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是你有兴趣,并且能找到1951年7月15日的《纽约时报》,就会在书评版的那个名为“哎呀”的狭小栏目里发现这样的一段速评文字:“这个塞林格专写短篇小说。他知道如何写孩子的故事。但本书实在太长了。有点单调乏味。他真该把这群笨蛋学生和学校里的荒唐事大幅修剪。真让我失望。”当然,这是针对《麦田里的守望者》来说的。这篇没有署名的超短文,基本代表了当时某些评论家对塞林格以及这本书的轻蔑态度,而且随后来自社会更为保守的人士们的批评比这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有些地方的学校图书馆甚至将此书列为禁书。正像我们所熟知的那样,适当的禁止会推动一本书在社会上的影响力迅速提升。如果这本书恰好又确实是一本真正的好书,那它就会很自然地成为经典。从这一点上说,塞林格和他的《麦田里的守望者》还是比较幸运的。差不多十年后,当厄普代克以被塞林格启蒙过的晚辈身份为塞林格新作《弗兰妮与卓埃》撰写的那篇相当有份量的书评《可敬的格拉斯兄妹》刊登在《纽约时报》书评版的时候,塞林格显然已经开始进入当代经典作家的行列。而在这十年间发生的,则是《麦田里的守望者》这本书近乎疯狂的再版,并被很多学校相继列为必修读物。

  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州的乡间,有那么一片方圆近百英亩的土地,那里有小山、有河流,山顶上有座小屋,周围种着许多树木,外面的围栏上装有六英尺高的铁丝网,上面还有报警器,如果有人来访,都得先递送信件或便条;如果来的是陌生人,就会被主人拒之门外,甚至连个理由都不给;这位主人很少公开露面,偶尔开车到镇上去买点书刊杂物,也极少与人说话,要是有人跟他打招呼,那么他马上就会离去……他就是J.D.塞林格。隐居以后,他异常缓慢地又出版了四个中篇,随后就再也没有发表过任何新作品。有人声称,塞林格的隐居处一定积累了大量令人惊叹的无价手稿,而也有人认为,实际上塞林格早已是江郎才尽了,对东方哲学以及禅宗的迷恋,使他陷入虚无之境,不事著述也无力著述,更有些人庸俗而又恶毒地声称塞林格这么藏起来的目的不过是为了故作玄虚地吸引眼球而已。这些猜测,不管是有道理还是没有道理,都只不过是说法而已,与塞林格本人没什么关系,与他的作品也没什么关系。事实上,怎么说,说什么,都已经不再重要了,我们所谈论的塞林格,终归只能是写了《麦田里的守望者》和《九故事》,还有《弗兰妮与卓埃》的那个塞林格,而不是别的什么人。他还活着,当然不是在生于1919年并且活到现在的那种意义上活着,而是通过他的那些作品,超越日常生活之上地继续活着,保持着它们特有的简练、缓慢和沉默的特质。你可抓住他的那些作品反复揣摩甚至猜测些什么,但永远也不要指望能抓住现实生活里的塞林格,因为他是个异常出色而又成功的逃离主义者。

  有不少评论家认为,《麦田里的守望者》虽然确实算是塞林格的代表作,但要是从艺术水准和成就上说,还不能与他的那些精妙的中短篇相比。有些正统评论家的苛刻常常显得似乎很有些善意,他们习惯于通过对作家某些作品极力抬高,来刻意压抑另外的某件作品的价值,并以此来展示自己眼光的高明。而实际上的情况恰恰相反,他们最终展示出来的总是自己那种并不独特的无知。可以这样打个比方:在他们的思维里,或许用一条腿走路或者用八条腿走路的作家才是真正了不起的,而用两条腿走路的,则多是平常之辈吧。他们总是惯于在超限的层面上去苛评作家的能力与水平。当他们把塞林格列为短篇小说大师的时候,实际上就是要把《麦田里的守望者》悄悄地踢到旁边去。然而这本书,对于塞林格来讲,恰恰是最为重要的。从某种意义讲,它就是塞林格的《创世纪》和《传道书》。它是一个预言,其中隐藏着作为作家的塞林格和社会中人的塞林格生命走向的全部密码。甚至可以这么认为,正是从这本唯一的长篇作品开始,塞林格确定了自己的方向,开始转向内心世界,或者说是开启他的那种坍缩式的写作(其特征是日益趋向于简约、内敛、沉默以及寂静,越写越少的,近乎虚无的;与之相反的是膨胀式写作,像约翰-厄普代克那样的)。

  这是一本关于逃离的书。就小说本身的主题而言,也可以称之为逃离失败之书。少年霍尔顿-考尔菲尔德在第四次被学校开除之后,试图逃离自己身处的背景环境,但他的力量太微不足道了,所以最终也没能成功逃离那个有限的小世界,反而被当作精神上出了问题的人,送进了疗养院之类的地方,接受心理专家的治疗。对于主人公霍尔顿而言,最后的结局无疑是个阶段性的小小的悲剧,这是不可避免的,因为他是那样的无力、脆弱、敏感,对周围的世界充满了怀疑和不信任,他既不能变成一个符合社会标准的那种正常健康的孩子,也不能成为自甘堕落的那种扭曲病态的孩子,他所谓的“麦田”,不过就是介于二者之间的那块似是而非的虚幻空地,根本就不曾存在过,退一步讲,就算这块“麦田”是存在的,那么显然,其中也还是没有他所想象的“守望者”的位置,就算有的话他也可能早就掉到悬崖下面了。简单地讲,他的那些朦胧的想法,在现实里根本就找不到落脚点。但对于塞林格来说,这本书可以称得上是为他自己的逃离做出巨大贡献的成功之书。正是通过这本书的巨大成功,塞林格一下子就跳出了那些约定俗成的生存模式,甚至可以说几乎是跳出了作家生存最常见的那套体系,过上了那种相对隔绝的属于自己的真正意义上的个人生活。

  以往的某些主流评论家们喜欢或者说习惯于将霍尔顿-考尔菲尔德称为“当代美国文学中最早出现的反英雄形象之一”。这种说法,其实是有些怪异的。不过我们也可以把这种说法作为一个由头,来稍微深入地说一说霍尔顿这个少年形象。实际上,对于大体上了解美国近现代文学脉络的人来说,在看完《麦田里的守望者》的时候,用不了几章,就能想到另外两位经典作家的两件作品,一个是马克-吐温的《哈克贝利-费恩》,一个是厄内斯特-海明威的《最后一片净土》,《麦田里的守望者》是有资格与它们放在一个谱系里的,而霍尔顿-考尔菲尔德这个形象也同样有资格与哈克贝利-费恩、尼克-亚当斯站在一起。这里面确实可以隐约感觉到一个变化的脉络,一个从原生态到非原生态的变化过程,一个从外向内的变化过程,一个从张扬活力到生命坍缩的变化过程。这三个男孩形象之间,呈现的是一条能量逐渐递减的下落曲线,哈克贝利的经历被称为历险记,充满了智慧与活力,甚至还有野性;到在尼克那里,一个男孩子已经不大可能离开父母进行无所顾忌的四处冒险远游了,顶多也就是悄悄拿了父亲的猎枪,跑到离家不远处的禁猎区去打猎,然后为了躲避想象中看林人的追捕带着妹妹在森林附近躲来躲去,最后还是回到家里;而到了霍尔顿这里,不但没有什么路途遥远的历险,连跑到森林里野那么一下的机会也没有了,他的野游范围已经被缩小到学校、家以及城市里的角落之间。同样,从个性上讲,哈克贝里是自信、胆大、心细与活力四射的;尼克则是有一定胆量和勇气,但活力已经明显不足了,而且性格中多了些许犹疑的东西;而霍尔顿则是异常敏感、怯懦、脆弱而又容易激动的,最重要的一点是他与两位前辈相比显得异常的孤独无助。

  有的美国当代历史学者将美国的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称为“寂静的五十年代”或“怯懦的五十年代”,这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此前美国文学史上曾经出现过的“迷惘的一代”、“垮掉的一代”的那种说法,当然我们也可以把五十年代的年轻人概括为“怯懦的一代”或者说“脆弱的一代”。如果把霍尔顿这个少年作为这一代人里的一个类型代表,并与前面的那两代人进行比较的话,我们不难发现,霍尔顿的思想和行为明显是倾向于保守而传统的,跟那些消极对抗社会的“垮掉的一代”相比,他是那样的单纯,对于他来说,非但堕落是难以接受的,哪怕是站到堕落的悬崖边上,也是不能接受的,所以说,他所想象的麦田守望者的角色与位置,与其说是针对想象的那些孩子们,不如说是针对他自己,他始终都在努力避免自己走向堕落或者避免靠近堕落的边缘。看看他的行为举止吧,恐怕很难找到像他这样注重传统观念的孩子了。他极其看重亲情,弟弟的早逝给他内心留下了巨大的阴影,使他早早就对死亡有了模糊而敏锐的意识;他对妹妹充满了爱,即使要逃离也不忘再看看妹妹,表达自己的深爱;他也很念旧,关心过他的老师,他都不会忘掉,被学校开除之后,还想着去看望两位老师,尽管自己对他们的观念并不认同;他在感情上朦胧而单纯,习惯于对心爱的女孩子单相思,而不敢有更实际些的行为;哪怕是对陌生人,比如妓女、参观博物馆的小孩,他都会下意识地满怀怜悯地面对他们……这些特点所提示我们的,其实是他的观念,就是那种比较传统的重视家庭、社会、情感、道德和责任的思想。当然他的传统不是卫道士的那种传统,而是那种讲究信仰、忠诚与操守的传统。但是显然他缺少的,也正是信仰或者某种类似于信仰的东西,否则他就不会那么的孤独了。当然这也与他年纪还小有关。他是早熟的,但恰恰不是肉体方面的早熟,而是精神方面的。这种精神方面的早熟甚至对他的肉体成熟产生了某种禁锢的力量。这就是为什么他离开学校后跟曾经的辅导员卢斯谈性的时候,特别在意地强调精神的体验要高过肉体的,而明知自己暗恋的女孩简跟他的室友出去幽会有可能发生过格的行为,还仍旧不变初衷地暗恋着她的原因所在。

  霍尔顿早早就想逃离身处的现实世界,但是实际上又无处可以去。他毕竟还只是个未成年人,他没有足够的钱,他也没有基本的自立能力,甚至连自我保护的能力都没有,以至于只能幻想着去西部隐居的可能,并在小说要结束的时候有些滑稽、夸张而又伤感地企图尝试一下,在失败之前,在妹妹菲比的配合下,差不多把自己的逃离完全戏剧化了,有可能还满足了自己的潜在的戏剧化情结。假如我们只是从成人的角度来看待这个小说,实际上是很容易觉得有些小题大做的,真的发生了什么大不了的事么?我们会这样轻易地反问,同时也轻易地加以否定。这也是为什么当年《纽约时报》的专栏作者在面对《麦田里的守望者》时会轻率地给出错误结论的原因。而我们只有把自己置于与霍尔顿同样年龄段的人的时候,才有可能真正理解了他的内心状态。为了摆脱自己的困境,霍尔顿竭力模仿着成年人的举止,故意显得大大咧咧对什么都无所谓的样子,刻意地说着粗话,做出粗俗的举动,无心学习,努力想在家庭与学校之外,找到另外的生活,但又几乎不可能。他的孤独感是远远超出其年龄段的。他无力对抗自己的环境里的任何一种令他觉得不满和压抑的力量。所以他只有逃离,几乎是漫无目的的逃离,逃到哪里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逃离现在,逃离这里。他渴望着将自己的环境抹掉,或者至少也是将自己从环境中抹掉,哪怕把自己变成一个无形无影无声无息的人也在所不惜。但是这也是无法实现的。他稍一挣扎,就不能不以准病人的身份面对心理专家的调教治疗了,然后还要重新回到学校里去。这或许就是怯懦 、脆弱一代的特征了吧。也正是由于怯懦与脆弱的本性,使得霍尔顿这样的人即使成为成年人也不大可能做出什么过格的事,要么是留下适应并与环境适当地合作,要么就在这个环境的禁锢中暗自颓废下去,要么是离开这里独自隐居,此外几乎没有其它的道路可走。

  功成名就的塞林格最后选择隐居,常常不为世人所理解、甚至诟病。其实在他那里,这种选择实在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了。他不想跟这个社会发生任何功利的关系。他要的是消失,在公众的视野里,在公众的关系里,完全消失,而在自己的有限世界里,则拥有那种无限的精神自由。他拒绝在一个巨大的社会体系内被不同的力量所左右着、推动着,不断地出卖自己的心灵。他希望在日常生活的寂静中找到属于心灵的终极式安宁与纯净。所以他选择了禅宗这样的东方思想作为自己的精神归宿。而这,实际上也是霍尔顿这样的人最终可能找到的最好的结果。从这个意义上说,《麦田里的守望者》的写作过程,与最终隐居的过程,可以被视为塞林格生命历程中一首一尾的两个具有转折意义的重要行为标志。另外,在《麦田里的守望者》的第一章里,有这么一小段文字,很值得注意,就是主人公霍尔顿•考尔菲尔德在谈及自己的作家哥哥D.B时提到的一个小说:“他写过一本特别棒的短篇小说集——《秘密的金鱼》,你就算从来没听说过他,也应该听说过这本书。书里最好的一篇就是《秘密金鱼》,写的是有个小孩儿养的金鱼谁也不给看,因为是他自个花钱买的,这篇让我喜欢得要命。他现去了好莱坞,这个D.B,当了婊子。”把这段文字跟塞林格后来的隐居联系起来,是很耐人琢磨的。塞林格固然不是少年霍尔顿-考尔菲尔德,但是对照之下,你却又不能不把霍尔顿跟作家塞林格多多少少地联系在一起,那小孩子养金鱼的状态,难道与塞林格后来的作品不是有着很相似的状态么?同时霍尔顿对D.B.为好莱坞写东西挣钱的那种不屑,恰恰隐约折射出塞林格后来不愿发表作品的那种超脱于功利之外的心态。

  最后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这部小说在写作手法上确实是极具特色的。很多评论家被塞林格那些令人眼花缭乱耳朵眼发热的俚语粗口所误导,而没有充分意识到他在叙述方面的杰出成就,以至于将这本小说的真正妙处隐藏在那些俚语粗口的下面了。尤其是当有人把“平铺直叙”和“心理现实主义先河”这样的词句加之于《麦田里的守望者》之上的时候,我们不得不说,批评家们的眼睛常常会被炖肉的味道与雾气所迷惑,这样的错觉只能归结为理论与写作本身的隔离。塞林格对叙事技巧的认识与运用应该说比之于他的前辈海明威是明显更进一步的。塞林格使用第一人称、大量的口语俚语来叙述,很容易造成一种“平铺直叙”的假象。而实际上这里用的倒叙的大框架,然后在这个大的框架里进行正在进行时的顺叙,但仅仅这些还远远无法说明这部小说的层次感与节奏感为什么如此之好、如此之细腻,以至于自然得不露痕迹。决定层次感与节奏感的,是塞林格叙事过程中的那种貌似随意其实是把时间、地点、事件的变化有层次地溶解到感觉与细节的变化里,通过感觉的起伏、转承、动静来控制节奏和分配层次,通过细节的浓淡、繁简、轻重以及漫不经心的对白来控制气氛与调子。这里真应该举一些实际的例子来证明前面说的这些,不过要是那样做的话,我估计就会把整本书的几分之一都弄上来了,还不如让你看看那部小说。或许可以试着在后面的结构分析中找些例证吧。

塞林格还很善于利用倒叙中记忆次序的重叠、错位、交织等特点来配置小说里段落的结构次序。同时还习惯于用一些似乎没什么用处的闲话或者过渡性的话语来调节段落中语句的节奏,以及切入每个段落正题的角度。他是一位对叙事结构极其敏锐的作家,非常清楚地知道从开始到结束,整部小说的着力点在哪里,支撑点在哪里,在哪里应该对称着去写,在哪里应该加速或减速,同时又能把这一切都包裹在随意甚至散漫的叙述口吻里,显得非常自然。比如他把霍尔顿招妓的那一段放在整个小说26章的中间两章(13、14章)去写,就显得非常有深意,因为这个经历实际上是霍尔顿最危险的时刻,也就是站在悬崖附近不远处的时刻,但是此刻他拿来面对女人的,不是本能的欲望,而是他内心深处的那种不可排解的孤独感。他渴望的是与那个妓女进行平等的日常式的交流,实际上也就是把他对女人的观念与看法悄悄地向宗教方面靠拢了。而随后他的被电梯工抢劫并殴打,与他对耶稣的喜爱以及对《圣经》的排斥观点前后并置在一起,构成了这样的一幅图景:他对那个妓女所做的,其实是拯救她的努力和尝试,而他显然把自己的行为理解对基督耶稣表达的一种深层的认同。最根本的,是他想拯救自己,试图以精神的净化来拯救自己,远离那些肉体的欲望,被劫与被打,在他的潜意识里似乎都可以算作是拯救过程的一部分了。但他终究还是个未成年的孩子,最终在恐惧与疼痛中他的意识陷入了另外的模糊状态里,并没能找到摆脱困境的方向。不过作为整个小说建筑的拱顶横梁,这两章还是相当漂亮的,足以支撑两侧的那些章节的发展变化了。

另外还有一个特点也非常值得注意,那就是在这部小说里,萨莉、简还有他妹妹菲比这些个出场的或没出场的小女生,还有那两个修女、那个妓女甚至还有戏份极少的两位老师的太太和他的妈妈,这些女性,都是塞林格精心安排给霍尔顿的。她们既是缓解压力与内心伤痛、恢复温情与希望的化学因子,也是调节整个小说气氛、节奏与色调的重要因素,并与霍尔顿眼中那个令人失望恶心的灰暗的男性世界构成了奇异而又古怪的包含了明暗、软硬、暖冷、最重要的就是肮脏与纯净的对称。而到了最后阶段的那个华彩乐章——第25章,与妹妹菲比的分别,则把整个小说的气氛推到了极致,孩子式的单纯、异想天开、滑稽与莫名的伤感交织在一起,达到了有些喜剧意味而又让人不能不感叹唏嘘的悲喜交集的效果。

  “我想运用我自己的方法、语法和形式主义,尽管我会有进退不得的危险,也许完全销声匿迹。不过整体而言,我还是非常乐观的。”发表《麦田里的守望者》十年后,塞林格在《弗兰妮与卓埃》的封套折页上这样写道。他的确是个自我的预言家。他最后也确实是慢慢走向销声匿迹的。只有他已经出版的作品还在延续着他另外的永远不会消失的生命。厄普代克在那篇评论文章里曾经对塞林格的写作有一段很精辟的概括,可以称得上是知音之语:“当世人对他所采取的方向产生各种疑虑时,还是得承认那是个方向。不肯自满得意,情愿以个人的执著冒险超越限度,正是艺术家与艺匠的区别,也是代表我们所有人的艺术探险家得以成就之处。”

        2007年5月19日星期六

来源:豆瓣

By edit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