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朝被蛇咬，三年怕草绳”这句话对王若望是不适用的。
古今中外著名文学家，有不少人都为伸张正义打过官司。鲁迅先生担任教育部佥事（相当于现在的司长）时，曾经因为被无理免职一事，和顶头上司、教育部长章士钊打过官司。法国的福楼拜，为了他写的小说《包法利夫人》被教会指控，也上过法庭，等等、等等。
“王若望打官司”，却不是为了与他本人有关的事儿。是的，他本人也确实曾吃过官司：一次是抗日战争前。王若望才十五、六岁，当时政府以[思想左倾]、危害民国的罪名，判了他十年徒刑，直到抗日战争开始，才提前开释。这一次，他只尝了四年铁窗风味。另一次，就是“十年浩劫”时期，他又以“攻击林彪，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的“反革命”罪，在上海的看守所蹲了四年。
人们常说：“一朝被蛇咬，三年怕草绳”。按说，吃过多次“官司”的王若望，对“官司”两字，会形成“条件反射”，该望而却步了吧？可是，王若望却与众不同，人家避之唯恐不及的事，他却偏要以“平民”身份，“私行察访”，发现人间不平，便要豁上老命，挺身而出，搞个水落石出。这种“嫉恶如仇”的“拼命三郎”的精神，王若望保持了半个世纪。
一个全国著名的作家，本可以闭门谢客，着书立说，留传后代。但王若望却反其道而行之，在一个时期里，几乎把全部精力都花费在为别人“打官司”上。这在某些人看来，实在有点“不务正业”。
作家夫妇骑自行车旅游，体验生活，“私行察访”。
去年春天，王若望已是六十七岁了，但他并不服老。这个老作家坎坷一生，戴过两次“帽”，坐过两次牢，肉体和精神受尽了折磨，但他仍然精神焕发，思想活跃，记忆力极强。王若望原来的老伴叫李明，是延安时期的劳动英雄，“文革”前是中共上海市委中唯一的一名女委员。王若望在一九五七年被划为“右派”，她受到株连。在“文革”中，她不幸去世。王若望现在的夫人羊子，是一位女工程师，比王小廿岁。
一九八三年四月初的某一天，王若望感到春意盎然，就向羊子提议：“旅游季节到了，别人都乘火车，坐飞机到外地旅游去了。咱们何不骑上自行车，到福建走走，也试试我们的体力如何？”
羊子自恃年轻，当然不甘示弱，便一口答应。但是，她认为福建多山，第一次长途骑车就翻山越岭，未免有点冒险，因此改为到江、浙两省。于是，夫妻两人收拾了简单的行装，骑着两辆自行车上路。他们的目标是宜兴善卷洞，途径杭州、胡州。第一天，在细雨蒙蒙中到了枫泾。第二天继续赶路，到了浙江嘉兴的一个小镇上。
王若望这次骑车旅游，有两个目的：一是利用春游，锻炼身体，测验一下自己的体力，而且离开人烟稠密的都市，可以呼吸一下农村的新鲜空气；二是想通过旅游，深入农村，直接和农民打交道，去获得第一手材料。
几年前，王若望在一家晚报上发表的一篇“谈微服私访”的文章中，写过下面这两段话：
“我看，即使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微服私访“还大有用处，大有好处。环顾左右，我们的领导班子里真能做到遇事向群众请教，跟群众平起平坐，既无官架子，又无官气，人民看到他像自己人那样，可以毫无顾忌地掏出心里话来的领导，究竟有多少呢？
“我认为，对”微服私访“，只要不死枢字眼，真正领会其精神实质，它对我们当前治疗官僚主义，治疗脱离群众，不关心群众疾苦，高高在上，满足于做官当老爷等毛病，”微服私访“不失为对症下药的一帖良药。”
由此可见“王若望打官司”，并非心血来潮，这次旅游也不是做一般性的旅游，而是在认真地进行“私行察访”。
老作家睡在“鸡鸣早看天”的小客栈的统铺上，听说了一件让他大动肝火的冤案。
王若望毕竟年近“古稀”了，平时又缺乏锻炼，现在猛一下骑了两天车，身子骨未免有点酸痛。夫妻俩一商量，就在离开嘉兴廿里的一个小镇上住下了。这个江南小镇，是个四通八达的集市，随着农村经济变革，家家户户五谷丰登，六畜兴旺，到处呈现出一股热气扑面的新鲜空气。赶集的日子，格外热闹，四邻八乡的农民，商贩，成群结队，大有车水马龙、万人空巷的景象。因此，小小镇上，也有三，四家鸡鸣早看天的小客栈。王若望夫妇一打听，夫妻俩开了单间，要五元钱一夜；睡统铺，男的是一元，女的是一元五角。两人一合计，王若望主张睡统铺，便于接近群众，实现“私行察访”的宿愿。
王若望睡的“统铺”，是在一间不到廿平方米的屋子里，从东到西摆了一长列木板，就像北方的大土炕一样，十个，八个人都可以挤在统铺上。睡在统铺上的旅客，虽非同枕共被，但大家挤在一张床上，亲密无间，可以天南地北，海阔天空地随意谈论。
这一天夜里，和王若望同铺的七八个人中，有一个社队工厂的采购员谈起一件事：
“我昨天在新塍镇听到了一件新闻；两条香烟砸烂了一个高精尖工厂。真是可惜啊，可惜！”
“香烟能砸烂工厂？”
“究竟是咋回事？”
包括王若望在内，大家七嘴八舌地向这个采购员提问。
“唉。说来话长。新塍镇上了年岁的人，差不多人人全知道。这个镇上有家高压晶体管厂，是制造录音机的消磁器，电唱机的立体声唱头等磁电产品的。创立这个工厂的原是个家庭妇女。听说很能干，是她用个人名义，借了二千几百元，独自筹办这个工厂。一九八0年产值二十五万元，利润达十七万元。为了扩大再生产，保证产品的精密度，她将八0年赚来的钱建造了一幢四层楼的新厂房。正当这个厂飞黄腾达，越办越兴旺的时候，忽然刮来了一阵十二级”台风“——据说有人向县里告了状，说女厂长犯了贪污罪。当地检察院就派人来办公室门上贴了封条，还抄了厂长的家。这个工厂也就此停工了。你说可惜不可惜？”
“你说是有两条烟砸烂了这个厂，究竟是怎么一回事？”王若望抓住关键追问这个采购员。
“对。关于这，我也是听来的。人家说，这个女厂长只知搞革新、办工厂，却不懂得现在流行的”关系学“。镇上有个副镇长，曾托她买两条烟，实际上是看她办厂赚了大钱，有点眼红，想敲点竹杠。可这个女厂长却不懂行情，不卖账。唉，就为了不送这两条烟，一个好好的工厂被砸烂了！”
“难道这是真的？”王若望是个有心人，他正是抱着“私行察访”目的而下乡来的。更由于他自己几十年里吃够了冤枉官司的苦头。他认为，在当前强调实事求是平反寃假错案之时，竟然还有人在继续搞冤案、假案，真是胆大包天！因此，他下决心要过问一下。
“你知道那女厂长叫啥名字？这个厂离这里有几里路？”王若望急着向采购员问道。
“那个女厂长叫啥，我也不知道。不过你一到新塍镇上，没人不晓得的。这个新塍镇离此地头有二十里路。到了镇上，你只要抬头一看，有一座特别醒目的高耸的四层楼房子，就是这个厂。”
当事人向老作家倾诉，律师仗义执言，终于查清案情，作家写出了震动全国通讯。
第二天一早起来，王若望就向羊子一五一十介绍了听来的不完整故事。他决心去新塍镇深入了解一下。可是，王若望在这里打了一个埋伏：他没有向羊子说清，到新塍镇还有廿多里路，而且公路正在修理，车子比较难骑。他们走了一半路，羊子就开始嘀咕起来，她问王若望：“你说不远。究竟还有几里路？”
王若望疼惜夫人，怕她劳累，就劝说她在半路留下来，等他一人前去了解。于是，羊子就留在一个农民家和这家子的小媳妇一块挑马兰头（野菜）。王若望则独自搭了一辆顺道的卡车来到新塍镇。果然一进镇，不用问路就找到了四层楼的工厂。王若望向看守工厂的一个工人打听女厂长住在什么地方，那个工人看他是个衣着朴实的老头，态度和蔼，就亲自带他到女厂长汤丽娟家里。
这是汤丽娟第一次受审后的第八天，她正闷坐家里，听候法院的判决，内心非常痛苦。一见到有人来了解案情，她的心如潮涌，把满腹的苦水都吐了出来。她把自己如何千辛万苦办厂，遇到了多少困难和阻力，现在如何被小人捉弄，原原本本告诉了王若望，并提供了一些证明人。
常言道：“偏听则暗，兼听则明”。王若望开始时对汤丽娟的诉说，并不完全相信，他向这个倒霉的女厂长说：“如果你说的都是事实，句句是真话，我一定支持你，打赢这场官司。现在，我首先要调查清楚事情的真相，不能光听你的一面之词。不过，你要坚信今天执行的实事求是政策！”
和汤丽娟告别，王若望又赶回农民家和羊子会合。他把了解到的情况和自己的看法告诉了她。他认为弄清这个案件，在当前经济改革中很有现实意义。羊子也是个好打不平的人，她对汤丽娟充满了同情。两口子一商量，决定先去拜访为汤丽娟辩护的律师崔钟。
作家夫妇骑车到了嘉兴市，寻到崔律师的家。这位崔律师和王若望一样，也是一个曾在不幸年代“加冕”过的人，因此，也敢于仗义执言。他早年拜读过王若望许多文章，对王若望是十分敬佩的。而且，在案件审理中，遇到过很大阻力，他正感到孤军作战压力很大，无法伸张正义；王若望能为此案的是非曲直写一篇呼吁文章，无疑是雪中送炭。他十分感动，便热情地把自己所掌握的全部材料和证据，以及有关的法律条文，都一一提供给王若望。同时，还详细介绍了发生这个案件的历史背景等等。
王若望认真研究了崔钟和另一位律师顾祖德提供材料，又专门向有关人员进行了查证核对。同时，还根据律师的指导，查阅了有关法律条文。至此，他才完全肯定：这件寃案，是八十年代的开拓者遇到的一股恶势力，它关系到革新者的命运，一个有正义感的作家决不能袖手旁观。他下了决心，即使豁上老命也得管！于是，他放弃了原定的旅游计划。急急忙忙赶到杭州，一头钻进旅馆，什么地方也不去，白天黑夜奋笔疾书。两天后，他完成了《功臣乎？罪犯乎？》（刊于一九八四年第三期《民主与法制》）这篇报道。这篇文章，也就是后来改写为电视剧《无罪的女囚》的基本素材和原型。它讴歌了当前经济改革中的开拓者，也无情地鞭挞了那些压制革新者，以权谋私的人，以及某些只听汇报，不进行实地调查的官僚主义者和他们的追随者。
把有功之臣判为罪犯，各方干预，却不愿改正，确是使人难以理解。
有些事情，的确是使人难以理解的。
本来嘉兴市人民法院对审理汤案，如果只是由于水平所限，对罪与非罪划不消界限，这是可以谅解的。但是，当仗义执言的律师依法提出辩护后，当作家王若望把前因后果，来龙去脉写成了令人激愤的控诉文章后，稍有正义感的人，理应冷静地重新认真考虑。可是，他们非但不听，反而坚持在错误的道路上走下去，这就使人难以理解了。请看下面的事实：
一九八三年三月廿四日，嘉兴市人民法院公开审理汤丽娟案。两位律师为汤进行辩护。
一九八三年四月，王若望写了为汤呼吁的文章送编辑部。编辑部立即将此稿排印后，先寄给浙江省和嘉兴地、市政法部门征求意见，继后，又派记者专程去新塍调查。
但是，嘉兴市人民法院坚持认为汤有罪，于一九八三年十月，以“贪污罪”判处汤丽娟徒刑三年。
一九八四年三月，《民主与法制》发表了王若望的文章后，引起了法学界人士的广泛重视。其时，嘉兴地区中级人民法院主持正义的人在复审中，也认为事实不清，驳回嘉兴市人民法院再审。
一九八四年四月四日，在上级政治部门的关心下，嘉兴市郊区人民法院开庭重新审理汤案，法庭判决：汤丽娟无罪，当庭释放。
从以上事实，人们可以看出：打赢一场官司，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啊，汤丽娟，一个办厂的有功之臣，为国家创造了巨额财富，没有任何贪污，却受人诬告，被错判了三年徒刑。后来，由于律师和作家仗义执言，发表文章，才算纠正了此案。五月十八日，汤丽娟终于获得无罪释放，然而已无辜坐了半年监牢。同时，据汤丽娟出狱后在给《民主与法制》编辑部和王若望的信中透露：办案人员为了证明自己是“正确”的，仍给她留了一条“尾巴”。这个副镇长在官司失败后，气愤地说：“没想到我输在一个女人手里！”为了顾全面子，他申请离休，他的诬告却不受一点惩罚，在这一类土霸王的折腾下，这个厂停工一年中，共损失五十万元，开工后有的精密机器锈蚀及赔偿客户损失等，又需支出二十余万元。
王若望在汤丽娟案件上出了一把力，帮助律师打赢了这场官司。这件事，在报刊上传扬开去后，全国各地许多受了冤屈的读者也纷纷写信给王若望，有的还到处打听。千方百计找上门来求他代为伸冤。在一个时期里，使王若望忙于接待应付，连正常的写作时间也被打断了。王若望的妻子羊子也被卷入到做秘书接待工作。她抱怨说：“这全是老王自己找来的。”可是，她一面抱怨，一面遇到真正受苦受难的告状无门的人，却又菩萨心肠，还鼓励王若望说：作家应该干预生活，
刊于一九八五年十月《华人》（香港）
文章来源：王若望纪念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