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石门坎归来，坐在书房的电脑前。我在想，一部沧桑的石门坎百年史，究竟如何解读？
想起在贵阳和张坦君交流，他谈到三座墓，柏格理、朱焕章、费立波，不禁豁然！把这三座墓碑连接起来，不就是一部石门坎的百年史吗？
第一座墓碑：伯格理
柏格理是1904年到达石门坎的。在这之前，他一直在云南的昭通传教，并且在1896年被任命为云南教区主教。
柏格理是那种有着伟大抱负和英雄情结的基督徒，他从小家境贫寒，学习刻苦。立志到中国传教后，他心中的楷模，就是在非洲成功让整个部落皈依的圣徒李温斯顿。但是，在昭通十多年，他的成果并不显著。
1904年，在基督教内地会传教士党居仁的介绍下，一批大花苗人到昭通来找柏格理，问：你可以教我们读书吗？
柏格理感到，上帝终于赐给他机会了！
1905年，柏格理在石门坎修起了第一座教堂。当年8月，开办了乌蒙山苗族的第一所学校。学校的第一期是扫盲班，招收的都是成年人，这些人后来都成为苗族教会的中坚力量。他们是：扬雅各、张约翰、王道元、朱彼得、张马太、熊马可等等。11月5日，第一批苗族信徒12人受洗，然后又有700苗人受洗，苗族第一个基督教会成立。
深夜，茫茫乌蒙大山中的石门坎，赞美歌响彻云霄。
为了让苗族民众更好地信教读书，柏格理为苗族人创制了文字。他在汉族老师李史提芬、钟焕然，苗族老师杨雅各等人的帮助下，受到大花苗人服饰图案的启发，创造了一种大花苗文，并且用这种文字翻译了《圣经》。直到今天，我们仍然可以在乌蒙山区的各地教堂看到这种苗文的圣经在使用。
苗文的发明，使乌蒙山区的苗族从此有了文字符号记载的历史，也使苗族人民走上了读书写字，靠知识改变命运的道路。苗族从“结绳刻木”到成为西南地区的“文化圣地”。
柏格理创办的光华学校在乌蒙山区有一百多所分校，先后培养了一大批学生，包括后来成为博士的学者。
为了改变苗族人酗酒和早婚、性生活混乱等恶习，柏格理在石门坎地区倡导一种健康的生活方式，如彻底禁酒；如规定男人22岁、女人20岁才能结婚；如拆去男女混交的“宿寨房”，用体育运动会等方式，取代“走花山”。他在石门坎修起了西南地区第一个游泳池，建起了第一个足球场，培养出一支非常像样的足球队。每年五月初五的石门坎运动会，都会吸引几万人来参加，成为苗族最盛大的节日。
1913年，乌蒙山区伤寒肆虐。1915年，伤寒在石门坎爆发，许多学生都感染了。柏格理在拯救学生的过程中，不幸也感染伤寒，在药品极为稀缺的情况下，他把有限的药物用在学生身上，自己以身殉职，与世长辞。
在柏格理的墓碑上，刻有一副对联：牧师诚为中邦良友，博士真乃上帝忠臣。
在柏格理的墓地前，张国辉指着周围杂乱的灌木丛说，这里有一百多座苗族人的坟墓。我大吃一惊，仔细一看，果然有大大小小的石头堆，都是苗族人简易的墓地。柏格理去世后，许多苗人表示，自己死后要和牧师埋在一起，为他守墓。
1966年文化大革命中，石门乡政府组织红卫兵，彻底拆毁了柏格理和其他传教士的墓地，把他的尸骨抛撒一空。
第二座墓碑：朱焕章
如果说柏格理用他的生命点燃了苗族，那么这个被点燃的苗族人的代表，就是朱焕章。
1915年，朱焕章进入柏格理创办的石门坎小学，在传教士王树德的资助下，赴昭通读完中学回到石门学校执教。由于他勤奋好学，品德优秀，于1929年被教会资助送到华西大学深造。朱焕章在大学期间，编写了一套《滇黔苗民夜读课本》，用深入浅出的语言，教育苗民勤奋读书，提高文化素质。这套读物为乌蒙山区的苗民读书识字，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1935年，在华西大学毕业典礼上，朱焕章被推荐作为毕业生代表发言，他向学校致谢，表达报效祖国的志向。刚好这天蒋总统应邀参加了毕业典礼，朱的精彩演讲引起了蒋先生的注意，当天蒋就接见朱焕章，并邀请他到重庆总统行辕工作。但是朱拒绝了。他说，我能从贫困边远的石门坎到西南最高学府读书，不为别的，只为学成以后，回到家乡，去帮助贫困的苗族同胞。蒋介石和夫人送给他一头荷兰牛和一些良种鸡。
回到石门坎以后，朱焕章创办了乌蒙苗族的第一所中学，并担任校长，学校从1943年开始招生。他在穿草鞋、着麻布、食糠皮、吃野菜的情况下，一直坚持到1952年，从未中断，为苗族培养了一大批优秀人才。
1946年，朱焕章当选为国大代表，去南京参加全国大会，并且被选为西南教育委员。蒋总统再次接见他，希望他到国民政府的教育部，担任全国民族教育工作。他又再次拒绝了蒋先生的好意，仍然回到石门坎教书。
朱焕章屡屡拒绝高官厚禄，坚持为苗族人民服务，使他在苗族民众中享有极高的威望，也深深赢得苗民信徒的尊敬。苗族信徒称呼他为“苗王”，就连对神职教育要求极为严格的基督教循道公会，也破格按立他为牧师，并让他担任石门坎联区的联区长。
1954年，朱焕章被调往贵阳，担任贵州省教育厅民族教育科副科长。1955年，在机关肃反运动中，他因为要交代“立法委员”和“国大代表”的问题，并知道自己遭到监视，承受了极大的心理压力，于年底在贵阳黔灵山自杀身亡。
他的墓地一直在黔灵山。2008年，因为那个地方要开发，坟墓必须迁移，他的后人才将墓地迁葬石门坎。
第三座墓碑：费立波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以后，石门坎被戴上两顶帽子：“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西方的间谍”。
在阶级斗争的年代，石门坎遭受劫难。基督教徒被关、被管。文化传承的断裂，使石门坎重新回到贫困状态。直至1993年，石门坎才获准对外国人开放。费立波就是在这个时候走进石门坎的。
本诺.费立波，1954年出生于澳大利亚墨尔本，1985年，被著名国际NGO组织“凯尔国际”聘为中国代表。当时凯尔国际在中国贵州的威宁县，和政府合作做高原草场和草地绵羊的扶贫项目。
1989年，凯尔国际撤出中国。由于费立波对贵州山区贫困农户的感情，他通过关系，将香港慈善组织“乐施会”引进威宁，接替凯尔，在贵州的威宁南的禄劝搞农村扶贫综合发展项目，他又担任乐施会的驻华代表。石门坎是他工作的重点地区。
乐施会在石门乡主要从事养猪贷款，推广地膜技术，推广玉米和土豆套种技术、农户小额贷款、家庭水窖等等。
我在石门乡苏科寨走访时，向乐施会项目的社区负责人吴宗全了解过情况，我发现乐施会的扶贫方法有独特之处。比如他们在石门乡七个社区推广的社区发展基金，采取民主管理，自主参与，自我壮大模式，完全依靠农户管理。近六年来，基金没有形成一分钱呆坏账，农户还款率达到百分之百，平均年资金周转率百分之九十八，深受农民欢迎。
费立波长年生活在高寒山区，和农民吃住在一起。艰苦的环境，严重损害了他的健康。1994年，他不幸患上癌症，病逝于澳大利亚墨尔本，终年40岁。
根据他的遗愿，他的骨灰分成三份，一份撒在海洋，一份埋葬在云南禄劝县，一份埋在石门坎。1996年，费立波的哥哥将他的骨灰送到石门，但是，在当时的政治气候下，为费立波立墓的要求始终得不到中国相关部门的批准。他们甚至冷冷地说：“这些人死了还要来占我们的土地。”万般无奈，当地人只好把他的骨灰暂时埋在一个平地，做上记号。直到2001年，石门坎的受益农户才将他埋葬在一个小山坡上，并且自发集资为他立了墓碑。
第一次去看费立波的墓地是在今年（2011年）七月份。通往墓地的石阶已经坍塌，形成一个深坑，人只能小心翼翼沿着坑的边缘往上走，到处是粪便，肮脏不堪。茂密的荆棘已经把通道几乎完全遮蔽，只有艰难前行才能分开这些荆棘。我终于看到了他的墓地。其实这只是一个简陋的水泥碑。碑文上写着：
国际主义者
本诺·费立波之墓
1954.10.27—1994.7.15
费立波先生，1988年–1994年在中国贵州省威宁县，云南省禄劝县和澜沧县从事农村综合发展工作，为极贫农户自我发展工作呕心沥血，鞠躬尽瘁，1994年7月15日，因病医治无效，在澳大利亚墨尔本逝世。根据费立波生前遗愿，将其骨灰葬在石门乡。
石门坎项目农户敬立
2001.4
不知道费立波先生在天之灵，是否已经安息。
写于2011年9月27日
来源：陈浩武微信公众号（chen_haow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