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道成:左手画圆,右手画方,不能两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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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诺贝尔奖结果陆续公布,中国人又一次颗粒无收。来自大陆的华人失望之余,不禁再一次提出问题:为什么我们就和诺贝尔科学奖无缘?

我们当然不应该将诺贝尔科学奖和一个国家的科究水平绝对等同。但无可否认,获得科学诺奖的数量确实是一个国家科研水平的重要标志,和一个国家、社会的科研环境,研究人员的素质密切相关,而“科研环境”的优劣与国家大小,人口多少,甚至贫富、安定与否关系不大。事实上,不谈美国这样的大国、富国,论国家大小,人口多少,小到如荷兰,匈牙利也有人得奖;论社会安定,长期在战争状态中的以色列也奖上有名;论国家贫富,贫穷国家如印度、巴基斯坦也没有在诺奖上缺席。至于从清代以来一直被说成是“蕞尔小国”的日本,那简直是诺奖大国了。

是不是华人智商不够,科研能力不够?也不是。从杨、李开始,1949年之前从中国大陆到西方的能得奖,从台湾出来的能得奖,从香港出来的也能得奖。唯一榜上无名的是从中国大陆出来的科学家!

我们如何能够否认中国大陆科研水平和中国社会环境之间的相关性?

其实也不仅仅是诺奖问题,在中国社会,从贩夫走卒到国家总理都在问一个问题,“我们的大学为什么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至今没有明确的回答。是科研经费不够?否,中国大陆号称科研经费的数量已经是世界第二位。是科学家社会地位太低?也不是,在西方生活过的人都知道,在中国大陆,科学家所拥有的特权和在社会上的声望、地位都要高于、起码是不低于西方。

我们不会将中国大陆的科学家与诺奖无缘归结于单一的原因。但是,最重要的原因,我认为是在中国大陆没有思想自由,而这一点大大限制了人的创造力,使得开拓性,突破性的研究难以出现。

我们不会指望当今的中国领导人会和我们坐下来,互相倾听,心平气静地探讨这个问题。设想一下,假如真有这么个机会的话,中国人领导人会如何来为“思想不自由”这一点辩护?

他们会说,中国科学家在自然科学领域内,有充分、甚至完全的思想自由。我们不再在自然科学领域内搞学术批判,不再批判遗传学,相对论,量子力学的哥本哈根解释,不再批判大爆炸宇宙学,热力学第二定律,等等,即使这些学说对我们所鼓吹的世界观、哲学有破坏性的冲击。不仅如此,我们还一而再、再而三地鼓励科学家们要打破陈见,要创新,要向世界科学高峰挑战。不仅有言论,而且有措施,有政策。

我们只是要求在和我们认为是“核心利益”相关的某些领域,如共产党的领导,国家的政治体制,普世价值,自由民主,主权和人权,以及在某些具体领域如台湾、香港、西藏、新疆、宗教等方面,不能随便发言而只能把自己的言论在官方划定的口径之内。

当然没与一个中国领导人曾明确作出过上述表述,但看得出他们确实是按照上面的思路在执政,相信上面的表述符合他们的真心。毕竟再搞自然科学的学术大批判已经对任何人都没有好处,而且他们执政的合法性需要各方面的成就来支撑,包括科学上的成就。

然而,仅仅不再限制自然科学家在各自专业内的自由,还是无法提供给科学家一个自由研究的环境。且不谈对非自然科学的学科,如法学,政治学,哲学,等等来说,那种种限制就基本消灭了那些学科的研究了。

为什么说只有自然科学内的研究自由难以让科学家发挥出高度创造性?

因为,科学家作为一个活生生的人,难以作为一个一半自由,一半被奴役的人存在。一个只有一半自由的人的创造性,将大大低于一个完全自由的人。

因为,即使是一个全心投入科研的科学家,他也无法脱离社会而孤立地生活在科研环境之中,也很难避开、很难不思考那些不允许自由思考、发言的问题。一个半自由的科学家不得不在自己的思想上设一个警报器,时刻在提醒自己:这是可以随便研究的,那是不能随便突破的,等等。他的思想上必须有一个A/B开关,不断地在“自由/不自由”之间反复变换,这就大大降低了他的思考能力。

由于触犯禁忌的后果非常严重,远不止是研究无法进行,可能的遭遇是被开除,失去研究的机会,全家失去生活的来源,甚至被捕坐牢,他经常就处在恐惧之中,那“不自由”的一半将压倒“自由”的一半。如果是从小就受这种教育,就会养成谨小慎微、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不敢挑战权威的思维习惯,这些习惯甚至到了自由的环境中也无法一下子就全部改变,而这些恰恰是科学研究的死敌。

只给自然科学领域内的自由,不允许在社会、政治、人文领域的自由,就是要让人思维的一半要创新,另一半要守旧;一半敢于挑战权威,另一半要服从政权、服从上级;一半是开放的,另一半是封闭的;一半是越活跃越对取得成果有利,另一半则越僵化对自身安全越有利;一半是理性的,另一半要压制理性去服从非逻辑的强词夺理;一半必须说真话,另一半不得不说假话;一半追求人类理想,另一半屈从于现实政权。这就如要人的大脑指挥一只手去画圆形,同时指挥另一只手去画方形,做得到吗?

这种“半自由”的状态,其实还是一种不自由、被奴役的状态!

这就是虽然中国是人口大国,GDP大国,科研事业,包括科研经费、科研人员的数量的大国,在科研水平上仍然只能仰望高峰的根本原因。这就好比在具有同样的能力一群人中,绑起一部分的一只手、一条腿的,蒙住他们的一只眼,一只耳朵,这些受限制的人,三、五个都打不过一个完整的人是同一个道理。

单纯看诺奖,今后几年、几十年从中国大陆到西方的科学家,甚至大陆本土的科学家,会有少数人榜上有名,毕竟会有极少数有杰出科研能力的天才人物或许能够克服这种专制造成的“半自由”状态,在夹缝中开创出自己的天地。但如果从人口数量,科研规模来看,获得诺奖的人数,乃至整体科研要达到日本目前的水平,那还是遥遥无期;即使是专制崩溃,人人都有思想言论自由了,要消除长期专制的影响,使得整个科研队伍成为真正自由思想的一群人,还需要相当长的时间。

中国大陆领导人总以为,有了钱,财大气粗,给科学家高地位,高收入,鼓励他们创新,最终将使得中国成为科研的顶级国家,就如“举国体制”,“单一能力封闭培养”的体育制度能培养出顶尖的运动员一样。事实已经证明这是一厢情愿,迄今为止的残酷现实只是证明了他们太无知。两千多年前的专制理论家韩非都懂得这一点,“左手画圆,右手画方,不能两成”(《韩非子。功名》)。毛以来的中国大陆的领导吸收了韩非专制统治理论的精髓,用得圆熟,得心应手,怎么偏偏就忘掉了韩非这句话?

2014年十月

文章来源:《华夏文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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