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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带有标签的参与者之间——民主党对抗共和党,自由派对抗保守派——这个将一半美国人与另外一半美国人对立的文化战争,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
——盖伊·索尔曼(Guy Sorman):《美国制造》(Made in USA)

美国总统川普在竞选期间的惊人言行,让美国联想起1950年代的麦卡锡主义,将他者对立起来、指控不需要太多证据的极端年代。当然,每个时空有其脉络,如此模拟未必正确,但这或许证明了美国当今遭遇的问题绝非初体验。

美国在战后迎来冷战的年代,敌人从轴心国变成共产党,对于「共匪」渗透的焦虑构成那个神经紧绷的时代氛围。那是一个既和平美好、又疑神疑鬼的年代,那时候的漫画《美国队长》,在封面痛殴的敌人从纳粹换成了共产党人,队长史蒂夫·罗杰斯的正义,取决于当时美国对世界的想象。

麦卡锡主义、保守主义不是一时半刻可以详论,本文将从一件离奇的坠楼案件说起,从另一个案例的角度,重回那个将人贴上标签、彼此对立的诡谲时空。

1948年12月20日,圣诞节的脚步已经接近,深夜时分在曼哈顿相对萧条的第45街,行人聚集在一处大楼底下,围观一名倒卧在血泊中、身躯破碎、面临垂死的瘦弱黑发男子,警察与救护车赶到现场,将这名男子送往医院:

到了医院,男子宣告不治。从他的皮夹当中得知他的名字叫做「劳伦斯·杜根」,43岁,住在纽约的郊区斯卡斯代尔。

警方深入调查,找出了更多背景资料。杜根受过良好教育(1927年他上过菲利普斯埃克塞特学院、哈佛大学),他有一位太太和四个小孩,还在国务院工作了14年,其中9年担任拉美业务主管、4年做了政治关系顾问。自1946年开始,杜根担任由卡内基协会资助的「国际教育协会」主席,年薪15,000美元,该机构专门提供美国与国际学生的交流活动。

根据当时现场的调查,杜根是从位于16层楼高、协会办公室的窗户外坠落。但令人不解的是,警方的调查并没有说明杜根的死因,这起坠楼案是意外、还是自杀?事件隔周发行的《时代杂志》指出了案情的疑点:

没有任何人解释死因。警方匆忙地到协会16楼的办公室,发现了一些线索:杜根的办公桌附近,有件棕色花呢绒大衣和公文包(里面有张隔天飞往华盛顿的机票),他左脚的鞋子掉在办公室地板上,坠落地面时他还穿着右脚的鞋。

办公室两扇窗户有一扇是开着的,根据测量,窗户高70公分、宽110公分,距离办公室地板80公分高,这对瘦高的杜根(177公分、63公斤)来说,有可能从这样的窗户掉出去吗?怎么掉的?还是他用跳的?又是为什么?

警方没有答案。家属更无法接受这个结果。

这是一起单纯的意外坠楼吗?如果是,那杜根要「不小心」从这种规格的窗户掉出去似乎有点困难,也不晓得是发生怎样的「意外过程」,会让他留下一只鞋子在办公室里。或者这是杜根自己想不开,跳楼自杀?那这就难以解释,为何公文包里还有一张隔天飞往华盛顿的机票。家属与同事也不认为杜根有什么自杀的理由或迹象。

如果杜根是被人陷害呢?

杜根在国务院的长官、曾任国务次卿的韦尔斯(Sumner Welles,1892–1961)坚决认为杜根不可能自杀、或是自己造成意外身亡,坠楼案必定另有隐情;他向当时的纽约市长表示,务必将杜根之死调查清楚,市长也因应他的请托,派出私家侦探团队进行调查。

坠楼案突然有了意想不到的发展。美国联邦调查局(FBI)的数据显示,就在杜根坠楼的9天前——12月11日,FBI的探员来找过杜根谈话。探员登门造访的理由,是因为在12月8日,收到了这样的举报:

有人向「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House Un-American Activities Committee,HUAC)举发,国际教育协会的劳伦斯·杜根,是苏联间谍。

因此FBI介入调查,未料找过杜根本人谈话后没几天,就发生了坠楼事件。无论是意外、自杀、甚至是他杀,案情随着「苏联间谍」的线索越发扑朔迷离;杜根是因为FBI的调查而畏罪自杀?或是遭人谋害?但是更多人宁愿相信,杜根与苏联毫无关系。

共和党参议员卡尔·蒙特(Karl E. Mundt,1900–1974)出面指控,杜根的名字曾出现在12起由HUAC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所举办的秘密听证会中,这位参议员斩钉截铁地表示,他还「听说」杜根曾在1939年从共产党人手中拿到某些秘密文件。听谁说的?是听一位美国前共产党员惠特克·钱伯斯(Whittaker Chambers,1901–1961)说的。但是当这位参议员被问到进一步证据时,就没下文了。

杜根的遗孀极力否认这件事,她说杜根和钱伯斯毫无瓜葛、更别说是什么苏联间谍,「这是我人生听过最大的鬼扯!没有一个指控是真的。」至于死因,杜根的家人认为,可能是杜根想要开窗户透透气,然后不小心就跌出去了——警方最后并未采认这个说法。

杜根之死蒙上了一层苏联的阴影,长年为美国国务院奉献的优秀青年,真的是共产党渗透的间谍?一起坠楼案件,也让人逐渐体认到了HUAC秘密活跃的身影、和保守派在缺乏公开证据之下任意指控的威力。

为了捍卫名誉,杜根的旧友们纷纷跳出来替他澄清,并且要求针对坠楼案的死因调查清楚;毕竟一个美国人在战后集体歇斯底里的年代,牵扯到「赤色」总是令人心惊恐慌,更何况这还是一名公务员。然而杜根的死却意外成为开启巨大谜团的钥匙,《芝加哥论坛报》发现杜根坠楼的1948年左右,有几起看似个案、但又有不寻常关联的案件:

1948年8月16日,前财政部官员哈利·怀特死于心脏病。
1948年10月20日,司法部律师马文·史密斯在大楼楼梯间身亡,原因不明。
1948年12月20日,前国务院官员劳伦斯·杜根坠楼身亡,原因不明。
1950年2月14日,前《时代杂志》编辑哥兹伯勒坠楼身亡,原因不明。

《芝加哥论坛报》指出,死者的共同点都跟苏联间谍的指控有关,于是乎阴谋论的想象甚嚣尘上;「匪谍就在你身边」的精神紧绷,成为美国50年代的标签。可是,杜根真的是苏联间谍吗?

▌打击共产党,你有意见吗?

当杜根死后被指控是共产党同路人后,CBS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新闻节目中,出现了替他辩护的声音:

劳伦斯·杜根是我认识最杰出、最热心奉献且忠贞爱国的公仆之一。在我的认知中,他并不是共产党员。

这番话来自CBS知名记者爱德华·蒙洛,他同时也是杜根的老朋友。能得到蒙洛的公开背书是有其特殊意义的,蒙洛于二战期间成为战地记者后不久,就已经是美国家喻户晓的广播明星,专业、信实可靠的形象博得听众信赖。不仅如此,蒙洛年轻时曾在IIE国际教育协会工作过,替杜根的父亲、也就是协会创办人担任助理。

在共谍争议后不久,杜根坠楼案有了突破的进展。当时还是众议院议员、在HUAC活跃的前总统尼克松澄清,杜根案的调查有所误会——劳伦斯不是共匪,而美国司法部亦同声表示:「他是一位忠贞的美国人」。

虽然没有死因的调查结果,但至少对杜根的家人和朋友而言都让人松一口气。但原以为事件可以就此告一段落,没想到却是另一场风暴的前奏;公开替杜根辩护的蒙洛,引起CBS的大赞助商金宝汤公司(Campbell Soup Company)强烈不满,批评蒙洛不该用新闻节目发表这种像社论一样的意见——因为这会替公司带来政治上的麻烦。

但蒙洛主张,合约中本来就赋予他评断新闻的权力,拒绝赞助商干涉新闻自主;虽然后续未再引起风波,却让CBS新闻记者与赞助商之间的矛盾、紧张的关系逐渐浮上台面。这时候的蒙洛可能还没料想到,像这样受到政治压力的自我审查,会在不远的将来变成一种媒体的日常——蒙洛高调支持杜根的行为,引起了「大人物」的注意。

1949年6月16日,蒙洛在广播节目中称赞FBI在间谍审判案的态度上抵制缺乏验证评估的证据,隔天他就收到一封讯息:

我想写这封个人的讯息来感谢你,昨晚广播中关于最近FBI的立场,你做了相当客观的报导。

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 胡佛

FBI局长亲自来信,这恐怕不是什么值得开心的事。

这封信释放出的讯号非常清晰——FBI的胡佛在听你的节目,而且还很关心你的一词一句。这在冷战鬼影幢幢的年代,足以令人窒息。蒙洛与曾被怀疑为苏联间谍的杜根交情甚笃,这在FBI眼里难道「完全清白」吗?一切都在老大哥的眼皮底下看着。

▌大祸临头

杜根坠楼案虽然有尼克松在HUAC的澄清,但恐惧并未停止,不出一年的时间,美国就陷入「赤色恐慌」(Red Scare)之中。来自威斯康星州的共和党参议员麦卡锡,声称掌握渗透美国的共匪名单,在缺乏充分证据之下就可以扣别人红帽子,也就是有名的「麦卡锡主义」(McCarthyism)。

很多人误以为在麦卡锡主义时代没人敢公开批评,事实并非如此。看不惯麦卡锡行为的新闻记者大有人在,例如蒙洛和他在CBS的众多新闻伙伴,历经过二次世界大战的他们在战后被称为「伟大世代」(Great Generation)——跑战地新闻的时候都没在怕了,看不惯恐共猎巫的现象来批评两句也是刚好而已。

伟大世代的驻外特派员,是二战期间美国广播黄金年代的重要推手,CBS这些以蒙洛为中心的国际新闻部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们多半从1937年前后入行,具备高等教育学历或欧洲留学经验,背景并非来自新闻本科系或通讯传播技术,而是政治学、历史学、外交等各领域的专业人才;他们被派往世界各国、跨越换日线的异地,报导的新闻不是个人肤浅的见闻,而是经得起检验的脉络议题分析。

也正因为在这种背景之下,当时这些驻外特派员很容易接触到左派知识分子、也相对容易接受对于自由派或倾左的思想,在蒙洛的同事之中就曾经有人在40年代初参加过共产党的运动。

但是在战后,同情左派是要付出代价的。为了防堵批判政府外交政策、对打击共产党有意见的言论,CBS祭出内容审查,将可能得对政府或赞助商的节目全部砍掉。蒙洛的老搭档、资深新闻人夏伊勒(William L. Shirer,1904–­1993)首当其冲,因批判政府得罪了CBS金主而遭到开除,此后更被列入有「赤色嫌疑」的黑名单中,让夏伊勒有相当长一段时间无法正常工作(这也是后来他埋首写作、创作出多部历史作品的原因)。另一名同事萨瓦雷德(Eric Sevareid,1912–­1992)也因为在自己主持的广播节目中多次批评麦卡锡,1951年遭到公司节目停播的处分。

接着CBS跟麦卡锡主义起舞,1950年代在公司内部派发了恶名昭彰的「忠诚调查」(Loyalty Questionnaire),要每个员工正确填答,确保公司里面不存在会被麦卡锡揪出的共匪:

您至今为止参加过共产党、或信奉共产主义的社团组织吗?
您曾加入过任何法西斯团体吗?
您参加过任何抵触美国宪法、企图颠覆政府的团体吗?

诸如此类的问题洋洋洒洒好几页,现今来看根本不可思议、侵犯人权的问卷,在当时却是一种必须妥协的日常;而在某些保守派的眼中,这是为了国家安全的合理措施。

大多数的新闻从业人员都向忠诚调查妥协了,包括曾在CBS当到副总经理职位的蒙洛,以正直敢言形象闻名的他,选择在风头上隐忍,虽然招致其他伙伴的不谅解(例如被开除的夏伊勒,从此与蒙洛不相往来),但回想起老朋友杜根坠楼时的情景,蒙洛并非对此完全无感。

直到1954年3月,蒙洛才开始对麦卡锡出手。对比萨瓦雷德等人的行动确实来得较晚,但萨瓦雷德将数年间各个成员的努力视为一条与麦卡锡主义对抗的长期战线:

我们一直在保持战线畅通,以便时机到来,蒙洛可以开着他们的大坦克车进攻。

对于许多人而言,麦卡锡主义的年代几乎就像一场新的美国内战。保守对抗自由、共产党人对抗非共产党人、爱国者对抗叛国者…,这个用各种标签将一半美国人与另外一半美国人对立的文化战争,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

▌后记:杜根的真相

根据后来80至90年代陆续公开的资料,劳伦斯·杜根大约从1934年左右开始,确实曾为苏联提供情报;当杜根还在国务院任职时,就被人提醒过他左倾的政治立场可能会招来麻烦。FBI探员罗伯特(Robert J. Lamphere)回忆,从过去的调查中已经知道杜根曾经做过苏联间谍,所以当时听到杜根的好朋友蒙洛竟然不晓得这件事、还在新闻广播中把杜根说得好像是烈士一样,大感意外。

但是,杜根的死因至今依然成谜。有些说法认为,杜根有可能是死于苏联的暗杀,因为杜根的个性和家庭背景,很可能最后会让情报网全被FBI掌握。

而真相的公开,包含蒙洛在内的当事人早就离世许久,到底他们在当时是否知情?蒙洛是不是也在说谎?如今也难以追溯。麦卡锡主义时期受牵连指控的人不计其数,从后来的公开档案来看,当中也确实存在不少苏联间谍;因此至今仍有一些共和党人、保守派人士相信,麦卡锡真正替美国做了好事,历史应当还他清白——而那些信奉自由主义的新闻人如蒙洛,才是真正居心不轨、外国势力的打手。

真是如此吗?历史的行动者,不总是像那些简化的标签一样只有二元对立、黑白两色而已。真相与人性的复杂程度,是美国在那个极端年代的难解之谜。

译者秦传安 2018-06-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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