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尹子轩/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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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年的「五月风暴」对于法国是一场思考上的革命,不但是许多如反殖民主义、性别平等等现代进步思想的发源地,亦是全球左翼思潮奋起的关键一节。

和当年其他第一世界国家一样,法国年轻人躁动带来的涟漪效应,看似一度威胁到他们(起码形式上)痛深恶绝的建制的存亡。然而,作为社会运动的成功是一码事,这场所谓的「风暴」,作为一个要推翻建制的政治运动,却是个不折不扣的灾难。

在学生运动促发工会动员了超过900万工人,引发了欧洲二战后最长工潮之后,戴高乐的继任者蓬皮杜(Georges Pompidou)率领共和民主联盟(UDR),在大选中大获全胜;虽然运动迫使戴高乐将军本人退位,换来的却是右派戴高乐主义的延续,并阻绝了此后法国共产主义者任何参与政府的机会。

究其根底,这场原本由教育改革方面的诉求,升级至意识形态冲突的运动带有太多的一厢情愿:那些感到被社会无形压迫,想要推翻一切,建立乌托邦的学生们,正要和他们梦想中的「同志」合流,革命推翻资本主义的时候,却发现那些自诩社会主义者的「大人们」真正介意的,不过是自己眼前的三亩地而已。

▌理想的躁动和现实的规限

六十年代的法国年轻人在后殖民时代和冷战的阴影下成长,也是第一代广泛接受大学教育的「战后婴儿潮世代」。高等教育拓宽了这一代年轻人眼界之余,也创造了新的忧虑;再加上左翼思潮的推波助澜,是为1968年学生运动的背景。

当时一般大学生的焦虑,来自于现实生活的不安:虽然当时法国经济增长迅速,但是法国在北非的战事对于国家财政的影响尚在,而且六十年代正值法国大学扩招,大学生数目从1960年的20万暴增至1968年50万,可以说,将大部分学生集结起来的源动力,来自普遍大学生对于毕业后生计,师源的紧促和素质低下的忧虑。

而后来的升级,则多是法国高等师范学院(École Normale Supérieure,属于国立的精英学院)学运领袖的作为。比起一般大学生,由于几乎无需担心毕业后的生计,他们更侧重于意识形态方面的纲领,而正是因为他们促成,学运方得以发酵成一股看似足以威胁政权的力量。

五月风暴有一个非常浪漫主义的开始——运动始于1968年5月2日,法国学生全国联盟(UNEF)为了抗议巴黎南特尔大学(University of Paris at Nanterre,又名巴黎第十大学)校方阻止男学生进出女生宿舍,并且将犯事学生开除的举动,联盟鼓动学生占领大学和教职员罢工。

当时的南特尔大学校方以关闭校舍作为回应,抗议者于是转移阵地到巴黎索邦大学所在的拉丁区(Quartier Latin),并在该处和警方发生冲突。作为回应,UNEF和大学教师工会在5月6日展开游行抗议;5月7日,抗议者们和由巴黎警方派出,以强硬手段对抗异议者(比如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见称的抗暴警察(CRS)发生冲突。

运动发展至此,任何政策讨论已经是绝对次要。学生向政府提出3点要求:释放所有被拘捕的抗议者、警察撤退,以及索邦大学区解除封锁。与此同时,意识形态彻底地主导了往后学生的行动,属于校园的学运影响力扩及到工人阶级,将运动上升到某种形式的社会主义革命。

正是此时,学生中的托派分子、毛左支持者、无政府主义者等的左派分支组织,开始以传单宣传以及联络工人居住区的行动委员会等途径期望行动升级,而学生组织则决意串连各大工会的力量。

值得留意的是,虽然在10日到13日,警察过度施用武力的报道传出之后,舆论的方向开始明显地向学生倾斜,中产阶级对于学运的态度转为同情,巴黎以外的大学亦开始和在巴黎的学运分子连动,但这却已经是学运最光辉的时刻——学生的影响力在五月风暴中由始至终都局限在大学群体里,法国主要社群如农民和工人群体都未被直接正面触及,这一点将为这场学运最终在政治上的彻底失败埋下伏笔。

▌缺乏立足点的学运

在学运感召力的最高峰,的确,全国各地有由年轻工人(许多拥有高等教育学历却从事低技术工作)为主体的工厂,响应巴黎的号召罢工;而在1967年法国有高达50万失业人口的背景下,整体工人阶级亦有一定诱因响应工潮,但是,单凭道德感召,本身绝大部分属于中产以上阶层的大学生(仅2.5%是由所谓「无产阶级」背景出身)是不可能动员真正有意义的工潮。

光环无限而实际影响力和动员能力有限的学生们要将行动升级,唯一的通道是经过法国共产党( PCF)和它控制着的工会组织——工会联合总会(CGT)。

工潮始于5月13日,CGT以「抗议警察暴行」为由号召,最终蔓延全国,但是此时此刻,群众活动的主导权已经不在学生手上了。

一个很有代表性的实例:5月16日晚上,一小撮学生带着红旗从索邦大学区西行到法国汽车商雷诺,在布洛涅比扬古(Boulogne-Billancourt)拥有超过35,000个雇员的工厂。该工厂在下午已经应号召而罢工,学生满心期待工人夹道欢迎。但是,迎接他们的却是一片漆黑、大闸紧关并且有保安把守,拒绝学生进入的工厂,和一小撮愿意和他们高唱《国际歌》的年轻工人们。

布市的雷诺工厂是CGT的一大据点,工会限制学生和被他们视为自家政治资产的工人和工厂接触,自然不过。更甚者,工会和法国共产党早已经不是表面上所谓「革命思想」的传播者——经年月流逝,它们本身亦成为了政坛上的寻租者和建制的一部分。

5月21日,因为戴高乐访问罗马尼亚而暂代处理工潮的蓬皮杜、时任内阁就业大臣希拉克(Jacques Chirac,将来的戴高乐派法国总统),和资方正要向劳方试水谈判的可能性;同日,CGT的总◇书◇记塞吉(Georges Seguy)便向公众发表声明,表示「如果政府及资方终于认同CGT的权力」的话,工会已经「准备好和资方谈判。」

明显地,PCF和CGT根本无任何推翻建制的想法,它们的目标只是利用学运迫使政府进行体制内的让步,而在26号,他们求仁得仁。以法国社会团结与卫生部(Ministère des Solidarités et de la Santé)所在的格勒奈尔大道(Rue de Grenelle)命名的「格勒奈尔协议」中,劳方同意了资方以及蓬皮杜的提议,获得了最低工资增长35%,以及实际工资两阶段式调整,最终增长10%等比起动员幅度来说,并不显著的恩惠,但CGT尔后却马上提倡结束工潮。

5月31日,在戴高乐解散国会宣布重新举行大选之后,PCF总◇书◇记罗歇(Waldeck Rochet)发表谈话,将格勒奈尔协议当成工人的胜利,并且以「集守护秩序和政治智慧于一身的政党」为旗帜,号召支持者投票。虽然罢工直到6月初,在一些依然热血的学生和工人支持下在一定程度上继续,但不论是学运还是工运在政治上已经全盘失败,1968年的国会大选PCF议席下跌超过一半,仅剩下34席。

学运领袖们局限于他们幻想中的工人阶级革命,在本身已经缺乏和农村的纽带之下,本来就是保守派票仓的农民,在学运之后依然是右派的忠实支持者,至于工人阶级和学运的同情者,对于左派政党的颟顸也是看在眼里。尽管虽然在七十年代PCF有一定复苏的迹象,但在当时,第五共和实际上已经摆脱了任何被共产主义者掀翻的可能。最终,国会选举以UDR的彻底胜利告终。

六八学运在当代政治上的唯一建树,在于迫使了戴高乐,将被视为摆平学运而功高震主的蓬皮杜革职,然后将自己的总统宝座押在一次失败的公投上。因此这场规模如此之大的「五月风暴」,引起的政治反馈不可不谓是个反高潮。

近代任何有意义的革命,除了需要工人阶级支持以外,农民的参与也不可或缺,如前所述,这一群体正是学生们无法触及的盲点。而后在学运发展成为工运的过程,则暴露了学生们的天真:让一群小资产阶级的毛头小子,取得共产党多年来经营和独占的左翼话语权,其实从一开始已经不可能。而左派大选的溃败,其实早在共产党抛弃学生,彻底暴露他们对于「革命」的假情假意之后,已经注定了。

唯一勉强可以说是从这场闹剧获益的左派领袖,是十几年之后第五共和的第一个左翼领导人密特朗(François Mitterrand)。他在工运中串联各个左派组织的角色为他积累了不少政治资本,让他可以在左派溃退、引咎辞职兼解散党团之后,入主属于中间左派的社会党(PS),并且在1981年成为总统。

或许「五月风暴」真正革命性的成就,是创造出了温和的中间左派,一支超越左派狭义意识形态,愿意在体制内进行改革的政治力量。但是,对于当年参与者来说,这恐怕不过是一个意外的副产品罢了。

尹子轩 译者秦传安 2018-0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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