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我的身世
北京，一九八八年九月的一天，晴空万里，微风和煦。六四巨变的前夜。
我怀着一颗虔敬的心，跨进颐和园智慧海大殿。殿内阴凉幽暗，与外面形成强烈反差，心中顿生几分肃穆神秘。我偕同妻女，依次敬拜了殿侧的韦驮、普贤菩萨，然后缓缓来到正殿观世音菩萨面前。
盘腿坐在莲花宝座、左手托钵的鎏金观世音，连同基座高约六米。她居高临下，面容庄严，慈祥地俯视着芸芸众生。观世音托钵的手臂和莲花宝座上散落有点点硬币。这一天不是节假日，殿内游人寥寥。我行完跪拜礼，双手合十，静思祈祷，然后拿出事先预备好的几十枚一角的硬币。
近几年，我几乎每年要到颐和园的制高点智慧海大殿朝拜。每次朝拜都向钵内投上一把硬币，投中率约二三十分之一。此次我似乎比以往更加专注，更加虔诚，更加神往。从左手心上捏起一枚硬币，向离地面近四米高的钵内投去。“哐啷”一声，投中了。我眼眶一热，又忘情地连投两枚。没想到这两枚硬币竟像奔向磁铁一样，不可思议地双双落入茶杯大小的钵体里。
“中了，都中了！神了，真神了！”七岁的女儿欣欣情不自禁地欢叫着。
“小点声！”妻子小李轻声喝止着女儿，然后异常虔诚地在胸前划了两个十字。小李随母亲信仰天主教。
刹那间，我热泪盈眶，脑中一片空白，灵魂似乎与浩瀚的宇宙融为一体，有生以来第一次体验到什么叫真正的虔诚。没等女儿察觉，我便转身直奔门外东侧的石丘后面，任凭泪水横流……
“爸爸，爸爸，您怎么了？”女儿关切地轻摇着我的肩头。
“没事，没什么，沙子迷眼睛了！”我捂着双眼，撒个小谎敷衍女儿。
“欣欣，上一边玩去，让爸爸自已呆一会儿！”
妻子打发走女儿，拿出一块手绢，塞到我的手里。我的失态，妻子感同身受，挽着我的手臂，就近坐在一条石凳上，默默伴着我。
出身一门三右派的家庭，一度沦为阶下囚的我，如今已跻身于百万富翁之列。真是物换星移，乾坤倒转，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对佛学虔诚笃信的我，感念着上苍的护佑。
当时感受着上天眷顾而欣喜不已的我，没想到即将面临人生第二次命运的大逆转，将再次沦为阶下之囚。
六十年代初，我曾连续两年参加高考。我对两次高考答卷的感觉堪称良好，可令人感到奇怪的是，那些平时比我学习差的同学个个登上了高等学府的殿堂，我却两次都名落孙山。这个令我琢磨不透的人生谜团，事隔二十年之后才解开。原来那时地富反坏右的子女参加高考，中共政府只给百分之五的录取率。我家一门三右派，我的学习成绩又不在出类拔萃之列，两次落选就是必然的了。
我父亲王药雨之为上世纪四五十年代的著名中医，是小儿金丹片、牛黄解毒片、银翘解毒片、桑菊感冒片、霍香正气水等著名家庭常备中成药的研制发明人。1954年进入北京中医研究院从事中西医结合和中药西制方面的研究。一九五七年，毛泽东号召大鸣大放给共产党提意见。在单位举办的动员会上，父亲一言不发，一字未写。拖到最后，党委书记找父亲谈话。父亲担心落下抵制运动的罪名，万般无奈之下，写了一篇自觉万无一失的大字报，内容大体是先歌颂党的中西医结合政策，然后建议应选拔多少懂些医学或学历较高的人来担当主管业务的领导。
自认为谨言慎行的父亲，做梦也想不到祸从天降。大字报内容被指攻击共产党外行领导内行，被打成中国卫生部大右派，连降3级，发配青海省人民医院当医生。祸不单行，父亲所属的农工民主党此时也落井下石，开除了他的党籍。
我的三哥王唯，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学生，解放前夕随部队“起义”，加入解放军进军西藏。因为有文化，几年后被提升为连级干部，在日喀则担任班禅活佛的联络秘书——实际上是西南公安部门安插在班禅身边的眼线，负责监控任务。后来由于右倾，被调到西南一级机关干部学校（重庆北碚）进修。一九五七年整风时，三哥怀着赤诚之心，给高层首长周兴提意见，批评他重用曾是三青团骨干的侄子。对高层首长的意见不是轻易可提的。上司劝他认错罢手，他拒绝接受，坚持已见，最后被打成“极右”，发配农场改造。一九五九年，因私下说毛泽东先后有过四个老婆，江青不是毛的元配夫人，与毛是先孕后婚，被揭发检举，定性为现行反革命，判刑九年。后经申诉，最高人民法院改判为四年。刑满后留场劳动，实为“二劳改”，人身自由仍受限制。文化大革命期间，三哥又被以莫须有的罪名判刑七年！一九七九年彻底平反，恢复二十级干部待遇，时年已四十八岁。因当时北碚军校编制已撤销，遂被就地安置工作。让人欲哭无泪的是，文革七年冤狱的《判决书》，竟然是劳改农场伪造的，根本没有档案存底。因是之故，政法部门不予受理赔偿。
四哥王古白，一九四九年初中毕业即参加解放军公安部队，任连级文化教员，复员后在北京一中心小学任体育教师。一九五七年大鸣大放，四哥因揭露耳闻目睹的肃反扩大化和刑讯逼供草菅人命的事实，给共产党的劳改政策提意见，被打成“右派”，下放农场劳动，而后又在学校烧锅炉。这样，我一家就有了三个右派分子。一九七九年四哥“改正”复职，也未获分文赔偿！
我的母亲白氏，出身晚清名门贵族。因是八姨太所生，地位卑微。辛亥革命后，家道中落，沦为贫民。母亲为人通情达理，耿直自守，深明大义。我自幼便接受母亲传统文化思想教育。
六哥王六桥，一九五七年秋季考入北大地球物理系。因涉世不深，反右又接近尾声，因而未遭厄运，平安渡过六年大学生涯，是王家最幸运的一位。
出身在这样一个典型的资产阶级知识份子家庭，受当时共产党洗脑教育，认为应该与这样的家庭划清界限，1963年读大学无望后，我偷走户口本，瞒着母亲，报名去北大荒农场屯垦戍边。原意是接受党的号召，投身一个崇高的革命事业，没想到现实却非常残酷。我在天寒地冻的中国最北边的荒原度过了13年的漫长岁月，其间承受过许多艰辛和苦难，受到过残酷的政治迫害，曾被投入监狱，初恋的爱人在高压下被迫离我而去，后来的妻子也被迫与我离婚，儿子送于他人抚养，落到妻离子散。我在北大荒的悲惨命运犹如史达林时代被流放到西伯利亚服苦役的苏联劳改犯一样。直到暴君毛泽东死掉，文革结束，劫后余生的我才回到北京，与饱经苦难的父母和家人团圆，开始新的人生。而我个人的思想观念也发生很大转变。
1984年我脱离体制，下海经商，经历了不少波折，到六四前夕，已成为一位成功的商人。作为一个民营企业家，我见证了六四前夕围绕中国经济改革何去何从而展开的激烈斗争。因为支持中共党内坚持经济改革的胡耀邦、赵紫阳，我不由自主被这场斗争刮起的滔天巨浪卷了进去。
作者介绍
王誉虎，中国民营企业家。
1944年生于陪都重庆。父亲王药雨为中医名医，1957年被打成右派，两个哥哥也被划为右派分子。因一家三右派，中学毕业后两次高考都被大学拒绝。1963年自愿报名到北大荒852农场务农。文革期间受到政治迫害，被囚禁4年，被迫与前妻离婚。1979年获释后返回北京，曾任建筑工人。
1984年下海经商，后致富，在北京和厦门拥有4家公司，僱有员工100人。因中国八九十年代，中国不容许僱佣员工八人以上的私营企业存在，其北京公司挂靠于四通公司（四通也是民营企业，但挂靠在国家机构中国科学院）。
因支持89学生民主运动，向学生提供金钱、汽车和手机等物资于1989年6月26日被捕，1990年1月出狱，共监禁7个多月。其名下公司因此损失惨重而先后结业或被勒令结业。
90年代先后在美属塞班岛和俄罗斯经商，并在北京开办皮革制品公司，产品销往俄罗斯；因“黑色星期五”卢布暴跌加之在莫斯科仓储被盗，导致企业破产。
1998年，开始在北京做珠宝生意。现已退休。
出处：北京之春
整理：2019年3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