里相对暖和一点的地方，其他的人则蜷缩在旧公使区铺着稻草的棚子里。
许多人是抱着最后一线希望来的。自杀事件频频发生。在最寒冷的夜晚，有些人就冻死在露天下。
单是上访告状的人数就足以证实毛泽东留下来的问题之多。一年前，警察可能会把他们统统抓起来遣送回原籍。一个从河北省来的人说，从1976年起他就极力为解决他的案子奔走，他已经13次被遣送回去。但是，在“北京之春”中出现的新的、更为开放的气候中，也显示出更大的宽容。1月8日，那是周恩来逝世的周年纪念日，……这一天，那些上访告状的人举行了抗议示威。一周以后，他们又沿着长安街举行了抗议游行，并在中南海外静坐示威。他们呼吁“邓青天”为他们平反冤案。
这些人有各种不同的要求，一些人是为了工作，另一些人是因为受到土霸王的迫害而要求给予保护。正如过去的那些时代一样，中国人总是乞求君主把他们从压迫之中拯救出来。……
在这些问题当中，最富有爆炸性的便是“知青”问题一一从文革以来，有数以千万计的年青人被送到乡下。
民主运动的活动分子要求知识分子（言论自由）的权利，那些半饥饿的乞丐和上访告状者要求吃饭和工作的权利，与此同时，知识青年在那年冬天形成了遍及中国的第三股骚动潮流。事实上，在这之前，他们以及那些上访告状者的不平之情就已经出现在西单民主墙上的大字报中。
在上海，有三千多名知青在12月初的一个星期当中，每天都开赴到市委大楼，要求给予返回城市的权利，……在云南，几十万知青罢工，并派了代表前往北京。……
有几天的时间，上海市中心的部分地区被大批的示威者堵塞。2月5日下午，一些敢闯敢干的年轻人占领了火车站，并坚持到第二天早晨。60列火车和8万名乘客受阻或改道。……当青年们切断电车电缆，大规模的示威冲击到整个外滩时，市中心处于瘫痪状态达两天多的时间。然而，接下来电台、电视台和高音喇叭开始反复呼吁恢复秩序，同时，当局有选择地逮捕了一些制造事端的人。这一措施开始奏效。……
上海发生的事件是“北京之春”民主运动的分界线。在此之前，中国领导人特别是邓小平至少在公开讲话中对大字报运动是支持的，现在他们转而强调它的限度。新闻界开始采取了一种谨慎得多的态度，虽然鼓励民主和思想解放的文章并未停止发表，但却少得多了。
2月7日，上海《解放日报》刊登了上海市委会议传达的来自北京的指示：“一位中央领导同志已经指出：首先，民主和自由的实践不能违背宪法的基本原则；第二，不努力发展生产，人民的生活水平就不可能提高；第三，不能把个人利益置于国家和集体之上；第四，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对任何有关思想解放的讨论都是必不可少的。”
两天以后，《人民日报》的一篇社论出现了这样的字句：
……要把多年积累下来的问题在一个早上统统解决好，是不可能的。许多问题的解决，要有一定的物质条件，要有一个过程，要有一段时间。……
民主和集中是对立的统一，这两个侧面任何时候都不能偏废。鉴于过去一个时期民主太少，当前这个时期特别需要强调民主，但决不是要否定集中。否定集中指导的民主，不受纪律约束的民主，并不是真正的人民民主，只能是无政府主义。……
这些话语绵里藏针，不仅是针对知识青年，也是针对那些上访告状者的。
官方媒体纷纷出场为官方背书。“把阻拦火车说成是民主权利，”《中国青年报》无中生有地问，“这是什么样的民主？”上海的《文汇报》则老调重弹：“当我们提到自由时，指的是无产阶级的自由，而不是资产阶级的自由，更不是允许人们享有侵犯他人的自由。”
虽然这些责难对大字报和非官方刊物中关于社会主义和人权等问题的讨论并没有立即产生什么作用，但是它们却为随之而来的逆流开了路。
（未完待续）
2018/12/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