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一四十年前农村往事录
40多年前的大寨村是中国、也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出名的村庄。说起大寨，得从大寨的领头人陈永贵说起。他的简历如下：
1914年2月14日（正月初一），出生于山西省昔阳县大寨乡小南山村。
1921年，7岁。随父迁至大寨村。
1922年，8岁。给地主放牛。
1942年，28岁。被推选为大寨村伪维持会代表。
1943年，29岁，日本宪兵队以“通匪”罪将其逮捕并关进留置场。
1944年，30岁。出狱，辞去伪代表职务，到昔阳县城内一家烧饼铺当伙计。
1945年，31岁。日本投降后，因出任伪代表在村里挨斗。
1946年，32岁。土改时分得土地、房屋和财物；参加民兵支援前线；参加贾进才组织的互助组，旋即退出，另立“老少组”。
1948年，34岁。经贾进才等人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1952年，38岁。被评为省级劳动模范，出席山西省农业丰产劳模代表会。冬，由贾进才推荐，接替贾任大寨村党支书。
1953年，39岁。办初级农业合作社，任社长。
1955年，41岁。办高级农业合作社，任社长。
1958年8月，44岁。倡议创建昔阳县第一个人民公社，任公社党委副书记兼大寨大队党支书。
1959年，45岁。参加建国十周年大庆活动，登上天安门观礼台。
1960年2月，46岁。中共山西省委号召向模范党支书陈永贵学习。从此陈的名字经常见诸报端。
1961年，47岁。被选为中共昔阳县委候补委员。
1964年，50岁。当选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12月26日，应毛泽东之邀一起吃饭合影。毛泽东发出“农业学大寨”的号召。
1965年，51岁。在“四清”运动中“受气”。
1967年，53岁。1月，参加造反派的夺权活动，并被推选为中共山西省党小组成员。3月，出任山西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
1969年，55岁。在中共九大当选为中央委员。
1971年，57岁。在中共山西省三届一次会议上当选为省委副书记。
1973年，59岁。在中共十大上再次当选为中央委员，在十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年底，辞去大寨大队党支书职务。
1975年，61岁。在四届人大一次会议上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
1977年，63岁。在中共十一大第三次当选为中央委员，在十一届一中全会上再次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1978年，64岁。在五届人大一次会议上再次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
1979年，65岁。被免去昔阳县委书记职务。
1980年，66岁。五届人大第三次会议决议，接受陈永贵辞去国务院副总理职务的请求。
1982年，68岁。落选中共十二大代表，失去中央政治局委员职务。
1983年，69岁。中共中央接受陈永贵的请求，分配他到北京东郊农场当顾问。
1986年，72岁。3月26日，在北京医院因肺癌去世。
作为一名50岁才脱文盲的老农民来说，陈永贵堪称“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幸运儿。他的人生沉浮是颇具中国特色的，前无古人，后无继者。让我们且看他的“特色”表演：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决议对于农业学大寨运动只有“各级党委要继续引导广大干部和农民学习大寨的基本经验”一句话。对于陈永贵最倾心的“穷过渡”，“决议”明确指出，“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制度适合于我国目前农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决不允许任意改变，搞所谓“穷过渡”。这意味着学大寨运动已经到了该收场的时候了。
陈永贵虽然对全会决议投了赞成票，但并没有真正放弃自己的主张。他心里窝着火，从北京到昔阳、大寨，不停地发着牢骚，有时在家里骂人，骂这个骂那个，曾扬言要顶到底，到1985年见高低！同时，又在大寨和昔阳的老百姓面前显威风：你们不要看我今天要垮台了。我金盆打了分量还在！我倒了也得压你们一大片。
但是，大势已去，他无力回天。
昔阳、晋中和山西省委的某些人慢慢地稳不住阵脚了。真心也好，应付也罢，1979年的二、三间，这几个地方先后由领导机构或领导人出面，对农业学大寨运动中出现的问题，开始作起检讨来了。
直到1979年秋天，陈永贵迫于形势，接受了中央的劝告，开始改变“顶牛”态度。8月底，陈永贵在昔阳县常委会上说：“对三中全会精神，我的态度不是不明朗，几个决议我都是赞的。不能上面同意，回来就动摇了。”
1979年3月之后，直到1980年秋天，《山西日报》、《人民日报》和新华社内参公开报道发表了一系列揭露、批评学大寨运动错误的文章。1980年9月，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光明日报等单位受中共中央宣传部等有关领导部门的批示，组成一个联合调查组，对大寨和昔阳进行了为期40多天的调查，最后写成近十万字的调查报告，在新华社内参上陆续刊登。作者感到有必要把其中那些有过广泛影响的事实真相披露出来，供有兴趣回顾、研究那段历史的人们作为参考。
大寨也是“左”的受害者
大寨村位于山西省昔阳县，全村有160户，五百多口人，耕地约八百亩。大寨1953年开始办农业生产合作社，1955年成立高级社。陈永贵当时担任党支书兼社长，领导制定了“十年造地规划”，坚持苦干改变生产条件。特别是在1963年抗洪灾斗争中，提出“三不要”（不要国家救济的钱、粮、物），“三不少”（向国家交售粮食、社员口粮和种子饲料不少于上一年）的口号，在实践中总结出来的“自力更生十大好处”，当时对全国城乡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大寨的干部群众二十多年来吃大苦耐大劳，流血流汗，已有三位社员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三战狼窝掌”、“吃冰渣饭大干”等，已被传为美谈。大寨社员用自己的双手改造了虎头山的七沟八梁一面坡，把山坡地变成了水平梯田。同时向山区机械化、水利化前进，1979年全队灌溉面积已达690亩，粮食总产超过90万斤，平均亩产1212斤。在科学种亩方面也积累了一定的经验。
山区普通农民陈永贵在短短的十年中从一个生产大队党支书火箭般升至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当时完全是一种政治需要一一向国内外宣示中国社会主义社会劳动人民地位高。虽然大家都知道陈永贵的水平和能力与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是多么不相称。
陈永贵虽然当上了副总理，但却不拿国家工资，不放弃农村户口。以农民身份当国家副总理，这恐怕在全世界也是绝无仅有。文化大革命期间，陈永贵当了昔阳县委书记，不过他本人仍然住在大寨，担任大寨大队党支书。1973年中共十大以后，他被召进中央工作，才将大寨大队党支书一职交给了副支书郭凤莲，但仍保留了大寨大队党支部委员的职务。这就使他成为一个很奇怪的官员，当时他的职务分别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山西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中共晋中地委书记、中共昔阳县委书记、中共昔阳县大寨公社大寨大队党支部委员。这种情况真是古今中外绝无仅有。由于他从中央最高层到地方的最低层都有职务，使得一些党政部门的上下级关系变得模糊不清。例如，大寨公社本来是大寨大队的上级，但由于大寨大队有陈永贵这个大人物，他们从来不敢过问大寨大队的事情。相反，有什么事，倒经常向大寨“汇报”。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昔阳县委、晋中地委甚至山西省委与大寨大队的关系上。连山西省委书记在陈永贵面前也要汇报工作，更不用说各级职能部门的负责人了。每次省、地、县、公社各级评先进，大寨本来是理所当然的获奖者，但颁奖的一方却心有不安。因为颁发奖状是上级对下级的一种奖励，但他们在大寨党支部面前不敢以上级自居，不能写“奖给”这样的字眼，最后只好写成“赠给”。
陈永贵到中央工作后，因户口在大寨，生产队每年还给他记一个中等男劳力一年的劳动日，到年终，社员一个劳动日分配多少钱，他也分多少钱。另外，山西省每月给他60元补贴，后来这笔钱涨到了一百元。同时，北京每天再给他1.2元的伙食补助，这就是他每月的全部收入。这虽然要比副总理所应当享受的待遇低得多，但在当时也相当于一个最低高干的收入。陈永贵当了副总理以后，仍是一身农民的打扮，头扎白毛巾，脚蹬布底鞋，身穿对襟衣，一副“布衣宰相”的样子。他刚来北京时，有关部门给他派了一名高级厨师，不久就被他打发走了。理由是：“他做的饭我不爱吃，我爱吃的他不会做。”陈永贵自己从昔阳县找了一个会做家乡饭的厨师，每天给他做昔阳面食。
官居相位的陈永贵在农业生产方面除了上述积极因素之外，是什么消积因素导致他最后官场失意了呢？
作者接着叙述道：
文化大革命以来，″大寨精神“、”大寨经验“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大寨从一个不完备的山区建设的典型（作为山区建设重要内容的林、牧业很差），变为一个时时事事都先进的”政治典型“。被神化了的大寨成了一个推行极左路线的一个工具。陈永贵本人也从一个农民变成了”政治家“。陈永贵的”指示“和大寨的”一整套经验“，不仅在大寨、昔阳，甚至在全国农村几乎成了划分真理和谬误的”标准“。
人民公社成立以后，大寨大队一直实行大队核算；1960年开始逐步取消劳动定额，实行自报公议工分的劳动管理制度；1963年遭受洪灾后，又取消了社员的自留地。20年来，大寨完全限制了社员发展各种家庭副业，没有农户养过猪羊，不准社员到集市出售农副产品，社员住房也全部由集体修建。陈永贵将这些称之为“扩大共产主义因素”。
被称之为大寨“经验″核心的劳动管理制度，曾经被一些人捧为”大寨伟大的创举“。陈永贵也极力要把它推向全国。这种”大概工“一一大寨的″一心为公劳动，自报公议工分”制度是这样形成的：
1963年大寨遭洪灾后，全部取消了劳动定额，全面实行″标兵工分，自报公议“；1965年改为″标准活工分，自报公议”；1967年又改为″标准工分，自报公议“，也叫作”一心为公劳动，自报公议工分“。就是由大队根据生产成绩大小确定当年的最高标准工分，思想好、劳力强、技术高的社员可报最高工分。在年终决算时，由大队会计公布每个社员的全年出勤天数，大队长提出标准工分，社员们自报出勤一天的工分，然后大家评议。连报带评只用两个晚上的时间，就把每个社员一年的工分评好了。从这一年开始，大寨还实行了按需分配口粮、蔬菜等实物，也叫”自报公议口粮、蔬菜“。
大寨的社员反映，实行自报工分、口粮的办法，干部就把关系每个社员切身利益的工分口粮抓到手里了。这样，一是干部自己劳动少，也可以拿到高工分，平时去地头转一转，也记上出勤，年终评分时，干部思想好，工分也最高。二是干部可以利用工分和口粮“卡社员”：工分报多了，批评你自私自利；报少了又说你不实事求是。社员自报公议工分和口粮以后，要由大队管委会审查，干部认为思想好的可以提高工分和口粮，思想不好的就扣工分、压口粮。社员贾丙恒劳动好，因为对干部有意见，被大队认为“思想不好″，一天扣二厘工分，一年扣了60多分。
对这种极左的办法，社员意见很大。老社员贾承庆说，过去看思想评工分，游游逛逛的人工分不低，汗流到脚底板的社员工分不高。大家说是“思想好的看，思想赖的干”。好坏分不清，劲头怎么会大？大队党支部委员贾来恒说：″大寨的劳动管理是大寨创造的一个极左的东西，当时感到还是经验，实际上是挫伤了社员的劳动积极性。因为评工分不是按劳取酬，只要思想好，少干点活也是最高分，这样劳动效率就低了，加上在口粮分配上搞了平均主义，多劳不能多得，社员的积极性怎么能提高？“就连大寨党支书郭凤莲都说，那些年社员干劲一年不如一年，干部不去，社员就不干。你若说他，他就说还”不让直直腰哩“！对社员的意见，陈永贵从不考虑，只骂我们″政治思想工作”和阶级斗争没抓好。其实是极左的一套失去人心，在大寨也早已破产了。
说一千道一万，极左的那一套之所以会最终破产，根本原因在于它是有悖于人性的东西。凡是和人性对着干的，无论什么崇高的理想，伟大的领袖，辉煌的道路，统统完蛋！作为一个强壮的农夫，陈永贵吃大苦出大力，领着穷乡亲们艰苦奋斗浑个肚儿圆没问题。但要他拿出一套治国方略，让中国农民都能吃饱穿暖，脱贫致富，靠他那在大寨练就的那点功夫，显然是异想天开了。毛泽东之所以欣赏大寨，是因为大寨“精神”符合毛的乌托邦理想。至于怎么让理想变为现实，那就要靠陈永贵们努力让“大寨红花遍地开”了。所以，中国农村作为共产主义的试验田，从农业合作化开始到“大寨红花遍开”，始终充斥着强迫命令和瞎指挥。所谓“典型”应该是自然形成的具有代表性的事物，如果是人为地大力扶持的事物，谈何代表性？大寨作为当时红得发紫的典型，亦不能免俗而“吃偏饭”。请看下文：
大寨社员劳动积极性下降，补救的办法就是动员县社机关干部、厂矿工人和兄弟社队出动劳动力给大寨大量无偿支援。除了季节性的支援外，还有固定的被称为“长工队”的外社队社员。仅大寨接待站的六七十个工作人员，每年要给大寨投工四千多个。
县和公社的专业队还无偿地参加了大寨的水利建设和整修土地。大寨有大小六个蓄水池，只有一个小的是大寨社员自己修建的，其它五个和十多里长的渠道、涵洞、渡槽，都是县、社专业队、机关干部和解放军帮助修建的。解放军有一个连队从1974年到1979年秋，一直在大寨修水利和修整土地。
大寨当时现有的三百多间瓦房和一百多孔石窑，大部分是雇佣外来劳力修建的。周围大队的社员反映，昔阳县三都公社郭家庄大队一个20人的建房专业队，从1965年到1978年一直在大寨帮助盖房（其中1972年没来），共投工51700多个，修建了三百间瓦房，180孔石窑。郭家庄大队在大寨盖房13年，自己村破房旧，再加上大寨付费偏低，专业队不愿再来。三都公社党委去做思想工作，要他们当作“政治任务”来完成，他们才不得不去。大寨公社和留庄、红联、金石坡大队和河北省安国县也先后派专业队去大寨建房，投工达一万多个。
此外，中国科学院和省、地、县、社科技人员组成的五级农业科学服务队20到30人，从1969年到1977年，每年冬春来大寨搞试验。大寨划出的30亩试验田，基本上由他们收种和管理。
同时，大寨还得到不少农业机械的支援。大寨的喷灌，地下管道和机械化养猪，都是由国家投资或雇人建设起来的。大寨连续几年搞人造平原，公社的四台推土机和国家调来的几部拖拉机长期被大寨无偿使用。另外，国家还给了大寨一辆卡车。
外来人力和机械的大量支援，使大寨节约了大量劳动力，这样，就掩盖了大寨实行平均主义的评工制度带来社员劳动积极性下降，工效越来越低的严重问题。
“农业学大寨”的口号一旦成为圣旨，问题就来了一一样板肯定要变形、异化。上面的叙述让人们了解了典型样板是靠什么在支撑，这种人为树立的样板能普及吗？″普及大寨县“，画饼充饥，望梅止渴，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大寨当时的一枝独秀有什么奥秘？是革命的精神力量起决定性因素吗？没有强大的外力扶持，大寨能不能维持”繁荣昌盛“，相信大家看了以上文字都会得出自己的结论。
（未完待续）
荀路2019.1.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