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小妮:七十年代记忆片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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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 2009-3-13 08:18 | 作者: 王小妮

一九五五年生于长春市。六九年至七二年随父母插队。七四年再次插队。后读大学,八五年迁居深圳。二○○五年起居于海南岛。出版有诗集《我的纸里包着我的火》,《有甚么在我心里一过》,随笔集《派甚么人去受难》,长篇小说《方圆四十里》等。

上世纪七十年代,从十五岁到二十五岁的这十年,我几乎都是在中国北方农村度过的。一九六九年十二月,我随父母下放农村,一九七二年回城一年多,一九七四年再次插队,直到一九七八年三月离开农村上大学。乡村记忆,成了那十年的主体。

一 一九七一年春天,过冰河

那一年,咖啡色斜纹卡叽布成了流行色,很多城里年轻人用它做裤子。当时,我们家下放的地方离长春市只有二十多公里,这个时尚也慢慢来到乡下。

屯子里王会计的女儿跑到我们家说:烧锅岭供销社新来了各种各样的布,明天早上一开门就卖。王会计的女儿让我陪她去买布。我说要问母亲。我还没去过烧锅岭供销社,但是,早听说那儿有个大供销社,很想去看看。

那年,我母亲正像喂自己的孩子一样用心地喂了一头小黑猪,她在忙着猪的间隙,给了我七尺布票和五块钱。

我们家下放在小朱屯,烧锅岭在小朱屯的正东,先走一里地,有座火车乘降所(日本人留下的说法),再向东走七、八里。我们起得很早,怕去晚了买不上布。买布的细节全忘了,印象中是要了命的拥挤,我和王会计的女儿裹在人山人海里。周围全都是穿着肮脏棉袄棉裤的人。有人踩住我的脚,我就用劲推,被推的人也毫无感觉。所有的人都扑向卖布的柜枱。到中午,布卖光了。

王会计的女儿买了两种花布,我也买到了咖啡色布。新布一打开就传出香味,把它叠成方块,装进书包,我们靠在供销社的土墙外,吃了甜脆的油炸麻花。烧锅岭供销社比办年货还热闹。王会计的女儿认识很多人,她不停地小声告诉我,人群中的某个人是谁谁谁,感觉全公社的人都来买布,那些不认识的人,她说是对面另一个县的。

下午往回走,春天的太阳特别温暖,棉袄有点穿不住了,围巾也围不住了。我们回家的那条沙石路有一些历史,听说俄国军队在二十世纪初打进中国的东北,有一队骑兵主力走的正是这一条路。正因为的「老毛子」的原因,周围的农村在七十年代初备战备荒挖地道很盛行,大队干部一开会先说:要打仗了。整条路两边没有像样子的树,隔很远歪歪斜斜有一棵柳树或者榆树,没有任何东西可以遮阳,我们热得夹着棉袄走。

后来,为了抄近路,我们下了大道,绕进了一片甸子,今天该叫湿地。迎着下午的太阳,看见一条亮晶晶的冰河横在前面。

一看那冰面就知道,冰已经被太阳晒酥了。河面宽十几米,走在我们前面是几个男孩子,他们先后都跑上冰河,非常快地跑,踮着脚跑,冰面在他们脚下发出嘎嘎的响声,几个人都平安跑过去了。这个时候,再绕回去走大路,我们都不情愿。我们也学男孩,踮着脚飞快地跑,每一次落脚都听见冰裂声。

过了河的几个男孩子并没有马上走,全坐在一个向阳的坡上,笑嘻嘻的,好像等着有人落水。我们也坐在坡上,看着后面的来人,幸灾乐祸地盯着那条冰河。

对岸有人走近问:你们咋过去的?

我们说:快跑。

从烧锅岭方向来的人一群接一群,每个人都夹着布。连续有几211伙人都没敢冒险过河,被迫返回去走大路。

几个男孩有点没趣地走了。我们离家只有三、四里路,二十分钟肯定能回到家,所以我们不着急,我们躺在土坡上,讨论新买的布。

河对岸来了几个人,叽叽喳喳几个大姑娘,走在前面的两个人想也没想,直接走上冰面,才走几步,突然尖叫,最前面的那个一下子矮了,另外一个也紧跟着没了,冰面裂了一大片,两个人在河里扑腾,头上围着彩条围巾。

河水不深,两个人周围飘着冰碴,她们又喊又叫,没下河的几个同伴,也在岸上喊叫。

河不能淹没她们,但是,水相当凉,她们两个不赶快上岸,还弯下腰在周围捞,各捞出一块水淋淋的花布,才费了很大劲爬上岸。

王会计的姑娘突然使劲地拍我。她说:那不是铁姑娘吗,前几天还在广播里「讲用」呢。

我不知道谁是铁姑娘。王会计的女儿捅我说,快走快走。她怕那几个大姑娘们骂我们看笑话。

一路上快走,进了炊烟四起的屯子。井边打水的人过来看我们新买的布,都说好。后来,我那块咖啡色的布料请一位「五七战士」给裁了一条裤子。

二 一九七一年秋天,被狗咬了半边脸的孩子

当时,我在公社农中读初一,寄宿在学校。那一年几乎没有上课,总在学农劳动。秋天,庄稼等待收割,大田里已经没活儿了。我经常一个人在公社附近「繁华」地带游逛。就是在这一年的冬天,我平生唯一一次看见了还留着辫子的农民,他应该很老了,高个儿,一根细辫像一缕黄麻,有一尺长,拖在背后,他穿很脏的黑棉袍子,正是办年货的时候。别人见他,都不觉得新奇,好像他就该拖一条辫子在供销社门外的雪地上走。

一个刚下过雨的下午,我和几个同学在国道边的林带里闲逛。下雨以后,林带里比土道好走得多。忽然,有人喊:快上国道,看热闹去。

我们一起向垫得很高的国道上跑,路肩又陡又滑。听见哭声,感觉很多人在哭,离我们不到一百米。记得当时路边码放了许多电线杆,农民叫电棍。电棍露天放着,怕人偷,全用粗铁丝固定在一起。我们踩着电棍上了国道,看见正站在道边哭的不过是两个人,一个女人,女人脚下一个四五岁的孩子。女人头上包着一块鲜艶的方围巾,当地农民的围巾都是一直包到额头上。这个女人和孩子肯定赶了不少路,裤腿上都被泥浆糊住了。

女人的哭声大,好像唱地方戏,哭也有一种民间固定的节奏。孩子的哭声更像嚎,干哑,断断续续的。女人不断地跺着脚,像国道欠了她甚么。看见有人过来,女人的哭声更大,夹着些难听的骂人话。

我跑在最后,从我的角度却最先看见了那个孩子。我看见半边血淋淋的脸。那孩子一边干哭,还一边用很小的眼睛看着我。我吓得有点不敢再往前了,那是我一生中看见的最恐怖的伤口,皮肉全都翻开,那半张脸上有一个鲜红的血窟窿,血窟窿里居然露出两颗半白的小牙齿。孩子的棉袄领子上也带着血。

奇怪的是,这可怜的几乎没了半边脸的孩子就独自站在泥里哭,那女人并没有抱他,也没有给他包裹伤口。她可能完全吓糊涂了。

很快围上来更多的人,那女人颠三倒四地说着话,一会儿对着那个,一会转向那个。她说的大意是,孩子是给自家的狗「掏」的。她刚了给小崽子(孩子)一个粘干粮,自家的狗就窜上炕抢干粮,一口就把孩子脸掏成了这样。她半说半哭,咒天咒地,还抓住那孩子的肩膀,一下一下地推搡,好像责怪那孩子。她发出最大声音的时候,那孩子反而不哭了,抬起受伤的脸,去看她的嘴。

不断有挎着筐的女人围过来,那些筐里装着腊烛和大粒盐。她213们不约而同地做着同样的动作,使劲地啧着嘴唇,连连叹气。有人问,咋不送卫生院?女人说,卫生院不给扎沽(医治),让上国道截车,让上城。

孩子看见这么多人围上来,忘记了哭,干裂着嘴,大口喘气。女人们指着孩子说,那不是抽了一肚子冷风吗。孩子不喘了,断续地干嚎。

七十年代初期的那条国道,在我的印象里又宽又直,向南走是长春市,向北是农安县城,当年路上很少走汽车,只有送公粮的时候,马车排列成队,道路上散落着被车轮碾碎的玉米。

有人问那女人进过城没有,那女人又摇头又点头,好像听不懂别人的话,然后还是哭骂。

后来,从泥泞的小道上来了一辆马车,车身左右扭,走得极慢,马蹄子踩着亮的泥浆。那女人看见了马车,一下子扑倒在国道上,两手拍着地,大声哭叫:大爷大叔大兄弟呀,救命吧,大爷大叔大兄弟。

这时候,被别人抱起来的孩子也加大了哭声。马车上的人不知道出了甚么事,车就停在稀泥里。车上装了玉米秸。车老板站在车帮上问:咋的了?

大家一起对那女人说:离城好几十里,坐这马车得颠到啥时候。

女人爬起来,又开始哭。马车慢悠悠地上了国道,车老板问:是丫头还是小子?

女人的哭声突然加大,不断地说:是小子,是小子,是小子啊!

很多围观的女人听到「小子」,都哭了。

再后来,也有汽车经过,根本不减速。一辆吉普飞一样开过去,溅起不少泥,那么快的车速,司机不可能注意到聚在路边的这些农民。

不知道甚么时候,那孩子脸上给人包了一块蓝布,有人说伤口怕受风。可是那女人一直没有想到把头上的围巾给孩子摘下来。围观的人们越来越着急,怕再错过汽车,开始往国道中间涌。

国道上走来一个人,这人我认识,是公路道班上的。镇上的人都知道,他坐班车不用花钱,搭上任何过路的班车都能进城。他有点着急,说班车快到了,他看手表。所有的人都开始盼望长途客车,又等了很久。

方头方脑的班车终于出现。人们紧急商量,一起堵在国道上,那女人反而向后退,哭着说:怕人家不让上啊。但是众人都说,不让上就硬上,孩子都这样了,拼着命也得上。

长途汽车好像根本没准备停靠这个小站,它在国道正中间晃着。卖票的伸出脑袋喊:满员了。司机也伸出脑袋。人们都拥在国道上,受伤的孩子已经被人举得很高。后面还是有人喊:快举孩子,快举孩子!

班车慢下来。可是车门根本打不开,车里早塞得满满的。道班上的人认识司机,赶紧过去和司机说话。汽车周围一片混乱,不知道有多少双手,推着那女人,举着那孩子,想把他们从车窗塞进车。最后,受伤的孩子被车上人从车窗里接进去,女人也从车门挤上车。

卖票的大声喊,起票哇,扒窗户进来的!

下面,有几十双手一齐拍打车门说:快开车,快开车呀!

道班的告诉卖票的,这两个人的票下趟出车来找他要。当时,班车从这个叫合隆的小站到长春市的票价是五角钱。

汽车终于又开了。人们叹着气渐渐散开,国道又变得光溜溜空荡荡。

三 一九七四年春天,第一次吃酒席

那一年,我十九岁,第一次吃了正规的酒席。我不知道,那天早上起来时候,我父母的心情是甚么样的。开始,我没觉得甚么特殊,跟平时差不太多,还没有「事到临头」的215感觉,那天,家里人送我去插队。

是个星期天,比平时上学上班起得还要早,起来以后等车。后来全家上了一辆吉普车,我母亲把那辆单位里的车叫大屁股吉普。用塑料布和紫色毡子包捆好的行李,还有一只白茬儿的薄木箱子也都放进车。从那天起,它们就是我的全部用具,将要和我一起下乡插队了。车开动以后,行李箱子不停地在车后部摇晃。

我是没经过敲锣打鼓举红旗宣誓,就下乡了的。送我的是家里的其他四口人,父母弟妹。

出城前,又上来一个人,母亲让我叫他张叔叔,我觉得父母对这位张叔叔特殊地热情。很快车就出了城。季节还早,车窗外面的田野里还没长出庄稼。一路上,弟妹两个很兴奋。我和他们一起看风景,春游一样。父母一直和张叔叔说话。

当天下午,就是这辆大屁股吉普,将把他们都带回城里。我是在一步一步走向未知之地,在一个陌生的地方,陌生的人之间,我一个人被抛下。

文革以前,在我们家里,就是大人上班,孩子上学。母亲经常爱说一句话:我们堂堂正正,万事不求人,不搞歪门邪道。但是,一九七四年春天的那一次,我看见他们为我而笨拙地改变。我去插队的那个公社是张叔叔的老家,他的几个亲戚在公社和大队当干部,为了得到照应,父母带上张,并且要在县城请他的亲戚们吃饭。

将近中午,听说快到县城了。我听见母亲低声问张叔叔,他们是不是能喝酒,要甚么酒合适。我母亲嘱咐我们,一起吃饭的,还有几位客人,你们都要安静点。我觉得那天她和父亲都有点紧张。

弟弟很高兴,他对我说:饭馆里做的肉好吃。弟弟小我一岁,他中学毕业插队还要等到第二年。我妹妹也很高兴,当时她刚上中学。

那天我很惊奇,父母并不认识他们将要宴请的客人。车一进县城,张就把头伸出窗外,向路边望。父亲还不断问,是不是那几个人。张总摇头,他的头又尖又长。他说他妹夫很胖,肚子都圆了,一个管下乡青年的公社小干部,屁大个官儿,成天吃席。

那个小县城现在升格成为一个市,当时它的交通要道只是十字路口,有四个重要的建筑,除副食品商店是平房外,国营商店,国营旅社,国营饭店都是二楼,在一片平房中,这几座两层楼很显眼。国营饭店门口,几个穿蓝色吊兜制服的人,有站的有蹲的正抽菸。张说,那就是他们。

大人们见面一番握手。我站在他们后面,看见我父母和不认识的人寒喧,表现出了不大自然的热情。母亲拿出菸,请每个人抽。

我记得,那种场面让我反感,觉得庸俗。大人们之间客套了一阵,父母叫我的名字,我被推向前,父亲的手热热地抓着我,说:就是这孩子。

陌生的人们很平淡地点点头。然后全体人上楼。七、八个人一起上那小楼,木楼梯咕咚咕咚一阵响。围着一个油乎乎的大圆餐桌坐下来,我看见母亲和张叔叔商量着点菜。感觉母亲拿不准该点些甚么,净看张叔叔,又小声问服务员。她的意图是不怕花钱,要尽量让客人吃好。那天,我第一次感到做一个大人很不容易。平时下了班就在家里看看书浇浇花的父母,应酬那天的场面很努力,连我都看出了他们的不自如。

酒席上,大人们都在喝酒,连不喝酒的父母也喝了。很多的时候,是客人们之间谈得很热闹,父母只是听着。我几次看见我母亲在擦汗。在我插队前后的那几年,她身体一直不好,肩周炎,心情烦躁。但是她那天好像很健康,一点病也没有。父亲一贯看不惯「喝大酒」的人,那个中午他对喝酒一点意见都没有。

酒席吃了很久。我真不知道,一顿饭还能吃那么久,从中午一直吃到下午。

弟弟说得对,我们吃的是酒席,不是家里的菜,鱼和肉都给做出了花样儿。盘子端上来,一层压着一层。我只能记住一道菜,是整个猪肘。我们离开饭馆的时候,菜还大半剩在桌上。

我看见母亲动作很小地从裤子侧面的口袋里往外拿钱,是一叠钱。在客人们喝得说话声越来越大的时候,她算了账。那一叠钱让217我吃了一惊。

后来,我才知道,和我们一起吃酒席的,有我插队那个公社主管知青的干事,大队民兵营长,还有公社的其他几个干事。吃好了饭,人很快都散了。吉普继续向东,几分钟就出了县城。跟我们走的,还是那个张叔叔。他喝多了,话有些颠倒。我要去插队的生产队离县城还有五十多里路。这一段路上,我父母都不大讲话,只听那张叔叔一个人说。他说的大意是,人不能太死性了,不能像我父母这样,清高的人要吃亏,不遇到事儿还行,真遇到了,就要「浑和」点儿。

现在还能记住的下一个场面,我站在一个很高的土墙豁口上,父母弟妹都不看我,一起朝着吉普走,我的心里乱七八糟的,眼睛里都是眼泪。后来,我自己走进集体户,男生女生全不认识,全都冷眼看我,我坐在炕沿上,一直坐到天黑都不敢动。

九十年代,我问起母亲那天请客的细节,问她花了多少钱,她无论如何也想不起来。吃酒席的任何细节,她都忘记了。反而她记忆最深的是,那天,她看见我站在土墙那儿可怜巴巴的。她小声对我父亲说:快走,别回头。

四 一九七四年秋天,在敬老院

在我插队的庆阳生产队向南走两里多地,穿过杨树的林带,有一座巨大馒头似的丘陵。丘陵上面有座孤零零的院套,是公社敬老院。割完了庄稼的季节,大地有点凄凉。每到农闲,大队都会组织兴修水利大会战,那年把临时广播站设在敬老院。我被派去管理广播站的机器,播放大队通知和各生产队的挑战书决心书,在敬老院住了半个月。

为了开广播,我必须在天亮之前到敬老院。队里的社员都提醒我,敬老院的狗凶,常年和老人生活在一起,它们能分辨人的高低贵贱和身份年龄,从来不咬老年人、有残疾的、要饭的。穿花衣裳的姑娘经过敬老院门口,就要加倍小心。

起早做豆腐的老人帮我赶走了狂咬不止的狗。我在豆腐房里,喝了一瓢滚热的豆浆。老人还到土墙缝里拿了纸包,给我揑了一点糖精。豆腐房里有一个热气腾腾的大黑铁锅。他话不多,他说,人活到老了,就该「撅巴撅巴」扔了。

广播站设在唯一一个女服务员的小屋里,一铺小火炕。每天三顿,服务员喊我去吃饭。站在大院子里,看见敬老院的三栋瓦房,不断有老人缓慢地挪出来,有人半蹲在门口,有人佝偻着,咳嗽气喘,往鞋底上擦着鼻濞。

在敬老院吃的第一餐饭是玉米渣粥。天还不太冷,锅就架在院子当心。食堂是一间大房子,几排木桌木凳。女服务员个高个子,二十几岁,浑身上下黑衣黑裤,围了一条大黑围裙,拿加长把儿的铁勺子,手脚麻利,往每个老人递过来的碗里添粥。我被安排在办公室里吃饭,同样的粥。他们只有咸菜,给我多加了两块豆腐。

那些老人们吃饭的速度异常地快,绝没有人讲话,每个人都紧看着手里的碗。一锅粥没一会儿就见底了。老人们推开碗,脸上才出现了松弛,一个一个挪回到屋子里,只剩个别几个老头蹲在太阳底下。

服务员洗刷完了,回到她的小火炕上,给老人做最后几件棉衣。敬老院有一个厨师,她的主要工作是拆洗被褥和棉衣。她是一个很勤快的人。我拿那种半透明的塑料唱片放歌的时候,经常看见她戴了一个很大的口罩,在院子里拿根木棍敲打老人用过的旧棉絮。她好像遇到了甚么情感挫折,才住到敬老院来。敬老院里的人都叫她大姑娘。

「大姑娘」对我说,一个人总待在这种地方,脾气就古怪。她说她父母家所在的生产队里也有集体户,那些学生多好,有时候唱歌能唱半宿。当时,我是第一次听见还有人羡慕我们的生活。

老人们在吃过饭以后,甚么也不做。一间大屋子,住二十几个人。我去过几次,每次都一样,整个屋子里一个说话的也没有。只219有发呆的,睡觉的,坐炕上抽菸的。所有的脸上,长时间维持同一种表情。

敬老院的房子不分男寝室和女寝室,人和人之间只挡一块胶合板。哪个挡板儿之间距离宽,放着两个人的行李卷儿,说明住的是一对夫妻。

我很清楚地记得有两个老太太,一个在炕上坐着,手上抖开一个装豆荚的小布口袋,一颗颗从干豆荚儿里剥出豆粒儿,我停下来看她,她马上用一只干老的手,挡住口袋不让我看。听女服务员说,有的老人能外出活动,在收割后,去大地里捡粮食,粮食积攒多了,去换豆腐,一个人躲在没人看见的地方吃。还有一个老太太,坐在砖地上,用甚么硬器砸高粱壳里的米粒儿,砸了一些,用手捧起来,对着空中吹高粱壳儿。

除了做豆腐的老人,没有第二个老人问我:你是谁,你到这儿来干甚么。他们好像跟这世界上的任何人任何事儿都无关。有一个晚上,一个老头因为别人的毛巾搭过了界吵起来。他直挺挺站在院子里,气得大喘气。

老人们比种地的农民们更清楚哪一天是星期天,因为星期天改善伙食,也许吃猪肉炖粉条,也许有炒菜。炒菜的时候使用一种大铁铲,像工兵挖地雷用的那种工具。豆腐,在老人们看来是一种好东西,用卤水点的,满院子飘着香味。我看见过一个老人站在墙角,用钩子似的手捧着一块豆腐,直接吸进了嘴里。

星期天的时候,敬老院的领导,站在食堂门口大声吆喝着:慢点吃,别烫着。

敬老院有国家的拨款,和当时农民的一日三餐比,伙食不算差,数量也充足,有时候还有饭菜剩下来。但是他们一看见有肉的菜,就想着多吃,抢着吃,要把属于他的那份儿,全装到自己的肚子里。

女服务员盘腿坐在小炕上,用一颗铜顶针儿为老人做棉袄。顶针很好听地敲着针。她说,他们多可怜,都是有今儿没明儿的人了。

女服务员和我熟了以后告诉我,她曾经想过出家,又不知道哪儿有尼姑庙。她说现在不兴这个,没办法才到了敬老院,伺候这些老人,他们再怪再脏再有毛病,却没有坏别人的心思,多数是老绝户,都是可怜的人,需要人帮。她认为干这个,总比在大地里干农活轻闲。老人们对女服务员也都很好,哪个老人耍脾气,马上会有人说,快叫大姑娘去。「大姑娘」说话有时候比领导还好使。

有一天太阳非常好,女服务员和我坐在她的炕上。她打开窗户说,多像四月小阳春儿。墙角下面晒太阳的老头儿脱了空心棉袄,露着皮肤松弛的上身,翻过棉袄找虱子。女服务员说,这么几天就生虱子了,让他们在里面套一件贴身的布衫儿,他舍不得。老人们说,有人味就得生虱子,谁要不生虱子,就快挺尸了。

又有几个老头也坐下翻腾他们的棉袄。大师傅敲着锅沿儿喊开饭,他们很麻利地披上衣裳,又是各个房间都有人晃出来,我坐在炕上看见一片花白花白的头顶。

每天,到了下午四点钟,已经有人去关门了,敬老院的门是碗口粗的小树扎成的。几条狗卧在土里,守着门外那条大道。修水利的人们吵吵嚷嚷经过,狗都窜起来,叫成一片,它们看惯了的院子里几十个老人,对外面的人好像有刻骨的仇恨。

五 一九七六年冬天,她说被迫害了

七十年代的中期,越来越多的知青通过招工推荐上大学离开农村,而一直没机会走的知青心灰意冷,我们那个县就有绝望自杀的。我所在的集体户就有两个都是一九六八年下乡的女生。

刚进入一九七五年,我离开集体户,被临时调到县里办知青报。第二年的冬天,有一个早上,我提前去上班,天还没全亮,整个知青办的小走廊空荡荡的,只有一盏小灯。估计打更的老人先把每一面火墙都烧起来,自己去吃早饭了。我沿着走廊向里面走。我221们的办公室在最里侧。找钥匙的时候,突然脚下一绊,踩着了甚么东西,软软的,吓了我一跳,马上后退。

没想到,走廊地上躺着一个人,紧紧地缩成一团。

那个人抬起脸看了我一眼,没说话,脖子上围了一条又长又厚的绿围巾,一个女的。

估计她看我也不过是个知青,根本没理我,又缩回去,一动不动。我转回身叫人。在门口正遇上知青办一个干事。缩在地上的人看见又有人来了,哇哇地哭,自己站起来了。

她浑身的土,两手捂住脸,头发围巾揉得很乱。我马上想到我们集体户那两个一九六八年下来的老知青,当时,我看她,觉得她已经苍老得不行了。

上班的人多了。一个部门主管,是个胖妇女,嗓门很大,从外型上看就像个领导,她一进门就问:这是咋的了。女青年像看到了救星,哭声大了,边说边哭说她是知识青年,知青办得给她作主。

女主管扯女青年,问她是哪个公社的,还警告她在办公室哭嚎影响不好。

女青年的声音立刻变小了。她说:领导啊,我被迫害了。

「被迫害」,这话在当时是极严重的一句话。在知青下乡的七十年代,有非常的特指。女知青被迫害了,意思就是被强暴了。按政策,女知青被农民「迫害」的安抚政策是优先办理招工回城,而「迫害者」将被公判枪毙,开完公判大会还要五花大绑,站在卡车上游街,胸前挂块名字上打红叉的牌子,衣服后领子里插根很高的「标」。我在县里的几年,每年年底知青代表大会召开前,县里都安排这种公判游街,杀一儆百。「被迫害」这三个字份量太重,它涉及到有人能很快回城,有人能很快送命。

听到「被迫害」,马上有负责办案部门的人,把女知青叫到他们的办公室。这种事情在当时非常敏感。而像她这样公开找到县里,当众宣布自己被迫害的,我在知青办的三年里,只遇到过这一次。那个上午,专案组的门玻璃上,临时糊上一张报纸,神神秘秘的。

中午,有人安排女青年跟着我们去县委食堂吃饭。我们走在前面,她在后边跟着,故意和我们保持距离。离得远了,我站住等她一下,心里出现一种厌恶。

女青年吃饭相当快。吃完了,她自己又回知青办。晚上再带她吃饭。那一夜,听说她住在县委招待所。

第二天上班,一进门就看见她站在走廊里,手里抓着一个鼓鼓的旧书包,正对知青办的干事说没脸回集体户了,要买火车票回家。很快,她就消失了。

知青办派了人下乡去调查。调查回来那天,刮很大的北风,县城的小马路上卷着冒烟雪。进进出出的人把走廊门口都踩白了。调查回来的人在走廊里大声说,被女青年告发的农民一听说迫害女知青,马上吓傻了。一家人都跪在地上喊冤枉,说就是打死他们,也不敢欺负下乡的学生,谁都知道那是挨枪子儿的。

我估计,去调查的人在临走之前已经有了怀疑。当时,正是每年年底招工指标由县下达到公社的关键时候,一个女知青直接跑到县里来说自己被迫害,从她的不顾一切,知青办的干部都明白。

过了几天,那女青年又来了。还是那条绿色的围巾,紧紧包住了脸,不知道走了多远的路,围巾上已经结了一圈白霜。这一次她正好碰上了我们知青办的主任,姓毛,是个又霸道又心软的人,最怕看见女知青哭。

女青年就在走廊里抓住了刚出门的毛主任,抓住他的大衣不放。说自己虚岁都二十八了,还连着喊,主任,我被迫害了,主任,我没脸回户了,主任。

每说一句就喊一句「主任」,这种场面,看见的人心里都不好受。毛主任的脖子总挂了一对带绳的皮手闷子,他还不知道情况,但是那么一哭,他就受不了。主任不断劝她慢慢说,慢慢说。

知青办的人都从各个办公室出来,在门口,探头探脑看这个胖脸上满是眼泪的知青。

她呜呜噜噜开始说。说着说着,被迫害的话题忘了,她说她们公社有门子的都在找人,都想走,连才下来两年的,都填表了。说到才下来两年的人,她放声哭,想用头去撞墙。

后来听说,县知青办照顾她的情况,让她直接参加了当年的招工。从蜷缩在走廊上,到听说她已经回城,她没和我们几个知青说过一句话,她尽量回避。

不知道那个被她告发的农民是不是被追究了。部门女主管说得比较直露,我记得她站在办公室门口的样子。她说,真是啥人都有,多不知「磕碜」的人都有。

六 一九七八年春天,弟弟骑在毛驴上

我到大学报到的时间是一九七八年的三月。当时我弟弟还在乡下插队,他是一九七五年下去的。

上大学一个月以后的一个星期天,记得天灰蒙蒙的,空气中有一种春天味儿,新鲜。我带着父母的嘱咐,从坐火车出城一直向西,去几十公里外弟弟的集体户,提醒他赶紧开始复习功课,务必参加七八级的高考。随身带了几本复习资料,都用报纸包得很严密。当时我预感,凡是在心里暗自盘算离开农村的,都是「坏心思」,不能大张旗鼓。

弟弟晚我一年下乡,一直干农活,下去第一年,就学会了抽菸喝酒。父母一直为他担心。

下了火车,四周都是空旷平坦的田地,先经过了一个兵营,兵和老百姓不同,从大门口能看见里面井井有条,一尘不染。然后穿过一条林带。我是老知青了,不用问路,直接找到了那个独自立在略微高的岗地上的集体户。

一进屋,灶坑前有人仰脸问我找谁?屋里全是烟,听说找王惕,灶前的人指西屋。我弟弟生于一九五六年,父母所在的公安系统刚传达过裴多菲俱乐部甚么的,他们特别意识到,革命政权要时时提高警惕,所以给弟弟起名「惕」。

西屋,炕上靠着几个男生,全留着长头发,穿破大衣,身上随处棉絮暴露。在大衣的腰间扎一根麻绳,这是当时知青身上必不可少的冬季饰物,显示着骨子里的潇洒不羁。我闻到集体户男生宿舍专有的汗味。

弟弟没在。他们说,惕,磨谷子去了。

我能感觉到裹着破大衣的几个男生有点冷漠。我知道,在那个时候,除非你是传递回城的消息,世上再没有任何事情能让他们表现出热情。

弟弟出现在门口的时候,也裹着一件破大衣,也扎一根草绳。我看他比任何一个男生都颓丧,头发太长,脸又冻得通红。早晨,从家里动身的时候,我只是父母的一个使者。但是我看见弟弟出现在门口,突然在心里想:这是我的弟弟啊。

这种感觉一瞬间里特别强烈。我已经离开了这种生活,而他还深陷着。我一句也没提上大学的事,不想刺伤他。弟弟是和一匹黑灰的瘦毛驴并排挤进西屋门的,他的手通红地搭在驴屁股上。他从小就喜欢动物。他明明看见了我,却对炕上的人说话。他说谷子没磨上,人多,排号呢。

他故意站得离我远一点,可能为了证明他是男生我是女生。他长大了以后一贯是这样。他摘下帽子,把帽子扣在毛驴头上,他还是不太看我,站在原地搓两只耳朵,好像根本不准备和我打招呼。他的帽子和别人不一样,不是长毛狗皮那种,是硬的黑色亮皮,可以打油的,帽子里面是短毛。他就是戴这种不抗寒的帽过了三个乡下的冬天。

趁没人看见,我把书包里的包裹严密的复习材料给他,说了专门带给他的,里面还有妈妈的一封信。我说,你一定要看。他大咧咧地把它们塞到行李卷儿下面。

他说:给我带瓶酒就好了,咱家还有西凤酒,都给爸爸藏起来了,怕我偷着拿走是不是?

跟我说话的时候,他不断地拽那毛驴的尾巴,毛驴终于不想忍受,逃窜到外屋去了,他的黑皮帽子滚掉在地上。他们集体户好像用红砖铺的地面,但是早看不见砖了,坑坑洼洼的,都是泥。

我问:你还喝酒啊?

他说:喝,找个「由子」就喝,这么冷的房子不喝酒能挺过冬天?

有一个男生过来说,每年冬天,后墙都给冻得呜呜响。弟弟的两只手紫红肿胀,我问他有没有冻疮膏?他说:贼皮子,不用那个。他把手背到后面去说,没事儿,到伏天准好。

后来,有人进进出出地说,又要下雪了。满院子人撵得鷄狗猪鹅都在叫。女生们去高粱秸扎的围墙上捡衣裳。弟弟打了一声口哨,可能是叫那只毛驴。他说:你上女生屋里呆着吧,女生炕上干净,我还得磨谷子去。我马上说:要下雪了,我也走。

我们一起出了门。灶前有一两个人抬头打招呼:姐,再来。好像我是他们大伙的姐。集体户的院子里光秃秃的。整个冬天倒的泔水冻成一个将近一米高的冰坨,正堵在门口,正在溶化。弟弟让我看门口的一只破缸茬。他说,夏天,男生在炕上喝完酒就往外甩瓶子,看谁扔得准摔得碎。

出了门,我再把父母关于高考很重要的嘱咐告诉他。我特地说:这是一辈子的事儿。

但是,他不大理我,抓着毛驴身上的毛皮骑上去,高高地晃,专心逗那毛驴。我告诉他,报纸包里是书,还有练习本。他高兴了,说正好这几天没卷菸纸。我觉得他这么说是故意的,故意逞「英雄」。

我们都不说话,默默地走。他骑着毛驴陪我走到一个岔路口,已经能看见两个多小时前我穿过的那片林带了。他说,另一条路通向屯子里的碾房。我说,我上你们碾房看看去。他马上制止我:都是男劳力,你去干甚么?

不知道几点钟有回城的火车,但是我准备去小火车站等。

很明确地记得,当时就在我的脚下有一墩马莲,向阳的一面有嫩芽正要钻出土。我对他说,好好复习,时间很紧,别再喝酒等等,全是废话。我还把母亲带来的钱给他,可能是二十块。他一直骑在那匹毛驴身上,无所谓地晃着,很耐心地捋着毛驴

透明的薄耳朵。最后,他问:你去报到了?我极短促地答应了一声,然后向着林带走。一下也没回头。我和弟弟都在长春市天津路小学上的学,学校由日本人出资建

于上世纪三十年代初,曾经叫大和通小学,一直是名校,我们在这个小学分别读到了三年级和四年级,那时候他成绩很好,从来不和坏孩子在一起。下乡的三年,他不仅学成了菸酒,还越来越内向,小时候甚幺都对我说,后来,他变得话很少,仅限于日常小事,他的性格改变直到今天。

那一年,他考上了大学,但是分数刚够本科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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