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若望:不以言废人,不以人废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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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两句古训至今还有用处,一句是不以言废人,一句是不以人废言。这两句话的总的精神,也就是尊重民意,尊重知识分子,保障言论出版之自由,这两句话也是符合唯物辩证法的要求,即不可把人看死,要从一个人的全面,一个人的本质,一个人的发展变化来下褒贬,不可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更不可抓其一条辫子就全盘否定。

即以江青崇拜的武则天皇帝为例,历史上记载她“不以言废人”的一则故事:当时有一个年青作者名骆宾王者,代徐敬业起草了一份声讨武则天的大字报。把武则天骂得淋漓尽致,武则天看到了这一份大字报,对她的近臣说:“为什么我这里放跑了这样的人才呢?”后来徐敬业造反失败了,武则天掌握了生杀予夺之权,但是她并没有发出通缉令,而骆宾王的诗文照样允许出版。要不然,我们至今还能读到骆宾王写的《为徐敬业讨武曌檄》吗?从这桩故事里可以了解古代一个以“才人”起家的女子,何以能做成几十年的皇帝的秘密。

武则天大权在握以后,就不能贯彻“不以言废人”这个原则了,她首创特务情报网,大事奖励密告和逼、供、信的刑法,于是寃狱株连,一个案子便杀害平民士人数千人,李氏宗室和元老重臣几乎杀光,弄得人人自危,尸骨盈野。膜拜武则天的江青,武则天身上好的东西她一点没学着,武则天的残忍、阴狠,罗织罪名等等方面,却全盘继承了下来,而且大大加以发展了。

“四人帮”奉为法家“教主”的刘邦,在夺天下的斗争中,能够运用“不以人废言”的原则,重用韩信、陈平等,终于打败了项羽。韩信的为人、名誉本来不大好,不仅受辱于胯下,而且做过乞食江湖的二流子,又加之是从敌对垒幕中来,有严重政历问题;但刘邦和萧何听了韩信全面分析秦代崩溃后的政治军事形势,发现他是“将帅之才”,决定登台拜师(邦起初看不起韩信,由于萧何的坚持,最后还是重用了韩信。这说明真要实行“不以人废言”着实不易)。陈平的为人也有欠缺之处,历史上记载陈平“受金盗嫂”,但刘邦仍委以总参谋之职,“言听计从”,建立了奇功。刘邦的大度还表现在赦免蒯通这件事上,在楚汉相争最激烈的年代,汉兵一方处在不利的情势下,蒯通曾装扮相面先生去会见韩信,煽动韩信背叛刘邦,自拉山头,在刘邦统一全国后,杀了韩信,从韩信临死前对天长叹的语音里得知蒯通曾到韩信处作过策反工作,刘邦通令全国,捉拿蒯通,蒯通藏匿不住,自来投案。在刘邦面前,他不掩饰自己的观点。骂韩信是自己找死,因为他当初不听蒯某的忠告才落得身首异处。刘邦本打算把蒯通投入油锅烹之,听他说得有理,终于宣布无罪释放。连反革命分子帽子也没给他戴。这件事被后来的历史家称颂不止。这是“不以言废人”的著名的例子。

当然,由于刘邦毕竟是封建社会的皇帝,“不以言废人,不以人废言”的原则他不可能贯彻到底,到了晚年,他便大事诛戮功臣,把谏官革职充军的事接连发生,以致刘氏大权旁落,汉室江山差一点被吕后篡夺了去。

从以上两个古代历史人物的故事中,可以看出封建王朝的统治者也注意到了“不以言废人,不以人废言”的原则,虽然他们执行得不彻底。

毛主席继承了我国历史上这一优秀的传统,例如,他有一段著名的话:“我们如果有缺点,就不怕别人批评指出。不管是什么人,谁向我们指出都行。只要你说得对,我们就改正。你说的办法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照你的办。”这就是“不以人废言,不以言废人”的体现。他还举了李鼎铭先生建议“精兵简政”来证明我党在抗日统一战线时期是实践了这一原则的。

尽管上引的一段话,举国上下背得滚瓜烂熟,而且足足背了十多年,但在实践中却找不出付诸实施的几个例证来。把上述这段话背得最起劲的林彪、“四人帮”们,他们的种种行径恰恰是反其道而行之。他们广泛的实行了法西斯专制主义的钳口术,制造了许多文字狱,受株连废其人,废其言,废其家,废其子孙的不可胜计。

除李鼎铭先生外,我想起还有一位章士钊先生,他做过段执政的教育总长,曾被鲁迅的许多篇杂文讨伐过,但毛主席却对之十分器重,并没有把鲁迅的话句句当真理,这就是“不以言废人”的好例子。这里的“言”是鲁迅先生的“言”,遥想当年,以鲁迅先生之“言”而“废人”的无辜者,可以开列一长串的名单。这其中有成仿吾同志,徐懋庸同志,施蛰存同志等。鲁迅先生曾说了一句“四条汉子”,“四人帮”就把四位文艺界的领导同志一夜之间打成永世不得翻身的“黑线人物”,其中田汉同志被迫害致死。其实,鲁迅先生讲的“汉子”不过是男子汉的意思,并不能作为定性的依据。“四人帮”借鲁迅之[言“而陷害四个好人,真是旷古未闻的大悲剧、大笑话!不妨说,较之上面这些遭难的同志来,章士钊先生是个幸运儿。

“以言废人”(是本人之言)的实例,比较早期的有马寅初先生,他在一九五七年即提出节制人口增长的主张。马校长是有国际声望的经济学家,是长期跟共产党走的进步学者,他即使发言错了,顶多不接受就是了,但我们的作法却是让学生批斗他,并给他扣上反动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帽子,从此废弃终身。经过二十多年的实践,证明了他的言很对,今人不免为之扼腕叹惜曰:批倒了一个人,多出了三万万吃饭的嘴!

陶行知先生是一位知名的爱国的教育家,他已亡故多年,为了批判《武训传》电影,查一查陶行知在生前写过一篇赞扬“武训精神”的文章,于是报刊上再也不许提陶行知(如提到他时也是为了批判他),连陶行知写的书也成了“禁书”。陶先生为批判电影《武训传而遭此不白之寃,这不是“城门失火,殃及池鱼”了吗?

众所周知,刚正不阿、劳苦功高的彭德怀同志就为的批评了五八年后兴起的浮夸风,不仅罢了官,而且最后被迫害含寃而死。赞同彭总观点的几位将领也废弃终身。按照历史真实描写过彭总的《保卫延安》被宣布为大毒草,连小说作者也弄得身败名裂。不仅如此,下面有人不服,替彭总讲了半句公道话的,同样遭到残酷的迫害。以姚文元的《评历史剧海瑞罢官》为发轫,连改编的海瑞历史剧也猜疑是为了替彭德怀翻案,把剧作家、著名演员,甚至赞扬这个戏。对姚文痞表示异议的普通观众一律当做罪该万死的敌人。以后,又扩大到所有写封建皇帝是昏君的戏,或者写封建皇帝当中有善纳忠言的唐太宗的文章,表扬清官的戏,或者描述寃案的戏,都被神经过敏地猜疑为替彭德怀翻案。自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我国实行了“一言废黜千百人”,或者是“一言召祸,万人遭殃。”从彭总的受害到姚文元的《评历史剧——海瑞罢官》迫害成千人的大文字狱来看,上述这两句话并不过份吧!

即以被海瑞骂过的嘉靖皇帝来说,嘉靖帝可算是昏庸残暴的君主了。海刚峯上金殴当面骂了他,嘉靖气得面孔发青,命令把海瑞关入天牢。不过嘉靖还是接受了徐阶的进言,没有杀死海瑞。海瑞上疏的时候,准备着一口棺材好给自己派用场,实际上海瑞在上疏后,还活了二十一年。谁能料到四百年后在舞台上演海瑞,演员抬了道具纸棺材,却受到了骇人的残酷迫害。有一位戏剧界人士仰天长叹日,真海瑞抬真棺材上金殿而得不死;假海瑞(指周信芳、马连良)抬假棺材上戏台却因祸杀身。这话讲得多么沉痛,多么深刻!

至于“以人废言”,在过去二十余年中,我们同样执行得十分彻底,十分周密。如果此人被打倒,或是此人历史上有什么问题《也许是错案、寃案,或系封建株连》,他想作文投稿到任何报刊,不论这篇文章有多大价值,即使用化名也决不会刊出。因为报刊编辑部必须把每个投稿者的政治面目弄清楚(即所谓“政审”是也),才决定采用与否。所以我们的编辑部同时兼有公安局和专案组的职能,这种情况只有社会主义国家是如此。另外一种以人废言的情况是,某个作家出版了好几本书,经群众鉴定认为是好作品,只要此人有一篇文章被点名批判(且不论这种批判大都是无理取闹的),那么这个人所有的著作便一概禁绝,甚至全国所有的图书馆也闻风响应,关于此人的著作一律不出借。“以人废言”后来还发展到古人头上。例如,当报刊上捧抬曹操是法家的有道明君,于是〈三国演义〉成了禁书,出版社不再印行,图书馆也不许出借。《水游传》也遭到同样的厄运,只能内部发行,供批判用了,据说为的宋江是投降派。不过,这件事用“以人废言”四个字还不能概括它,应该叫做“一个人废了一百零七将”。

至于“以言废人,以人废言”的两个“废”字,林彪、“四人帮”推行法西斯专制主义也大大超过历代的封建皇帝。“废”,一般作弃置不用解。封建时代的弃置不用或遭贬谪,为期不长,并留有余地,一是“皇恩浩荡”的大赦,一是过几年仍可转迁复官,如李白、韩愈、刘禹锡、柳宗元、苏轼等等。他们虽遭眨谪充军,不几年还是遇赦还朝。刘禹钖、柳宗元等八人在受眨后还委以“司马”的官衔。就以历史上有名的司马迁的寃案来论,他在汉武帝面前为投降了敌人的李陵辩护,至多是犯了认识上的错误,汉武帝一怒之下处以宫刑,未免太残暴了。后来的许多历史家、文学家都同情司马迁,而斥责汉武帝的刚愎自用。不过司马迁较之两千年后的知识分子,还算是幸运的。司马迁在受宫刑之余,还有一个写作《史记》的环境。要知道,他那时是用无数的竹片,用油漆来著作,写作条件比现在艰难得多;要是武帝对他实行“群众专政”的话,那是一个竹片也不能写的。加之他写《史记》要参考许多古书典籍,武帝并未抄他的家,焚他的书,否则这么详尽的《史记》同样是写不成的。他往皇家图书馆借阅资料也不必出示写明刑满释放分子的阅览证,这也给了他很多便利。不仅如此,司马迁在受宫刑四年后,又被武帝任为中书令的官,这个官对他来说是大材小用了,但总算没有“废弃终身”。而在林彪、“四人帮”横行时期,他们把“废”字理解为把人打残废,或把人打死,或者把人“打倒在地,叫他永世不得翻身”!

自于言论、出版之自由被扼杀,“文禁森严,于今为烈。”“以言废人,以人废言”执行得又酷虐,又天衣无缝,在这种政治气氛里产生的效果必然是寃案丛生,人人自危,万马齐喑,百业俱废。由古代直至现代的存亡、兴衰的历史来看,可以说,统治者是不是实行“不以言废人,不以人废言”,是决定其得天下还是失天下,得人心还是失人心的标志之一。

我们可以从列宁那里找到不少“不以人废言,不以言废人”的感人的例证。限于篇幅,在这里且举几个著名的突出的例子:(一)关于普列汉诺夫,此人后来成为孟什维克的头子,他的许多论点都是反对列宁主义的。但列宁在十月革命后所做的一次报告中,说了这样的话:“我以为替年青的党员们指出下面这点是适当的,即如果不研究——正是研究——普列汉诺夫关于哲学所写的一切,就不能成为自觉的共产主义者,因为这是马克思主义国际文献中最好的东西”。苏联的国家出版局还印行了他的全集。

(二)关于卢那察尔斯基。此人是俄国文化界颇有声望的学者,鲁迅翻译过他的《艺术论》,俄国开始形成布尔什维克,卢那察尔斯基即站在列宁一边。但在斯托雷平反动时期,卢氏犯了不小的错误,他站到纯粹的信仰主义方面,并创议成立新的造神派,为此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中公开点名批判他。列宁对他并没采取“罢官”、开除党籍或“戴帽子”等的组织措施,而是摆事实、讲道理,说服他,批评他。十月革命后,还委他做“教育人民委员会”的主席,直至一九三七年病故。(三)关于柯伦泰。她是十月革命后的女作家,写过一本轰动一时的小说《赤恋》(三十年代被译成中文)。我早年读过这本书,并未中毒,这本小说反映了把妇女解放描述成不要家庭的性生活的放荡,所谓“一杯水主义”即是由这本小说首倡的。列宁、蔡特金同志都在《真理报》上发言批判这本书。柯伦泰后来在报上写了一篇声明,说在这本小说里反映她自己存在着极左思潮。列宁并没有因为她写了不健康的作品而让她靠边站。在苏联政府刚刚打破了资本主义的包围的最初几年里,还任命柯伦泰为驻挪威、瑞典以及加拿大的大使,她活到七十四岁,寿终正寝。

上述三个人例子,表明了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领袖列宁的伟大处。这三个人的受批判,经过历史检验,他们确是犯了严重的错误,列宁对他们尚且如此宽厚,反观我国的许多起文字狱,所废之言和所废之人并非是大逆不道、犯上作乱者,倒是宣传了正确的东西,或提出了匡救时弊的主张,换句话说,被废之人所废之言不但不是“反动的”,而是忠言、诤言和治安策。这就更加突出了林彪、“四人帮”法西斯专制主义的酷虐程度和非正义性质。

在我国林彪、“四人帮”法西斯专制主义大肆猖獗期间,能够中流砥柱、力挽狂澜,挺身而出与法西斯专制主义作斗争的,幸亏有周恩来同志、陈毅同志和一大批老一代的革命家。正是凭借着伟大的周总理及老一代的革命家艰苦卓绝的斗争,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才得以战胜林彪、“四人帮”的倒行逆施,使面临崩溃的社会主义祖国和中国共产党转危为安,绝处逢生。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正是反对了“以言废人,以人废言”的错误做法。可惜的是,这个双百方针提出来以后不久便被束之高阁,并没有认真付诸实施。不仅如此,后来的历史表明了,康生之流正是把这个“双百”方针作为引蛇出洞的诱饵,结果是许多忠于党,忠于人民的科技人员,许多文教界人士大呼上当,他们把“双百”方针视作饰以虚土的陷阱,掉了进去便永世不得翻身。另一个结果是:欣欣向荣的文艺繁荣的局面如昙花一现,学术界、文艺界成了一派肃杀气象。这时,专门以打棍子为其专业的张春桥、姚文元之流得以崭露头角,以“反右英雄”的面目攀龙附凤,身价十倍,“五子登科”;这个带有讽刺意味的词儿也就在这个时期应运而生了。

面对这么一个令人寒心的局面,周总理乃挺身而出,在一九六一年对文艺界的讲话,以及一九六二年他和陈毅同志广州会议上的讲话,就是跟康生等人斗争的历史文献。而周总理如何对待曾经名列筹安会七君子的杨度同志,这个故事特别使人感动,就因为他是以大无畏的精神贯彻了不以一时一事就废弃这个人的辩证观点,刚好跟“以言废人,以人废言”的自挖墙脚,自毁长城的倒行逆施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只有在“四人帮”粉碎后,才把上面所描绘的人人自危,万马齐喑的局面彻底扭转过来,而给全体右派分子摘帽和改正错划右派的决定,在治癒知识分子心有余悸的病毒方面则起了重大的作用。宪法上规定人民享有言论、出版自由,以及“刑法”上明确规定不因言论而判罪,也保证了今后可以真正实行“不以人废言,不以言废人”了。我们欣喜地看到,“文史”方面恢复了对瞿秋白、陈独秀等重要历史人物的正确评价,许多重大的文字狱也已宣布平反,对邵荃麟、艾寒松、马寅初等著名学者恢复了名誉,甚至像胡适那样的人,只要他在《水经注》研究上有所贡献,我们的刊物仍予以发表。这一切都是表现了拨乱反正后的新中国的兴旺发达的景象。

但实行了几十年的那个“以人废言,以言废人”的恶劣传统在短期内仍不会消失。故还有必要把“四人帮”遗留下的马厩彻底打扫一番!

作于一九七八年十二月

一九八O年第四期《新观察》

文章来源:王若望纪念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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