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汇报》二月四日有一篇专论:“以其昏昏岂能使人昭昭”副题为谈谈“外行”与“内行”,此文对当前的大量存在的满足于外行,不求长进的同志敲起警钟,指出外行领导内行对实现四化的危害,并探究其历史的思想根源。分析全面、说理性强。不过有关历史方面的探讨有一处颇欠公允,提出来供大家研究和讨论。

原文这么说:“问题发生在一九五七年,当时,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把共产党说成是绝对的外行,用‘外行’不能领导‘内行’的口号妄图推翻共产党的领导。”

在另一处又说:“必须把‘内行’与‘外行’及其相互含义,与极少数右派利用这个否定党的领导,严格地加以区别。”

请回顾一下一九五七年的历史吧,那时党中央提出号召要大家帮助党整风,要求“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并保证“言者无罪,闻者足戒”。于是各条战线的知识分子中热爱社会主义事业并敢于讲话的人便提出了担任领导职务的最好要成为内行,因外行领导内行的科技人员的积极性,而且会由于瞎指挥而造成极大地浪费。现在看来这个意见如果早被采纳,中国的四个现代化恐怕提前十年八年就实现了。非常不幸的是,像“外行不能领导内行”这样一句福国利民苦口婆心的诤言都听不进去,听不进还罢了,还要把这句话上纲到“妄图推翻共产党的领导”上面去,把所有讲过这句话和包含这个意思的话的人一律打成右派,叫他们二十多年不能做人。(如果不是七九年党中央拨乱反正做出了给划错的右派改正的决定,他们恐怕从此永远不得翻身了。)从那以后,产生了两方面的明显的“社会效果”:一方面使大多数领导干部安于做外行,认为外行是钦定可以领导内行的,于是二十多年来处处发生了瞎指挥,直到今天还有很多同志在他工作岗位上不能做四化的促进派,往往干的是促退派的事。另一方面就是内行的专家和老工人看着你在瞎指挥,看着你在制造大量的浪费,(这种浪费的数字,如果统计起来,一定是非常惊人的。)懂行的人噤若寒蝉,不敢提意见,因为谁也不能保证提了意见是不是又会被扣上“外行不能领导内行”的反党分子,弄得身败名裂。这一段伤心史对任何人都是余悸犹存的。使人不胜诧异的是,时至八十年代第一春,还有人在报上把“外行不能领导内行”说成是:“妄图推翻党的领导。”既然这篇专论肯定了“外行不能领导内行”这话并不错,为什么二十多年前已有先见之明的知识分子讲了同样的话就是妄图推翻共产党呢?知识分子中有一些志士仁人讲了这么一句逆耳之言,就能推翻共产党的领导了吗?我们说:真理只有一条,同样的一句话在二十年后讲是正确的,为什么二十年前讲就成了反动的呢?为什么党的领袖在实行第一个计划时就讲了同样的话是革命的,而知识分子中这么讲就是反党了呢?

专论作者也许要说:我是说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把共产党说成是绝对的外行,所以是意在推翻共产党啊!这个“绝对的”三字就表明说这话的右派确实反动,如果考察一九五七年反右派运动的历史资料,报刊上所刊出的右派反党言论之中,并没有一个右派分子讲了共产党是“绝对的”外行的领导之语。这“绝对的”三个字恐怕是八十年代第一春的作者为了加强他的论点而加进去的吧?

如果这样的例子历史上并不存在,那么,专论里讲的:“必须把内行与外行及其相互含义,与极少数右派利用这个否定党的领导,严格地加以区别。”试问:同样的一句话,由于二十多年的时间差叫人怎么严格区别呢?正如“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二十年前讲是正确的,过了三十年,一百年后它还是正确的,即使出之于“右派分子”之口不是同样正确吗?

如果专论的作者思想解放一点,真的贯彻“使人昭昭”原则,想想当年说出“外行不能领导内行”的人他们讲出这句真理比咱早了二十多年,这些人决不至妄图推翻共产党!那么,就会很自然的得出结论,当年敢于说出这句平凡的真理的知识分子,一定是受了冤枉的右派呢?这样想不是更符合历史真实吗?

作于一九八0年二月十二日 上海

文章来源:王若望纪念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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