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路:饥饿是如何引发变革的(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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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四十年前农村往事录

在历史的长河中,人们的记忆好比是一张网:当你在需要的时候把它从河里拉起来,就会有所收获;但浩淼的流水通过它却了无痕迹。人们同极权主义的斗争方法之一,就是要用记忆之网从历史长河中打捞起一些不能被遗忘的东西,不能让这些东西被历史长河的流水湮没而了无痕迹。这些历史的人和事之所以不能为后人遗忘,是因为“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是因为“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荣辱”。如果不是这样,那就是好了伤疤忘了痛,那就会导致“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复哀后人也”。

40多年前发生在中国广大农村的悲剧喜剧闹剧乃至荒诞剧,也是堪称“殷鉴”,不能被后人遗忘的。否则,我们将会有饿肚子乃致饿死的危险!

《饥饿引发的变革》在第三章里披露了这么几个不堪回首的事例:

“用专政的办法办农业”和“哈尔套经验”

大寨被弄成“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典型之后,“农业学大寨”运动便成了“阶级斗争″和”两条道路斗争“的同义语,变成整肃基层干部群众的一场场政治运动。

文化大革命中,甘肃省委的负责人在农业学大寨运动中,提出一个骇人听闻的口号一一“用专政的办法办农业!”

1977年12月召开的新华社农村记者座谈会上,把揭批这个口号作为第一个重点选题。新华社于1978年2月播发报道,《人民日报》在头版刊出。

让我们来看看用专政的办法办农业是些什么货色吧!

这个口号是1975年夏天提出来的。口号的发明者说,发展农业的阻力来自三个方面:“一是阶级敌人的破坏和捣乱;二是小生产、小农经济思想的旧的习惯势力的阻挠和反抗;三是党内右倾保守思想的干扰和抵制。”而要排除这些阻力,“唯一的一条,就是加强无产阶级专政。”“用无产阶级专政的办法去办农业。”这样,他们就把“小生产者”、有“小农经济思想”、“旧的习惯势力”和“右倾保守思想”的人,统统当作阶级敌人一股脑儿列入专政范围之内。……

这个口号的依据是什么呢?就是“四人帮”的“全面专政论”。中共甘肃省委前负责人声称,这一口号就是学习张春桥的《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的“心得”。

张春桥说:“农民思想赶不上形势”;毛远新说:农民满脑子是“个体经济”,对农民不能施“仁政”;甘肃省委前负责人说:对待“小生产者”,“没有别的办法”,只能“专政”。

甘肃省各地揭发出来的大量事实证明,这个″用无产阶级专政的办法办农业“的口号,在有些地方成了法西斯专政。许多基层干部,被诬为”小生产和资本主义势力在党内的代言人“和”正在走的走资派“,遭到残酷的迫害。

通渭县是甘肃省委前负责人直接抓的点。他们在这里到处揪“民主派”、“走资派”、“保守派”、“投降派”,声称要把那些所谓“一拳能把墙土打个窝窝,一脚能把铡刀踢个豁豁”的人提拔起来当干部;并在许多地方推行“四人帮”大搞“第二武装”的所谓“新鲜经验”,组织民兵小分队,随意打人、抓人、关人,整社员群众。

宕昌县车拉公社扎玉河大队自从1975年8月起,成立了民兵小分队,宣布“小分队有权执行一切任务”。几个月内,被揪斗的干部群众就达16人。有的社员被多次捆绑吊打,整得死去活来。他们还把小分队的骨干打手突击入党提干,并占据领导岗位。1975、1976两年,原大队、生产队59名干部,被撤换了38人。就这样,把一个原来每年给国家贡献几万斤粮食、油料的大队,搞得粮油大减产,1976年吃返销粮3.7万斤。而像这样被他们搞垮的社队并不是个别的。

在″用专政的办法办农业“的流毒所到之处,命令主义成风,瞎指挥盛行,违法乱纪的事屡见不鲜。别说政治民主、经济民主,就连生产民主也遭到严重破坏。要说推广高粱,连出了苗的玉米也得拔掉;要说果树上山,平川上正在结果的梨、柿、核桃也得统统砍掉。播种小麦一个县要同时开播,限期播完,并派工作组坐阵督战。结果,由于片面强调并强迫早播,有些地方麦苗冬前拔节,造成死苗减产。

甘肃省委前负责人还大搞“一平二调”。泾川县城关公社在1975、1976两年中,仅发展公社企事业就占用生产队土地729亩,其中多数未办审批手续,生产队还得继续负担征购粮任务。无偿调用生产队的劳动力、砖瓦、木料等,价值约六万元。这个公社的吴家邓泉大队第三生产队在这两年中被公社、大队无偿调用的物资、钱款,占农业总支出的15%,无偿调用的工日占全队劳动工日总数的32%.结果,使这个队成了吃粮靠国家,花钱靠救济的穷队,全队89%的户成了超支欠款户。

省委书记一句话,全省农民遭了殃。谁给了省委书记这么大的权力?“用专政的办法办农业”,厉害,我的党!这个经验应该向全世界介绍推广。不知倘若马克思地下有知,会不会因此而与“无产阶级专政”来个一刀两断,以免不肖之徒以售其奸。下面,再向大家介绍毛泽东的侄儿当年主政辽宁省时的一大“丰功伟绩”:

堪与甘肃的″以专政的办法办农业“相提并论的,还有辽宁省的那个”哈尔套经验“。

“大寨经验”说,“堵不死资本主义的路,就迈不开社会主义的步。”而“哈尔套经验”在“大寨经验”的基础上又前进了一步:它是又破又立,既抓“堵路”又抓“迈步”的一个新“创造”!这便是在辽宁省彰武县炮制出来的一个“赶社会主义大集”的“哈尔套经验”。这出闹刷的总导演是时任辽宁省委书记的毛远新。就是他打着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批判资本主义的旗号,“创造”出这么一个祸国殃民的“经验”。而他却大言不惭地说:“有了哈尔套经验,农村的方向、道路问题就解决了。”

“哈尔套经验”到底是个什么货色呢?

这要分两步来说。

第一步是“堵资本主义的路”,具体点说就是批斗农民,关闭集市贸易。

彰武县农村的基层干部和社员极为愤怒地指出,毛远新说农民是“人才一尺高”,而资本主义“尾巴八尺长”,甚至咒骂农民:“你们现在是人越长越小,尾巴越长越长”。他的追随者也跟着鼓噪说:“小生产虽小,能量却很大,能拱倒社会主义大厦。”于是,批判“小生产”的黑风,从哈尔套大队刮到彰武全县,刮到辽宁全省。一时间,事事、处处大批“小生产”,把矛头直指广大农民,搞得人人自危。

哈尔套三队社员赵广生,不顾妻子要临产,把自己家的土炕刨开,取出炕洞土给生产队上肥,留下一点残土上到自留地里,却被说成是“小生产鼓了包”,不仅把他自留地里的炕土全部挖走,还把自留地的土挖下二寸多。有的社员在自留地里种点辣椒、葱、蒜,被说成是“小生产絮了窝”,要连窝端,全部拔掉。有的社员到集市上卖点自产的农副产品,被说成是“小生产长了翅膀,得摘毛”,东西被没收人还得挨批判。社员家院子里种的倭瓜,爬到了墙上,被说成是“小生产探了头”、″资本主义主义占了社会主义空间“,要一个一个砍。如此种种胡批乱斗,却美其名曰”教育改造小生产“。

社员们气愤地说,我们经营自留地,把自产的家庭副业产品拿到集市上出售,是资本主义吗?这是政策允许的。可是“四人帮”的死党说,“政策允许不等于提倡”。胡说这方面的政策是“好行资本主义小惠,言不及社会主义”。他们诬蔑集市贸易是“为小生产挣口袋”、“为资本主义输血供氧”。从事正当家庭副业的社员被诬为坚持走资本主义道路,任意进行批斗;把基层干部打成“走资派”,进行残酷迫害。他们任意没收社员的自留地,留下的这也不许种那也不许种。

“哈尔套经验”的第二步是“迈社会主义的步”。

社员们气愤地说,他们关了政策允许的集市贸易,又打出“商业革命”的幌子,搞了一个“社会主义大集”,强令社员去赶大集。由于家庭副业遭到摧残,社员手中已很少有可卖的东西,为了给“大集”装扮门面,他们就强行摊派,逼着社员到外地花高价买回农副产品到“大集”上低价出售。社员因此苦不堪言。″大集“越赶越大,内容越来越奇,到后来竟然发展到没有斗”走资派“不能开集,没有″学习小靳庄活动”不能开集,没有干部送子女下乡务农不能开集,物资达不到″极大丰富“不能开集,如此等等,不一而足。每次赶”大集“,都要搭彩门,走方队,扭秧歌,拉着猪羊游行,造成物资的极大浪费,严重地破坏了农业生产。从推广”哈尔套经验“,到”四人帮“被粉碎的一年半时间,彰武全县共赶了105次”大集“。仅1976年一年赶”大集“,就浪费物资价值达20多万元,浪费社员上百万个劳动工日。结果是物资赶没了,人心赶散了,全县的粮食这一年减产了30多万斤。

社会主义社会好不好一直是个争论不休的问题。我请大家对照现实,回顾历史,共产主义运动给人类社会带来了什么?是功大于过还是过大于功?看看中国农民的生存状况,谁都会清楚地知道:共和国成立后的前30年和后30年是截然不同的两个社会现实。前30年中国农村走社会主义公有制集体化道路,结果农民啼饥号寒,受尽欺凌,挣扎在温饱线上。后30年大家都能看到,我就不说了。我只指出一点:倘若后30年仍坚持走人民公社集体化道路,中国农村会发生如此巨大的变化吗?大多数农民生活会跨过温饱线迈进小康社会吗?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农民的居住条件,那真是翻天覆地变化惊人!八十年代以前,有哪家农民能住上现在农村平平常常的独门独院“小二楼”?别说普通农民,即使是当时的高干也没几个能住上。由此可见,自由必然带来繁荣,专制往往伴随贫困。

所谓“堵资本主义的路,迈社会主义的步”不是什么“四人帮”、毛远新之流别出心裁的花招,而是他们坚持专制官僚社会主义道路的必然之举。只要在经济体制上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实为专制官僚所有制),换作“五人帮”或王远新,也会发生类似“哈尔套经验″的闹剧。

言归正传,接着往下看:

“哈尔套经验”的另一个内容是整农村基层干部。“四人帮”把亿万农民划为自发产生资本主义的小生产者,当作“全面专政”的对象,对那些不愿跟他们跑的基层干部,扣上“农民议员”、“小生产掌权”的帽子,当作“走资派”揪斗。他们叫喊″阶级关系发生了新变化″、″不能从户口本上看成份“,大肆鼓吹对基层干部群众的斗争”不能心慈手软,要实行铁的手腕,怎样斗也不过分“。他们把老干部看成是什么”改造小生产“的绊脚石,在彰武县推广哈尔套公社给干部″开刀除病″的经验,从上到下办班整风,层层揪″走资派”,全县共揪出50多个走资派。……到“四人帮”垮台前夕,全县的粮食产量下降到合作化以来的最低水平,社员收入下降了20%以上。全县有相当多的生产队处于吃粮靠返销、生产靠贷款的困难局面。……

在哈尔套被整的人很多,最惨的一个是哈尔套大队第五生产队的刘权。他当时是个中农户,家住村东头一个独门院子,五间房,一家四代20口人。这家的劳力在生产队干活都是好手,由于日子过得勤俭,生活比较富裕。文化大革命以前,家里购置了一台旧缝纫机、一辆自行车,还有一个座钟和一块旧手表。他家的生产工具也比较齐全,有一头当地政策允许饲养的小毛驴,一辆自制的小车。

这样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忽然招来了横祸。1975年初,在推行“哈尔套经验”时,硬说刘权是个“小生产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典型,把他拉到各生产队轮流批斗。“暴发户”、“顽固地走资本主义道路”、“模仿地主庄园”、“建立封建大家庭”等一顶顶又大又黑的帽子,都扣到了刘权的头上。

刘权被批斗后,家破财光。门楼、院墙被扒了,坟地上的三棵大树被砍了,毛驴、小车充公了,四个儿子被迫分了家。孩子们流着眼泪不愿分,刘权说,你们快走吧,不然咱们还要挨批。分家后刘权家里有七口人,只有刘权一个劳动力,一年挣了3900个工分,只得到19.5元。扣除全家口粮钱,倒欠生产队250元。刘权说:“现在好了,我穷得丁当响,再不会批我走资本主义道路了。”

拿刘权开刀之后,当权者在哈尔套大割“资本主义尾巴″,一下子把社员的自留地收回一半。自留地上不准种能够多增加收入的经济作物,谁家种了″四辣”(葱、。蒜、辣椒、烟叶)就给拔掉。结果,把哈尔套公社摘得96个生产队有29个吃国家返销粮,27个生产队平均劳动日值在三角以下。刘权所在的第五生产队,一个劳动日值只有五分钱,全年每人平均收入只有2.7元。全队家家欠生产队的钱,生产队欠国家货款一万多元。哈尔套大队家家会种菜,过去只是大葱一项,每年就调给阜新市三万斤。1976年不仅没有外调,连社员吃的大白菜也要从阜新市调来供应。社员们愤怒地说“四人帮”死党搅得人低头是“资本主义″,抬头是”资本主义“,现在可好,什么都没有了,这就算是社会主义了?

是的。物质匮乏确实是所有“科学社会主义”国家的通病,从苏联到中国,从古巴到朝鲜,概莫能外。原因只有一个:由奴隶组成的劳动团体是不可能建造出人间天堂的。以上诸多事例也充分印证了这一点。从1949年到1976年,以毛为首的执政党为中国的经济建设动了多少脑筋,采取多少措施,但结果是″我国经济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就拿最基本的粮食生产来说,作为生产力要素第一位的农民,如果处于哈尔套那样的社会环境,他会有什么积极性?即使他为了生存辛苦地劳作了,但一天五分钱的报酬又能对他的生存起多大作用?对这个社会、国家又能产生什么”正能量“?

当年“四人帮”垮台后,官方指责他们的罪过是″篡党夺权“、”复辟资本主义“。前一个罪名勉强可以成立,后一个罪名是”黑白颠倒“。从以上文字上看,任何一个思维正常的人都能看出,”四人帮“及其同伙,为了实现毛的乌托邦社会主义,到了无所不用其极的地步,他们在理论和实践上何曾有资本主义的成分?况且,中国从来就没有进入资本主义社会,何来”复辟“?

资本主义真是万恶之源,使得毛泽东、″四人帮“、华国锋、邓小平们必欲除之而后快吗?

(未完待续)

荀路2019.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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