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海光（1919～1969）
一．第一印象
“沉静得近乎冷漠，木讷得近乎拘谨”，这是我和殷海光先生第一次见面留下的一点印象，那是一九六五年五月二十日下午四时。后来我们熟了，我曾问他：“为什么你这样一个内心如此炽热的人，对待人的态度，表面上颇为冷淡？”他说：“我的老师金岳霖也是如此。”有一次，坐在他家院子的石凳子上，我半开玩笑地告诉他：“现在我们谈得这样高兴，可是当我第一次见了你以后，我真想永远不再见你。”我的话引得他哈哈大笑。
真的，自从五月二十日谈了一次以后，那年暑假我虽然从台南搬到台北，但我一直没有再去看他。促成我们再度碰面机会的，是在海耶克（Freidrich A. Hayek）演讲的会场里。演讲结束以后，我到前几排的位子和他攀谈，这次他的反应很热烈，并把场中的两位熟朋友向我介绍，其中一位我记得是政大的易君博先生，他介绍我的时候，竟用这样的词：“韦政通，他是年轻的思想家。”
走出会场，他要我第二天下午四时去看他。事前我把他刚发表的关于海耶克思想的文章《自由的伦理基础》，很仔细地看了一遍，并准备了几个问题请教他。他看到我在那篇文章上写了许多的批注，堆满着红蓝线条，他说：“你读文章，这样仔细！”他从不喜欢用“看文章”或“看书”的“看”字，有一回他送本书给我，我说：我会用心“看”，他马上纠正：“要读，不是看。”事后我想想，这样用字，有点道理，一个从事学问的人，对一本由精思而成的著作，怎么可以用“看”电影“看”马戏的态度去对待它？“读”与“看”，正说明两种迥然不同的读书态度。
第二天是一九六五年十月十八日，这次他主动地和我谈，以海耶克为谈话的中心，他说海氏是当代自由思想的杰出代表，他受海氏的影响很深。大家都知道，西方哲学家、思想家中，影响海光先生最深最久的，是罗素。在他思想走向成熟的最后一个阶段里，对他思想的塑造发生重大作用的，除罗素、海耶克以外，还有《开放的社会及敌人》（The Open Society and Its Enemies）一书的作者卜朴（Karl R. Popper），他非常重视这本书，“卜朴代表智力的一个高峰，”他说：“我们批评传统，应以此书作为追求的一个目标。”西方哲学家里，他也非常推崇休姆，认为休姆的经验论，是学哲学的人，必须通过的一道关卡，因为他颇具“扫雾”的作用。此外，偶而也提到康德，称许他纯知方面的卓越贡献。
这一次谈了两小时，临别，签名送我一本：Fundamental of Logic，并在扉页上写了四个字：“入知之门”，这是我们往后四年多次晤谈的一个开始。
二．他这个人
“我是一个头脑复杂，而心思单纯的人。”
“我是最少被人了解的。”
这是海光先生的“夫子自道”，“头脑复杂”说明他思想有训练，“心思单纯”可以由待人的真诚看出来。去年（一九六九）五月二十一日，我们在台大医院病榻之旁所谈的一些话，也许可以作为他“头脑复杂”一语的注脚。他说：“我喜欢做机械式的思考，先求其可能性。”又说：“我的思想是成套的，所吸收的知识和资料，在脑子里会自动归档，不是随感式的。”在平日的谈话中，他给予我一点很深切的经验，即每遇到一个较为复杂的问题，就伸出一只手，用手指列举其各种可能性，然后根据事实根据判断，一点一点地剥落，剩下一种最可能的情况，再加以解释、分析。
凡是和海光先生接触过的人，都知道他有鲜明的好恶，是即是，非即非，极少模棱的态度。表现在他的人格上，就是一个“真”字。照我的了解，这个真字，可以分几方面来看：第一，是对人的真挚；第二，是对知识的真诚；第三，对理想的坚贞不移。由于第一点，使许多有真性情真向往的青年，乐于和他接近，这是他所以能接引青年感召青年最直接的一点本钱。由于第二点，才使他感到“我以前所写的都算不了什么”，才使他“在真理的面前，像沙滩上玩贝壳的小孩子，永远是那么新奇，不停止，不满足自己”。徐高阮因为他把Ego-centric Predicament译成“自我中心的论断”，而写了几万字的批评，我去看他，谈起这件事，他拿出徐文，指着这个字：“徐高阮对这个字的批评是对的，错了我们就要承认。”他这种对知识真诚的态度，使我十分感动。由于第三点，使他在“五四”以后自由主义的阵营里，使他在二十年来的台湾学术界，树立了一个风范，这种风范，将永远使后世的青年闻之而兴起。在学问方面，也许正如居浩然所说：“无一传世之作”；在人格风范方面，毫无疑问地，海光先生之名，必可垂诸久远。
他所说的“心思单纯”，就是这个“真”字。
海光先生是一个逆着时流游泳的人，他之不被多数人所了解，并不为奇。有的人不被人了解，是因为他自己不容易被了解。有的人不被了解，却是因为人不愿意去了解。海光属于后者。如果有人想去了解他，实在是一件简单容易的事，因为他率真，因为他单纯，他率真得丝毫不知道掩饰自己，他单纯得甚而不能分辨敌友。
他是孤独的，尤其是屡遭横逆的最后几年。“现在和我能随便谈谈的，已不超过五个人。”他说。在这一时期，他常常强调“隔离的智慧”，认为“一个人必须有隔离的智慧，才能保持尊严”。这种话，在他的处境，确是深有感受之言，不过，我在这话里，似乎察觉到，他为了忍受孤独，仍须不断在挣扎。他不是孤行冥想一型的人。他关切现实社会的问题，社会却遗弃了他。他的孤独有一部分是被迫性的，因此在孤独中，并不能充分享有隔离的智慧，以安顿他的生命。我们的谈话，偶然会引起他的朗笑，在笑声中，使我察觉到他苍凉、寂寞的心境。
“我的精神有时高昂，有时低沉，颇不稳定。而你好像一直是那样，我不了解是什么能支持你这样？你真是一个特别的例子。”他的这种不平衡的精神状态，从行为的表面就可以观察出来。他是一个真理的追求者，他是一个知识的热爱者，但用东方人的标准衡量，他不是一个有很高精神境界的人。
“现实的名利不足动我的心了，不过，如果罗素赞扬我是否会动心，就不敢说了。”这无异是他透露了自我境界的一次自白。
三．影响他的几个人物
在西方世界里，罗素是海光先生最崇敬的一个人物。在中国的知识界里，尤其是在台湾受大学教育的年轻一代的心目中，“罗素－殷海光”，也似乎存在着一种不可分离的关系。他写过许多关于罗素的文章，台大对面一家翻印罗素原著最多的书店，是由于受到他的影响。像罗素这样一个在许多方面业已过时的人物，在台湾能活在多数知识青年的心里，直接间接也都是由于他的影响。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因刘福增的请求，为《罗素选集》写了篇介绍罗素的文章，他说：
如果火星上有像人的生物，他要作一次太空旅行，那么他的第一站很可能就是地球。倘若他来地球作一次星际交谊，那么地球上的人类最好是请罗素和他谈谈。的确，无论是就学识说，还是就胸襟说，罗素是人类中最适宜的代表。
可见到死前不久，罗素在他心灵的地位，始终不衰。我读到他的学生陈少廷在《二十世纪的意义》自序中写着：“如果我们这一代想要有所创新，则必须‘赶过’五四时代的观念；我们不能老是徘游在杜威、罗素之左右，而必须寻找新知识的刺激，这样才能促进中国文化的现代化。”我曾把这些话转告海光先生，他摆着头说：“要赶过罗素？这谈何容易！”只有一次，曾听到他对罗素的批评：“他有些文章和书是不必写的，其中重复的地方也不少。”
罗素和怀德海（A. N. Whitehead）合著的《数理原论》（Principia Mathematica），是一部不朽之作，海光先生虽然在大学里教了二十多年的逻辑，在这一门知识传授的功效上，在台湾可能也是最卓越的一位教授，但他这方面的才华毕竟有限，并不能在这一条道路上去追踪罗素。二十世纪的哲学界，罗素是经验论的巨擘，在这方面海光先生受到的影响颇深，终其一生，他始终没有脱去经验论的范限，甚至一直到《思想与方法》一书出版时为止，他仍带有科学主义的色彩。在这里，我们可以很清楚地了解他思想所停留的层域。由经验论的观点去批判中国传统，可以有许多新的发现，也可以避免迷失，但却不能接通中国文化最根源的智慧，中国文化最根源的智慧之一，是天、人不隔，人、己不隔，人、物不隔，这是实践层的智慧。不是经验论的观点所能了解的。
罗素的伟大，是在他除了有纯知一面不朽的成就以外，还为二十世纪树立了一个知识分子的典范。二者如居其一，人已可不朽，而罗素兼之。纯知一面，海光先生无能企及，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典范，以及对自由的酷爱，他不愧为是罗素的信徒，人格的光彩，堪称东西辉映。
在中国方面，并世人物当中，他敬佩金岳霖、熊十力。有一次大声地对我说：“我只佩服金岳霖，他不管你是什么身份、地位，话说得有理就承认。”在西南联大读书时，海光喜欢金岳霖的逻辑，另一位同学则喜欢黑格尔，到学期终了，他们二人就所好的题目，交了一篇读书报告给金先生，结果海光逻辑报告的分数，却低于那位写黑格尔的同学，他跑去找金先生，问他这分数是怎样打的，金岳霖的回答是：“你的思路虽和我相同，但你的功夫没有他深。”海光告诉我，金先生的话，使他了解什么是客观，什么是公平。“这在中国文化分子中是少有的。”敬佩熊先生，与他的学问无关。最初我听到他提起熊十力，就好奇地说：“熊先生的思想和你的思想距离很远。”他说：“我没有读过他的书，但我亲眼见到他脱俗的人格，和推倒万世的精神。”
胡适自然也是对海光先生有过影响的人物，但在和我相识的四年，每提到胡先生总是贬多于褒。在我的记忆里，有两次批评胡适：第一次说胡适是个大乡愿；第二次他非常气愤地提到一件往事：“胡适在北大当校长，学生闹学潮，在办公室被学生包围了，他竟说：‘你们再不离开，我一个电话打出去，你们就要被捉起来。’这算什么民主自由的斗士。”
四．海光与新儒家
许多反叛性的思想家，在他一生中，往往总集中目标在一二个重点上予以攻击，他就在攻击中表露了力量和光芒。如齐克果之对黑格尔，尼采之对基督教。海光先生是一个反叛性的思想家，他念兹在兹，要跳出自己的传统，因此在传统中占最大比重的儒家，一生中就成为他最大的敌对目标，尤其是当代新儒家，更是他常常指摘的对象。我们之所以能够相识，以及他所以对我赏识，就是以这一心理的背景做基础的。因此，我们之间的谈话，经常转到这个题目上来。记得很清楚，有一次他对我说：“我之所以特别重视严格的知识：一、是由于我的教育；二、是由知识本身的吸引力；三、是对新儒家的反动。”
照海光先生的看法，新儒家是不重视知识的，他们“大都腾云驾雾的建立大体系”。他对玄学有极强烈的厌恶感，这可能就是他不容易培养一个接近传统的心灵的原因之一。他自称是传统的超越者，可是他只是外在的超越，知识的超越。他没有跃身其中，内在地穿透中国文化的生命与精神。我曾经提醒他：“新儒家并不能代表儒家，儒家也不只是一套玄学，要批判中国的传统，必须追溯到先秦。在那里你才能认识到中国文化伟大的一面，也才能了解中国文化缺陷的根源。”他听了我的话，很是兴奋，就要我为他拟一个书目，希望以后能直接读些古籍。
海光先生阅读中国古籍的能力很差，一般的国学常识也贫乏。在台湾的二十年，几乎全是读英文书。他的书房兼会客室里，有三架书，其中没有一本中文的。卧室里另有两架书，一架是英文的普及本，另一架上有些中文书籍，但多属时人的作品。这一事实，反映出中国文化在他脑海里所占的地位是多么渺小。在知识的世界里，海光实在不大像是一个中国读书人。一九六六年一月十四日，在写给我的一封信里说：“我在生活情调方面，尚不脱东方人色彩，然在为学方面早已直追西方精神。”像他这样一个直追西方精神的学人，在一生中，除了短期的访问过一次美国外，全部的时间却一直生活在中国的国土上，生活在他最讨厌的考据与玄谈的学风里，这不幸的境遇，显然是他学问造诣的一大限定。假如这二十年他能生活在美国，就可以很容易摆脱和新儒家对垒的局面，以免浪掷岁月。以他追求知识的热忱，以他治学的勤奋，在学问上必可有远胜于现在的成就。
他第二次病的时候，住在宏恩医院里，精神还好，他躺在床上，我半卧在沙发上，就这样我们谈了一个下午。在那次的谈话里，我把新近的反省告诉他：
“传统派与西化派这二十年来的对峙，是大大失策的事。你们把这种对峙带到台湾来，真是不智，我们早就应该跳出这种窠臼了。这样做不但耽搁了自己，也多少贻误了青年。”
他听完我的话，一只手用力一拍，上身挺了起来：
“你的话正说到我的心坎里来了。我也上了当，他们（指新儒家）认为全对，我则认为全不对，结果是一样的。”
尼采抨击基督教，他是面对着一个影响力无远弗届的大传统。齐克果所批评的黑格尔，不只是一个德国观念论的哲学家，在齐克果的心目中，黑格尔无异是西方哲学传统的代言人。殷海光的对手——新儒家，他们生存的据点仅限于台、港弹丸之地，就是在这两片小小的土地上，所产生的影响，也是微乎其微，而且在目前的知识潮流下，新儒家很少有壮大的可能，像这样一个虚弱的对手，竟能吸引他的生命如此之久，以他思想上所受的训练，诚难理解，也许他是陷溺在佛教所说的“我执”之中了。
五．海光与中国文化
海光先生对中国文化虽未尝深入，谈中国文化问题时，所凭借的资料也很有限，但由于他的阅历，由于他具备的现代知识，以及熟练的解析技巧，往往能提出一些发人深省的问题。例如文化价值与生物逻辑违离的问题，便是其中一个。
“中国传统中，过分忽视生物逻辑，明明是一些情欲问题，古人却要用礼教来一套文饰，说得如此神圣，如此庄严，把原来的真相都忘了。这种现象在中国文化中颇特别，值得研究。”
在这里，的确接触到中国文化的一个严重问题。因忽视生物逻辑一层的重要性，确是造成道德价值不易实化，缺乏效验的主要原因之一。这问题的形成，自然不能完全归咎于古代的道德家，他们之所以如此构想，如此设计，是因受到经济结构和器用水准的限制。在今天最直接相干的一个问题是，这些客观条件已有很大的改变了，传统的一些想法——例如对情欲极端压抑的态度——还能坚守着一成不变吗？我曾把这个问题向海光先生提出来，他认为这个问题很复杂，行为科学的知识值得参考，古人把人的道德问题过分简化了。
近百年来，谈中国文化问题的人，总喜欢和西方文化对比着看，但大家都忽略了一个重要的问题：文化与文化之间的比较究竟哪些部分是可比的，哪些部分是不可比的。因此尽管有很多人在谈中西文化，而中西文化科学性的比较研究，以及能被大家所承认的结论，却仍付阙如。关于这个问题，海光的见解很深刻，值得注意。他说：“中国文化所有能和人家比高下的——例如数学、逻辑、经验科学、技术（器用）——都不行，凡是不能比的——例如文学、艺术、伦制——都有其特色。”
“权威崇拜”、“保守主义”、“传统主义”，这三个名词，经常在海光先生的谈话中出现，因为这些名词，颇能代表中国文化里的一些重要现象。只有一次，是在台大医院的病房里，他把这三个名词，联贯起来做了一次分析：
权威崇拜、保守主义、传统主义，经过排列组合，根据这样的架构去分析才能了解中国文化。保守主义是普遍性的，是为保守而保守，是以自身的利益为中心。传统主义是特殊的，各民族不同。真正的传统主义不一定妨碍进步，妨碍进步的是保守主义。全世界的保守主义均相同。权威人格以权力为核心，凡是妨害到权力的，统统铲除。
这也许就是他准备进一步研究中国文化，对研究方法构思的一部分。
在同一次的谈话里，海光先生对西方哲学家的纯理工作，备极推许，认为是人类智力的高度表现，具备永恒的价值。在中国方面，他只提到朱熹。他说：“朱熹算是一个有纯理兴趣的思想家，可是他凭借的传统在这方面的成绩太差，所以只能在名词上打转转，做不出系统的工作来。
一九六八年七月十日，下午他来看我，因外出未遇，所以当晚我就去看他，一进门，他高兴得不得了，“我的心动了，很想和你谈谈。”那时候他从宏恩出院不久，为了顾到他身体，我不愿多坐，可是因为他的兴致很好，竟一直谈到十点。他是一个直来直往的人，如果他想和某一个人谈谈，他自己会去找他。如果是他觉得无法谈得来的，你去看他，他往往保持缄默，一言不发，微露不耐烦的神情。我从没有看到他有矜持的表情，他是一个真正脱俗的人。
这一晚，从直觉与逻辑的问题，谈到中国的哲学。“西方哲学家并不完全是采用逻辑的方法，中国哲学家也不纯然是直觉的。”他说：“一般人把直觉的价值看得很低，殊不知许多创发性的观念，在哲人们的脑际灿烂的一瞬之间，就是一种直觉活动。”又说：“中国哲学乃哲学之素料，乃一未完成的哲学。中国哲学所以未能系统化，一是由于未能产生像希腊的几何学，二是由于社会结构的影响。”
这一晚，我们又从“是”不能支持“该”，谈到“应然”、“实然”的问题，这一类的问题对海光先生来说，是比较生疏的，因为这已不完全是知识问题，而接触到实践或存在问题。所以在这一个问题上，他的谈话，没有能使我留下一点清晰的印象。在生命的最后几年中，海光先生对道德问题有强烈的感受，也充分认识到道德维系人群生活的重要性。这方面的思想所以能逐渐在他的心灵中加强比重，与其说是来自知识方面的探讨，毋宁说是由拂逆的生活中，以自身做一个活生生的例子而体验出来的。当他遭遇到和斯宾诺莎被教会除名相类似的境遇的那几年中，他如果没有足够的道德勇气，如何能安然地活下去？就在这一机缘下，他人格的光圈，直射上古和远在两千多年前孟子的光辉交会了，他激赏孟子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不凡气概，他称赞孟子是一个道德英雄。
六．未了的心愿
海光先生生命的最后几年，他还想做些什么工作呢？虽然这些构想都没有能够实现，但却可以使我们对他多几分了解。
当我和他初识时，《中国文化的展望》已大致完成，正准备出版。一九六六年初，他把新出版的书，亲自送两部到景美来，一部给我，一部给陈鼓应，那时鼓应是我的邻居。过了不久，我利用春节期间在家里请他吃晚饭，那一晚他的谈锋甚健，最使我难忘，是他谈到新著时说：“再过二十年，依然没有人能写得出这样的书。”但过了不到一年的功夫，他就对这本书表示不满了，而认为应该重写。我接近过不少有点成就的学人，从没有看到一个像海光先生那样容易对自己感到不满，他不只一次地对我说：“真要用功，真是很多好书可读，有很多工作可做。”我每次去看他，从没有例外的，他一定在读书，而且多半是新书，从他面部那种自足的神情，你就知道，书对他的生活有多么重要。我们曾谈到读书对人的影响，我说：“读书是能滋养人的。”这句话使他高兴得大笑不已。甚至有一次，他说如果有机会，他愿意再到国外去读几年书。他的头发几乎全白了，可是他对事物的新奇感，对知识的迫切感，完全像一个最上进的年轻人。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一日，他谈到未来的工作计划，他说：
“我要重写《中国文化的展望》。假如能再活二十年，把中国近代思想史的工作完了以后，要在知识论方面写本书，过此以往，再不敢妄想了。”
重写《中国文化的展望》，是他未了的心愿之一。有一次（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九日）他突然告诉我，十二月一日要开始写《新传统主义》，这是计划中的《中国近代思想史》的一部分，也是《中国文化的展望》重写计划的一部分。据我所知，他的《中国近代思想史》将包括四个部分：一、科学主义和自由主义；二、新传统主义（即新儒家）；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以及四、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中国文化的展望》这本书的主题是论列中国近百余年的社会文化对西方文化冲突的反应；《中国近代思想史》则是要在同一社会文化的背景之下，专研讨近百余年来的思想变迁。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题目。可是很奇怪的是，他在准备这一工作的过程中，却显得很不耐烦，且屡次抱怨，他说：“我对这工作，一开始就厌倦。说真的，这是为了解决生物逻辑的问题，我真正感到兴趣的是自由与存在的问题。”
从他的话，不难想象到，这个题目并不能完全满足他重写《中国文化的展望》的心愿。其次，他对这一工作所以感到厌倦，依我的推测，可能有两个原因：第一，他这个题目本是为了要去哈佛大学研究而拟定的，他希望能借这个研究解决离开台大以后的生活问题。这显然是被逼出来的工作，既不是由于自发的兴趣，又不是发之于创造的冲动。第二，写这样一部范围广泛的思想史，要接触许多资料，要强迫自己去阅读许多不喜欢的作品，像海光先生这样一位在思想上要求严格，主观意识又极强的人，怎么耐得了这些琐碎乏味的工作？在这一个角度上看，他极不适宜从事思想史的工作。他是一个喜欢自由思想、自由创作的思想家，他的理想工作，不在恰当地解释一个系统，而是想重建一个自己的思想系统。
尽管他对这一工作表示厌倦，在病中这一段宝贵的时间，却一直在进行这工作。这一时期，我一星期有三次去傅斯年图书馆阅读近半个世纪来的各种学报和期刊，他特别嘱托我帮他注意相关的论文资料，并要我为他借《翼教丛编》和《吴虞文录》。关于中国当代的思想，中文著作里比较详细的只有一部郭湛波的《近五十年中国思想史》，海光先生曾请台大哲学系研究所的一个学生，就这本书写籍报告给他，因他自己对这样粗浅的作品，实在读不下去。讲当代新传统主义的思想，梁漱溟无疑是个重要的代表，可是梁氏在海光先生的心目中，却只是个“有影响力的糊涂虫”。
这一时期，在谈话时，我常探问此一工作进行的情形，他曾告诉我，希望五年之内完成这一工作，并说至少要写一百万字。由于我阅读《中国文化的展望》的感受，我建议他：“不必要放太多材料在正文里，引文要以能证明你的论点者为限，如有必要，材料不妨尽可能放到附注里去，这样可使原文保持流畅，使读者读起来不致感到窒碍。”我说这话，多少也是根据我自己写书时所得的一点经验。近几十年来许多学术性的中文著作，尤其是思想史之类的书，它的内容，十分之七八都堆砌着原料，对这些原料根本没有充分的运用和解释。这类书严格说只能算是编的书，而不是著的书。既缺乏功力，解析训练又不足。这种情形在英文的著作里，我还没有见过。我的话颇能引起他的注意，他说：“你的话很重要。你的建议可解除我运用材料的困惑。”
根据我多次亲身的经验，海光先生是一个能接受旁人意见的人，纵然是他的学生，他也能集中注意力静听对方的谈话，遇到一个好的观念，一句富有灵感的话，常会不自禁地说出“好！好！精彩！”甚至马上拿出卡片，把它记下来。只要是能和他聊得来的年轻人，在他面前不会感到有一点拘束，更毫无尊卑之间的距离感，你放言无稽也不妨。有一次我和他一同去参加台大同学主办的小型讨论会，讨论道德问题，他发言以后，他的一个学生站起来驳他：“老师！你这种意见，我完全反对。”他笑着说：“我的意见，只供参考，你也可以把你的意见说出来。”绝对没有一点冒犯的感觉，相反地，他非常欣赏肯用自己大脑的学生。
我读了《中国文化的展望》以后，曾写了几十点意见供他参考，其中有两点比较严厉的批评：第一点我告诉他，该书二〇四页，《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一节一开头的几句话不符合历史事实，那几句话是这样的：“五四运动的时间延续，大致说来，是从一九一七年到一九二二年。”事实上五四运动发生在民国八年（一九一九年）。我又指出，该书二〇五页根据周策纵《五四运动》一书，将五四运动的内容制成的一个表也有问题。这个表把新文化运动（包括新思潮介绍和文学革命）包括在五四运动里，好像有了五四运动，然后才有新文化运动，这是完全不符合历史事实的。新文化运动最迟应从容闳建议曾国藩创办江南机器制造局（创设于一八六五年）开始算起。“文学革命”的口号始于一九一五年，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是一九一七年一月出版的，都发生在五四运动以前。海光先生听了我的话，立即在卧房里取出自己藏的一部《中国文化的展望》，翻到二〇四页，用红笔做了记号，他说：“我对五四运动的了解，是根据周策纵的定义，照你这样说，他是把五四运动肥肿化了。”
另外一点是指出该书《自由主义的趋向》一章，处理的方式不当，他看了我的意见后问我：
“你说我自由主义的那一章，写作的方式不当，你觉得应该怎样写法？”
“你采取的是历史的方法。依照这本书的体例，应该用观念类型的分析法，把他们观念的若干共同点归纳出来，然后再逐点予以分析、讨论。”
“你指出这一点，对我的启发很大，历史的方法，本是我最讨厌的。”
关于知识论方面的构想，我只听他提过一次，自由与存在这个问题却听他讲起好几次。
近几年来，台湾有一股存在主义的热风，介绍存在主义的文章和小册子不断增加，我差不多全都买来看过。我与海光先生聊天，大抵以学问为主，其次就是评论中外古今人物，我们自由地想，随意地说，你一言我一语，声人心通，从没有发生过歧见和争论，因此我们每次的会谈，都使双方很开心也很满足。有时候因时间太晚，但兴犹未尽，他就从温州街的寓所一直送我到台大附近才分手，分手时他惯常讲的一句话是：“今天我又吃了不少精神馒头。”在这样自由聊天的情形下，很自然地我们会谈到存在主义。
一九六八年二月十六日的一次谈话里，我说：“目前存在主义影响的范围，已不限于西方。它对文化各种领城的影响，也早已越出一个学派所产生的，在这方面，它倒有点像一个新的宗教。你是很关心这时代大问题的，可是你和它隔离，因为你太重知识了。照我的想法，存在主义如果在东方或中国发展，将有新的面貌，新的成就，因为存在主义的若干问题，在西方人也许觉得很新鲜，但在我们东方人看起来，却是两千多年来的老问题。”他对我的话没有立刻反应，低着头想了一会：“我希望将来把自由主义和存在主义结合起来”这是我第一次听到他说起自由与存在的问题。
过了三个星期（三月九日），我去看他，他开门见山地告诉我：“自你上次谈话后，自由与存在的问题就开始困惑着我，最近我已开始读点存在主义的书，越想越觉得这是这个时代的大问题，如果我可活下去，值得花十年八年的时间去做这个工作。”因我刚读完佛兰克尔的《从集中营说到存在主义》，于是趁机劝他抽点时间读这本能给痛苦失望的人带来莫大生之勇气的书，并强调佛兰克尔实是表现了自由与存在问题的一个活生生的例子。一年多后（次年的四月一日），我再度听到他提起这个问题，他说：“存在问题真是重要。”他的处境和他的病，可能是使他朝向这个方向去思索的重要契机，我想。
有一回他刚读完一本讨论民主与极权的书，他左手拿着这本书，右手的手指指着书名：“马克思一条流，民主一条流，法西斯一条流，不了解这三条大流，就无法重新肯定民主自由。谁能在这方面投资生命二十年，我保证他比马克思更伟大。”他的话触发了我的灵感：“大人物们在扮演历史的主人，社会科学家们只跟在后面研究他们创造的历史，和遗留下来的问题，对人类的影响，真是不成其比例。”他立即取卡片把我的话记下：“你真是提出了一个永恒的问题，这问题究竟怎样解决？”静默了一会，我说：“你既然觉得这个问题如此重要，民主自由又是你一生追求的理想，为什么不自己去做这个工作呢？”他倏地神色凝重：“我的思想这样多，我的身体却这样弱，唉！”这一声令人心酸的叹息，使我永远难忘，我看着他那副干瘦的脸，立刻感到万分内疚，因为坐在我对面的人，正是身患重病的啊！
一九六九年六月三十日，这时海光先生正住在台大医院做最后一次的治疗，那天我学校的工作已全部结束，就在中午稍后的时刻去病房探望他，头等病房面积很宽，前后门都敞开着，他正在午睡，我蹑足走进去，看到床边的小桌上，放着一本J. Bronowki和Bruce Mazlish合著的The Western Intellectual Tradition。据我所知，这是他仔细阅读的最后一本书。因为这次出院以后，就一直躺在床上了。我站在走廊上等他醒来，两点多钟，醒了，笑脸迎着我：“你来了多久？”“一会儿。”一边说话，左手就拿起那本书：“这是一本好书，基础那样的好！你去买一本，读书要读一本就是一本，这本书值得你读三遍。”这时候，他的病已相当严重，癌细胞已侵犯到食道，可是他仍和往常一样，见了我第一句话就开始谈问题。像他这样的教师，一个不常读新书的学生，是不敢去见他的。
据一位实习医师告诉我，这一次殷先生住院，来看他的人很少。因此他一再地留我多谈谈，几年来，我们谈话已养成习惯，不谈一二个小时就不过瘾，纵然在病中，亦复如此。和海光先生聊天，是人生的一种享受，这也是他调剂生活主要的方式，因他其他的消闲活动极少。
这一次他破例谈到自己的病。
“我是一个受潜意识支配的人，”他说：“我对病的看法和医生的看法不同，他们只治生理的病，我的病除了生理的，主要还是心理的、潜意识的。”
这一次他主动的和我谈存在主义：
“你们都希望我多了解存在主义，最近我想的很多，我觉得要了解存在主义，至少要具备下列的条件：一、要对尼采以降的生命哲学有了解；二、要对休姆、康德以降的哲学有了解；三、要对死亡问题有体悟；四、要对时代和环境问题感受真切；五、要对现代文明的病有深刻认识。存在主义不是枝枝节节的东西，它从根上反对理性主义的传统。”
他的病情已这样严重，可是对人生仍不悲观。
“有人认为人生是一流逝，四大皆空，我却不认为是如此。”
他的话触发了我一个很久以来就想问的问题，我把握了这个机会向他提出来：
“请就你个人的立场回答我，假如剥夺了一切外在的凭借与追求，你认为人生的意义究竟在哪里，也就是说，什么东西才是足以使你活下去的？”
“一真理。二、自由。三、友情。四、社会正义。还有普遍性的追求，不过那不是我的学力能够说明的。”
这里所说的“普遍性”，是指“纯理工作”而言。海光先生认为，做纯理工作者，他所处理的是普遍的问题，无论放在哪个文化传统里，都是必要的，如休姆、康德。
除了个人学问方面的心愿之外，海光先生还有一个心愿，就是希望将来能有钱办一个真正自由独立做研究工作的研究所，约请一些能做超现实目标工作的青年来从事研究。促使他有这一构想的动机，是希望能改变现在的学风。近几十年来，中国学术界一方面是考据，一方面是玄学，他认为我们应该对这两条流提出严格的批评，并问我愿不愿意做这样的工作，如果愿意，他可以帮助我。
海光先生对这两条流都表示极端的厌恶。在以往，他和这两条流里的学人，都有过相当密切的关系，可是在他思想发展的过程中，愈往后来，和他们之间的往返也就愈少了，于是他在学坛上独树一帜。在台大二十年，凡是受过他影响的青年，绝少再会回到这两条流里去，经验、逻辑、认知、解析，成为这批青年追求知识的指标。目前在台湾把逻辑当作一门严格学科在传授的，有不少是海光先生的门生。他虽然没有完全改变台湾的学风，但他的确培养了一种新的学风。就我的看法，这是他困守在台湾二十年，对中国学术界最有意义的一点贡献。
七．自我批评
海光先生在生命的最后几年，我察觉到他不断在做自我的反省，由反省而不时有一些悔悟的话。他悔悟到在《自由中国》杂志上写那样多不必要写的文章，他悔悟到二十年来与新儒家对垒的不智，他悔悟自己在二十年前没有去寻找一个适宜从事研究工作的环境，去做真正值得做的工作。这种悔悟的心理，我想可能是因为身患绝症，面对死亡，而自己又觉得太多的工作没有做的情况下引起的。他的悔悟，表示他在生活的过程中，每次面临需要做抉择的情境，一再犯了错误，这些错误，就是导致他生命悲剧的一些最直接的因素。
我们了解这一心理背景，然后再来听听他对自己批评的一些话，就格外感人了。
“我自小培养的情感基础，和这个地方的情感取向愈来距离愈远。”他说：“在这个环境里，我的心灵很单纯，我是一个真理的追求者，我必须保住自我，王船山就是这样的人物。”
这是他第一次同我提到王船山，他的话使我的心灵微微一震，因为王船山是我最熟悉的人物之一，当我穷愁潦倒的几年山居生活中，他是最靠近我心灵的一个古人。我听到这话以后，脑子里立刻翻滚起来，把殷海光和王船山做了默默的对比，我发觉不出他们之间有什么相同之点。惟一相似之处，是他们的际遇，以及被社会隔离的命运。王船山在学问上有极高的成就，因他自三十三岁开始隐遁，又活了四十一年，殷海光却在生命垂危之年才悟到“隔离智慧”的重要性，太晚了！
“王船山生于改朝换代之际，社会上天翻地覆，可是他能不随时流滚下去，很快就安定了自己，保住自我。”“假如你在二十年前就能认识到这一点，就好了！”我想。
他见我一直不作声，于是瞪着我：
“怎么？你对王船山没有兴趣？”
“有，我是在想一个问题，”我故意把话题转移：“请问，我们除了做王船山，关进书房这一条路以外，还有没有其他的选择？”
“没有。”
“纵然如此，我们仍然可以做许多重要的工作，如写出够水准的书，只要在学问上建立起崇高的地位，将来就可以做中国文化的代言人。”我说。
“啊！这在我们已是够高的理想。”
在海光先生几次自我批评的谈话中，最重要的一次是在一九六九年六月二十三日的台大病房里，他说：
“我在香港的几个学生，要印我的文集，可是我有什么呢？我算什么呢！纯理的工作一点没有，在《自由中国》的文章，至少有三分之二，不必写的。我感到很惭愧。”
“认识你自己”，自古以来，就是最难的一件事，海光先生竟能对自己提出这样严酷的批评，真是难得的人生智慧。他这样的自我批评，自然是站在一个极高的标准说的。如果用国内的学术水准衡量他，无疑的，他是一个有相当成就的思想家。他之不能有国际上第一流哲学家思想家的成就，不一定在才智和努力上，文化传统才是重要的原因。半世纪来，中国人在国外拿到哲学博士的人不知有多少，却没有产生过一个够国际标准的哲学家。这种现象值得我们读书人向深处想一想的。海光先生没有留过学、没有读过博士，在学问上除了早年曾受到金岳霖的影响之外，大部分是靠自己的摸索和自修，像他这样的境遇，能有如此的成就，你不能不承认他卓越的才华。近几十年来的中国，读书人之无耻，不亚于明末，而海光先生却是能站起来，拍拍胸膛说“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的少数者之一。
选自《殷海光学记》，殷夏君璐等著，贺照田编选，上海三联书店，2004年7月。
译者秦传安 2018-12-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