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03-05
资料图片：美国学者格雷厄姆.艾利森（美联社）
二零一五年九月，习近平访美期间，哈佛大学教授、哈佛大学甘迺迪政府学院创建者之一、国际关系学者格雷厄姆·艾利森（Graham Allison）在《大西洋月刊》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修昔底德陷阱：美国和中国正在走向战争？〉的文章，指出快速崛起的中国必将冲击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并有可能爆发战争。「修昔底德陷阱」这个古老的国际关系学的术语一时成为炙手可热的新闻话题，成为所有媒体、学界、政治决策圈不可忽视的议题。不久之后，就连习近平也多次在公开场合中提到，中国和美国要避免重蹈「修昔底德陷阱」之覆辙。而《注定一战？中美能否避免修昔底德陷阱》一书，正是艾利森这篇论文的延伸扩充版本。
修昔底德（Thucydides）是古希腊杰出的历史学家，著有《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修昔底德对发生在雅典与斯巴达之间的那场战争作出了精彩的诠释：「是雅典的崛起，及斯巴达挥之不去的恐惧，使战争不可避免。」“修昔底德陷阱”指的是，当一个崛起中的强权，力量强大到足以威胁居于主宰地位的统治强权时，统治强权会采取行动回应威胁，例如贸易冲突或冷战，这将使两强战争难以避免。艾利森进一步研究发现，从十五世纪后期葡萄牙与西班牙在贸易上的争端开始，全世界至今共有十六起“修昔底德陷阱”，当中只有四桩冲突最终未开战，其余包括拿破仑战争、日俄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等改变世界局势的战争，都可归属于此类陷阱。艾利森认为：「世界上本无『修昔底德陷阱』，但大国之间一再发生战略误判，就可能自己给自己造成『修昔底德陷阱』。」以今日之国际格局而论，中美之间危机四伏，艾利森在访问台湾时接受媒体访问指出：「如果北京和华盛顿的领导人继续他们在过去十年的所作所为，那么美国和中国几乎肯定会被卷入战争之中。……我们可能很快就会处在一个大规模、具有中国与美国特色的新冷战，而这就在炸弹与子弹的边缘。」
“修昔底德陷阱”是一个发人深省的概念，但这个概念能否成为分析不同时代背景下的国际冲突和战争的一个定律？遗憾的是，艾利森的若干具体分析都存在严重的漏洞，乃至本末倒置的错误。比如，艾利森认为，中美当前的贸易战，从历史来看，是战争的序曲之一。他举出的相似例证是珍珠港事变：一开始，美国反制日本的手段是管制贸易，禁止向日本出口航空燃料、铁和黄铜等重要原料，最后连石油也禁运时，便点燃了战争。艾利森指出，当既有强权迫使崛起中的势力，必须到更远的地方寻求必需物资，甚至试图封锁其视为生存关键的进口物资时，战争一触即发。他的结论是：“罗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在一九四一年八月的禁运成为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然而，真实的历史事实与他的结论恰恰相反：即便美国不对日本实行禁运，日本也要建立一个由日本主导的、驱除欧美白人势力的“大东亚共荣圈”。罗斯福的错误不是对日禁运，而是长久以来对日采取绥靖政策，以致养虎为患——就如同英法在欧洲对纳粹德国采取绥靖政策一样。艾利森将因果关系颠倒了。
从这个例子可以看出，艾利森是一名典型的支持绥靖政策的美国民主党人。若往好里说，在观念层面，艾利森与二战前夕的英国首相张伯伦（Neville Chamberlain）和外长哈利法克斯（The Earl of Halifax）一样，有一种所谓“辉格式”的世界观，相信“一切问题都有理性解决方案，而且，我们所需要做的，只是找出一种让所有方面都感觉舒适的权宜之计”。然而，在希特勒和习近平的世界里，从来不存在理性这个词语，相信独裁者的理性，乃是缘木求鱼。
若往坏里想，在现实层面，艾利森参与创建哈佛大学甘迺迪政府学院、招揽习近平和薄熙来的子女前往就读，甚至不惜伤害学术独立和学术自由原则，其目的或者是像他的导师基辛格（Henry Kissinger）那样趋炎附势、积累人脉、闷声发财，或者是傲慢且天真地相信借此在共产国家培养亲西方的下一代领导人——这种想法早已证明是一厢情愿。
RF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