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里，点点萤光闪烁成一片火海。数千？或许上万！天亮了才明白，那光是朝圣者手上的蜡烛。
“每年平均有八万病人去露德朝圣（健康的人当然更多），已持续了多少年？其中只有66个治愈的例子被认为是奇迹。为什么奇迹只出现在这些人身上，而不在那些人身上？…理性必须对此提出挑战！”
这是记录片《邪恶根源？ 》的片段，说话者是英国牛津大学生物学教授道金斯（Richard Dawkins）。
道金斯认为，宗教对非理性的鼓励，如同赞颂美德那般；玛利亚升天是耶稣死后六世纪编造出来的故事，故事一旦透过教会组织的形塑就成了事实，成了牢不可破的权威。他说，宗教信仰让人无法独立思考，造成分裂，并且危险。
人类的起源与演变，究竟是物种进化系列之一，还是有一设计者的从中干预？ 19世纪有关宗教的辩论议题，到了21世纪仍然鲜明活现。不同的是，19世纪之争是因学说引发神是否存在的质疑，当今争议的源头则在于，以宗教之名而执行恐怖活动。究竟是人还是宗教必须对恐怖活动负责？这点，道金斯并没分辨清楚。
道金斯以宗教唆使犯罪作为研究宗教的出发点就已过于偏颇，论说著述所收集采用的实例，也就未能广纳包含并提供综览。相较之下，二十年前杭庭顿（Samuel Huntington）提出的文明冲突（Clash of Civilizations），则显得客观而不那么有针对性；因为文明或文化冲突允许不同层面的探讨，道金斯却把自己锁死在宗教里。
道金斯是生物学家，他把物种进化理论移植到文化领域。 1976年出版《自私的基因》（The Selfish Gene）中，他提出“弥因”一词（meme，来自希腊文mimema，意为“模仿”），正如基因（gene，希腊文，意为“出生”）对人体遗传的影响，弥因是一个想法，或一种行为、风格，从一个人到另一个人的文化传播过程。传播时，内容不可能和原来的完全相同，就是“变异”，变异之间彼此斗争而出现天择的现象。很多人相信并接纳的，表示其潜在的弥因强大，和事实的真伪没有绝对的关系。
正如基因的优胜劣败，弥因的成功与否，取决于内容影响与传播能力。而宗教信仰是进化上的错误发展，是种受到“神病毒”感染并传播的文化疾病；所以要让捣乱世界的神消失，必须透过文化进展加以完成。
道金斯甚至认为，让“不可能”突然跃入现实存在，是对人性尊严的莫大侮辱。好人做好事，坏人做坏事，天经地义；而好人做坏事，只要让他参与宗教信仰即可。
然而，这种例子是把宗教本身与传递信仰的组织系统混淆不辨的结果。宗教机构若要行邪，快而直接，因为组织严密，动员迅速。至于宗教信仰具有强大的驱使力量，是因为面对了、并答覆了人类某些共通的希冀与要求。
人们在幸福满溢或化险为夷时，需要一个感谢、赞美的对象；在疾病痛苦时，需要一个解释、一个解除；在懊悔、请求原谅时，需要一个倾听并能完全接受所犯过错的巨大外力；对死亡的恐惧、对死后的不确定，需要一个清楚的指引；而对于正义的强烈要求，则需要一个有求必应的永恒许诺。
这些精神活动一旦得到回应，并许予任何人都能明白，也能快意接受的“求，必得！”，那么以实际行为因应精神需求的机构便能快速壮大，而导致信众庞杂。
谈到进化，人们必提达尔文。他的学说更是无神论者的重要理论依据。然而达尔文本身并非无神论者，他认为，有许多自然现象和“刻意这么做的慈悲神祇”无关，可是又无法接受“一只狗能创造出牛顿的头脑”，如此反覆辩证，他从一位基督徒变成自然神论者（承认神的存在，这神却不干预世事）。
生物学给出越多答案，达尔文离开信仰越远。他的自传中有关宗教的一段是：“我无法要求微弱的光线能投射在如此深奥的问题上，万物的起源是个谜，我只能是个不可知论者。”对神的不可知比起完全否定，总是谦逊许多。
物理界至今没人能推翻的相对论，其创立者爱因斯坦，对现象界的起源究竟有什么科学上的看法？他说：“知道无法穿透者的存在，知道只能以最粗浅方法窥探最深层理性与最鲜明华美展现的存在，这种认知与感知形塑真正的宗教。在这意义上，也只在这一个意义上，我属于一个有着深厚信仰的人。”这段自白说明，爱因斯坦是个敬畏未知与不可知的人。
生物学家道金斯以基因理论为基础，创造了弥因，作为文化演进的单位。他的研究层面看得见、摸得着；物理学大师爱因斯坦碰触了看得见（以特殊仪器及演算…）却摸不着的“物的现象与理由”；而宗教处理的是看不到、摸不着的“那个”、“那位”或“那些”。有趣的是，越靠近“看不到、摸不着”，就越加谨言慎行，例如爱因斯坦。
和道金斯同在牛津大学任职的神学教授麦葛瑞斯（Alister Mcgrath）出生于北爱尔兰。他因目睹基督教与天主教之间的武力缠斗，原是无神论者，后来他不但成了基督徒，更是倾全力护教的辩护士。
麦葛瑞斯对道金斯的论说提出抗辩。他说，道金斯对基督神学的无知，令人为他感到尴尬。麦葛瑞斯认为，如果有证据，就不需要信仰；而不需要证据的信仰并不只局限于宗教，在自然科学、人文科学领域也都适用。
人可以信仰宗教，也可以信仰某一主义、某种学说。麦葛瑞斯不把信仰和理性对立起来，而把信仰看成是以理性做研究时的必要条件，亦即，信仰原本就是理性的一部分，因为人必须相信什么、认为什么，才能以这种“认为、相信”为出发点做各种探讨。
若以麦葛瑞斯的理论为依据，那么道金斯的科学信仰中，宗教就是邪恶的根源，所以他才能推论出，宗教信仰是种能使他人受到感染的行为病毒。
道金斯以生物科学为基础的理论，把人类精神领域完全剔除在外。精神，既看不见也摸不着，偏偏宗教的基础依据是看不见也摸不着的“无”。道金斯的盲点在于，他把有形的人类行为，透过政治操作而满足一个个人、一个团体、一个区域或一个国家的需求，等同于“无”的本身。道金斯应该谴责的不是“无”，是挟持“无”而“生产”理论依据，以赢得需求的人类行为。
道金斯对“宗教阻止人发问”生气。或许他没听过一个恰当地反映实际情况的笑话－有人问犹太拉比：“为什么犹太人总是以问句回答问题？”拉比说：“为什么不？”其实犹太教的妥拉学校，学生除了必须研读摩西五经之外，还必须彼此辩论。
道金斯对“以宗教作为武器”生气。那是他只以激进伊斯兰为例子，却又不够精密深入。如果他到巴基斯坦与阿富汗交界的山巅去寻访，便能彻底明白，激进分子如何滥用宗教，进行令人发指的恐怖行动，而这些行为的本身和宗教又是相去多么遥远！
道金斯对“孩子一出生就被贴上宗教标签”生气。因为他忘了，父母只把他们自认为最好的给孩子。差别是，别人的最好，恰巧不是道金斯的最好罢了。
神之于人，不是进化后的人类需求，而是与生俱来。所谓宗教，只是远古时代的聪明人，将与生俱来的需求系统化、法令化，以奠定人类生活的轨道。即便没有神，人类也要造神，因为这“与生俱来”其实是对治病的期待、对死亡的安慰，以及对生命正义的殷切与强烈渴望。
至于编造的故事如何成为事实，而权威，而专制，而宰制，就和神不神没有关系了。
来源：作者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