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若望感激出专辑
八七年七月十五日,也就是香港《百姓》出版《王若望特辑》的前一天。我在上海拜访了王若望先生。
进门的头一句话,王若望就极其兴奋地告诉我“我那四篇文章,加上羊子的一篇,《百姓》给我出了一个特辑,他们把我的化名去掉了,封面用”王若望特辑“,我很感激。今天一大早,市公安局的人就来传讯我,用小汽车接我去福州路总局,我明白是为了这个专辑,但是奇怪的是,他们只字不提专辑的事,而是婉转地警告我不得同海外报刊写文章。我告诉他们我虽然不是党员,但仍是一个公民,一个人民的作者,我有权利写,有写的自由,我不会因别人叫我写什么就去写,也不会因为别人不让我写就不写了。你们可以不让我收到海外独立的报刊,但不能不让我写!”
其实,辑在《百姓》上的文章,早在八七年四、五月份就已经完成了。自从八七年四月份香港中文版《花花公子》刊出王若望访问记后。中共当局为了控制王老同海外接触,从四月十五日起,实行二十四小时住宅监视。六月份,王老把这些手稿交一个朋友带往广州,但在上海机场,这位朋友就被盯上了梢,以至到了广州无法同港人联络,稿件最后又回到了王老手中。
七月初,王老把手稿作了第四次修改,终于托朋友顺利带出,转交给了《百姓》,这一次吸取了以前的经验,对公安局来说真有点神不知鬼不觉,直到七月十五日,公安局才明白真相。由于《百姓》公开了王若望的姓名,公安局不再有话可指责他化名攻击、造谣了。
但是,八月份上海市府有人传出话说,邓力群在给几家杂志定“反动刊物”性质的同时,暗示要给王若望以惩处,主要就是《百姓》专辑惹恼了这位“左王”。
九月初,风声更紧,作协,市委宣传部,大专院校内纷纷传说王若望即将以“造谣诬蔑及煽动、攻击”罪名被起诉,八成要第四次下狱。
王若望无所畏惧
这时,王若望从司法系统获悉,邓力群之流的“左”派,确要准备下毒手,但中央有不同意见。司法界一些朋友劝王老这段时间不要再闹出新问题。最好暂时避一下风头,离开上海市。
经过再三考虑,王若望接受了建议,去浙江省海军市盐官镇住了二十多天,对外声称去海军观潮。同时继续写他的自传小说,题名《自我感觉良好》。这样,九月十一日至十月二日,王老就在上海消失了,谁也不清楚他藏身何处。原来他在钱塘江边一个偏僻的水文站里,埋头写作,只是并没有继续写《自我感觉良好》。
十月六日,王若望及其爱妻羊子,在上海虹桥国际机场,送别我这个他的学生和[忘年交]移居美国。王若望至今仍住在上海家中,一切如常。能接听海外长途电话。今天,为加州“民主教育基金会”请他来美领奖的事,我就在陆铿先生纽约的新居和他们夫妇通了电话。大概关于逮捕他的事,同邓力群的失势一起消失了。
上海有人认为,《百姓》不该把王老的化名去掉,以刺目的“王若望特辑”为题发表文章,这样做曾给王先生带来麻烦,但王若望本人提及此事时却说:这样不是很好嘛,我王若望说真话,讲的是事实,我没什么可怕的。我要感谢《百姓》呢!
其实,王若望自己如果怕麻烦,他就不会写了,他在国民党的牢里待过一次,在共产党的牢里待过两次,“大不了再坐牢,还能怎么样?为讲真话坐牢,是光荣的。”王老豪迈地这样说。
王老倒是经常为发表他文章的刊物担心。
八六年广州妇联办的《家庭》杂志发表了羊子“我的老乡王若望”一文,结果在八八年初的反自由化运动中,记者和总编都被迫写了检查。深圳的《特区工人报》以头版头条发表王若望署名文章“与邓小平同志商榷”,因此被迫停刊。不过共产党至今仍执行着“内外有别”的政策,《百姓》的命运至少到一九九七可保平安。
一九八八年三月三日于美国纽约
文章来源:王若望纪念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