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报刊上批评和议论“匿名信”的文章多起来了，概括起来，不同看法有以下几种：
其一，匿名信大都是攻击有成就的站在改革第一线的厂长，经理们，使得一些企业家、改革家受冤枉，遭审查，以致纷纷落马。用八分钱邮票打倒了众望所归的改革家，实在令人心寒。这些写匿名信的都是“红眼病”，或是在经济改革中失去了权力，或是因为自己少劳少得、不劳不得而心怀不满的人。
其二，今后用匿名信控告某某人经济上有问题或是男女关系不正常者，一概不受理，并要追查写匿名信的人是谁，情节恶劣的，还要按诬谄诽谤罪论处。
其三，匿名信之出现，是因缺乏宽松民主空气，小民看到自己身边有人以权谋私或为非作歹，写信用真名揭发，又怕原信转回本单位或本单位之上司处理，难免受到打击报复。故只能隐姓埋名。如果一概不理睬匿名信，这就切断了倾听人民呼声的一个重要渠道。对所有匿名信，还是要认真对待。经过调查，明辨是非，不能因为匿名信中有诬陷之词，就一律扔进废纸篓。
我同意第三种意见，但这种议论只是说明了匿名信的一般性，没有从历史背景的具体性以及这一社会现象的特殊性加以分析，看了以后觉得余意未尽，有补遗之必要。
在正常的年月，人民来信来访总是川流不息地向领导机关提供各种信息。这种来自民间的信息，经过一番调查研究，认真处理，能得出结论。可是在动乱的岁月里，凡是匿名信中触及在位者或有权的人，该信不是扔进废纸篓，就是兜圈子旅行，或者旅行至某个单位长期搁浅。对敢于写真名实姓的揭发信都无暇顾及，哪有闲心去调查匿名信中的是非呢？
那么，什么时候“八分钱邮票”匿名信的身价突然看涨，而且小小一封匿名信竟然打倒了赫赫有名的改革家呢？这就要从匿名信以外找根由。原来，那是在党中央发出指示，要严惩经济犯罪大案要案以后，这个时候接到的匿名信，其中不乏提供真实情况者，但更多的是表现了“文革”遗风的迎合性与投机性。上边有什么号召，下边赶快紧跟，大字报不许写，就转变手法写告密信，那揭发内容依旧因袭过去写大字报的笔法和构思，不外是捕风捉影，瞎编故事，人身攻击，无限上纲。“文革”时期上纲上到恶毒攻击伟大领袖，现在则上纲上到贪污受贿，而且把数字尽量凑足万元，才够资格上法庭。新时期的这类密告信，大多数是“文革”时期大字报，大批判的“压缩饼干”。
写匿名信的人摸准了当前的政治气候与打击方向，刚好被急于抓大案要案的有关方面看中，而有关方面某些急功好利者正急于抓几个大案要案，以便开展工作，向上交代。环顾四周，只有扭亏为盈，获利多。发财快的“万元户”才够“大”，又很“重”。他们从狭隘的经验出发。认为发财致富的“暴发户”一定有违法乱纪行为。正在苦于找不到“突破口”之际，忽然飞来八分钱邮票的匿名信，正中下怀。如获至宝，马上有理由对某某人“立案审查”了。不管匿名信上说的是真是假，有关方面早就定下调子，确定对方为打击对象。于是派调查组或检查团下去，雷厉风行，事情还没弄清楚，就急忙宣布某经理停职审查，有的加码加到“隔离审查”。这时，被审查的对象有口难辩，只有听任这些人在厂里发起检举揭发声势，拉一派，打一派，把一个蒸蒸日上的企业，搅得人人自危，弄得生产急剧下降。这些破门而入的调查组实际上破坏了生产，它给国家造成的损失远远超过匿名信上凭想象力编出来的数字。难怪民谣里说“花掉几千元，损失几万元”。
新时期的有关方面和“立案审查”之类的做法，相当多的市、县仍然因袭“文革”时“专案组”的一套，搞外调抄家，搞背靠背，凑指标，逼供信，甚至搞假材料，对被审查者给国家作了多少贡献则不闻不问。有的地方把“文革”时期的车轮战，隔离审查当做随茶便饭似地用上了。如今，专案组这个历史的怪胎又换了个名字出现了。这可并不奇怪，因为既然要整人，就要有适应其需要的组织形式专案组。何况历史仓库里早就储有“现货”，只须取出来，掸掸挥灰尘就够用了。
从上面叙述的严峻的近乎可悲的现实让我们了解到，企业家、改革家受冤枉，被撤职，受审查，有的含冤入狱，问题不在于八分钱、四分钱邮票的匿名信。我们应该探索社会现象的深层次的具体性和特殊性，它的出现并非偶然，其中有“红眼病”的东方式嫉妒，有平均主义的反对“冒尖”，还有“文革”时期写的大字报、小字报和打小报告的传统等等。
直接打击经济改革事业，不惜把在改革大业中初露锋芒的许多人打下去，把功臣打成罪犯，主要是有权力的某些人，对青年上台闹改革看不惯，你们说经济改革好得很，我说糟得很，如果不信，我派十个，二十个调查组下去，抓来一批调查材料，就证明改革确实糟得很。这就是某些人借中央抓大案要案之机，把矛头指向改革者的思想根源，许多议论匿名信的文章没有触及到这个要害。
其实，对打击改革者负有责任的人们，是非常欢迎这种归罪于匿名信的与论的，他们还希望把责任推到无名无姓的匿名信身上，以便保住自己的禄位，溜之大吉。
刊于一九八六年第五期《法学界》（安徽）
文章来源：王若望纪念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