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若望:论中国人的“心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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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评梁华《论逆反心理》

大陆报刊上半年刊登议论“逆反心理”的文章多起来了。这些文章从一个侧面无意间泄漏了一项机密,即人民普遍的对中共近期搞政治运动的反感与抵制。这使发动这次大转折的保守派头头们又恼火,又无可奈何。这些人由于自己的观点,立场是站在人民对立面,而且越陷越深,在各方反对和抵抗下边,不肯闭门思过,收回成命,反而发明出一种杜撰的新名词,叫做“逆反心理”,大意是说:党的决策绝对正确,批资产阶级自由化完全有其必要,小民之所以厌烦和抵制,这是由于“逆反心理”的缘故,所以要写大文章先批“逆反心理”,打通思想。本文不谈那些枯燥乏味,自相矛盾的“打通思想”的废话连篇,专谈逆反心理在中国人中何以“泛滥成灾”,从中窥知一九八七年中国人民的心态和民情,从官方论及逆反心理的文字里,从其透露出若干真实情况中作一番透视,它的价值就在于此,本人有兴趣议一议这一类文章,其目的也就在此。

在今年发动的大批资产阶级自由化当中(以下简称:“反资”或“反资运动”)北京《光明日报》一马当先,二月十三日刊出的“新春的反思”中,有一段这样说:“我们承认有些同志对于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有某种不理解,但也不能夸大这种现象。所谓”逆反心理“,既是对过去长期”左“的错误的一种惩罚,也正是前一时期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泛滥的结果。而极少数人为了抵制批评,则煽动逆反心理,每当批评错误思潮的时候,他们就说:”打棍子了“,”左了“。”冷风来了“,”寒潮来了“,”又要搞运动“,”又要拿文艺界开刀了“,”作家不敢动笔了“,”文艺萧条了“,等等,制造紧张空气,弄得人心惶惶。”接着,这位“反资”勇士说:“决不能在这股顽强的抵制批评之风面前退缩下来,想在没有任何阻力之下纠正错误,是不可能的。”

官方文章道出了真情

在三月十二日的梁华的《论逆反心理》中是这么说的:“你越是正面宣传正确的东西,他愈是对正确的东西表示厌烦和反感;你越是批评错误的思想言论,他愈是同情,支持错误的思想言论。”

在这次“反资”运动中特别活跃的中宣部副部长贺敬之在河北涿县召开的“两刊一报”的座谈会上的谈话,也证实了人民对中共的这次逆转的厌恶态度:“目前,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同志对”反资“这场斗争还不理解,思想上有距离,情绪上还有某些抵触,有的同志希望这场斗争赶紧过去。”往下他表示了坚决把“反资”斗争,贯彻到底的雄心。

就在这个会上,《红旗》和《光明日报》的负责人为了鼓励中青年评论家写出“有份量”的大批判文章,竟出高价鼓励写稿(一千字九十元的稿费,比统一规定的稿酬高出四倍,大概是按照“重赏之下,必有勇夫”的朝钱看的原则,才慷国家之慨的)。谁知响应者寥寥,在报刊上写大批判文章的,看来看去仍是几名极左分子老面孔,如姚雪垠、胡绳、刘白羽、林默涵、陈沂、栾保俊(陈是上海市前宣传部长,以外号“左王”闻名于世,栾保俊在八一、八三年批王若望出名,绰号“木”棍子,那时他用的是“亦木”的笔名)。批刘宾雁的健将刘浩是上海海运学院党委书记,他在治校的一大功绩就是保护了“四人帮”的打手,他不会写文章,是让记者代笔的。前引的“新春的反思”一文就不敢写姓名,只是用了个“文艺理论与批评编辑部”名义发表(该刊主编是极左理论家陈涌)。其它零碎的不成体统的大批判文章,原作者都不敢署上真姓名,表现了气壮如牛,胆小如鼠的另一种“逆反心理”。

其它文艺界和学术界稍有知名度的人士都拒绝表态和写批判文章。(漫画界没有一个人画配合中心任务的漫画)。“反资”运动的发起人陷于空前的孤立,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

从上述正反两方面的文化现象,可以看出所谓“逆反心理”确是很顽强很广泛的,虽然,他们把这一现象,说成是“少数人”,“极个别的人”的“煽动”。

面对群众性广泛的抵制和抗议,保守派司令部决心一意孤行顽固到底,他们抬出逆反心理这根救命稻草,一则把批不下去的责任迁怒于群众头上,指责公众发生了心理变态;二则为自己的倒行逆施不得人心找到了心理解脱和自我安慰;三则给那些心存疑虑,生怕这一回“紧跟”着摇旗呐喊投错了机的人壮胆。这些文人学士对心理学可以说是一窍不通,他们捏造出的这个心理学名词一点帮不了忙,它的实质正由于当局倒行逆施,又在搞窝里斗的大折腾,上边在“逆反”,人民则以逆反视之,这不是十分正常的吗?官方所说的逆反心理,其实是中国人民对中共当局的专断和倒退的一道防线,简称“心防”如果谁忽视了这个“心防”的存在,或是敢于触犯这道心理防线,肯定要碰得头破血流,身败名裂。

“文革”重演和“左”连续性

这里专就梁华的专论作一番探究,让我们看看他是如何以心理学作为盾牌制造欺人之谈的。

梁文中气急败坏地说:“在今天,对正面宣传四项基本原则,对严肃批评自由化思想表示厌烦,反感,乃至愈宣传愈不听,愈批评愈欢迎,这样一种不分青红皂白,不讲是非标准的所谓”逆反心理“显然是一种很不正常的现象,一定要认真扭转。”真是声色俱厉、怒不可遏。梁先生大文最根本的错误,恰恰在于他自己,“不分青红皂白,不讲是非标准”。他把错误的东西当作正面的神圣的了。他把继承文革一套“左”的做法当作是正统的美好的事物了。

我们先谈“反资”运动是不是正面的正确的东西?群众是根据现实中确实卷土重来的种种表现作出自己的判断和选择,他们发出了“又打棍子了”,“左了”,“又要搞运动了”,“又要拿文艺界开刀了”等等。这种群众舆论反映了客观发生的真实,语句精炼,一针见血,沉痛之至。主观与客观在这里是完全统一的。梁文说:“有些人的思想落后于现实,他们分不清四项基本原则与林彪四人帮搞的”左“的一套是根本不同的”。

我们承认在党的三中全会后一个时期,中共当局的重大决策是与林彪四人帮有了显著的不同,人民对此感到心情舒畅,笑逐颜开。为什么从一九八七年第一天起,人们就大呼:“寒潮来了”,“万马齐喑了”的哀叹呢?岂不是因为中共当局自一九八七年头一天起,一系列的做法跟林彪,四人帮时代几乎没有“根本的不同”吗?

他们看到,一夜之间中国大地又吹响了声讨三家村的号角:凭着最局领袖一席话,全党全国闻风而动,一切宣传工具都用上了。不许挨整的“被告”声辩,不许有不同意见刊诸报端,大批判文章铺天盖地,被开除党籍的偏偏又是科技界、文艺界众望所归的知识分子;报刊上批他们时,一律不再称同志,剥夺了公民权利里明文规定的言论自由和创作自由,过去发表过他们文章的报刊编辑都遭到追究和株连,有的被撤职,有的被勒令停刊。而大批判文章的格局与无限上纲的笔法仍然没有跳出文革时期梁效和洪广思之流的大批判模式,例如:一开头总是引党的领袖的“指示”开路,所加的罪名都归结到中共提出的政治口号上来,而引述挨批的人的错误言论又都是片言只语,斩头去尾的三言两语,其中王若望还被抄了家,并押往公安局“传唤”。另外一面,则把遍及全国大城市的学潮,指责为破坏安定团结,无情镇压。这些做法与林彪、四人帮的“左”的一套有什么两样?人民是以眼前发生的事实作出旗帜鲜明的评价。而不会听信御用文人梁华之流的恐吓和谎言的。

这同大批判运动跟文革时期确有若干不同之处,如把“政治运动”换一种叫法,改称“斗争”,以掩人耳目;还有,对被批判的人不开批斗会,个别的人开批判会则不让本人参加;再如,过去历史上的整人运动,还印有“毒草”原文和放映毒草电影给大家看,这一回只是摘录挨整的人讲话中的片言只语,这种“节约”并不表现中共当局的进步,恰恰相反,这是由于目前的领导人比当年的毛泽东更虚弱,更无信心,他们害怕人民“窥见全豹”,接触被批判者宣示的真理,前述两个不同点也是被迫无奈才这么做的,不开批斗会和本人不出席批斗会,主要考虑是怕会上发言不按钦定的统一口径,或本人提出反驳,将使他们无辞答辩,反而弄得不可收拾,难以邀功领赏。产生这种“区别”,正反映了那个无形的但却是强大的“心防”的存在。而在毛泽东时代,中国人民还是在“神化领袖”的愚民政策下大喊万岁咧。那时还没有形成“心防”的群众性的防线。

给“逆反心理”火上加油的人

促使公众滋生逆反心理,除了邓小平的一号文件以及上述的重演文革的种种事实外,还要感谢几位保守元老的“一语道破”天机,他们在一月和二月发表声明道:这次“反资斗争是清除精神污染的继续”。正是这句难能可贵的真话,帮助他们明辨是非。因为清污运动是近在眼前于全国兴起的模仿文化大革命的政治运动,文革后成长的青年一代是亲身经历记忆犹新的政治运动的一次补课。

清污运动是极左的保守派在全国兴起的反改革反开放的一次较量和爆发。它从一九八0年的首次提出“反资”,在文艺界批斗白桦和叶文福等人以后,又把那场斗争扩大至全社会,而且又发动少先队和青年团上街去剪头发,剪裤管,没收录音带等等,类似文革的除四旧;一方面在报刊上连篇累犊的批判受西方影响的文艺作品(批人道主义,存在主义,现代派文艺等等)。指挥这场运动的胡乔木、邓力群等人趾高气扬,不可一世。公众对此皆惊呼:“又来了!”“寒潮来了!”“万马齐喑了!”文艺界普遍叱之曰:“文化小革命又来了”!

文化界有识之士,以巴金为首,纷纷撰文批判这次荒唐的文化小革命,最明显的历史事实是,一九八四年年底召开的五次作家代表会上,全体作家代表联名签字慰问正在医院里的周扬同志(他是胡乔木发起清污运动的第一个受害者)。

但是在会上宣读胡乔木与邓力群的贺信时,无一人鼓掌,全体兴会者旗帜鲜明地表达了知识分子的爱与憎。

发动这场不得人心的清污运动的黑秀才和几位保守元老,对这场反改革反开放的清污运动半途夭折心有不甘,借这次“反资”兴起的逆风千里,竭力为清污运动恢复名誉,并给胡耀邦加上一条罪名,叫做“阻挠清污的发展,造成了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泛滥”。这本是胡耀邦的一大功绩,极左保守派竟把它说成一项大罪,企图以此洗刷掉由于清污沾在自己鼻子上的污点,殊不知不惜犯了十个错误去遮掩第一个错误,结果只会给自己的尊容越描越黑,错误越陷越深,

他们不仅公开宣称清污是必要的,合理的,而且还发了个党中央文件,否定五届作家协会代表会议,指责这个会是在资产阶级自由的思想指导下召开的,还把责任压在胡耀邦头上。明眼人看得很清楚,这些人以为盗用党中央的名义对胡实行打击报复泄私愤,他们自以为得计的愚蠢,恰好反映了他们距离人民多么远,离林彪四人帮多么近。他们在无意中煽起了公众的逆反心理的熊熊大火。

资产阶级自由化是什么东西

这一节打算进一步说明:这次政治运动中的政治口号,打击对象同样是跟建国初期十七年与文革时期的极左政策一脉相承的。即以这个“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政治术语而论,中共方面对它的解释就是混乱,颠三倒四的,最早说不要党的领导就是资产阶级自由化,后来又改成“跟党中央的政治不保持一致”,至今年又改变了口气,说主张“全盘西化”就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核心,这个解释维持了两个月的威力,至二月底则宣称“它是有特定含意的,只限于政治问题和政治方向性的范围”。至于“特定含义”是什么?至今还是一笔胡涂账。“《光明日报》的报道和文章与赵紫阳所宣称的”范围“就口径不一致,经常Offside(越位)”。

只要回顾一下毛泽东历届大搞政治运动的历史,就可以发现,每一场运动的批斗口号前面皆冠以“资产阶级的”形容词,如“打退资产阶级猖狂进攻”,反对资产阶级右派,反对党内走资本主义当权派,“兴无灭资”,“打倒封、资、修”等等。(“修”也划入了资产阶级思想的)。其它,还有反对资产阶级人性论,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资产阶级人道主义,资产阶级学术权威,不胜枚举。反正,政治上要打倒谁,都扣上资产阶级或资本主义的帽子,这已经成了他的阶级斗争不断革命论的固定模式。

这就在老一辈的革命家脑袋里,种下了“凡资产阶级必坏”,“资本主义又臭又腐朽又反动”的强信号系统,再加上天天讲,月月讲什么“资本主义一天天烂下去,社会主义一天天好起来”,头一句养成了对资本主义世界的闭目塞听,根深蒂固的歧视和敌对思想,而第二句话则又培养了这些人的夜郎自大,自满自足,老子天下第一的阿Q精神(这一思想实质是打击别人,抬高自己的劣根性的反映,它一旦与狭隘的“爱国主义”结合。就演变成为对大陆的社会主义只许歌颂欢呼,不许批评和揭露,否则就是不热爱祖国,不热爱社会主义。他们就是拿这两顶帽子统制报刊和文艺界)。四人帮粉碎后,提出了拨乱反正,重新评价毛泽东的功过,但却回避了毛泽东上述极有害的思想根源,那就是无的放矢地把资产阶级划为阶级斗争的主要敌人。如今中央不断提出所谓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这只能说明,中共领导层并没有从毛的极左固定公式里解脱出来,还在迷恋那个害苦了人民,贻误了国家的老口号老做法。他们忘记了最重要也是最惨痛的教训,毛在历届“反资产阶级×××”的政治运动中,打击了整整两代的知识分子,后来又进一步打击了党内的“走资派”,使偌大一个党处于四分五裂,人人自危的境地,千百万志士仁人和革命同志受监禁,拷问,人身侮辱,妻离子散,很多人死于冤狱和集中营,给他们头上戴的帽子大多是“资”字头的罪名呀。

再如国内凡有亲人在海外谋生的,长期来背上了“海外关系”的罪名,以致很多侨眷侨属受到种种折腾和冲击,政治地位降为三等居民,或监督对象,这样荒诞的做法也因为考虑到所谓“海外关系”,无非有亲人在资本主义国家生活和工作,因而推论到凡去海外的,一定是敌视社会主义的,都是资产阶级反动派。(侨居社会主义国家的则不受歧视,不过在大反赫鲁晓夫后,侨居苏联的侨眷也降为三等公民,其中若干侨属则戴上苏修特务的帽子,跟资本主义国家的侨眷一视同仁了)。现在看来这种想法很可笑,但在过去那个时代执行起来却很认真,这应归咎于建国几十年中,毛泽东不断地批判资产阶级思想的缘故。

正由于毛的阶级的斗争不断革命论,一直把资产阶级当作靶子来打,每次都打错了对象,坑害了无数好同志好干部,这就使社会主义的声誉以及毛本人的威望一落千丈,成了历史的罪人。

直至去年中共六中全会通过了一个决议,其中对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观、作了较客观公正的表述,在“决议”第五节一开头这么说:“在人类历史上,在新兴资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反对封建专制制度的斗争中,形成民主和自由、平等、博爱的观念,是人类精神的一次大解放。”既然承认自由、民主、平等、博爱也有劳动人民的一份斗争功劳,并肯定了这是一次人类精神大解放,为什么到了社会主义国家,这几样标志着“大解放”的政治要求就成了非批它几十年不可的洪水猛兽了呢?

更可怪者,在这一节的结尾处,根据领导层的意志坚持要增添的内容:“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即否定社会主义制度,主张资本主义制度,是根本违背人民利益和历史潮流,为广大人民所坚决反对的。”

这一命题就像天外飞来的石头,不仅与开头的那段表述自相矛盾,相互对消,稍有科学知识的人对这两句话也会觉得很滑稽,因为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梯的经济结构,决不是几个人写几篇文章,发表演说就可以“否定”或“主张”的。马克思主义对此有一个基本原理,即社会的进步与不同的社会经济结构的演变,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通常我们说人类创造了历史,马克思指出:“人们不是从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的创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一卷六0三页)。而“主张”啦,“否定”啦,都属于个人意志的判断定语。所以,不论是“主张”柏拉图式的理想国,或“否定”一个被极左分子诅咒了一万遍的资本主义世界,二者都属于主观狂想型的东西,在党的“决议”中,公然写进这种以主观唯心主义设想出来的假想敌的词句,还假借“广大人民坚决反对”的名义来支持这种虚幻的东西,可见当前中共的决策层离开马克思主义多么远了,还“坚持什么马列主义”呢。

斯大林、毛泽东都以全党全民的力量“主张”并推行过共产主义的社会制度,事实已教训了这两位了不起的英雄,他们不但未能把国家推向前进,反而把社会拉向贫困和落后,也许不是偶然的巧合,在一九八六年,中、苏两国首脑几乎同时宣布:他们干了几十年和半个世纪的所谓社会主义事业,至今还只是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邓小平最近也不得不承认,中国的社会主义优越性,要到下个世纪的中叶才能显示出来。这个历史例证,就说明了主观地急于实行共产主义(不仅是“主张”了),最后还是碰上历史唯物主义的墙壁。

“全盘西化”和“全盘毛化”

根据上引的科学原理,还可得出如下的结论:“全盘西化”即使真有人主张,他也是行不通的,事实大陆并无人主张过。(编者按:王若望八六年在《镜报》八月号上早就指出:“此公(指胡乔木)在八五年九月又提出所谓全盘西化,说是西方的思潮和商品泛滥成灾云云,我国受着地理、经济、民族等条件的制约,中国永远办不成全盘西化,何必那么惊慌失措,大喊西山狼来了呢?”方励之也未说过全盘西化,他所提倡的是全方位的引进,而全方位引进与“全盘西化”是大异其趣的。)

由此可见,一个对国家命运起着举足轻重作用的执政党,听凭几个惯于制造假情况混淆视听的黑秀才的话,便贸然昭告全世界,全党要连续二十年(后又延长到六、七十年)反对以全盘西化为中心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并声称要作为头等大事来抓。(请参看八七年一月十二日《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全盘西化就是否定社会主义”一文开头引了所谓主张全盘西化论的代表性言论,那里面只是提出学习和研究西方的政治,文化科技和意识形态,这怎么能归入“全盘西化”呢?限于篇幅,就不引原文了。)这是多么片面和轻率呀,党的威望以及中央的威信从此一落千丈,这是种豆得豆,种蒺藜得荆棘的必然结果。大陆人民对此只能逆而“反”之,又何足怪哉!

全盘西化不可能,那么全盘苏化(也可以说是斯大林化)是不是行得通呢?毛生前实行的全盘苏化一面倒,也不仅主张,而且付诸实施了,结果同样碰得头破血流,后来反目成仇,大骂苏修,足足骂了十五年。中共实行的“苏化”,何尝不是西化呢,马,恩,列,斯都是西方人,贯彻的是西方传入的学说,连农村根据地建立的政府也套用外文翻过来的洋名,叫做中华苏维埃政府(简称苏区)。其它如政委、书记、党支部,选举投票由党圈定名单,实行一党专政,用专政手段消灭异己,集体农庄改名人民公社,弄得粮食年年歉收,民穷财尽,党员干部享受特权,那里的特权人物的不正之风与腐败贪污之方式,两个国家犯的几乎是同样的毛病,还有对文化新闻的严格控制等等,无一不是照抄照搬,维妙维肖。如果中共真的实行实事求是的方针,倒应该大批毛泽东的“全盘苏化”,(更明确的可改称斯大林化)这才是有的放矢,有利于改革与开放的事业。

综上所述,“全盘西化”不过是空谷来风,而全盘斯大林化以及回到“毛化”的兴无灭资才是现实中的真正的危险。而后边这两个“化”,正是极左思潮的总根子,中共一日不抛弃这两个“化”,那么七,八年来一次文化大革命不是不可能的,事实上在文革结束后的六、七年中,在“反资”的口号下,就发动了三次打击知识分子的不是运动的运动。(一九八七年的一次不计在内)只要正视建国后三十余年的历史,因不断反右(即贴上反资产阶级思想标签的政治运动),国将不国,党不成党,经济凋蔽,冤案丛生,而偶有反左的号召,即使为时短暂,反得不彻底,就使经济复苏,党的威信提高,这是有目共睹的历史经验,只有靠极左整人升迁的人才竭力抹杀和掩盖这一真理。

要彻底抛弃“反资模式”

今年四月底从钓鱼台传出打算反左的信息,赵紫阳在出国之前所作的长篇报告,对意图把“反资”斗争的烈火烧到经济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过头行为进行了不指名的批评。估计一批“左”字号杰出代表今后将有所收敛。不过,我们对这一动向尚不能称作转折点,我们虽则承认这一动向比前一时期仅仅发誓保证几个“不变”确是进了一步。我们所以不能乐观地说它转变了,就因为如果不触及形成左的思想根源,不从领导层排除“左”字号人物的干扰,不公开纠正对去年学生运动的错误看法,所谓批“左”只是停留在口头上的宣传,甚至可能是试图改善形象的一种姿态。虽然我们对中共领导层有这么一点微小的进步,仍然抱有乐观的期待。

产生这一微小的“进步”,它是由诸种复杂因素促成的,首先就是碰到了难以逾越的万里长城的“心防”,这万里长城是中国人民政治成熟,主体意识普遍觉醒的表现。这种心理防线目前还处在自在阶段,尚未形成新的自为的社会力量,如果高压政策变本加厉,“反资”斗争不断深化,将大大加速从自在向自为的转化过程。而赵紫阳等人意识到左字号宠臣们的盲动和愚蠢行为,确有给大兴安岭原始森林投掷火苗的危险;另一个原因是今年上半年的工农业生产的直线下降,物价的扶摇直上。使人民的不满会很自然地联系上中共的种种失策,也迫使最高当局在政治上赶快松脱几个螺丝钉;第三是由于海外的舆论及留学生的普遍的离心倾向,几个西方大国对华投资皆裹足不前,以上种种“负”的社会和经济的反应,才迫使中共领导层中的有识之士必须作一些必要的调整和制约过火行为,如果说这是转变的开始,那也只能是实用主义的灵活适应,极左的基础依然如故。

除非彻底抛弃毛生前所制定的“反资”模式,真正实行新闻、言论、创作和出版自由,恢复政冶局常委胡的原职(编按:也应该恢复被开除出党的方,王,刘的党籍),给去年的学运公开平反,恢复被“清洗出校”的大专学生的学籍等等(已经见报载的,浙江大学就以“违纪”的罪名开除了三十三名学生,其中除一两人确有自甘堕落的事实,其它都是才德兼优的好学生,因参加学运积极而被开除出校;上海的交通大学也以同样的理由开除了不少学生。这种摧残青年的做法,在全国高等学府加紧进行。北京教育委员会下指示,限定在暑假之前完成大学生中搞大清洗的任务)仅仅口头上声明反左,恐怕很难取得人民的谅解和信任。笔者衷心希望中共领导层中的有识之士真能做出“党的错误由党自己来加以纠正”的实例。这么做,所谓顽强的“逆反心理”必将自然消失的。

一九八七年六月五日

刊于一九八七年七月十六日第一四八期《百姓》半月刊

文章来源:王若望纪念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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