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如意算盘打得不错,谁也抗拒不了自然规律,但是我相信,这个群体会永远在中国和世界民众心中活着,这笔账永远赖不掉。历史肯定不会遗忘我们这群体,有人提议“立此存照”,这很必要,只是我对整个群体了解有限,没有更多资料,仅就这一大网中的一个小网留下一点痕迹吧。

我的母校是西南师范学院(西南师范大学、西南大学),1957年反右时我们是中文系三年级乙班学生。进校时50人,后有转学停学的,这时只有46人了。这是个人才济济、朝气蓬勃的班。

学校环境优美,教我们的教师有很多是学识渊博的学者,如:吴宓、孙铭勋、曹慕樊、刘又辛、杨欣安、刘兆吉、吴则虞、漆宗棠。我们正在如饥似渴地吸取知识的乳汁,准备书写自己美好的人生。

1957年春天,民主的清风吹进华夏古国,吹进我们校园,大家激昂振奋,轻松地参加大鸣大放,文科论坛、“白丁报”、“海鸥报”等俱热气腾腾,仿佛还在玩笑似的辩论着,“阳谋”突然来到,大家都懵了。董时光、孙铭勋、曹慕樊、陈东源、罗荣梓等老师先落网,接着各班也开起了杀气腾腾的斗争会,我班第一位被揪出的是冯孝敏老大哥,他入学前当了多年小学教导主任,知识渊博,眼光犀利。他率先抛出“胡风是反革命分子吗?”又印发《鸣放在北大清华》,成了出头鸟。接着揪出团支书、“自愿军叔叔”金太林,团支委、右派刊物《白丁报》副主编廖常勇和校文学社社长黄鹏先。大家私下议论,一个班四个右派,太多了,当然还想不到右派的下场如此悲惨。哪知这只是第一战役,更“辉煌”的战绩还在后边。

下半年全国都在欢庆反右大胜利,以为运动已圆满结束。1958年刚开学,又叫“深挖”,挖出向继维、邱茂棣、杨介五、周义亨、陈年高、张淮明、彭玉君和我8人。共12名,占全班1/4强。如果加上受党团处分的(大概是中右,未公布),约占全班1/2,如果再加上受批判作检查的,恐怕剩不下十个“好人”。

我们学校的右派据说有800(一说700)多人,未公布,不知是不是还在保密,当时师生员工总计4000多人,右派至少超过15%,反正在高校里按比例是首屈一指,超过北大和川大,是重灾区,我班又是重中之重。我校的官员多是西南局下来的,党委正副书记张永青和王逐萍都是邓小平、李井泉的老部下,不懂教育,却擅长斗争,挤走了有真才实学的谢立惠院长,还想在毛、邓面前立大功,因此左得出奇。

我班的反右司令是白伟,南下干部,党支部书记,学习一塌糊涂,整人却很卖力。她的丈夫被划为右派分子,她立即离婚,划清界限,又怕上级不信任,就竭力表现,立功心切,心狠手辣,我班成为重灾区与她有很大关系。她一生并不顺利,没有教过书,毕业后在计生委工作,家庭也不幸。上世纪末她对毛政权有所认识,说自己受骗了,但至死没有向大家道歉,没有透露反右内幕。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但那些日子永远不会忘怀,许多事仿佛就发生在昨天。最激烈的一次是在大礼堂,才从美国归来的董时光先生正在作精彩讲演,全场掌声雷动,中文系四年级学生刘扬烈突然跳上台去夺话筒,一边声嘶力竭高叫:“不准董时光放毒!”会场秩序大乱,金太林和另外几个同学上去制止,把刘扬烈赶下了台。这也是金大哥一大罪状。刘扬烈则成反右英雄,编辑左派刊物《群众报》,在反右时杀气腾腾,天天点名批判右派,煽风点火。原来他有后台,中文系党总支和教师党支部在幕后出谋划策,他的准老婆刘建芬是党员,他则在前台表演。老毛的“阳谋”他早知道,抓住千载难逢的机会,成为名人。后来果然火线入党、夫妻双双留校、评教授,虽然他实习时做小偷“有口皆碑”。母校50校庆时,我在食堂吃饭时碰见刘杨烈,他微笑着问我:“还认得我吗?”尽管他已面目全非,更无当年气焰,我仍然说:“化成灰也认得!”

对1958年的“补课”我记忆特别深刻。第一位被楸出的是向继维,他出身好,一表人才,成绩优良,但不问政治,团也不入,又正在谈恋爱,很少参加鸣放会,偶然来一次也从不发言。在斗争会上,一开始就把恋爱纠葛突然摆出来讲,大家有些莫名其妙。原来他追求的是个预备党员,据说她去医院检查,还是处女,讲党员坏话是攻击党,并且品德败坏,戴上右派分子和坏分子两顶帽子,立即开除学籍,押回蒲江老家。既然她守身如玉,他们没有性关系,他怎么成了坏份子?两天的斗争会没有揭发他一点右派言论,据正当的私生活定为右派更是荒唐,荒唐岁月的荒唐事太多了。个人隐私对“看客”富有吸引力,生活作风问题最容易将人搞臭。从这里开始反右补课,不知是哪位高人设计,估计白伟还没有如此水平。以后他的遭遇很悲惨,因为企图偷渡出境,作为反革命分子被押解到青海劳教三年多,跑回四川后也只有东躲西藏,好在他在难中遇到一位识珠女子,白头偕老,晚年还幸福。

1962年我在剑门关回想起那可笑的斗争会,特别浮现起在会上有人星沫四溅大讲“膜”的常识的情景,写了一首诗:

偶忆

两条道路决死活,荡荡巍巍撼日月;
慷慨陈辞发欲指,津津乐道处女膜。

第一批四人的斗争会开得很“充分”,被斗者还可以反驳、申诉,当然,东风绝对压倒西风,不管服不服,绝无幸免可能。我们第二批除了第一位向继维以外,都是草草收兵,记得我的斗争会顶多一个小时,反右领导小组宣布罪状后,只有事先安排的两三人简单发言,没有叫我说话就直接宣布戴帽。没有要我当众认罪,后来处理时竟然说我态度恶劣。可能时间太紧,反右的任务又这么繁重,只好提高效率。

“补课”结束不久,学校对我们右派作了处理,分为四类:第一类,劳动教养。据说这个无期的劳改是专门为右派开设的,沿用至今。大右派董时光老师、学生右派刘期朗、朱云隆和我们甲班的李言畏等属此类。以后董、刘、朱都升了级,正值壮年的归国精英董先生死在劳改场。第二类,保留学籍劳动改造,我班第一批四人属此类,到北碚金刚乡劳动了几个月,1958年冬天从农村回学校劳动队。第三类,留校察看。我班五人获此处分,毕业时我和邱茂棣继续留劳动队,可能是我们的态度特别恶劣吧。第四类,免于处分,但“份子”是终身的。我班彭玉君和张淮明属此类。彭玉君没有任何右派言论,但《鸣放在北大清华》摘自她弟弟给她的来信,她姐弟一起落网。

老毛“宽厚”地说,右派分子是敌我矛盾,但作为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对右派“大部不捉,一个不杀”。这是绝大谎言,实际上右派被杀的很多,单是北京大学700多右派,初步统计,处死8人,打死1人,饿死6人,自杀10人,死因不明1人,劳改9人,劳教25人。劳教的处所都在穷山恶水甚至荒漠,人类甚至动植物都难于生存的地方,如甘肃夹边沟劳教农场、四川峨边沙坪劳教农场。在那种恶劣的环境中能够活下来简直是奇迹了。夹边沟3000多劳教分子只有300多还命垂一线,如果再拖几个月,只怕要死光。青海省死亡劳教分子4000多,其中右派3000多。

这里我突然想到亲眼看见的两种动物濒死的情景:一是猫戏老鼠。猫抓住老鼠后,可能不饿或者悠闲或者心情特好,不急于吃掉,放在一两尺远的地方,等老鼠跑几步再去抓回来,如是者多次,老鼠精疲力竭,猫就等它恢复体力后再来戏耍,直到猫失去兴致后才去吃,老鼠一般是跑不掉的。二是杀鸡不断喉。杀鸡专业户大多在鸡颈上用刀轻轻抹一下,就丢在大竹罩里,鸡在里边垂死挣扎,少则几分钟,多则一个多小时,血一滴一滴的滴,滴完后才断气,断气前还要大动一两下。俗话说:“救人救到头,杀鸡杀断喉。”杀鸡不断喉是极端残忍,正如凌迟处死,一刀一刀地割,满足刽子手和看客的嗜血本性。如果不是祖龙翘辫子,黑五类全部都会像大竹罩里的鸡一样,鲜血滴尽而亡。

其实当时我们学生尽管向往自由民主,但大多很幼稚,没有鸣放出什么重磅炸弹,多是党员作风、教育弊端和课程设置等,冯大哥提的问题大一些,但也不是新创,林希翎在北京先提出来。我主要是鹦鹉学舌说“党天下”有道理,又是《白丁报》编辑,划为右派也不冤。那么多政坛元老和学界泰斗都难识其奸,我辈黄毛小子被网住也不用后悔。

中国人历来都盼望明君和清官,盼望“大救星”,虽然无可厚非,但实在糊涂。我的同网同学陈年高,是学识渊博的高级知识分子,被“改正”后将当年反右副总指挥的相片供在神龛上,以为他挽救了我们这伙贱民,殊不知领头反右后来又阻碍平反的正是此人,有白纸黑字为证。

1958年冬,我与从农村回来的金太林、廖常勇等二十多人组成伐木队,去壁山与铜梁交界处砍树和运树,条件很艰苦,劳动很繁重,好在大家都是棒小伙,也不惜力气,效率很高。大家都是一网之鱼,没有“人民群众”监督,觉得分外轻松。晚上大家挤在一间大屋子里睡通铺,睡前至少要在黑暗中闲聊一两个钟头,那是最开心的时候,说说趣事,相互贬损,绘声绘色,添油加醋,但决不说愁苦,不怨天尤人,眼前的严峻和前途的险恶似乎全不在心上,笑浪在静夜大概要传播好几公里呢。后来我填了一首词:

破阵子·赠伐木队诸君

戏跨原杉火箭,清歌鼓楫苍山。提裤东池战母狗,归来定计制沙盘,何曾话辛酸。人在坎坷中识,同罗更是相怜。屈指西风已四度,天涯蓬转几桑田,应犹忆壁山。

1962 初夏于剑阁公兴

词中的“大战母狗”、“沙盘定计”和“坐火箭”都是当时著名的笑话,不知每天从哪儿找这么多的笑料。因言获罪以后,在人前只有唯唯或低头装哑,禁锢得太久的天性在这个特殊群体里释放了出来。金太林最近说,这一生最难忘、最惬意的就是在伐木队那两个月的经历。抬树时我常与金大哥一根杠子,回校后在劳动队又与邱茂棣一起打铁,因而我们结下了深厚的终生情谊。100多人的劳动队在恶劣的生存环境下成为一个共患难的集体。

1958年我班有五个右派与其他同学一起分配了工作,是监督改造,处境更为恶劣。彭玉君来信说,实在处不下去,想回来劳动。这当然不可能,以后她历经苦难,在她的小说里有真实的反映。周义亨和陈年高的遭遇都很惨:周劳改十年,因摘帽右派身份加重了惩罚;陈工作四年就被开除,回老家好不容易到劳动服务站谋生,文化大革命被打成反革命批斗,开除回家务农。黄鹏先在劳动队放羊时,一支羊摔死了,他被批斗后开除学籍,送回原籍璧山监督劳动,后来流落贵州绥阳,好不容易当上小学民办教师。

我大概因为劳动改造得好,1959年11月分配到剑阁县,不能上课,只能做勤杂工,处处受到歧视和打击。

1962年我被精简回到简阳老家,穷乡僻壤也不是世外桃源。尽管老老实实劳动,大队、公社和县公安局一直在找茬,但没有安上罪名,直到文化大革命清理阶级队伍运动时,我被诬为“大同党”头目,在土牢关押一年多,严刑逼供,到了体无完肤求死不得的境地。这是当时当地很轰动的大案,我成了当地的名人,牵连很大,逼死二人,多人自杀未遂。后来不了了之,既不向我们认错,也不赔偿,甚至没有宣告结案,不知专案组是否还在搜集我们的材料。我后来写的《别样的幽默》虽不愿再现严酷,但也作了一点记载。后来当了八年外流犯,当过建筑工、炊事员,搞过投机倒把,进过收容所、派出所多次,屡遭危难和折磨,饱尝了人世的辛酸。

邱茂棣、金太林、廖常勇在劳动队呆到1962年“复学”半年,作为6 2级毕业生分配了出去。尽管老邱1959年国庆第一批就摘了帽,但文化大革命时又重新戴上光荣的右派帽子批斗,并开除公职。他一身蛮力,会打铁、打石头,依然活得滋润。其实“摘帽右派”仍是右派,右派摘帽后仍是专政对象,政治处境并未改善。尤其到了文化大革命,黑五类自然首当其冲,我们这一网几乎无人幸免。现在我们“改正右派”没有平反,当然还是右派。

右派分子的家属和亲友都受到牵连,我的哥哥雷任远被迫害致死。他是丰都中学数学教师,也长于绘画。1959十年大庆时奉命为墙报画刊头,他画的是天安门,为了突出主体,背景画得较暗,这是绘画的基本常识。可是就只因这个刊头把他打成反革命分子,关进了监狱。照他们的逻辑,出身大地主,父亲是被镇压的反革命,弟弟是右派分子,他当然心怀不满,故意污蔑新社会,把天安门画成一团漆黑。1960年初死在狱中,刚刚26岁,教书一年多。说是病死,不知真正的冤情如何。我1979年到丰都领平反通知时,一片布一张纸的遗物也没有得到。没有一分钱的赔偿,连被关押几个月的工资也不补,县公安局的办案人说,照政策,如果有年老父母和年幼子女,可以给予“补助”,但是我哥哥单身一人,没有直系亲属,就什么也没有,甚至我的车费、住宿费都要自理,因为我刚刚被“改正”,每月有40元工资。真是岂有此理,我突然发怒,才给我报销了旅差费。办案人说,他们都不是当事人,是在档案中发现了这一错案,要我感谢党。我“哼”了一声,愤愤地离开了“鬼城”。人被整死19年后才通知家属,还要感谢刽子手?我哥身体强壮,朴实忠厚,依说不会得罪什么人,可是竟遭此不白之冤,应该死不瞑目。右派分子55万或者300多万,至少有几倍亲友受牵连,这次运动受害者至少上亿,实是震惊世界的大冤案。

这次运动也使许多家庭解体,如我班唯一女右派彭玉君被强行与结婚不几年的丈夫离婚。金太林与热恋女友被迫分手,他的女友章伯萍是我们同班同学,漂亮活泼,20多年后我见到她,已经是呆呆的老太婆了,终日以泪洗面,后来脑萎缩,完全痴呆,几年后凄苦去世。没有调查统计过,全国历次政治运动造成多少家庭悲剧,这些社会悲剧是谁造成的?

十年浩劫后,大家盼着冤案平反,却只等到“改正”。不管怎样,恢复了工作,恢复了人的尊严,要把失去了的青春补回来。几年后都被评为高级教师,都是教学骨干。课余时间则笔耕不息,突出的是黄鹏先、彭玉君、廖常勇。黄鹏先发表文章500多篇,200多万字,专著10本,成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彭玉君以古稀之年完成系列长篇小说《梦幻三部曲》,成为四川作家协会会员。廖常勇、周义亨、雷崇功等人也发表小说、诗歌、散文和学术论文多篇,取得一定的成绩。

我们这一网12人有特殊的感情,从1990年起每年都有聚会,平时音问不断,近几年聚会减少,参加者减少。现在已去世5人:周义亨、廖常勇、冯孝敏、黄鹏先、张淮明。剩下七人都疾病缠身,不知还有多少岁月。经过几十年的苦难,我觉得头脑很清醒,对从前和现在的谎言嗤之以鼻。近十多年,为了避免老年痴呆,在几个网站开了博客,写了一百多篇时政博文,有多篇博文被墙内外网站转载。其中七篇论述反右运动。

反右已过一个甲子,我们对当局的傲慢义愤填膺。不认错,不赔偿,对右派们的呼声装聋作哑,还把反右作为敏感词,强迫遗忘,企图把右派老人拖死完了事,以维持其“必要的正确的只是扩大化了”的结论,维持一党专政的体制。幸存的右派不多了,能说和敢说的人更为稀少,因此,我责无旁贷,不顾后果,一吐为快,拒绝遗忘,要求追究罪责,要参加右派索赔大军,维护自己的权利和尊严。

燕遯符、王书瑶等难友提出:区分开两类不同的右派。大右派有权力诉求,要“分一杯羹”;小右派要求的是真正的民主政治。我以为这样划分没有道理,所有右派有个共同的诉求,就是自由民主,反对专制独裁,毛泽东把这几百万人归为一派是有道理的。当然,个体之间的差异肯定是存在的,戴上右派帽子的原因各有不同。大右派主要指民主党派的头面人物,多是政坛元老,对世事的洞悉力比年轻学生强,他们的言论很有分量。如储安平的“党天下”,三言两语就击中了专制独裁的要害,毛泽东也无法抵赖。“轮流坐庄”“平反委员会”是捏造的罪名,就算真是如此说法,也不是过错,共产党凭什么永远坐庄?冤假错案难道不该平反?何况只在会上说说,没有推翻政权的行动。如果说有权力诉求,也是正当的,要求兑现联合政府的承诺正是民主的诉求。许多小右派“与专制政体从根本上不相容”,如北大5.19运动应该载入史册,许多言论有很高的水平。但是,右派们能够对专制体制有深刻认识的毕竟不多,很多人在政治上还很幼稚,只是对个别事件或个别人不满,但不管大小,总是要求民主的声音,归为一派也无不可。当然,还有凑数的右派和乱点的右派。不管怎么说,既然被归为一派,就没有内讧的必要。如果强分“不同性质”的两派,就中了圈套,为邓小平谬论“正确的必要的只是扩大化了”提供依据了。右派在当时是否有私心杂念呢?应该说很多人有,大右派有,小右派也有,有些上层人士想得到一些实权,有些小右派想出一点风头或意气用事,这都无可厚非,有些认识模糊,更应该体谅,无论如何,所有右派都没有违法背理,都一样是受害者。

“啊,右派份子——人类的傲骨!”(北大谭天荣语)不是什人都能当右派的,能够与储安平、傅雷、刘宾雁这些精英同在一网,也是幸运。九死一生,居然活到耄耋之年,尽管年老体衰,但是现在无欲无畏,活得充实潇洒。这就是当右派的收获。现在已不希冀更不会乞求给我们彻底平反,他们不愿救赎自己,由他们去做历史的罪人吧。

2019.2.1于淌湖村

出处:北京之春
整理:2019年2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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