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十年前在普林斯顿初见余先生，那时他的《论天人之际》还没有出版，外界传言他退休后，一直致力于撰写一部关于唐代的高僧和诗人的书，后来没有看到，反而是几年后在台湾和内地出版了《论天人之际》。当时所有的人都认为，八十几岁出版这本究天人之际的作品，应该就是收山了。然而几年后我再访普林斯顿之时，余先生当时让我先在普林斯顿转转，因为他那几天正在赶稿，后来在余家听他说起，王德威教授在哥伦比亚比亚大学主编了一套书，将余先生的英文著作汇编成两大巨册，前几天他正在写这两本论文集的前言，这就是随后出版的《Chinese History and Culture：Seventeenth Century Through Twentieth Century》，套用王汎森先生的话，余先生的研究“从尧到毛”。
当时我年轻气盛，因周质平先生怂恿，开始写《余英时传》。余先生的故交董桥先生和林道群先生不弃，在《苹果树下》刊出多篇，香港一刊出，旋即传真余家，据说篇篇余公和淑平师母都看过，写作传记的同时，我顺带把余先生的父亲余协中的文集和其继母尤亚贤女士的译文集整理出来，承蒙余先生不弃，写了一则前言（余先生说父母的书不敢写序），前言中有几句话，称编的这两本书“虽非全豹，但已得十之八九”，在前言中和当面余先生夫妇又说了几句夸奖我的话，我觉得说出来太过自炫，姑且不言。传记初稿三十章写成后，我访问余先生的时候，给了余先生一份请他老人家审阅，当时国内已经禁余，不仅余先生的著作不能出，就连亲友也受牵连，不仅余先生父母的书，连余先生的朋友吴文津的文集也因为余先生写了序也不能出。
关于传记，我和余先生有君子之约，传记出版，必须要等到余公百年之后，当时我便和余先生开玩笑，传记汎森先生写最合适，但他太忙，余先生笑着说急不来的。那时我问余公写不写日记，余先生说没写，我问到回忆录，余先生说也没打算。时在2015年，当时李怀宇的《余英时谈话录》一直有传言要出，广西师大出版社多年前就刊登过广告，今年看到年初看到连载余先生的回忆录还有些奇怪，直到拿到样书，我才知道余先生称回忆录乃是从谈话录改写而来。但我读来初步的感受是，余先生基本上是自己重写（如果单单是李怀宇的文字，没有余公行文的气韵）。当然李怀宇前期的梁访确实是一项基本的工作，包括我写传记，也引用了一些李先生的访谈文字。尤其值得指出的是，据友人转述王汎森先生的话，此次回忆录只是上部，还有中、下两部。
拿到回忆录之前，我认为对余先生本人已经足够了解，翻了回忆录才知道，他早年生活的许多细节，前人很少有人知道，余先生写了出来，但有些细节还是没有提及，我将在文章中逐一指出。
比如第一章余先生提及其父亲余协中先生在燕京大学读书，毕业论文指导老师是陈垣，但直没有文字材料，我从北京大学图书馆档案室内找到了余协中先生的论文原本，后面有陈垣的批语，为这一细节提供了实际证据，传真到余府余先生非常高兴，连称“妙极”。再如余先生提及他在开封住过，因为萧一山先生请他去河南大学任教，当时和他同事的是范文澜。余先生也提及，1945年开始他曾经在他的舅舅家住过一段时间，余先生比较谦虚，没有提及他的母亲家乃是张英张廷玉的后人，余先生的舅舅家，就是安庆桐城相府，六尺巷的所在地。余先生还提及了他家族内的一位长辈，曾担任过安徽省财政厅长和安徽省长的余谊密先生，后来余谊密的后人将其著作编成了《疏园遗作集存》，余英时先生用毛笔写了长序。在潜山住了九年后，余先生随父亲去了沈阳，随后又到了北京。
回忆录中以前最不为人知的一段，应该就是余先生沈阳的经历了，余先生的父亲和杜聿明是老朋友，这段关系应该可以追湖到重庆时期（当时余协中曾在国民党资源委员会和考试院工作）甚至更早，因而抗战后余先生的父亲随杜聿明去了东北办学，当时教过余先生的，有名的便是周作人的学生沈启无和清华国学院毕业的高亨，以及北大法学院院长陈其田，当然还有名气更大的梁实秋。只不过梁实秋只是短暂任教，着墨不多。
回忆录中关于北京这一段，除了写聂崇岐翁独健赵萝蕤这些教过他的这些先生外，着重写了北平时期他的表哥汪志天（项子明），项子明四十年代在北大学生地下党中威望很高，地位大致相当于清华地下党的蒋南翔，后来曾经担任北京市副市长和北京大学党委书记。除了余先生写到的他投身革命以及1980年前后他们重晤的事情之外，我需要补充一些我所耳闻的事迹，据项子明先生的女儿汪青回忆，他父亲郁郁而终，和彭真有着密切关系，因文革初期，江青借“畅观楼事件”向彭真发难，项子明因为顶不住压力，说了些对彭真不利的话，项当时的地位，在北京市委仅次于彭真刘仁，因而和彭真结怨。文革结束后彭真复出，便要整项子明，项子明曾去彭真家解释，彭真不听，出来后项子明抱着一棵树哇哇大哭。随后不久项子明被解职，郁郁而终。前几年北京的董明兄在拍卖行买到一封1980年代初期余先生写给项的信，拿来给我看，信中提到了项和余在美国的重晤，余还介绍了一位研究杜甫诗歌的美国博士生ssan去北大学习，希望项给予帮助。回忆录中还曾提及，余先生在燕京大学曾经“入团”，这一段经历也颇为有趣，显示出了余先生早年思想未成熟时期的特质。
当然在回忆到北京旧事时，还有一些好玩事，余英时的家乡安庆潜山，是京剧鼻祖程长庚的故乡，或许是这个原因，余先生喜欢听戏，我曾听他说起，他爱听余派，但不大唱，余先生的老师杨联陞先生喜欢唱，尤其是言派，杨先生和程派名伶赵荣琛是拜把子兄弟。余先生回忆录中提到，他在北京也常看戏，印象最深的，便是谭富英的《定军山》。
有关于余先生去香港随后定居的回忆，此番回忆录更为细节化。以前余先生的文章曾提及出关后“头上一松”，回北京时“跳下火车”等等但没有完整的回忆，此番回忆录的描述更为完整，余先生以去九龙（有高人指点不必说香港以免“拒签”）探亲的名义到香港，和父母相处了段时间后离港，在回去的火车上余先生忽然想到父母年事已高，需要照顾，于是中途下车但折返香港，并非易事，余先生花了一笔钱找了一个黄牛顺利解决，中国史学界的一大转折，多亏了这个黄牛。
余英时先生在新亚追随钱穆先生读书，之前已写有专书，回忆录大多重复前言，唯写到“第三势力”，之前有提及，但语焉不详，此次为全盘披露，回忆录提及第三势力中之“李微尘”，余先生称“似是假名，没有见过”，此处余先生的回忆不确，李微尘在康有为晚年曾经追随过康，算是康的弟子，后来又投靠了李宗仁，五十年代初在香港就靠李宗仁接济，1956年还曾经混迹香港党外人士赴京参观团，与曹聚仁等人一起受过周恩来的接见。1960年又向李光耀毛遂自荐，成为李光耀政府的顾问，1976年还通过曹聚仁的关系安排李光耀访华，其政治背景非常复杂。余先生因为当时是青年学生，并未参与政治组织，与顾孟余张君劢等第三势力的核心人物，也并未谋面。但余先生因为参与友联出版社和《自由阵线》的编务，写作有了突飞猛进的窗口，余先生的早年著作，大多在这一段时间写成，也因此被当作“第三势力”，因而赴美的时候办不出护照和签证，只能用一种“临时身份证”，直到后来加入美国国籍。余先生参加出版社和刊物的运作有两位朋友名气最大，一位是司马长风，一位是徐速，余先生在美国读到中研院辗转传入美国的陈寅恪《论再生缘》，随后向司马长风推荐，促成了此书在香港的首次正式出版。当时余先生还办过《海澜》杂志，第一期刊登了他在美国听历史学家汤恩比的演讲文章，当时余先生还排长队请汤恩比签名，但后来多次搬家遗失，成为余先生一个很大的遗憾。
余先生在美国追随杨联陞读书，以前也写过专文，唯独读书时候选修科目，没有详细记述，我之前在杨先生的日记中看到一些记载，此次余先生的回忆更加丰富，尤其是余先生的西学背景，可以从香港一直追溯到哈佛时期，此时已经相对成熟，我更感兴趣的是他用了许多篇幅记述了他的两位朋友，高友工和张光直，张光直去世较早，余先生写过文章，但并未披露与张光直的失和，此次终于道出其中原委，乃是张光直九十年代担任中研院副院长期中，改革受到阻力，竟将余先生视为改革障碍，颇值得读者关注。而关于高友工的回忆，则是第一次看到，颇有为魏晋遗风。尤其是余先生提到，高友工去世前三天，淑平师母曾经给经给高友工打过电话，电话结束时淑平女士问高友工要不要和余先生说两句话，高欣然同意，结果两个人说了近二十分钟。三天之后高友工去世，余先生在回忆录中说：“这次电话竟像是上天特意为我们安排的次告别机会。”老来知交半零落的伤感，在余先生的笔下，尤其催人泪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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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11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