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 2010-10-26 11:18 | 作者: 张炜
张炜，1956年生于山东省龙口市，1980年毕业于烟台师范学院中文系，1984年起任山东省作家协会专业作家，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古船》、《柏慧》、《外省书》等，作品被译为英、法、德、日多种文字，并多次在海内外获奖。最新作品为作家出版社出版的450万字长篇小说《你在高原》。
油印刊物
我的初中是在胶东半岛上的一处联合中学度过的。今天来看，她的自然环境非常之好：地处海滨，在一片果园的包围之中，校舍是一排排红砖瓦房，被大片绿树掩映，连阔大的操场也罩在了林子里。这里的春夏秋冬四个季节都给人留下难忘的印象：春天是密密的苹果花和李子花，是一群群的蜂蝶和小鸟；夏天有流经园里的河渠、不远处的大海，让我们在水里玩得尽兴；秋天果实累累，园径上花丛盛开，花果把人簇拥起来；冬天有遗落枝头的冻果，有高高的雪岭……总之这是一座再好也没有的校园了，它真该与美好的少年时代连接一起，成为一生难得的回忆。
可实际情形却有些复杂：关于她的一切，有时让我深深地沉迷，有时又不忍回眸。那时候我们并没有多少时间来享受大自然的慷慨赐与，因为当时已经找不到一个安静的角落了，就连这个绿荫匝地的校园也不能幸免：到处都是造反的呼声，是涌来荡去的各种群众组织。我的同学全都来自附近的几个村庄、国营园艺场和矿区，大家操着不同的口音，这会儿却在呼喊着同一些话语。老师和同学们除了要写大字报、参加没完没了的游行和批斗会，还要不断地接待从外地赶来串联的一队队红卫兵。后来形势发展得更加严重：我们校园内部也要找出一两个反动的老师和学生，并且也要开他们的批斗会。于是，校园里到处都是大字报，是一双双紧张兴奋的眼睛。
校外的批斗大会常常要到我们学校来举行，这既是为了让我们接受难得的教育，同时也因为这里有个大操场，地方宽敞。在最紧张的日子里，我们根本不能上课，因为除了批斗会，还有老贫农的忆苦会、老红军的报告会，以及“活学活用”积极分子的“讲用会”等等。剩下的一点时间就是自己折腾：写大字报、相互揭发。那是一个热火朝天意气风发的时代，一个少数人特别痛苦、大多数人十分兴奋的时代。可惜我就是这少数人中的一员，这是我最大的不幸与哀伤。
父亲当年正蒙受冤案，所以我似乎从一开始就成为难得的另类角色。校园内一度贴满了关于我、我们一家的大字报。我不敢迎视老师和同学的目光，因为这些目光里有说不尽的内容。校长是一个热爱文学的人，他对词汇特别敏感，即便是从一张张严厉的大字报中，也仍然能寻到一些好句子。我至今记得他盯着墙壁的模样：一手端着一个红色墨水瓶，一手捏着一支毛笔，头颅前倾，不停地戳戳眼镜，然后往墙上那些大字报上划一道道红线……同学们聚在一处欣赏美妙句子的时候，也正是我心碎的一刻。
学校师生已经不止一次参加过我父亲的批斗会。当时我要和大家一起排着队伍，在红旗的指引下赶往会场，一起呼着口号。如林的手臂令人心颤。但最可怕的还不是会场上的情形，而是这之后大家的谈论，是漫长的会后效应：各种目光各种议论、突如其来的侮辱。我记得那时常常独自走开，呆在树下，想得最多的一个问题就是：怎样快些死去，不那么痛苦地离开这个人世？
我恨校长也爱校长——最后竟长久地感激起这个人。他酷爱文学，最终在校内办起了一份油印文学刊物，取名《山花》。它装订得极为齐整考究。全校只有校长的蜡板字最好，所以每个字都要由他亲手刻下，它们工整得简直就像铅字一样。校长是一个完美主义者，他绝不容许自己的制作有一丝瑕疵，以至于题图插图全要自己动手，直弄得无一不精，整本刊物美仑美奂。校长号召全体师生都为刊物写稿，并且没有忘记鼓励我。这使我受宠若惊。
我写下的东西刊在了显要的位置上，校长当众赞扬了我。
这在我来说可是了不起的经历。许久许久以后，它又将和那些可怕的屈辱掺在一起，让我既难以掰开又难以忘怀。
我们家孤单单地住在一片林子中，只要没有外人打扰，就会有自己稍稍不同的生活：每日忙过一天，夜晚享受安谧。如果是漫长的冬夜，家里人就会找出一本书来读。听书，成为我当时最大的乐趣。所以很长时间以来，我每天最盼望的就是夜晚快快降临。如果是大雪封地不能出门时，外祖母就点起火盆，再把一张小桌搬到炕上，和母亲一起描花，画些什么。她们做得最好看的就是一种梅花，那是用高粱秸秆的内瓤做成的一朵朵梅花，插满了一株酸枣棵或荆棘——这就成了一树刚刚绽开的腊梅。
除了在家听书，就是想方设法从一切地方找书来看。那时有些书是藏起来的，很不容易找到；有些书是竖排繁体字，拿到手里也读不懂。但强烈的好奇心还是吸引着我，让我磕磕绊绊地一路读下去。记得那些翻译作品和古典文学，就是在这样的情形之下吞食的。这也是我能出人意料地写出一些与大多数同学不同的句子、搏得校长赞誉的重要原因。
我们的油印刊物出了好几期。这个事情极大地吸引了校长和部分同学老师，让他们欲罢不能。而在我看来，她就像空气和水一样不可或缺。我会在一个没人的地方长时间与这本油印刊物呆在一起，嗅着她的香气，不止一次把她贴到了脸上。
校长热爱他的刊物，于是就一块儿喜欢起那些能够襄助这个“事业”的人。我开始受到他的袒护和帮助。文学可以让人在一定程度上免遭苦难，这是我在那个年代里稍稍惊讶的一个发现。
杀狗
由于我们一家独居丛林的缘故，我的童年比较起来是极其孤单的——或者也可以说是最不寂寞的。因为我可以有更多的时间接触一些动物，在无边的林子里玩耍。而那时的人群在我眼里常常是可怕的，他们当中的一部分有多么不善甚至恶毒，我是充分领教过的。
除了在野外看到一些动物，比如各种鸟雀和四蹄小兽之类，再就是养一只狗和猫了。林野中的动物虽然种类繁多，却不能够随意亲近。它们无论如何还是不能相信有人会对其友善，总是充满了警醒和提防。这在动物来说当然是完全没有错的，只是让我感受了极大的委屈。因为我知道自己是多么需要它们的友谊，并且永远不会背弃和伤害它们。可惜这种想法无法表达，我们之间没有通用的语言。但好在我的这种遗憾在很大程度上由猫和狗给弥补了。它们可以与我依偎，相互之间久久注视。它们甚至能够确凿无疑地听懂我的一些话。
我们那时对于猫和狗是家庭成员这种认识，绝没有一点点怀疑和难为情。因为我们一家人与之朝夕相处，我们从它们身上感受到的忠诚和热情、那种难以言喻的热烈而纯洁的情感，是从人群当中很少获得的。就我自己来说，当我从学校的批斗会上无声地溜回林子里时，当我除了想到死亡不再去想其他的时候，给我安慰最大的就是猫和狗了。它们看着我，会一动不动地怔上一会儿，然后紧紧地挨住我的身体。
猫和狗的眼睛在我看来有无尽的内容。这是神灵从陌生的世界里开向我的两扇窗子。它们没有对我发声，可是我真的听到了也看到了。于是我常常就对它们诉说起来，说个不停。它们倾听的样子是我一生都不能忘记的。我认定了它们的纯良，世上的任何人伤害它们，在我看来都是最为残忍的行为。
也就是在那样的时期，巨大的灾难突然降临了：上边传来了打狗令。一开始是附近村子里的孩子在说，几天后竟然得到了证实。母亲和外祖母的脸色变了。她们都不敢看我，就像我不敢看她们一样。
显然，这是我和我们全家无论如何都过不去的一道坎。以这样的方式失去一位情同手足的伙伴，对我来说等于临近了世界末日。它看着我，又看看全家人，泪水盈眶。它的聪慧使其预先感知了一个残酷的结局。
打狗令规定：养狗的人家必须在接到命令的第二天自行解决，如果超过期限，就由民兵来办这件事。
母亲和外祖母躲到一边去商量什么。我知道她们什么办法也不会有。我在她们走开的一会儿却打定了一个主意：领上我们的狗远远离去。去哪里？不知道。去一个能够让狗活下去的世界。天底下一定会有这样的地方吧，那儿不论多么遥远，我都要找到它。这个决心比铁还硬，竟使我一时忘了其它，丝毫也不去想家里人会怎样发疯地找我。我只想和我的狗在一起，只想让它活下来。
我领上狗走开，进了林子。似乎只彼此交换了一个眼神，我们就溜开了。我在前边跑，它就紧紧相跟。这是一条逃命之路，它当然完全知道。我跑得很快，只偶尔回头看它一眼。它不像往常那样时不时地跑到前头，而是一直跟在后边。它越来越不愿跟上来，这种情况以前是从未有过的。我发现已经接近了一条河流，这条河离我们的住处仅有三公里，可感觉上河的对岸就是外乡了。
一丛丛绿色掩着它的身影。我再次回头时竟没有找到它。我呼唤了一声，没有回应。我慌了。它会迷路吗？它又为什么不再跟从？答案只有一个，即它留恋着丛林中的茅屋，认定那儿才是它的家。它终于察觉到我们这次走得太远了，尽管这是一次逃命之旅。
我紧咬嘴唇。回返的路上，我在心里一直呼唤着它。可我并没有喊出声音来。因为我明白，它从很远的地方听到我的脚步声，就足以辨别了。它不愿转来，那是因为它已经打定了回到茅屋的主意。
可是家里仍然没有它的身影。母亲和外祖母定定地望向我。后来是外祖母先开了口，问我们刚才去了哪里？我没有回答，只在屋里屋外大声呼喊起来。没有任何回应。
天黑下来，离我们茅屋不太远的那个小村里传来了一阵阵狗叫声。那是让我心惊胆战的声音。
母亲说：民兵等不及了，他们提前去了那个村子。
果然，从天黑到黎明，林子外面的狗吠声再也没有停止。一夜之间，不知有几拨民兵拥到林子里来，他们背着枪，厉声追问我们的狗哪里去了？当然不知道。我只希望它长上了翅膀。
一连多少天，我都能闻到空气中的血腥气。我所遇到的每一个人，他们不论是到林子里干什么的，脸上都有一股杀气。他们不问自答地叙说着耳闻目睹：不远的那个小村里，不知谁家动手杀死了自家的一条狗，接着全村的狗就乱起来。它们只要是没有拴起的，就蹿到了村头，然后汇合一起向林子深处跑去。也就在这时候，得到消息的民兵就扛着枪棍包抄过去，最后将一群狗围在了林子边上的一个小沙岗上……
我突然想到它就在它们之间。
事实果真如此。不久小村里的人证实：当各家去寻领自己被打死的狗时，唯有一条狗是没有主人的。民兵收走了它。他们描述了它的皮毛花纹。是的，确凿无疑。
它在逃离中汇入了同类。它在最需要我的时候离开了，是出于一种毅然自决的勇气，还是对我们全家的怜悯？这个问题让我一直费解。
记忆中，每隔三两年就要传下一次打狗令。它总是让人毫无准备，突然而至。每一次骇人的消息都不必怀疑，因为谁都能嗅到空气中的血腥味，同时感到空气在打颤。
民兵
当年有一个最吓人的字眼，就是“民兵”。这两个字意味着颤抖和眼泪、大气不出的死寂。与它连在一起的，还有这样的意象：呵气成冰的严冬，绳子和枪，生锈的刀。一些扛枪掮棍的人在村头巷尾、在村路上走动，个别人还穿了一件黄色上衣。这就是民兵。谁家孩子哭了，家里大人会吓唬他说：民兵来了！
其实不仅是孩子，大多数村民也害怕民兵。这些人被赋予了特别的权力，是当地管理者的武装。他们分为一般的民兵和常驻民兵，所谓“常驻”就是一天到晚宿在民兵连部的一伙，轮流值夜，每人都有武器。能担当这样角色的，都是村里最野蛮最悍勇的青年男女，也是村子中的特殊阶层。他们虽然是农家子弟，但地位较高，令一般农村青年羡慕不已。他们不仅可以脱离田间劳动，而且可以有较好的食物：夜间巡逻时总会弄来各种吃物，一只鸡或一条鱼，再不就是一头小猪或一条狗。民兵连部里总是飘出一阵阵酒肉香味。最让人畏惧的还是他们的声势：大声呵斥村里人；见了“地富反坏右”及其他，可以随意踢打辱骂。
民兵喜欢穿白球鞋，旧军衣，背一杆刺刀生锈的三八大盖。
凭这三件，就是横行乡间的不败法宝。他们走路趾高气扬，说话粗声辣气，不带脏字不说话。村里的头儿走到哪里，身后常常就跟了一群民兵。夜间村头最爱去的地方就是民兵连部，最喜欢的就是这里的一溜地铺，铺上有一排叠得有角有棱的被子。墙上则挂了一支支早就退役的老式步枪。偶尔会有一挺转盘机关枪，当然也是退役的废品，要在几个村子里轮换使用。这种枪在村里人看来简直就是神秘的物件，威力无限，其震慑力完全比得上一艘航空母舰。它有两只腿、一个圆圆的锅饼似的转盘，长相怪异。在巡逻时，民兵一定要把这挺机关枪带出来。它的出现，即代表了无可比拟的权威和力量。
那个年代里没有任何人奢望过违反和抵抗。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道理妇孺皆知。虽然从来没有见过转盘机枪打响过，但都能想像出它愤怒的模样：子弹横扫密集如雨，人群像秋风下的落叶一样唰唰扑地。如果谁还想好好活着，那就得老老实实低头干活。
最为胆战心惊的当然就是“地富反坏”一伙了。这些人心里总有一个大惧，就是说不定哪一天会把他们连根除了。因为这有真实的例子，远一点的是四十年代末，近一点的就在几年前，有的地方做得非常彻底：把他们从老到少一并除掉。他们明白，上边的人之所以到现在还在犹豫，那不过是在考虑这部分人的特别用途——如果他们不在了，那么村子里就没法进行一些大事，要开斗争大会连个捆绑的坏人都找不到。所以他们知道自己还会留下来，至于留多久，那就说不准了。
常驻民兵的待遇优厚，是大有原因的。这些人除了根红苗正，最要紧的还要格外忠诚，忠诚于村头。更要勇敢，要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在执行打狗令的时候，他们为了逮住一条逃逸的狗，能够在一条又湿又脏的泥沟里潜伏通宵，只紧紧搂住一杆步枪，一动不动直到天亮。有的民兵为了表示大义灭亲的勇气，在自己父亲与村头发生哪怕最轻微的冲突时，也要冲上前去打老人的耳光。还有一个小伙子与邻村斗殴，为了镇住对方，竟然操起刀子砍去了自己的小拇指，而且面不改色。
我真的看到有一个缺少半截小拇指的民兵，所以我从来不曾怀疑这批人是特殊材料制成的。
他们有一段时间对我们的小茅屋特别留意，时常背枪光顾。深夜时分，我仍然可以听到他们在屋后溜达的脚步声。他们咳嗽，抽烟，压低嗓门说话。外祖母和我睡在一起，她要时不时地把坐起来倾听的我按回被窝里。
当时父亲正从南山的苦役地回来，这使民兵们格外忙碌起来。他们除了要没白没黑地监视他之外，还要隔三差五地进门审讯一番，展示一下自己的口才。他们进门后就让父亲立正站好，然后开始高一声低一声地审问。他们问的所有问题都没有什么实际内容，因为问来问去就是那么几句：是否有生人来过、近来有什么不法行为，等等。这些问题其实由他们自己回答更为合适，因为再也没有比他们更熟悉茅屋里一举一动的人了。这样问了一会儿，连他们自己也觉得无聊，于是就放松下来，说一些俏皮话，相互编出一些古怪的谜语让对方猜。有一次其中的一个说：“‘八条腿，两个头……’什么动物？”对方大为迷惘，那人就哈哈大笑：“连这个都不懂！配猪呢！”
这些民兵更多的时候不是幽默，而是凶相毕露。他们喜怒无常，有时不知为什么就满脸紧张地从外面跑过来，大呼小叫。妈妈和外祖母说：又要开批斗会了。
远远近近的村子，只要开稍大一些的批斗会，就要来押上父亲参加。所不同的是：有时要捆上父亲，有时则不需要。
民兵捆人很在行，他们会想出许多花样。有一个年纪十七八岁的民兵把父亲捆上了，另一个年纪大一点的民兵看了看，摇摇头说：“不行”。他叼着烟，一边解着父亲身上的绳索一边咕哝，向旁边的人示范。他用膝盖抵住父亲的腿弯，然后将手里的绳子做成一个活扣，只用三根手指轻轻一抽，绳子就给拉得绷紧。
拉网号子
当年最难忘的娱乐，要算是学校宣传队的表演了，这在我们当时看来艺术性极高，甚至是精美绝仑。这一切都是因为一个新来的女教师，是她参加进来的缘故。过去的学校演出队总是匆匆成立，为应付上边的汇演急急应付，完全不成样子。校长擅长文字并爱好文学，可唯独对表演心有余而力不足。好在他会拉胡琴，会化妆。他亲手给一个个学生描出粉红的脸蛋后，然后再退到一旁端量，十分满意。可惜他不会导演，勉强指导出的几个动作十分僵硬。好在这时候女教师来了，这等于是及时雨。
女教师不仅会跳会唱，还会自创节目。她先是从海边渔民生活中取材作歌，然后又从全校挑选出最有潜质的少男少女，细细排练起来。我一开始也在宣传队员的备选名单中，后来因为家庭原因搁浅了。不仅是文艺，即便是加入学校篮球队，也因同样原因遭到了淘汰。
我们学校宣传队在女教师的带领下，简直是无所不能。他们独创的“鱼鼓歌”和“拉网号子”，在汇演中不断拿到奖牌，名声远播。有时他们还可以凭这样的招牌节目，代表整个园艺场、乡镇和矿区，到附近的部队去做拥军表演。
我们最大的享受不是在舞台上听“鱼鼓”和“拉网号子”，而是到大海边上去看真实的“拉大网”，听震天的拉网号子。
除非是海边的人，不然很难知道什么才是“拉大网”。那时还没有什么机帆船队，也没有其他先进的捕鱼设备，沿海村庄最有威力的捕鱼工具就是一面大网、两只舢板。那大网是用细棉绳织成的，尔后又经过猪血浸透，这样不再腐烂，可以下海网鱼了。具体捕鱼过程是：先由舢板载上大网驶进海中，在水中撒成一个大大的弧型，然后就在网的两端拴上粗绠——许多人在沙岸上排成两溜，在巨大的号子声中拉起来。
一个盛大的节日就这样开始了。只要是拉大网的日子，周围村子里的闲人就全围上来了。我们这些初中男生只要一有时间就往海边上跑，去这个最吸引人的地方。那时我们恨不得停课，恨不得一天到晚盯住海上发生的各种奇迹。可偏偏是我们不在的时候，奇迹才会发生。惊人的传说源源不断，一件还未得到证实，另一件又传开了，弄到最后谁也不知道哪一件是真的、哪一件是假的。比如都在盛传这样一件事：有一天半夜里大网靠岸了，结果拉上来一个“人鱼”——它有人一样的脸庞，大眼睛，细细的胳膊，长长的手指——不同的是这手有蹼，身上也像鱼一样，有一层粘液。这个“人鱼”一离水就不停地哭，用带蹼的手搓揉眼睛。他（她）的哭声尖利极了，哭得人心里难受，于是海上老大发个命令，就把他（她）放了。
还有一次，大约是黎明时分，大网靠岸了：网里有一条特大的鱼精。这鱼精浑身黢黑，抵得上四匹马那么大，一离水就散发出逼人的酒气和腥气。它被拉上来的时候，还在呼呼大睡呢。当时所有人既惊吓又庆幸，说这一下等于逮住了多少鱼啊！有人主张趁它还没有睡醒赶紧动刀杀了，可以将肉一块块卖掉。可这事最终也还是被海上老大给阻止了。他认为海里精灵绝对不可招惹，任何不慎都会招来灭顶之灾。不仅要放它回海，还要口中不停地念叨，求它原谅拉鱼人的莽撞，不小心打搅了老人家睡眠，等等。
据海边人说，拉大网的最好时间不是整个白天，而是两个特别难得的时段：夜网和黎明网。他们说海里的鱼也像人一样，有个晚上打瞌睡、早上起不来的毛病——正在它们迷糊时，大网将其一下套住，再想逃也就来不及了。
夜晚是海边最热闹的时候。这里火把映得到处一片通明，人潮汹涌，真不知是从哪儿来了这么多的人。海上老大阴沉的面孔十分吓人，他看哪里一眼，哪里的人就不敢大声喊叫了。可是只要他的目光一挪开，呼叫声立刻又震天响了。因为这场面实在太惊人了，不由得人们不喊。
时至午夜，从沿海村庄甚至是南部山区来的买鱼人越聚越多。这些人携了篮子，背了口袋，一直站在海边，直眼盯着灯火辉煌处。号子声越来越响，这声音的强弱显然表明了用力的大小。拉网的人在大网就要接近岸边时，简直是没命地喊叫。他们为了起劲，有时故意将一个熟人的名字套进号子里一起呼喊，羞辱他。被骂的人火起，开始对骂，可惜他一个人的声音显得微不足道。
大网靠岸时所有人都往前凑，探头看这一次神秘的收获。随着大网收拢，水族们密挤得像稠稠的米饭一样，惹得人群高声大叫。鱼虾跳跃，甚至也像人那样尖叫。有一种身上带荧光的鱼，常常在灯火照不到的地方唰地一闪，引起一阵惊呼。
拉鱼的火把是特别制做的：一个小米斗大的洋铁壶盛满了煤油，上面插了胳膊粗的棉芯，点上后用一柄长杆铁叉高挑起来。这样的火把排成一长溜，使整个海岸亮如白昼。大网上岸后，有人立刻操起柳木斗，将挣挤窜跳的鱼虾一斗斗装了，提到一领领炕席子上。这时候，戴了眼镜、手拿一把算盘的老会计就出现了，他的身后跟着抬桌子和大杆秤的人——大杆秤足有半丈长，配有一只生铁大砣，由两个强壮的小伙子才抬得起。所有的鱼需经统一过秤，然后再开始零卖。
几乎与此同时，另一边的鱼铺那儿也在忙碌：鱼锅烧开了，大鱼似乎没怎么剖洗就被扔进了锅里。看鱼铺的老人在为拉网人准备一顿丰盛的夜餐。
橡胶厂
初中毕业就该着上高中了，但这在我来说是没有指望的。校长极为惋惜。他喜欢我刊发在《山花》上的文章，真心希望我能继续上学。可是上边管教育的领导放话了：这样人家的孩子能上初中就算不错了，上高中？门儿都没有。
校长抚摸着那份油印刊物，连连叹气。这成为我最煎熬的日子。我突然觉得学校生活是这么珍贵，连同我在这里所受的各种折磨，似乎都不算什么了。眼看我那个鼓鼓囊囊的大书包就要废掉了，还有我珍爱的书籍、我们的油印刊物，它们也将一并告别了。
也就在这时候，传下来一个对我十分安慰的消息：我将留在校办工厂——一个小橡胶厂里做工。这个小工厂是当时响应“勤工俭学”的号召建起来的，其实只能算是一个作坊。作坊师傅来自一个遥远的东北城市，一切都是由他操持起来的。此人原来是一位小企业主，在几年前由那座城市遣返原籍。按说他这样的人该归到“坏人”堆里接受管制劳动才是，但因为他能够为当地办起这座小工厂，也就糊糊涂涂地做了上宾。
我曾见过这个师傅在校园里走过，有些好奇。他的举止和衣着与当地人完全不同，一看就知道是城里客：稍胖，中等个子，穿了黑色中山装，而且衣扣一个都没有脱落。特别是他的背头发型，我以前只在书的插图上见过：稀稀落落不多几绺向后梳去，油亮齐整，真的像一个资本家。他说话的声音很低，小心翼翼的样子。他极力模仿当地人的说话腔调，但还是流露出浓浓的城里口音。他吸烟，烟卷在嘴里吸一下，马上拿开。
我真的被应允去校办工厂里做工了。这样我就开始近距离地接近那位神秘的城里人了。校长亲自把我送到那儿。那天因为慎重或其他原因，说话一向流利的校长变得有些口吃。他对那个师傅点头，用力地笑，说：“这样，啊啊，他啊，啊啊……”师傅好像在小声叹气，说：“好好改造。以阶级斗争为纲。改造世界观……”我连连点头。校长在一边应道：“这真是说、说到了点子上！”
后来我才知道，校长为了能够让我留在校办工厂，真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主要的阻力就来自那个师傅。他曾一再地拒绝，说那样家庭的孩子，怎么可以到这么重要的岗位上来呢？玩笑啊，玩笑开大了！校长差不多要绝望时，突然想到了一位“老贫管”——当时实行贫下中农管理学校，每个学校都有这样的驻校老贫农——就请他出面说情。老贫管找到那个师傅说：“这孩子，我看不孬！”就这样，老人家一锤定音，事情解决了。
这是我极为重要的一个人生转折。因为工厂里实行“三八”工作制，分为早中晚三个班次，我在八小时之外可以有大量时间看书。我不断写出新的文章送给校长看，获取他的赞许。这段时间里我和他几乎成了一对文章密友，相互切磋，甚至是鼓励。我们彼此交换作品，快乐不与他人分享。我们写出的文辞并不一定符合当年的风尚和要求。这全是私下阅读的结果：我们只要找到有趣的书就快速交换，这当中有翻译小说，有中国古典文学。这些书中有五花八门的造句方式，与当时的教科书完全不同。
校办工厂里只有我一个刚毕业的初中学生，其余全是“大人”，是大龄男女青年。他们在一起说笑，讲故事，做一些令人费解的事情。上夜班是最苦的，人瞌睡得睁不开眼，还要瞪大眼睛看住锅炉——我们被叮嘱说，弄不好锅炉就会发生爆炸，硫化机也会发生爆炸。我们要及时根据压力表调节炉火。所以人困得实在受不了，就轮流偷睡，只留一个人看住锅炉。
与我同班的是一男一女，他们关系紧张，平时不太说话，要说话也大半是顶顶撞撞。他们工作时，就让我躺到一个临时搭起的小床上睡觉。有一次我醒来，一睁眼发现男的坐在女的身旁，低着头，一下下捏着她的大脚趾玩。女的不吭一声，眼睛望向一旁。
他们的动作令我一直不解。
当他们其中的一个单独与我在一起时，就发狠地说着另一个的坏话。
一年后，他们结婚了。
这使我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认为所谓恋爱就是相互顶撞、捏大脚趾、背后里诽谤对方。
车间里有一位年纪最大的人，这人以前在东北的兵工厂工作过，因为工伤回乡了。他经多见广，奇闻怪见多得吓人。他特别愿意对我讲一些故事，也被我认真听取的样子所激励。事实上我从来都没有听到如此有趣的故事：深山老林、兵匪、私通、贩毒、酿酒、打劫、抢寡妇……等等，不一而足。
他有一段时间主要是讲给我一个人听。当他尝试着讲给大家听的时候，结果是严重的挫败：大家一齐指责他。于是他要求和我做一个班，这样就可以随意讲那些故事了。奇怪的是他的故事总也讲不完，越讲越离奇。后来我就怀疑这其中起码有一部分是他编造出来的。
我得承认，最有趣的还是那些稍稍泛黄的故事。对方越讲越大胆，到后来主要就是这类故事了。
我这一生所受到的主要的精神毒害，就来自校办工厂的老工人那儿。他毒害了我，反而让我感激和怀念。我再也没有遇到像他一样广闻博记、多趣和生动的人了。
我在校办工厂里工作了两年零一个月，然后就离开了，去了远方。
后来我了解到：我离开不久这座工厂就发生了大爆炸。起因是锅炉的汽压表损坏了，硫化机怒吼一声挣出了厂房。结果是一死两伤。这座工厂从此停掉。
下雪
我对下雪有一种极为复杂的情感。洁白的雪地多么美啊，谁不喜欢下雪？可是，我却深深地恐惧，惧怕飘飘下落的雪花。
无论是在学校，还是在校办工厂，如果下雪了，说不定一抬头，就会看到父亲在外边躬腰扫雪。这时我的心就会猛地一坠，然后是沉沉的痛。这是当时的一条规定：只要下雪了，父亲必须出门，为矿区和村路扫雪。哪怕大雪还在下着，他这个永远的扫雪人也要赶紧携帚出门。大雪下啊下啊，好像成吨的雪粉都是为父亲准备的。
我怎么能喜欢下雪呢？我诅咒下雪。
那时的雪是不祥的白色。这颜色需要几十年之后，才能让我看出一点点美丽和纯洁。但几十年之后父亲早就不在人间了。
父亲是外地人，可怕的岁月把他打发到这个陌生之地，来这里扫雪。他的厄运带来了全家的不幸，让全家在没有尽头的苦难中一起煎熬。
冬天，母亲和外祖母点起火盆，为我们做出了最好看最逼真的腊梅。可是下雪时，再好的腊梅也没人看了。
只要父亲在扫雪，我就不会有一丝的快乐，也没有一丝的前途。继续上学是不可能的，这里等待我的，只有难测的厄运。
又是一年之后，记得那天刚刚下了一场大雪——一个清晨，我赶在父亲出门扫雪之前，告别了全家。我身上掮了一个大大的背囊。从今以后我要一个人到南部山区去谋生了。这一天就是我离家的开始，我将一个人不停地走下去，走下去。
我记得一口气翻过了两座大山，它们都被大雪裹住了。我的脸上糊满了雪粉。当我登上一座山顶，回头再看时，只有一个白白的混沌世界，连一点海边林莽的影子都没有。
我知道自己站在了一个分界线上，这会儿，我已经是身在外乡了。
2010.5.15 于香港
文章来源：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