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佩剑,今人佩枪

自秦汉之际,丰沛便多豪杰之士,刘邦佩剑游侠,斩蛇起义,很得力于民风的憨厚刚直,萧何、曹参、王陵、周勃、樊哙,都是代表人物。但是,自宋明以降,市井之风泛滥,尚武精神扫地。曾经的慷慨悲壮,逐渐变成了好死不如赖活着,变成了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变成了好男不当兵、好铁不打钉。

不过,曾经的尚武、质朴民风并未完全消失,在一些人的身上,还能看到曾经的慷慨激昂。虽然不是主流,但也不是少数。正是这微弱的火种,在抗日战争的洪流中,爆发了惊人的光芒。

当年的丰县,是徐州八县中最小的一个县,又是江苏省的西北边角。境内无大河大山,地势平坦,军事上不利于防守,治安上却非常便于流窜作案。自捻军战乱以来,丰县就成为各种武装侵袭的重灾区。

进入民国后,秩序虽曾短暂恢复,但随着军阀混战的开始,地方匪乱日趋严重。而北洋时期的历任县长大多不作为,尤其遇到大股土匪入境后,往往率警察队和城内壮丁闭关自守,根本不问城外居民死活。北伐期间,丰县治安尤其不稳,入夜后,代理县长高昆峰常常胸前挂两个土造手雷,拿着手提机关枪,带兵巡视城内各商铺治安。

又因为土质原因,丰县适于种植烟叶和鸦片。小烟、大烟市场都很红火。劣绅刁民趁机勾结土匪,种卖鸦片,横行乡里。治安问题更形严重。

当时乡村小学数目既少,且在围寨之外。夜间选修灯课的学生为避免遭土匪绑票,入夜后就要进入围寨,借用大户人家的闲置房间上课。而土匪竟得寸进尺,公然在白日二、三十人一伙,持械强行在散学时绑架学生,勒索家长。(黄体润,《清末民初丰县史话》)

著名学者蒋天枢的三叔蒋念溪就是1923年死于土匪袭击,伯父蒋念濂、父亲蒋念洛、兄长蒋天桂皆为土匪劫持。为交付赎金,蒋家几乎为之破产。1926年秋,蒋天桂又为土匪所害。(朱浩熙,《蒋天枢传》)

又有城北便集刘家,1921年春遭山东单县的匪首马三部数百名土匪袭击,五人遭绑票,其中三人未成年,包括一个只有三岁的幼儿。后来,五个人质中一名病死(刘树筠),一名失踪(幼儿小成),两名十几岁的少年遭枪杀(刘懿德、刘善德)。仅六十多岁的刘汝荠一人生还,代价是支付了一万现大洋的天价赎金。“当时的一块现大洋能买五十斤小麦,地价大约十几个大洋一亩。”(刘文忠,《人争一口气》)刘家因此几乎倾家荡产。普通百姓更是深受其害,常常整庄遭到奸淫掳掠。

但是,有劣绅就有优绅,有压迫就有反抗。当时军火市场缺乏管制,民众很容易从败兵、土匪、军火贩子手中获得枪支。故而,地方乡民为求自保,中产之家多购枪自卫。即便是经济较贫困的村庄,如田楼,村民也省吃俭用,对份子钱买枪,庄上壮丁轮流使用,保卫乡土。(田书君,《土地爷出枪输财抗日》)聚族而居的大户人家,更是注重枪械、马匹的购置、训练,并且构筑寨围、挖掘壕沟,建筑四角带有炮楼的坚固瓦屋群。遇到大股土匪入境,此类人家不仅自卫,而且打开寨门接纳周围难民,提供公共安全。

在这个环境下,很多农村青少年,都自幼娴熟枪械、马术,而且逐渐丢掉了虚而无用的套路,致力于实战训练。黑楼王金刚,季庄汪茂昌,樊楼樊心明、刘继贤、李厚躬,皆以百步穿杨的枪法闻名乡里。

更有少数乡绅,不满足于消极防御,常常自组数十人的配枪马队,主动清缴周围土匪。鬼庄渠时汉、崔庄崔岘山、夏庄刘德俭,皆以此扬名全县。

尚武、尚实,自卫、自救的风气就这样逐渐扩散到丰县全境。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尚武的士绅尚武但不轻文,无论自己爱不爱读书,都非常尊重读书人,而且注重乡土文教。捐地、出资,兴办学校,和他们对马术、枪术的重视并驾齐驱。他们还帮助鳏寡孤独,推广慈善福利,严禁鸦片种卖。受此影响,久而久之,境内既多耕战之家,又多耕读之家,耕战、耕读之风逐渐混一,形成了独特的乡村自卫、自治体系。

童军入县,全民体育

在前述大环境的影响下,教育界的有识之士也起而相应。

清末民初的丰县,资源匮乏,信息闭塞,教育仍以传统的私塾、书院为主,少数新学堂也是名新实旧,多忽视体育教育,甚至连算术都不很重视,“还没有脱离过去读死书的窠臼,只注重书本上的知识灌入”。(瑞甫,《校园忆往》)

北伐后,随着朱翼曾、孙立坤、张电光、刘文炳、程守谟、宋传忍、马立言、王作楫等教育新秀,络绎负笈苏州、上海等专业体校,再回乡执教后,局面始告改观。(王述之,《体育先进敬业桑邦》)

初小普遍设有拳术课,高小则有军事训练课。大程庄小学尤其注重军事队列及攻守训练,操练时燃放爆竹代替枪声,小学生执木棍代替枪械,分为两队,互做攻守,或匍匐,或冲锋,务求实用,注重实战,若今日日本小学生之刺枪术训练。观者无不叹为观止。(邢季周,《漫谈本县抗战以前的武备教育》)

童军教育和全民体育也如火如荼地展开。其目标不在夺冠,所以不搞比赛导向,而重在于民间推广体育精神,强健身体更要强健心魂。

在这个指导思想下,不仅举行了全县小、中学生的大型运动会,多次进行童子军露营、远足、军训,并由童子军维持各类大型活动的治安和服务。

自1936年度下学期起,县中开始“特别加强体育之教学”。自1937年春季开始,丰中学生开始接受军训,包括军姿、队列、步枪射击、手榴弹投掷等科目。

同样是在1937年春季,丰县组织了以试验乡农民为主体的首届全乡运动会。这次运动会:

“参加人员不限年龄,职业、性別;有白发苍苍的老奶奶,有靑春妙龄的大闺女,贩夫走卒,肩挑推车者均有参加。运动比赛项目,有团体操演及个人表演。除田、径赛外,另增加推车、挑砖、纺棉花、抗口袋、掷粉球等农村特別项目,有紧张的气氛,也有轻松的情调,可以说是道道地地的全民运动会。”

“参加比赛的运动员,穿着洁白的农夫装,精神饱满,按保的顺序,由保长领导,一列列地通过大会司令台前,步伐整齐,俨然为一支有训练的部队。证明参加比赛的运动员,大部份为接受过民众自卫队的训练。”(邢季周,《试验乡的全民运动会》)

同时期,华山小学牵头,联合周边多所乡村小学,组织了立足乡土的联校运动会。还“编组了五个童子军小队,负责维持秩序”。(刘瑞甫,《粉笔生涯》)

如果历史能够再多给他们一些时间,一定可以收获更丰硕的成果。

然而,历史却只给了他们一年的时间。

就在这一年的夏季,中日战争全面爆发。丰县不得不以刚刚蹒跚学步的架构,去面对一个前所未有的强敌。

半万子弟兵,七年血战史

丰县县城经激战后,在1938年5月17日失守,18日全面沦陷。6月14日,重组后的县常备队只有官兵190余人,长短枪支150余杆。6月22日扩大到379人,长短枪308支,轻机枪一挺。12月3日,常备队兵力达到一千余人。但龙蛇混杂,无论是规模还是战斗力都较为有限。

一些人力匮乏的乡村,甚至无法提供长期固定兵源,分队长以下的官兵只好轮流出勤,每人十天。称呼也不是某队长、某班长、某士兵,“而是喊三舅、五叔或姑老爷,晚辈则称二毛、二狗、秃头六”。(田书君,《土地爷出枪输财抗日》)

但是,从1939年春季开始,丰县乡土抗日武装有了脱胎换骨的发展。

各界精英相继投身抗日,知识分子和乡野士绅共同构成抗战中坚。

据不完全统计,首义志士中有校长经历的就包括了:前丰师校长黄体润(时任丰县县政府秘书),丰中校长李贞乾,刘王楼小学校长王惠恩,前辘湾私立小学校长李诚修(时任四区区长),张五楼小学校长穆伯仁,蒋单楼小学校长蒋理琮,小营镇小学校长刘德熙,宋楼小学校长张电光,宝锢寺小学校长徐德让,历任柴楼、程集小学校长的程守祥,曾任小学校长的彭世亨(时任四区农会会长)、孙裕澄(时任县立中学教员)。

此外,抗战时期的县长董玉珏曾任县实验小学(后改称书院小学)校长、教育局局长。战时《丰报》负责人兼伪军策反工作联络人刘昭祥曾历任傅庄初级小学、宋楼完全小学校长。

另外,店子民众教育馆馆长、前丰师心理学教师李坤若(李贞乾的弟弟),赵庄集小学教员、书院小学教导主任安方中,县立体育场场长、体育教师孙立坤,前常庄小学教员常敬华(七七事变爆发后即辞职参加抗战,后因所在单位解散而赋闲在家)、县立文庙小学教员赵道儒等教育界人士,也积极投身抗战。

各乡士绅更是纷纷毁家纡难,出人、出枪、出粮、出钱。如渠时汉、崔岘山、彭元仁、樊心明、刘德俭、刘保恩、张金声、邱剑光、李旭辰……皆堪称表率。

在兵员的遴选上,日趋注重质朴刚健的贫困农家子弟。一时有“书生官、庄稼兵”的称谓。(麟选,《艰苦岁月忆当年》)

到1939年的5月8日,县常备队与各区常备队总部力已接近四千人。7月17日,达到4300余人。9月20日,达到5467人。其中,七区常备队刚成立时,只有红缨枪,到39年6月23日,已有长短枪100余支,机枪一挺。

但是,也正因为发展迅猛,而且一再主动攻击日军,所以丰县抗日武装日趋成为日伪军的重点打击对象。

在日军一次次的围攻扫荡下,他们中的很多人尸骨无存;他们中的很多人,既没有留下后人,也没有留下姓名。乃至子弟相枕籍,师生共玉碎,有子前仆而父后继者,有师先死而生随之者。如李贞乾兄弟七人,三人死于抗战;乡绅渠时汉与弟弟渠时淑、侄子渠敬忍同日阵亡;刘王楼小学校长王惠恩与堂弟王昌恩、从堂弟王涛恩亦同日力战殉国。又有戴庄刘家,兄弟四人,两人参加正规军,两人参加乡土抗战,老父亲刘维圣担任情报员,为日伪所害。

实话实说,这些乡野武装和高度专业化的日军相比,确实差距巨大。但是,他们在战争中学战争,大胆创新,百折不挠。

他们用黄蒿与尿布防毒气,用晚清时代遗留的乡间工事对抗日军的坦克大炮。一套棉袄棉裤穿几个月无法换洗,全身都是虱子,戏称“抗日虫”。

他们挖掘路沟,切断公路。再将路沟相互连接,形成遍布全县、密如蛛网的路沟体系,在限制日军机械化运动的同时,又方便我军的隐蔽移动,可攻可守。有古兵法“藏九地之下,动九天之上”的神韵。

在最低谷的1940年8月,丰县乡土抗日武装一度兵力不足两千,战斗力较强的永安大队随后又被苏北专员汤敬强行收编为卫队。但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的1941年11月12日,丰县抗日武装又倔强地恢复到4500人的规模。1942年7月8日,进一步增加到5100余人,步枪2947杆,匣枪258支,手枪70支,轻机枪19挺,重机枪两挺,迫击炮一门,掷弹筒一具。

抗战精神,不屈意志

1943年之前,丰县抗日武装的一切困难都靠自己解决。43年后也只是得到了阜阳正规军的有限子弹接济。在这种情况下,仗打了将近一年,军服才到位三百多套。一个士兵一年只能领到两套鞋袜,手榴弹平均一个班只有两三枚,棉大衣每班只能确保两件。(黄体润日记,1939年5月19日、9月11日)到抗战结束时,很多步枪兵还没有刺刀。士兵和基层指挥官三分之二是文盲,而且年龄差别极大,从十几岁到六十岁的都有。(李鸿飞,《任政训员的回忆》)管理和训练均极具挑战性。

但是,志不求易,事不避难。不遇盘根错节,何别利器。

士兵素质差,好在指挥层多乡绅和教育界人士,所以将识字班列为基础科目。没有黑板就用门板,教材稀少(一个班级只能分到一本)就靠手抄。学员“以树枝作笔,地上习书,心惟口诵,全力以赴”。(张麟选,《敌后游击生活的回忆》)一些求知欲高的士兵,甚至自己找来《论语》、《千字文》,找指导员加课。(李鸿飞,《抗日游击队的教育训练与补给》)

随着一些去后方受训的青年骨干的返回,再加上战前县体育界大佬的鼓励,一些中队又组建了足球队、篮球队,体能训练之中兼得休闲。43年秋季,一团和丰中师生的足球大战,轰动一时。第一次丰中获胜。第二次团长王德举亲自上场,团中精锐尽出,扳回一局。(朱应容,《丰西求学琐忆》)抗战前的体育精神与尚武风气,就在这呼喊奔腾之间传递。

武器匮乏,就自建造弹场。四处延聘技术员,征集各乡村的能工巧匠,再与一帮中小学师生共同努力,从外壳到引信到把手,从炸药到组装到保养,一个环节一个环节的攻克,最终不仅威力逐渐接近正规军品,且安全可靠,能够量产,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已经能够保障每个士兵配备两三枚手榴弹。不仅供应自己,还支援友军;既送成品也送制造技术,成为沛铜砀单等县抗日武装的手榴弹供应中心。甚至还大量供给过境的正规军。

在造弹场的基础上又成立了修械所,巡回各部队维修武器。随着对武器了解的深入,产品逐渐由手榴弹而机步枪子弹,最后居然开始挑战超高难度的轻机枪。

一个本地铁匠,在只有一根轻机枪备用枪管的情况下,用两个月的时间,四千多斤麦子的费用,全手工,居然仿造了一挺可以乱真的捷克式轻机枪。(李书鸣,《战乱随笔》)一开始大家都不相信,以为丰县人又吹NB。但是,当这挺机枪在靶场上连打两个弹匣没出现一发故障时,所有人目瞪口呆,当场全部跪服。1943年后,丰县工兵队主力奉命南下陇海线上破坏铁路交通。他们经常带铁轨回来送给造弹场。利用这些原材料,丰县工匠又连续自产三挺轻机枪,交付部队,均达到作战要求。(麟选,《抗战初期的丰县》)

军服问题也是土法统一。发下去白色土布,各自想办法染色再做成统一服装。于是,用锅底灰、烟囱灰染出灰色;用高粱壳子加榆树皮在水里煮,染出土黄色。(邢季周,《抗战时期的民生概况》)换季的时候,如果新服装落实不下来,就把棉袄、棉裤里的棉絮抽出,只穿外壳。(李鸿飞,《抗日游击队的教育训练与补给》)

战斗单位已经如此艰苦,非战斗单位只能更艰苦。宣传队“顿顿是豆饼面,六个人一碗青菜”。晓风剧社巡回宣传抗战,常常大小演员背着行李、道具,彻夜急行军,还要绕据点、过封锁线。小演员实在跑不动了,就由大演员“扶着搀着跑”。因为长期睡在麦秆谷草上,很多人身生疥疮,又没有医药,只能硬熬。(王世训,《回忆抗战时期的丰县晓风剧社》)

即便是如此艰难困苦,这帮人还没忘记教育。主管教育的王如燻提出了著名的三间屋办学理念。只要有三间屋,不管是草屋瓦屋还是石头屋,只要有师生,有教材,坚持爱国抗战,能让乡村儿童有书可读,不管你是用黑板门板还是棺材板,县里都全力支持,给予各种帮扶。就这样,“在炮声隆隆终日东奔西跑逃难之情况下,全县创办了一百九十多所小学,三所初级中学。使近万学童得以就读。”(蒋念明,《王如燻先生的幽默》)

截止到1944年底,全县共有“初中一校,完全小学十三校,高级小学补习团十一校,烈士遗族学校一校,乡镇中心学校二十六校,专设及附设民众学校四十余校,保国民学校二百四十五校,合格村塾三十余处。在校读书青年及儿童共计一万一千余名。”(黄体润日记,1944年元月二日)

其中,这初中一校在城北、城西、城南各设一个分部,以有限的师资轮流教学。学生则每人一块石板,一杆石笔,一个马扎,一个书包,遇到敌军来袭,就“疏散到树林中,青纱帐内”,继续上课不误。(邢季周,《抗战时期的县政措施》)

不容忘记的丧家狗

以上只是挂一漏万,冰山一角。他们的故事,三天三夜讲不完。其中,有斩将夺旗的辉煌,也不乏兵败麦城的凄惨;有慷慨激昂的回忆,也不乏哀伤低回的沉思。

回顾他们的生平,要是按照当下各种抗日神剧的标准,他们何止算不上英雄,简直可以说是惨不忍睹——

他们撤退的时间比战斗的时间长,打败仗的时候比打胜仗的时候多,挨饿的时候比吃饱饭的时候多,几次战斗打死的鬼子凑不齐一个分镜头。

他们没有包子雷的神器,也没练成手撕鬼子的神功;

没有肩抗土炮打五星级碉堡的技能,也没用石头砸下来过日军的飞机。

反而常常为躲避日军的扫荡而东躲西藏,游荡荒野之中,欲求一餐之饱而不可得。简直可以说是惶惶如丧家之狗,几无立锥之地。但是——

他们虽如丧家之狗,却从未忘家;他们几为亡国之奴,却终不甘为奴。激于大义,起陇亩之间,不畏强敌,毁小家以纡国难,执干戈而卫桑梓。以仓促乌合之众,数当强寇,转战铜沛萧砀之地,间及济金鱼单。败而不馁,挫而愈坚。

因为他们,抵抗的枪声从未停息。因为他们,日寇寝不安枕、坐不安席,不得不在一片兵家不争之地上投入越来越多的稀缺资源。

这就是丰沛古烈士之遗风。尚武、务实、不信邪。敢想、敢干、不计成败。虽历经宋明市井文化之侵蚀,重文轻武积习之冲击,仍延续未绝。

今天的丰县,依然是一个交通闭塞、经济落后、没有话语权的小地方。再加上时光总是模糊历史的印迹,安逸无声销蚀尚武质朴的民风。以至于,即便在丰县,知道这些往事的人也越来越少了,优良传统的继承人也日趋凤毛麟角了。

今天,无人将他们的故事写入正史庙堂,也无人将他们的故事列入乡土教材。更无人关注他们的无问西东,无人在银幕上展现那一个个远去的背影。

但我相信,在今天,至少部分丰沛子弟的胸中,仍奔腾着先烈的热血,有一颗不灭的火种。假如时光逆转,易地而处,我相信,无论后人会不会记住他们,他们一定还会做出相同的选择——

宁做战而死之丧家狗,不当跪而生之亡国奴。

是为吾乡不绝之古风,是为吾乡最值得后人怀念、致敬的一群丧家狗。

王鼎杰战略智库 2018-0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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