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若望:谈“一放就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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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社会主义国家有个通病——一位研究社会主义国家经济的美国教授说——那就是:一收就死,一放就乱,一乱就放,收收放放,恶性循环,无有穷期。这段话近乎刻薄,但不能说它不友好。过去我们总是听不进这一类批评性的话,轻则讲一句不友好,重则送他一顶“反共”的帽子。我认为他指出的社会主义共性现象是有道理的。远的不说,这五六年中,我们在经济界、思想界和文艺界不是又重演了几次收收放放的大起大落吗?

时放时收在人民中造成的影响是不好的,大家愁着上头的政策多变,心里不踏实,有时候某个地区一把手刚刚拍胸保证:我们的政策是稳定的,是有连续性的。在他信誓旦旦话音刚落之际,某项政策的实施又变了;发过誓的同志也不觉着难为情,因为他不能做主。时松时紧,时收时放的另一个恶性反应是,干部和公众都以“短命”的临时观点对待党的政策,手长的、脑子活络的,善观风向的闻风而动,捷足先得,而老实巴交的得来迟到的信息,动作慢了一步,应该有他一份的却被拒之门外。

“放”的问题不大,“放”即意味着对外放开,思想解放,放手让大家去干,对新上任的厂长,经理和党委领导班子很放心。“放”亦即意味着解放生产力,保障各行各业有充分发展的自由,给人民精神上有个宽松舒畅的环境。

引起政策多变的焦点在“一放就乱”上面。对“一放就乱”这句话要作具体分析,由于社会主义国家在政治体制上有两个病根,一个是过分的权力集中,过分的强调统一口号,统一行动,而下边的地理、人事、经济条件和文化传统是千姿百态,职业和分工是千差万别的。指望一条指令,一个口号和统一行动,如果这一个统一口号是概括宏观方面的,确定一般性的总方针,那是必要的,问题在于我们所下的指令都是很具体,而且急如星火,这样的统一口号统一行动,能不引起乱子,倒是不合理了。试举上海的一个例子阐明这个道理,上钢五厂在经济改革中给炉前工津贴一顿午餐,这个措施深得人心,该厂也负担得起,最重要的,有了这个福利,连续几个月的出钢记录大大增产,无偿供应一顿中饭不过是增产利润中拔根毛耳。但这件事受到了国务院的批评和制止。国务院制止的理由也对,因该厂津贴工人一顿中饭。全国国营厂群起效法,不得了。一年要多支出工人福利费几十亿咧。从宏观方面看,一个厂增加一点福利必须考虑“全国效法”,这个全国效法只有社会主义的中央集权制下才会成为问题,成为隐忧。我国职工中普遍存在的攀比思想,就是建立在大一统和一体化体制上的。本来,一个厂是独立经营,自负盈亏,又授权给厂长可以决定年奖和提高工资及增加工人福利等等,这是厂长负责制赋予厂长的职权范围。上级本来无权干预,干预了就不叫厂长负责制了。事实上,我国一个工厂的厂长想稍许给职工做一点好事,必须瞻前顾后,先看看左邻右舍,特别要根据上边有没有文件。单独实行小改小革,例如给工人的年终奖金改为实物奖啦,一个工程技术人员得了重奖超过了总书记的工资啦等等,那就会引起轩然大波,例如大家争做西装之风便迅速弥漫开去,形成了难以扼止的全国西装热。真叫做牵一发而动全身。至于某个厂订出许多繁琐的规章,动不动扣罚工人的工资和奖金,或者给敢于对领导提批评意见的人穿小鞋,如采用组织手段调去做重生活苦生活,不给升工资和提级作为惩罚之类,目的是为了防民之口。干这一类坏事却比较通行,既不怕别的厂攀比,上级文件上也没有具体的禁令,何况干这些霸道行径,就像《新星》里的顾荣一样,总有好听的名词掩盖着,如为了加强纪律性啦,是按正常的组织手续调整劳动力啦。这样,就在群众中造成一种错觉,似乎共产党干部做好事千难万难,做坏事倒是容易,实行得也快。造成这一假象的根本原因除了大一统的格局以外,还得加上另一个症结所在,那就是职工与工厂的关系是人身依附关系,这种封建性的关系,有利于把一个厂一个单位变成自我封闭型的家天下。只有垂直系统,没有横向联系,适宜于建立家长制统治,在这里怎么能有真正的政治民主呢!

这儿还可以介绍一个众所周知的例子,即前几年有两次的增加工资提级。制定工资改革方案的同志,还是立足于大一统的全国一盘棋思想,以为订出统一的增加工资的幅度和份额分配的比例,甚至具体规定加一级半级的差额等等。“四人帮”粉碎后,我党决心改善职工生活待遇,提高职工工资和级别,可是两次的实际效果都不理想,许多工厂和机关挑起了职工之间的不团结,使群众与领导人的关系紧张起来,各省市都有服毒自杀者。增加了工资并未提高劳动生产率,因上述那个方案的精神不能不是平均主义的,国家多增加了工资总额的开支,结果不落好。其原因很简单,上边对评资提级虽则是“放”了,但如何给职工加工资却还是不放手、不放心。试想,全国的企事业以行当分,少说也有三千六百行,以经济效率分,则有几十种不同层次,有亏损型的,盲目生产型的,价格不合理,形成的亏损等等,指望用一盘棋的工资改革方案去套在千差万别的客观事物头上怎么行得通呢?这是在原有的平均主义上再加上平均主义,好比膏药上边贴膏药。许多职工增加了收入是事实,但并不意味着改革,正好比号称改革奖金制度,改来改去仍然跳不出平均主义的框框一样。如果全国不实行统一的工资制度,国家只是给不同的工业部门所属单位规定宏观控制的必要的数字,具体执行由各厂根据自身的特点研究适合于本厂的调资提级草案,这草案交付群众讨论,职工代表会议通过,这样就合理多了,这才是真正的放权。虽然有人守着旧观念指责这种做法是各行其是,一定要乱。其实,“各行其是”的观念是符合辩证法的,在经济管理上实行全国一盘棋倒是主观主义的。这种主观主义来源于我党几十年来占优势的传统哲学,即强调集体,忽视个人和个性,只有一般而无区别,或者说只求形式主义的一律和强调计划性,而不注意不同层次的千差万别。在上述的指导思想下,简单化,一刀切,以假报告假数字应付上级就成为不可避免的了。

所谓一放就乱,而且“乱”的覆盖面往往波及全国,就因为中央过份集权和大一统格局造成的,也可以说,体制上种下的苦果到头来得自己吞下。前面讲到假报告,假数字,这对上边的决策者危害极大。例如立案审查派调查组下去,调查的材料就有片面性、倾向性,他们是带着上级意图下去调查的,跟上级意图不符合的材料就不重视,这样“打击”出来的改革单位犯了所谓经济罪,十有八九是寃错假案。正如万里同志指出的:“当作为他们的任何决策拼凑各种”理论根据“的工具,这种所谓”科学“的决策论证,具有更大的欺骗性与危害性,比没有论证更坏。”我这里只须把“理论根据”换上“调查材料”,其造成的恶果是一样的。

社会主义国家另一个病根,在于全面国有化,即所谓一大二公。由于这一特点(实际是弱点),不论收也好,放也好,大家都在“公”字上动脑筋,反正后台老板是人民银行,企事业连年亏损,几十年来反正有补贴。人浮于事的庞大机构,非生产性开支大大膨胀也无所谓,无意义的无效劳动,瞎指挥造成大量钞票付之流水,偌大的国家都承受得起(其实,超过一定限度,国家也承受不了);而各级领导人皆由上边任命,他可以不受人民监督,只对上负责,不对下边负责,这一用人制度把上面的一大二公之弊推向更加糟糕的地步。恶性循环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周而复始的,比如查处经济大案中,有的人受贿中饱一千元,再加一台彩电,损失国家上百万元也在所不惜,这种犯罪当然由他自己的品德恶劣负责,但“公”家有空子可钻,而“公”的油水是个无底洞,容易滋生这一类骇人听闻的案件。报纸上刊登的损公肥私的案件,正是由于相当普遍的“损公无所谓”的思想造成的。这样的体制是一种保护庸人、懒人和纨绔大少爷的机构,而经济改革的目的之一正是要从根本上消弭上述的乱的根源。有人把出现经济犯罪归咎到开放政策和经济改革头上,恰恰颠倒了是非,也颠倒了因果。翻翻历史,每次自“放”至“收”的演变,大都由此辈视自由与开放为蛇蝎的人们谎报军情,片面搜集所谓“反面材料”而促成。这些人又擅长上纲上线,编造这个主义,那个倾向,危言耸听制造与论。如果决策者所得的信息多半从极不可靠的渠道而来,轻信这一类鼓噪,拍拍脑袋,便轻率地作出“下马求安”的决定,那怎么行?这里如果排一个“收、放异动对照表”,便可以看出,长达三十六年中,真正“放”的次数较少,而且为时很短,大都是昙花一现,较长的时间不过一年余;而收的年月则较长。(文革十年不统计在内,因为那不属“收”的性质,“引蛇出洞”的大鸣大放也不统计在内,因为它是假放)。“四人帮”粉碎后,收与放的交替,仍旧是收的年月多,放的时间少,不同之处是放的次数多了,放的幅度大了(自经济改革扩大至政治体制的改革,已接近全方位的改革了),是真放,不是假放。建国后有过两次间歇性的“放”,大都是由于个人专断瞎指挥,财政经济出现了危机,不得不以“放”来缓和一下,歇口气。并不想进行改革,正因为那时的所谓“放”是作为一种策略,所以经济稍有复苏,就迫不及待地又忙于“收”了。非常有趣的是:即使“放”的次数不多,放的时间短暂,放的幅度不大,但只要政治空气稍较宽松,经济情况和文化学术马上立竿见影地呈现出活气和复苏的生机来。

在“收放对照表”里,我是把一九八五年填写在“收”的一格里,这一年的特点是,在改革的名义下掩盖着实实在在的“收”,不必讳言的是:这一年在城市经济改革方面停步不前,而且把已放权交权并在生产上取得了成效的厂长负责制以及其它新措施全都收回了,一切又恢复到改革前的老一套。有一家中型全民厂,经新厂长改革后,只留五个科室和两个研究室,当这个新厂长被加上莫须有的罪名免职后,又恢复了七个科,三个办公室。另一个相当普遍的情况是,一些省市的纪委和公司一级不但不支持改革者,也不检查阻碍改革的党的干部和诬陷改革者事件,偏偏集中目标用类似文革的办法去打击改革者,一批又一批的派调查组下去挖材料,大有不把他打翻在地决不收兵的架势,这是与党的经济改革背道而驰的。我们是不是又在重复“历史上凡改革者都没有好下场”的悲剧呢?过去我们是坚决加以否定的,经过了一九八四至一九八五年,这种否定就不再那么理直气壮了。还有第三个迹象是:这一年不但不提交权放权,更不敢提给厂长经理松绑,反而添加了更多的琐屑的规章和绳索,增加了更多的赋税和新的税目,执行起来还要新帐老帐一起算,非叫你拉平补齐不可,这难道也是“改革”吗?在意识形态领域,去年也是春寒料峭、压制创作自由最放肆的一年,发生上述四种情况大都是在“一放就乱”的借口下进行的,在四管齐下的大砍大收之下,到第二年果然“收”效,职工对改革的前途感到失望,党的政策的多变和失信使广大职工振作不起来,今年上半年几个产值最高的大城市的生产情况急转直下了。上海市前两个季度工业用电比去年同期反而增加,产品质量则普遍下降。我在这里也并不一刀切地否定新颁下的禁令和新的税法,其中也有合理的有利于宏观控制的项目,不过从总的方面而言,它是给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施加干扰和影响。所以应实事求是地把一九八五年列入大起大落的“落”与“收”的一年。最近邓小平同志去天津视察,特别强调“不放就不活,不存在收的问题”,这是对热心于“收”的同志一个否定的回答。从他的简短的谈话里,可看出确实存在“收”与“放”的分歧与斗争,而他老人家是鲜明地站在“放”的一边的。

对一九八五年的某种倒退,我们不应垂头丧气,发生这一系列消极现象,只能说明必须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包括彻底否定不干事的整干事的,违法的整有功的,不劳不得整多劳多得的恶劣的传统。必须彻底否定害人不浅的专案组以及变形专案组的做法;我们经历了一九八五年,才认识到经济改革单枪匹马走在前头一定要碰得头破血流,必须进行政治改革和党的本身的改革,才能保证经济改革的同步前进。而政治改革的关键就是真正实行政治民主,创造一个宽松和谐的有利于群策群力进行改革的政治环境。如今,我们不仅有了这种觉醒,而且已从行动上这么做了。估计在今后的政治改革中,像《新星》里的顾荣之流决不会甘心情愿,善罢甘休的,中国这么一个泱泱大国,又加之不久前还是“四人帮”和“凡是派”的统治,在进行这场大革命中没有阻挠和挫折,没有后退和徘徊,那倒是不可思议的了。好在这次“收”的时间不长,由于它是扯历史的后腿不得人心,所以,不能不是短命的。这一点是我们值得庆幸的。

看来,中国的一九八五年的最近一次“收”,又进入了那位美国学者所说的“恶性循环里”去了,这就用事实证明他的研究成果是有道理的。但从这一段简要的历史回顾来看,那位美国学者所说的“一放就乱”未必恰当,他只看到了“放”的消极方面,没有讲到“放”的积极方面,他的说法有片面性。对于单纯求安求稳定的人来说,“一放就乱”实际反映了他们反对放、打算收的思想状况。正确的说法应该是“一放就活,一收就死”,在“一放”后表现出的运动一定是“活”的,是前进中的“活”,是走向改革的“活”。每个改革的运动,一定会泥沙俱下,其间有混水摸鱼的“放”,有不走正道的乱,也有在新旧较量中打破旧的平衡所形成的乱,上文提到的工资改革中的“乱”是主观主义加平均主义产生的乱,并非真的实行了工资改革引起的乱。更多的是从守旧的角度专挑毛病所看到的乱。只有不放,不活,不动,不改革,才符合某些人所希冀的安定和平稳。前几年上海市的改革按兵不动,既安定又稳当,不过在经济改革方面却拖了长江三角洲的许多省市的后腿,以辩证法的观点看,一放就乱是难免的、正常的,用不着大惊小怪。这里所说的“乱”,当然与林彪江青所说的“越乱越革命”,有根本性的区别,他们是人为地制造大乱,在大乱中便于玩弄夺权阴谋,故他们是惟恐天下不乱,我们所说的“乱”是改革中的脱毛和新老交替的自然过程。当然并不放弃领导的责任,只有“放”字当头,才能把经济搞活,但又要竭力使乱的程度限制在最小限度,并引导这种“乱”迅速走向“治”,走向新的平衡。眼前我们就有成功的例子:去年我国决心改变几十年一贯制的价格政策,这一改革一开始的确引起了物价的波动和混乱,这是意料之中的,经过各方面的努力和配合,今年春季就已导向稳定。这是使价格政策安置在市场价格法则的自动调节的基础之上。如果害怕物价波动就不思改变不合理的官价体制,那就是苟且偷安,抱残守缺,这种平衡和“不乱”只能使社会经济原地踏步,停滞不前。

综上所述:我们要承认“一放就乱”的可能性和必然性,但又要从“一放就活”的总方向下力求“乱”得小一点。本文一开头所引的六句话,最后两句是:“恶性循环,无有穷期”,这话适用于未曾改革过的按照中央集权制和一大二公苏联模式仿造的社会主义国家。我们是从恶性循环中吃足了苦头,才承认后边那两句话是比较客观的。目前,我国正在进行的经济改革以及即将进行的政治体制改革,正是要改变“恶性循环,无有穷期”的假秩序,把社会经济推向良性循环,螺丝式地向前奋进的历史轨道。我国正处在大变革的激流中。

刊于一九八六年十二月十九日《合肥晚报》

文章来源:王若望纪念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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