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说起1958-1962年中国的大饥荒,死亡数字和各省的死亡率往往是探讨的核心问题之一,但对于另一个显而易见的重要问题——“饥荒如何对幸存者的健康造成伤害?”,却鲜有提及,更谈不上被重视。

半年来,笔者利用业余时间,在笔者的认知能力范围内,搜集了若干饥荒对幸存者健康造成的长期影响的研究成果和相关数据,并对中国大饥荒的相关问题,进行了初步的量化分析研究。与此同时,笔者还阅读了国内外一些可能相关的研究文献(多属于社会统计学,健康经济学,健康医学范畴)。

通过跨时代的纵向比较和跨国界的横向比较,笔者发现对大饥荒的研究最充分和最透彻的当属对荷兰1944-1945年饥荒的研究,对荷兰饥荒致病问题的跟踪调查和研究始自二战结束后不久[1],一直延续至今[2]。特别要指出的是,时至今日,对荷兰饥荒幸存者健康的研究还经常以科普文章的形式呈现在西方的主流媒体上,在此举《纽约时报》科学版和《科学美国人》的两篇为例,第一篇发表于2018年1月31日的是“The Famine Ended 70 Years Ago, but Dutch Genes Still Bear Scars”文详细介绍了荷兰饥荒如何使得胎儿成年后与消耗身体热量有关的PIM3基因活性降低, 另一篇是发表于2018年9月11日的 “How Diet Can Change Your DNA”,该文引用荷兰饥荒的例子,来证明母亲孕期食物匮乏生下的孩子成年后易患多种疾病。

但荷兰的饥荒是在战争背景下的发生的,而因中共倒行逆施的统治造成的1958-1962年的人为饥荒发生在和平时期,且造成人们普遍营养不良的与户籍制度挂钩的食物配给制,并未随饥荒的结束而废止,而是一直持续到上世纪80年代初。可以说,中国饥荒致病的人群范围之广,年代跨度之大,都是人类历史上空前的,这无疑会深刻地影响现代中国人的遗传特征,而以中国人为样本的此类研究的科普性文章却几乎从未见诸报端。

《毛泽东的大饥荒:1958-1962年的中国浩劫史》(”Mao’s great famine: The history of China’s most devastating catastrophe, 1958-1962”[3])的作者——荷兰学者冯客(Frank Dikötter)认为,之所以西方对中国数以千万计的人口死亡,并不在意,认为那不过只是统计数字,是基于西方人的种族歧视,他的原话是:“西方左派看到一个金发碧眼的小孩被关在铁丝网后面,会觉得这是悲剧;但是亚洲的数百万人死亡,他们会觉得那不过是数字,并不在意”(“Millions dead and still many see no evil, hear no evil from Mao”)。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如果中国人自己不关注饥荒幸存者的健康状况,不关注国人与饥荒有关的身心健康,不将此话题科普化,不将它变为公共话题,那它必将随着几代饥荒幸存者的老去、故去而灰飞烟灭。

对中国大饥荒和长期的食物配给导致人口体质下降、某些种类疾病高发和经济产出下降等等各方面的研究,近些年来,已经比较全面,但这些研究往往只是流行于学术圈子,对中国普通民众乃至全世界的大部份民众而言,这种信息几乎可以说闻所未闻。在中国,经历过苦难的中老年人,甚至包括笔者在内(笔者出生于食物配给制还没结束的1976年),对过去的苦难最常见的说法是:“以前都吃不饱、吃不好,现在日子好过多了”,但人们对饥荒和营养不良可以导致幸存者和后代在中老年时健康状况迅速恶化,多种疾病发病率急升乃至死亡率提高的情况可以说一无所知,这主要是因为中国有限的科普刊物和网站几乎对这一切从未提及,而这无疑和中共政权的信息审查制度有关系。如果我们分别以“dutch famine 1944-1945 disease” 和“china famine 1959-1961 disease”为关键词在scholar.google.com搜索,可以获得5,450个和3,070个搜索结果,如果我们以为同样的关键词在google.com搜索,可以各自得到472,000和34,600个搜索结果。这个办法可能不够精确,但至少可以部分反映,中国饥荒和荷兰饥荒致病问题在有效信息保有量和传播上的差距,而这种差距主要存在于科普层次。随着中国越来越多的人进入到自己多灾多病中老年期,对此类信息的普及可以说已经迫在眉睫了。

因此,笔者试图以一系列科普性文章的形式,将与中国饥荒致病问题相关的一系列文献综述和对相关数据的初步分析,呈现给读者。作为人文社科研究的门外汉,笔者的研究和写作难免会犯下各种错误,还请读者朋友多多赐教。笔者希望这一系列文章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吸引到更多专业人士和科普作者的注意,尽快地使得上述话题引起更多普通中国人的关注。

1. Neligan, G., et al., Commentary: On ‘Transmission through the female line of a mechanism constraining human fetal growth’—does it exist? Annals of Eugenics, 1951. 15: p. 306-12.

2. Franke, K., et al., Premature brain aging in humans exposed to maternal nutrient restriction during early gestation. NeuroImage, 2018. 173: p. 460-471.

3. Dikötter, F., Mao’s great famine: The history of China’s most devastating catastrophe, 1958-1962. 2010: Bloomsbury Publishing USA.

出处:北京之春
整理:2018年12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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