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开本月二十一日的《解放日报》,可以发现一个明显的矛盾所在。一版头条刊登的是柯庆施在宣传会议闭幕时作总结发言,开头他便说:“大多数同志的发言都是诚恳的、善意的,他们从爱护党的立场出发批评了党的工作中所存在的缺点和错误,这对帮助党内整风有很大作用。”第二版转载的《人民日报》的社论:“继续争鸣,结合整风。”这篇社论一开头也说:“各民主党派人士和科学、文化、艺术、教育等各界人士连续举行座谈会,在各种会议上发言的人们都很踊跃,大胆地揭露本地区、本部门的许多矛盾,对中央和地方的领导机关、干部、党员提出了许多尖锐的批评。这对于我们党的整风运动是一个积极的直接的帮助。这对于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无疑地将发生重大的影响。”

同时在第一版以特大字做标题的一篇:“如何正确认识人民内部矛盾,老工人畅谈自己见解“的”本报通讯“,却是和上面柯庆施同志的总结以及《人民日报》的社论不大对头的。这篇通讯的导语说:”许多老工人在发言中,都从自己的切身经验谈到工作中的成绩应该是主要的一面。目前报纸上充满着批评缺点的气氛,这好象给人一个印象,似乎我们的工作尽是缺点,没有成绩。“

而在这篇通讯的结束语又说:“现在报纸上到处是批评。批评是应当的,解决人民内部矛盾,有缺点,就批评,这是好的。但是,光批评,没自我批评,也不好。光讲一面,有点是非不清。要解决矛盾,一定要分清是非。”

显然是“许多老工人”,一定是代表工人阶级说话了。但是《人民日报》和上海市市委书记却都肯定了党外人士尖锐地批评我们的缺点和错误,对于我们党的整风运动是有很大作用,光讲缺点的一面,未必就会混淆是非。这好象是“许多老工人”跟共产党唱对台戏的样子。老工人当然可以谈他们的体会,他们同样可以鸣,即使唱对台戏我们也很欢迎。可是当我看完这篇“本报讯”以后,我发现:发生这样的矛盾完全不能责备我们的“老工人”,而在于召开这次老工人座谈会的市工会联合会,他们召开这个会的精神是“宣扬成绩为主”的。既然是为了“畅谈人民内部矛盾”,本来应该学习柯庆施同志那样鼓励大家揭发我们的内部矛盾,《主要的是谈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解除老工人的顾虑才是。但他们没有这样做,而是开了一个掩盖内部矛盾的座谈会了。——也许,记者在写这篇报道的时候,自己脑袋里存在着这样的思想:“宣传会议已经闭幕,大概‘争鸣’也应该‘闭幕’,已经到了‘收’的时机,需要给那些提意见的人提醒一下了。”总而言之:这篇“本报讯”给读者的印象不是鼓励争鸣,而是提醒大家:“快要收了。”

老工人根据自己的经验,讲到共产党的许多伟大成就,讲到公方代表下厂以后生产直线上升。工人生活大为改善等等。这是非常有教育意义的资料,对那些光看到缺点和错误,以为共产党领导都是一团槽的朋友,使他们发言不至于太片面,太悲观,是大有好处的。如果报上成天刊登着批评缺点和错误的文章,久而久之,也许有可能会造成漆黑一团,一无是处的印象。可是我们不妨分析一下,是不是“目前报纸上充满着批评缺点的气氛,就会给人一种印象:似乎我们工作尽是缺点,没有成绩”呢?

首先,目前报纸上还不是充满着批评缺点的气氛.这种争鸣的气氛现在还只是刚刚开始形成,应该更加发展才对。这种气氛过去几乎没有,因此报纸就成了“报喜不报忧”的单调的片面性的报纸,现在指出我们缺点和错误的文章多起来了,这种做法只有好处,没有坏处。第一:群众喜欢看,连老工人也喜欢看,因为我们的报纸更接近真实了;第二:报纸上公开批评我们的缺点,对改进工作,提高人民对政府、对党的监督有很大的推动作用。过去的报纸不大登载这类批评文章,现在忽然大登特登,爱党心切的老工人生怕天下大乱,生怕别人忘掉了共产党的成绩而心中不安。这种忠心耿耿的阶级感情是可贵的。但亦须要向他们说明:只有我们无产阶级才有这样的气魄敢在报上公开揭露我们的缺点和错误,这正是表明了。我们无产阶级大公无私:永远追求真理的特点。工人同志不要担忧,你们也应该一同指出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帮助我们改正缺点才是。其次,批评缺点的文章多一些,也决不意味着我们的工作尽是缺点,没有成绩。只要有诚恳的、善意的、从爱护党的立场出发批评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即使他的发言中没提到共产党的成绩。他一定不会忘了共产党的成绩的;读者看了也不会产生漆黑一团的印象。只有恶意的攻击,否定一切的批评才是应该反对的。问题的关键不在于谈缺点谈得多,而在于谈的时候发言人采取什么态度和立场。特别是我们不能在“畅谈人民内部矛盾”的座谈会上,要求发言人一定要把共产党的成绩一一罗列出来,这种要求是不合适的。正好比我们共产党整风,不肯联系自己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教条主义,反而侃侃而谈自己的汗马功劳,同样是不合适。

我们也不能要求批评的人,一定要在他进行了“自我批评”以后,才有发言权。这种提问题的方法,就好比为了要堵住别人的嘴,先对他说:“你自己的毛病还没有改掉,凭什么批评共产党啊!”在这种要求之下,谁还肯“知无不言]呢!

有一位老工人在座谈会上说:[目前有些人说党和政府管得太紧,太多,把人民的积极性都管光了。我认为这样说是不妥当的。“我认为这样的批评才是不妥当的。我完全理解:从工厂或铁路局出来的人,他们的生产是机械化的,需要高度的集中和纪律性。在那里,老工人感到党和政府管得紧了,管得多了只有好处。对某些不遵守劳动纪律的人放任自流反而感到不满。可是:对剧团,对出版社,对报纸,对学校的课程等等,却有他们自己的特性,党和政府管得太多,太紧,确实会伤害群众的积极性,这是事实。我们不能以自己工厂里的一点点感受就去否定别人的正确意见。

对于李康年所提出的“定息二十年”的主张,老工人座谈会上一致认为:[完全没道理“。有的还说:[这正说明了他们还缺乏把自己改造成为一个自食其力的劳动者的决心。”我也不同意给资方人员定息二十年。但我们要用道理批评这种建议的不合理,不必先给人扣上一顶“没有决心改造自己”的帽子。否则资方人员就不肯提出自己的主张了。我觉得:我们工人在公私合营企业中与资方人员相处,有许多单位中表现出生硬,许多工人还没有完全学会怎样按照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和资方人员相处,对我国的工人阶级来说,这是一个新的课题。迄今我们还习惯于动辄以“资产阶级思想”这简单的六个字把资方人员的各种意见顶回去。这不能怪我们的工人同志,我们应该从毛主席有关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报告中提高自己,改正这种简单化的做法。可惜这次市工联召开的座谈会,并没有引导工人正确理解人民内部矛盾,而是通过报纸肯定了这种简单化顶回去的方法之准确。

仅仅从报纸上的记载来看,我们也不能说这次座谈会一无是处。他们对学徒闹意见的问题发表的意见,是正确的,有说服力的;他们对是否取消公方代表的问题,发表的意见也很正确,讲的很透彻。只有这么两句话我不完全同意:“不要公方代表,还让私方来领导,叫我们再回到资本主义道路上去,那我们工人谁也不会同意的。”这种认识之所以不正确,就因为他把“再回到资本主义道路上去”看得太容易了。当生产资料的所有制改变以后,即使公方代表没有派去,也未必会回到资本主义道路上去;现在有许多小厂,公私合营以后,还没有公方代表,那里是不是已经回到资本主义去了呢?何况这时的私方人员也已经不是三年前的资本家了,他们中间绝大多数都起了变化。正由于我们工人迄今还保持着这种看法,所以在公私合营企业中把资方代表看做是多余的人物,把本企业中的资方人员和工人的关系看做是对抗性的矛盾;时时警惕着资方人员会不会叫我们再回到资本主义道路上去。于是,有许多公私合营企业中的私方人员实际上成了多余的人物,他们不能发挥其特长。对工人阶级的长远利益来看,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很大的损失。

这篇“本报讯”放在重要地位刊登出来,也使我们看到了一个问题:有些同志对于各界人士的争鸣依然心存疑惧,他们迫不及待地指望发动一部分老工人来压住阵脚,扭转这个“槽得很”的局面。他们不知道,这样的做法直接违背了《人民日报》社论所指示的精神和柯庆施书记在宣传会议上的总结。

为了防止这篇文章“片面”起见,最后,我还要指出:在对待“百家争鸣”“揭露人民内部矛盾一方面,已经显示出两种相反的倾向:一种就是前面所介绍的市工会联合会召开的老工人座谈会的做法;另外一种就是领导人到处许愿,照单全收,而不是认真的分析党外人士所有批评意见中哪些是对的,哪些是不能采纳的。在党外人士方面,有人还有这种看法,共产党领导人对不能采纳的意见加以解释,或者批评了某些人的意见中不正确的部分,就认为是压制民主,意味着不能放,只有收了。如果保持着这种观点,那也不能真正分清是非,也是一种片面性。他们比如本月十八日《文汇报》注销的”南京文化界要求保障争鸣“,讲到南京的文化局长鼓励大家”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这种精神是好的,但是在他的发言中有这么几句:”任何意见都可提,不管怎样发表都可以,也无须通过什么组织,譬如剧团的同志们有意见,可以找团长谈,也可以找局长谈,找省长省委书记都可以,如果不解决问题,你们上街游行去也可以。“

也许江苏省的剧团较少,省长或省委书记还可以一个一个的与团员们接谈;要是在上海,即使×××位市长加上所有中共市委书记,只要各个剧团的二分之一的团员要求谈话,那么什么事也不必做,恐怕谈到一九五八年还不能结束呢!这种许愿就是不能兑现的。团员们的所有意见,是不是能完全解决呢?我肯定说:不能,因为这个矛盾解决了,又会出现新的矛盾;主要矛盾解决了,次要的矛盾暂时还不能解决。而团员之中提出一些过高要求,无法办到的情况也是会有的。如果不解决,就鼓励人们到街上去游行,这种说法岂不是有点惹是生非了吗?因此说,对这样一种由于脑袋发热而发出的不切实际的诺言,“争鸣”和“正确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方针同样不对头。

【补注:本文作于一九五七年七月七日,未发表。幸而在铅印的《王若望反党言论》一书中保存了下来。后来得知,授意召开这次老工人座谈会者,就是当时的市委书记,不过在同一天的报上他表演了两副面孔。“老工人座谈会”之召开,是反右“阳谋”的第一个信号,从这个座谈会召开以后,全国范围的反右运动猛然展开了。我年幼无知,没能看出其中奥妙,还在文中指出老工人的发言跟“人民日报”社论和市委书记发言有矛盾!这篇胆大包天的文章便作为“右派”的铁证载入史册(即档案袋也)。我的朋友看了内部批判材料,挖苦说:“不对头,碰碰头。”讲的倒是事实,我是自投罗网,徒呼奈何!】

投《解放日报》,未发表 (1957年7月7日)

文章来源:王若望纪念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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