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世存:读李书磊说什么激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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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杂乱的收藏里翻出学兄李书磊的旧文,禁不住要向朋友推荐。这篇文章是我主持《战略与管理》时编发的,只是杂志太过高端,读者少,识者更少。在思想界为左右之争左右以后,在文化人奔突于市场之中以后,在书磊兄放弃言说以后,这篇文章也快成了“秘卷”。

无论文场、官场,书磊兄都是年少得意的才子。文章写得好的代不乏人,但各领风骚三五年,这是我们文化的一个特点。七八年前,我跟朋友们说过,中国社会非著述之国,乃文章之国。中国才子之多,如过江之鲫。每一代人都会出现才情高蹈之人,及物及事及人,给社会尤其同代人以安慰,一旦他们不再守望时流,见证历史,讲论道义,他们也就让位于更年轻的才人了。才子们有心力的产出,在历史老人那里,仍像作文比赛一样,要经受严格的考验。如果他退出了这场比赛,自有年轻的接力。这些艰难的积累,只是在等待关于时代社会的大文章。借用康有为的说法儿,古往今来的文章只有那么一二十篇,比如《谏逐客书》、《过秦论》,等等。

书磊兄北大中文出身,他更早就才名满天下了。在他之外,苏晓康先生、胡平先生、王康先生等人更有如椽大笔,力能扛鼎,非一文才所能概括。不过,跟书磊兄不同,这些汉语世界里的王侯将相们命运坎坷,“我家才子,一生命苦,可叹。”林同济的亲友的感叹也适用于我所敬服的当代诸家。

我也确实对文体有相当的兴趣,年轻的时候,我喜欢用不同的方式、语气来写字,因此对别人的文字相当敏感。但一切文字,如尼采所谓,余独爱以血书写者。在听到人们一本正经地讨论“有温度的写作”等话题时,我常苦闷于自己不解人能够做戏。没有血性的人,却可以写出有温度的文章。

至于文章之法,我们都受过别人的影响。有不少人说,他们在学生时代,仿鲁迅文可以乱真。王小波去世后,我们也看到不少小波秀一样的文章。晓波曾说我的文章里有福柯气,其实我没读过福柯的书。对喜欢的作者,我的态度是“拿来主义”的,看到好的文字,我多半会夺其意,自铸文辞或章法来向它们致敬,即使借用者,也一定要在自己的文章里镶嵌得天衣自然。古人且不说,胡平、王康、李书磊就都是对我的写作产生过影响的人。他们的不少篇章给我留下了印象。书磊兄的这篇文章,当时读来叹服;七年后,我在“国丧被囚有所思”的最后部分仍借用了他的句式,可见印象之深。

书磊兄是明通辩证法的中国人。十五年前,他的哥哥曾给我朗读他的一篇短文,读完一段,哥哥对我说,小余,这是辩证法啊。那时我们“在一个锅里吃饭”,有着四海兄弟的生活感觉。

重读书磊兄的文章,感到当时的我们,包括他在内,都没想到,说什么激进不仅在为康梁辩护,也在为革命辩护。近二十年来的中国社会,“告别革命”等思潮成为主流;在这一思潮里,革命成了恐怖、罪恶、乱世的同义词。我见过刚进城的农村初中生大谈弗里德曼如何伟大,也听写诗的年青人教导我革命之可怕与不可轻言,这些可怜的生命,他们是如何可怜我的,也许是一个谜了。但书磊兄的文章是好的,今天读来仍觉得新鲜。我后来在乱世中的乱世,非典时期,写“人类认知的危机”,就正辞正名地称道“康梁革命”。一个变法,从当时叫到今天,使得知识人仍无能以价值理性来读解康梁的意义。如同十八年前的暴乱、动乱,伊于胡底地叫到今天,已经不可闻见。任何重大的历史事件,都是催生天地大文章的契机。但我们的历史几乎都如长夜白过,所以才有康有为说两千来只有一二十篇文章。价值理性以及由其生发的实践理性,还没能照亮我们的近现代史,也没有照亮我们的当代史。我们什么也没有放过,我们什么也没有记住。

附文:

李书磊:说什么激进

时值戊戌变法一百年,“旧文新识”以梁启超的《政变原因答客难》建栏,以祭先贤,且充时论。《战略与管理》设“旧文新识”栏,起意于数年前,今日终于实行。《战略与管理》以有言于当代为风格,却专设栏目钩沉旧文,求同存异,有往必复,是其办刊思想成熟的一个标志。论近事者必得有静察往事的耐心,作时文者须得有玩味旧文的余情,才能成一种健康的心智。谁不知道当前有千端经纬、万顷洪水,读书人难免心热情急甚至手舞足蹈。但是且慢。越是世事纷扰,真正的思想者越应该从容不迫。思想者思想的素心应该既为时事所动而又不为时事所动摇,在现实的万般困惑之中知识分子更应该重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远图。当此国土和人民承受无限重负和巨大痛苦的关头,知识分子作为一个整体如果自谋全身、自得清凉,定难脱轻薄之罪;但如果心浮气躁、一触即发,亦难逃浅薄之讥。

《战略与管理》过去曾有“历史回顾”、“中国早期现代化研究”等栏目重述旧事,但重述旧事毕竟出于今人之口,已成为当代事件;而“旧文新识”则是直接地移历史于眼下,将今人拉进历史的情境、语气与声色之中,使人与历史有肌肤之亲。这篇《政变原因答客难》原刊《清议报》第三册,其撰写其印行就不出戊戌当年。其时文章作者也是变法与政变的当事人梁启超正亡命日本横滨,痛于死于菜市口的“六君子”和囚于瀛台的光绪帝,忧于风雨飘摇、愈救愈危的国运,心中翻腾着百日维新风起云涌、刀光剑影的日日夜夜,所以下笔如对仇敌,今天读来仍觉得文有锋刃,气概逼人。要使人认识历史,再忠实的史笔哪比得上这样当时的檄文。不过,有意思的是,梁启超的文章虽然为当时而作,但我从发黄的故纸中捡出重读,百年之下竟觉得这文章简直是他起于地下而写于今天:他的论题无意中与当下最热闹的讨论相合,他百年之前就已藏下秘卷要将今天最时髦、最流行的观点掴碎。梁启超的这篇文章不惟是史证,而且在今天的思想语境中竟成为最及物、最鲜活的史论。如果有心刻薄我一定得哂笑今天讨论戊戌变法的学者根本就昧于文献,将当事人当时就深思并痛斥过的陈见当作从未有人言及的新问题、新见识,不过因为心存厚道我倒更愿意相信这是因为梁启超的远见卓识,他懂得著下雄文以在百年之后为自己、为被难与受难的同道辩白。

梁启超的文章是一篇驳论,他反驳的是他自设的论点:“论者曰:支那之当改革不待言矣。然此次之改革,得无操之过蹙、失于急激、以自贻蹉跌之忧乎?”他反驳的是“改革激进论”。而对于戊戌变法“激进”之诟病,这几年作为一种舆论恰好正甚嚣尘上。我的朋友、历史学家萧功秦先生是这一派舆论的代表,而他表述这种观点的代表作则恰好刊发于《战略与管理》(1995年第4期),而我恰好又是这篇萧文的编发者。今天我又选出梁启超的文章,算是成就一番百年之内论辨颠倒的两家争鸣的佳话。不过,就观念与立场而言,我是一个梁党;上次在刊发萧文的“编辑手记”中我称赞过萧功秦的文字,这次在选出梁文的“选家附言”中,我不免就要参赞几句梁启超的观点了。

萧功秦文章的题目是《戊戌变法的再反思:兼论早期政治激进主义的文化根源》。其首节有一段话云:“因此,变法运动存在着两种前途。一种是,变法派精英能够积极争取温和派的支持,并在改革初期尽量减少对官僚既得利益的明显冲击,使之保持中立,避免保守派与既得利益者之间构成反对改革的政治同盟,在充分利用现存体制提供的权力运作条件的情况下,逐步地实现改革者所期望的目标。另一种前景则是,由于变法者没有采取合理的战略与策略,使保守派、既得利益者,甚至相当一部分改革温和派结合为反对变法的政治同盟,改革就会在这种强大的政治攻势下遭到失败。事实证明,戊戌变法正是沿着第二种前景发展并导致最终失败的。”这种分析看来言之凿凿、通情达理,但仔细推敲起来却又可疑得很。积我在中国三十多年的人生经验,我知道凡是经人这样轻松指明的、好似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以选择的道路都是可疑的。事实的真相往往是,你实际上根本就没有第二条道路可走,你在现实的决定下别无选择,所谓道路和两分法仅仅只有理论上的可能性而根本就不具有事实上的可行性。就戊戌维新而言,维新者面临的道路其实只有一条:那就是被“做”成“激进党”四处碰壁而最终走向毁灭。

萧功秦将维新派以铁案定成“激进主义者”而责难之,这名目这责任实在是大可商榷的。什么叫激进?人们的判断往往莫衷一是,因缘因异。有人把逼国王虚位的激进之举叫做温和,也有人会把免除一个七品官乌纱的温和措施称为大逆不道的“激进”:孰是孰非?真正判断激进与否乃要看维新派所采取的修正措施与社会已形成的积弊程度的对比,如果措施严于积弊可称激进,而措施切于或缓于积弊则只能说是温和。当时清帝国所面临的形势只能以危急状之。甲午战争中国以相近的装备而惨败于日人之手,使中华民族民气大伤;而战后一系列割地赔款的条约,又使国家元气被残;官员腐败、地方凋蔽导致了人民造反,山西、直隶、广东、江苏等政治经济命脉之地屡起暴动,撼动着满清政权。此时此刻不维新则是等死,无论对于中华民族还是对于满政权来说,维新都是救亡。国家坏到了这种田地,使变法期间光绪皇帝不得不连下上谕以图扭转;然而,尽管是上谕连下,但仔细分析所谕的改革内容,与面临的危局相比只能说是温柔敦厚了。其中半数以上是训导性的软性要求;即使那些具体的指示,如劝禁缠足、开报馆、设学堂、派学生留日也并不直接伤及谁的利益。改八股为策论是学制中变化最大者,但也只是改变了考试科目,而并没有改变科举制本身,并不影响士子的前程;而且因为所有士子都须得更新知识,所以不惟不危害竞争的平等甚至也不会太提高考中的难度。裁撤詹事府等六衙门,因主事王照条陈被阻而斥革礼部尚书怀塔布、许应骙及礼部的左右待郎,应算是政治措施中较严厉者,但这种裁府撤官也是变法后期皇帝被府与官压迫得忍无可忍之后作出的反弹。阴历二月,光绪皇帝将康有为陈其改革之方的建议饬总理衙门议行,该衙门却延宕不覆;四月二十三日,光绪下国是诏后又令总理衙门速议覆奏,该衙门竟覆奏驳其不可行;五月十七日,光绪又命军机大臣与总理衙门合议,两衙门仍覆奏驳其不可行;光绪又以亲笔写上谕命两衙门再议,严命必须切实议行,不得空言搪塞,而两衙门仍驳斥其大端又准行数条无关大局者。皇帝将自己深为赞同的上书屡交衙门议行,其依旧官行新法的意图不可谓不明白;而康有为等也曾上奏光绪希望能任新而不撤旧,改革派之妥协之心不可谓不殷切。无奈当路官员冥顽不化,至此时不稍有撤裁已不足以通新法之路且立皇帝之威。若在五月三驳康奏之后再没有七月的六衙门之裁(七月十四日),变法即成儿戏。裁撤之举是变法顺理成章的延伸。而且任何变法作为一项政治行为就正常的眼光来看,更改官府吏员也是其应有之义,哪里见过不动官员的政治改革。何况任免官员本是两千年来皇帝的传统权力,要说祖宗成法没有比这一条更算是祖宗的了,这样小规模的动作怎可说是激进。“皇上与康先生方且日日自疚其温和之已甚”:梁启超这话可认为实言。以光绪皇帝的实权而论,他就是想行激进岂可得乎!

其实,就晚清众多满汉权要的状态来说,按正常的历史分析眼光来评判变法的温和与激进是无稽的。对于他们而言,任何变法都是“激进”的,因为他们根本就没能准备接受任何改变。由于中国文化至此时的衰败,作为大清朝统治主体的实权官员们思想昏迷、人格沦丧已到了不可收拾的程度;不惟作为强盛王朝的深谋远虑已不可追问,即使一个政权正常的统治意志也已经丧失。“英国驻北京公使某,常语醇亲王云:‘贵国之兵太不足恃。方今外患日迫,何以御之?合早图矣。’醇亲王曰:‘吾国之兵将以防家贼而已,非以御外侮也。’英公使喟然而去。”权贵中更有“宁赠友邦,不予家奴”“宁可亡国,不可变法”的极言。就连大儒张之洞也留好了亡国后做“小朝廷大臣”的退路。这样的政权已不复图谋国家正常的生存,官员们仅以个人眼前的利益为念,多是拔一毛利国家而不为者,对他们来说任何变法就都不仅是对牛弹琴而且是与虎谋皮了。光绪皇帝的变法上谕就其作为应对时弊的措施而言是太温和了,不仅政治中没有采纳康有为的建议设立国会,就连经济上极端束缚民间工商业发展的厘金制度也没有触及,更谈不上以“满汉不分”来达成民族和解了。变法之所以成为不可接受的“激进”乃是因为这个政权已不可以改良和变法来拯救了。

变法(或称改革、维新、改良)历来是一个政权在不得已的情况下以非革命的方式自求生路的措施,是统治集团在对政权覆灭的畏惧感、对国家存亡的责任感支配下采取的一种自我抑制与自我更新。或者是由于环境的突变,或者是由于弊恶的长期积累,总之到了生变法之思的时候政权已经是面对危亡了。变法在本质上是政权与权贵为了避免覆亡,为了长远利益对自己眼前利益的割舍,所以它就要求权贵们有洞察危险的远见、有对于政权的忠诚、有作出自我克制自我牺牲的自觉与勇气。统治者不是白当的,统治者必须有这样起码的统治之德。且不说有爱国爱民的大德,如果连这点起码的统治之德都没有了,那么这个政权也就不配国器了。能否变法是对一个政权素质严峻的考验,没有比这种考验更真实、更恼人的了,通过则生,通不过则死。说实话晚清政权能出像光绪这样锐意革新的皇帝,能出康梁、“六君子”这样革新有策且行事有胆的官员,已经是大大的善缘,是大大的祖宗保佑了,是他们给清朝政权带来了转危为安的一线生机。但这个政权不假思考地就拒绝并且毁灭了他们,非丧心病狂地自蹈死路而何。“自作孽,不可活。”菜市口杀害“六君子”的屠刀同时也斩断了大清国的龙脉,正是戊戌政变招致了辛亥革命,十余年后武昌起义的枪炮无意中完成了为“六君子”的复仇。戊戌时代满清的皇亲权臣们想以卖国给洋人来维持其苟安与荣华富贵,一个堂堂的统治集团能有如此下流的念头已足招天厌;而他们的算盘打得也未免太如意了,作王作宰者想如此地以国获利,天下哪有这样便宜的事。即使从最陈旧的政治原则来说,国是让你拿来治的不是让你拿来卖的,利你可以正取却不可以苟得。满清政权不想以富强谋国,但中国自有真正的爱国者可以取而代之;它认为它的危险充其量不过是由大朝廷变为小朝廷,却没有看到它在如此地自毁其合法性之后它就由真龙变成了一只野狗,人人可以执而杀之。说句替古人担忧的话,就晚清政权的处境而言,若有机会实行改良自救应是不怕激进、惟恐其不激进的,哪里还有暇去斤斤计较;何况光绪皇帝的措施也根本还谈不上激进,离激进还差十万八千里,凡激进之责皆为呓语。可悲的是今天的学人竟与满清权贵同情。自李泽厚先生“告别革命”论起,中国学界对革命多有反省与检讨,纷指革命为激进:这或有根据。但这种反省发展到后来却连温和的改良也指为激进,照这样反省下去一切主动的社会变革岂不都失去了立足之地。莫非我们将来只能以磕头作揖为妙?以抱残守阙为高?以枯坐待毙为圣?中国学人的骏骨何以一凋至此!

萧功奏先生的文章还依据文献中的只言片语认定慈禧太后也是同意改革的,认定“慈禧并非是变法不可愈越的障碍,不应该被简单地划归保守派之列”。这更是糊涂得很。慈禧不是障碍还有谁是障碍。慈禧的确是说过一些变法的话,但论史者切不可把慈禧及其后党在改革未行前表面上容忍改革的言论与改革既行之后他们对改革的态度混为一谈。改革变法是实实在在的利益调整,必须以既得利益者让出一部分利益为条件,而慈禧及其后党是根本没有打算损害自己的一丝一毫的利益的,只要改革真欲实行他们必反对无疑。但看慈禧在强敌伺侧的时候竟用海军军费大修颐和园,就可以见出这个女人的个人贪欲是如此地无限,直到了丝毫不衡轻重、不知利害的程度,说她能有变法以强国的觉悟、说她能容忍一直被她操纵如玩偶的光绪皇帝去真正地推行哪怕是最温和不过的变法,岂非奇谈。政变后她完全复辟了旧制,废除了新法,且凶残地杀人焚书,可见其对变法的真实态度。治史必须有知人论世审时度势之明,这样才能对史料有真正的理解。治史不能做仅凭文献言语立论的考据家。人说考据家不可与之论诗,其实考据家也不可与之论史。

在戊戌变法的诸多人物中,今天想来最使我同情的人是光绪皇帝。康有为和梁启超早已以其振聋发聩的文章而誉满天下,谭嗣同等“六君子”也早已以其“引刀成一快”的行实而炳为英烈:他们都成功地与那个黑暗王朝相剥离,满清可耻的灭亡所溅起的污秽没有能玷污他们名字。但光绪皇帝却未能如此幸运。在他被囚禁之后,废除新法、斩杀新党的诏令是以他的名义颁发的。他不幸而永远地成为他不想代表、实际上也不能代表的满清腐朽统治的代表。当康有为在欧美畅游列国的时候,当梁启超在日本激扬文字的时候,光绪皇帝在宫廷的角落暗暗地死去。

百年之下揣度古人,我相信决意变法必是年青的光绪反省权衡、一朝发愤的结果。戊戌年光绪二十八岁,已受慈禧“归政”十年。这十年虽云亲政,但朝廷任官与行政大权仍操于慈禧之手。国家凋败盖因慈禧,但一项项割地赔款的条约却都须光绪“用宝”。有其名而无其实对于一个被尊为万乘的皇帝来说大概是最痛苦的事了,何况无其实还意味着无救国之柄,有其名还意味承辱国之耻。以慈禧长期执政的权威及私人满朝的实力,她假若有意革新是会势如破竹的,但这昏愦的老人却恰恰无意于此。不惟无意,而且敌视。光绪二十一年,翰林院侍读学士文廷式乞慈禧“行新政,屏老臣,用才士”立即触怒慈禧,被革职“永不叙用”。依后权变法无门,重振皇权是维新唯一的可能之途了。光绪在等待十年之后肯定是明白了这一点,所以他决定亲自动手了。但他也不会不明白,要战胜后权希望是多么渺茫,他从四岁即位就跌入慈禧的罗网之中,他从来只是慈禧的傀儡而不是她的对手。他很想以谦恭而换取慈禧变法的容忍,所以他在维新百日中十二次赴颐和园向她请安。他同时也肯定明知慈禧的不能容忍,四月二十三日国是诏下,二十七日慈禧即黜退他唯一的亲臣帝傅翁同龢,并命后党荣禄署直隶总督、统京畿三军:没有比这更明白信号了;但他仍然硬着头皮坚持下来,一道道变法诏令雪片似地下达。大概是对国家与天下的责任感在支持着他,是皇帝名器的尊严支持着他;支持他的或许还有置生死于度外的烈士情怀,这应该是翁同龢先生以儒道教诲的结果了。他在七月三十日变法的危急关头只能将决战求胜的希望托咐给杨锐等无实权无实力的四品新官,说明他从一开始就知道无法求胜,托咐杨锐也不过是聊胜于无的医死马之策。或许他本来就没有想求胜。历史中每有知其不可为之而为之的壮士,每有为求败而必作的大英雄,我以为光绪皇帝应算其中之一。知必败而必作,乃是要显示一种精神的力量,要显示一种人格的光荣,要使那些只知较利害、计成败的人物显得渺小;乃是要在绝望之处留一丝希望给后人以安慰,是要在最黑暗之所薪传光明给后世以信心。看光绪皇帝在动辄得咎的险恶处境中所下的定国是诏是何等地语气凌厉:“惟是风气尚未大开,论说莫衷一是,或讬于老成忧国,以为旧章必应墨守,新法必当摈除,众喙哓哓,空言无补。试问今日时尚如此,国势如此,若仍以不练之兵,有限之饷,士无实学,工无良师,强弱相形,贫富悬绝,岂真能制梃以挞坚甲利兵乎?”在变法败局已现的七月十九日,光绪皇帝没有向慈禧投诚乞怜,面对顶风违诏礼部官司员他坚决地予以全部革职,显示出一种英武之气。

光绪皇帝生于深宫之中,长于慈禧这样的妇人之手,却仍然保持着这样的血性与雄壮,能以二十八岁的经历率领一群新进的文人同强大得多的势力决战,正昭示了中国文明不熄的生机。因为他是皇帝,人们在革命后的时代不愿言及他在变法中的主角地位,人们甚至羞于提到他的作用。因此我在这篇戊戌百年的祭文中要格外地称念中华民族的民族英雄爱新觉罗·载湉的名字,以还他应有的荣耀。人说祭文如有信言的语可以立刻超度死者,我但愿这话本身就是信言。

注释:

1.参见梁启超:《戊戌政变记》,《清议报》第1册。
2.同上。
3.参见汤志钧:《戊戌变法人物传稿》第514页,中华书局1982年版。
4.参见徐凤桐:《颐和园趣闻》第94页,北京出版社1992年版。

余世存工作室 2018-0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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