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民族可能也有这种情形，但就本人所知，汉民族无数皇帝死后，只要不是被赶下台或被篡位，当时就有高大上的谥号。
这种“光辉灿烂”的中华民族史，平时读着就读着，感觉与我无关，实际也无关。这两天读鲁迅，在《厦门通信》中看到鲁迅讽刺康熙，不，讽刺溢美康熙者：“台湾是直到一六八三年，即所谓‘圣祖仁皇帝’二十二年才亡的，这一年，那‘仁皇帝’们便修补‘十三经’和‘二十一史’的刻板”。说到“仁皇帝”就打引号，显然不满。
鲁迅是不认可康熙是“‘仁’皇帝”的。估计在鲁迅看来，没有哪个皇帝可以称得上“仁”——“仁”，就做不了皇帝。别的皇帝不说，就说康熙，做了六十年皇帝，杀了多少人，甚至亲自带兵杀人，“收复”台湾，剿杀葛尔丹，不都血流成河吗。
台湾又不是他满人的，所以我在“收复”二字上也打了引号。
把康熙称作“圣祖仁皇帝”，一定是他死后汉族高级知识分子干的事。此时，这些连称“奴才”资格都没有的汉族读书人，早把满人入关杀人如麻的罪恶忘到九霄云外，就像这两天日本海军不是打着像参加奥运会看见的日本国旗，而是打着军国时期也就是当年侵略中国时一模一样的“太阳旗”来参加中国大陆海军七十周年纪念，我们，无论是政府还是国民，却一点意见脾气都没有！
据说2018年，也就是去年10月，南韩在济州岛举行各国观舰巡航，日本计划派出有太阳旗的战舰参加，大批南韩群众到日本大使馆抗议，最后日本只好缺席。
此外，全世界都看得到，只要有日本要人或次要人到南韩访问，日本民众必抗议。可中国呢，远的不说，中美贸易战打得正酣时，为了讨好日本，他们有要人来访，长安街像是搞大庆，尤其是天安门处，挂满太阳旗，北京别人不说，那些喜欢举报并特别爱国爱北京的“朝阳大妈”没有一个人站出来放一个屁，更不提还搞什么抗议了。这就是中国人与韩国人的区别！什么时候这一点改变了，什么时候中国足球庶几可与他们打个平手。
这个民族，说什么好呢：往往都是只要自己有碗饭吃，别的就“管他娘”的了，谁当皇帝他都没意见，他还是做他的百姓，做他的顺民。也不要以为只是普通国民如此，一些知识分子同样，甚至比普通百姓有过之而无不及。
“有过之”在什么地方呢？就是给皇帝溢美。这种活儿普通百姓做不来。特别是古代，不是高级知识分子，想捧皇帝臭脚都难。而现在依然如此。尽管今天的普通百姓可能也很有知识，但捧皇帝臭脚、为皇帝溢美的，还是那些不知廉耻毫无骨气的知识分子。
朝代一个个换，后来的国民包括高级知识分子，也就都是前朝的后代，即使异族入侵，一旦坐稳江山，前朝被留任的官员都拱手称臣，“遗留”的非官员自然而然还是做他的顺民；有知识者们，仍接着歌颂这新一朝皇帝；什么要不要脸，无所谓。早就没有脸了！
众所周知，中国的佛教是从印度传来，自不待说。只说佛家也有名言：四大皆空（如今也不可当真）。而本民族相对应的是：荣华富贵。虽不那么工整，可给人感觉，“对”得还是蛮不错。整个民族求的可不就是这四个字嘛。以至于北大教授钱理群说什么来着，说我们的一些大学，包括他曾执教的北京大学，正在培养一些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而中国社科院前美国研究所所长资中筠说的是，现在从小学到大学，好多学校培养的都是一种趋炎附势、嫌贫爱富的精神！其实，精致主义也好，嫌贫爱富也罢，说到底，还不都是为了“荣华富贵”四个字。几千年了，这个民族变过吗？
鲁迅心里很不是滋味。郑成功在厦门建城墙，顽强抵抗清军，直到去世。而除了台湾，“厦门乃是满人入关以后我们中国的最后亡的地方”。然而清朝一统后，还有多少人想到郑成功呢。据说康熙一平定台湾，就忙着修补“十三经”，刻印“二十一史”，这可都是汉民族的玩意。但已经沦为异族奴隶的人们，特别是那些着迷儒学的知识分子，当听说当朝异族皇帝也这么青睐汉族经史，便早将民族耻辱抛于脑后，喜得屁颠屁颠。鲁迅在书信中说道：“有些国民巴不得读经”，以至于“殿版‘二十一史’也变成了宝贝，古董藏书家不惜重资，购藏于家，以贻子孙云”，可是“郑成功的城却很寂寞”。
民族啊，大义啊，都是喊着玩儿，认真起来，这个民族最不讲“民族大义”。革命者革命时，往往就受到本民族一些人的诬蔑，甚至骂为“乱党”。如果革命失败了，这些顺民更是站在统治者一边，跟统治者一道迫害革命者。明朝的黄道周，“戊戌变法”的六君子，以及后来的女革命党人秋瑾被处死时，更多的民众都是看热闹，反而仇视这些革命者，以至于幻想着蘸烈士的血救其孩子的命。鲁迅小说《药》，即对此有感而发。
说到这方面，不得不特别提到明末反清义士黄道周令人痛心的遭遇。
去年三月，知名科普作家方舟子在公众号发表他作于二十年前即1998年（“戊戌变法”一百年）的《黄道周之死》，本人读后十分受感动，当即凭记忆在文后跟帖，说是当年黄道周被押往刑场路上，路边有围观老者还嘲笑他：“这么大年纪，竟还造反。”（方舟子发表的文章中并没有这方面记述）
后来翻出“忘年交”谢云先生（原人民出版社副总编、《人物》杂志总编，2013年5月去世）二十多年前寄我的《西窗随笔——柏杨杂文选》，其中有篇《荣华富贵》，讲到明末抗清英雄黄道周在福建捉住后押往南京的几行文字是这么说的：
“黄道周先生在福建被清军捉住，押解到南京，堂堂皇皇，慷慨就义，你猜他遭遇了些啥？所经之地，有千里之遥，沿途所见，不但没有一点亡国现象，那时适逢新年，中国小民还一个个穿新衣，戴新帽，访亲戚，拜朋友，玩龙灯的玩龙灯，赶庙会的赶庙会，锣鼓喧天，热闹非凡。偶尔抬头，看见一队鞑子兵，押着一个白发老头，绳捆索绑，头上戴枷，手上戴铐，脚上带镣，不仅大为惊奇，连猴戏都不看啦，一拥而上，看起老头来啦。经鞑子兵介绍，原来他名叫黄道周，犯了叛乱之罪。大家一听，啊呀不好，叛乱罪是要杀头的，挨不得挨不得。只有若干顽童，捡起石子摔到黄先生头上，以示薄惩。比较懂事的老年人乃叹曰：‘这么大年纪，不知安份，竟去造反，真是个大傻瓜。”
想一想，那些革命者该是何等痛苦：不仅受到敌人的残酷折磨，还要受到他所为的人们的仇视，而后者一定让革命者更加苦痛。
我们就是这样一个民族，绝大多数人都希望别人替他们造福，自己坐享其成。单是如此，倒也罢了。在尚未享受到成果时，往往把革命者当作敌人；如果革命者失败，就更把革命者看作比敌人还敌人。鲁迅就曾在一篇文章中说道：“现在的中华民国虽由革命造成，但许多中华民国国民，都仍以那时的革命者为乱党，是明明白白的”（《为半农题记〈何典〉后，作》）。
今天，难道不依然如此吗！
2019.4.26
【 民主中国首发 】 时间: 4/29/20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