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志刚的死，表面上是由于触犯了收容制度而造成的。其实质，我以为并非如此。假设孙志刚不把他们当作警察，只当作马路上的剪径，口袋里又有钱，并且不据理力争，愿意傻乎乎的交出去，你说性命不依然在他手中吗？
如果站在中性立场上，评论警察的所作所为，他们也是没法子。社会既然已经普遍腐败，他们利用手中的权力谋取利益，也显得十分正常。他们要吃要穿，开销庞大，既要用手机汽车、又要抽烟喝酒洗桑拿，为了如意安排家中的老小，又要买别墅，大张旗鼓为儿女操办婚事，而政府有限的拨款，根本无法维持他们的日常开支。要知道造办公大楼、添公安设备要钱，出外抓逃犯，也要一大笔钱，而这些费用天知道在哪儿？为了收支平衡，因此他们顾不得警察应有的形象，只好以损害他人的手段来谋取利益，而不能像学校、医院那样以帮助他人的形式，堂而皇之获得好处。
学校以“教育产业化”作为口号，则可以理直气壮收取学生的高额学费。我们这儿，一个学生分数差几分，为了进所谓的重点中学，家长也心甘情愿花二、三万元。而且是饿吼吼地通过门路将钱送上去的，还担心人家不收呢。一个外地孩子要上本地学校，也要付一大笔钱，本地的孩子跨地段读书同样如此。医院也不是省油的灯，当然不少病人是心甘情愿给医生红包的。我老婆有一次动手术，送红包我也心甘情愿。有个医生朋友对我说：能拿到红包，说明你医务技术高明，一般医生是拿不到红包的。我的医疗技术，拿这么少的钱，你说合理吗？我听了他话，也表示同意。对知识分子的劣根性（其实是人类的劣根性），以及“造原子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叫苦连天，毛泽东主席仿佛早就知晓，所以文革时期，他就组织军宣队、工宣队进驻他们那儿，让他们受尽了不堪回首的羞辱。
人们之所以对学校医院没有像对警察那么反感，主要原因，前者是以帮助你的形式获得利益，某种程度上没有强迫性，具有所谓市场经济的特点，付款的顾客，心里早已有了思想准备。以此类推，像通讯部门，利用垄断，收取顾客的不合理费用，人们尽管反感抗议也只得认了，因为谁叫你离不开手机与互联网呢？
而警察没有这个福份。在我眼里，他们只有一次收入没有引起民众愤怒：就是卖城市户口。一个户口卖几万元，真是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此外，他们只好穷思极想，以暂住证啦、健康证啦、市区通行证啦、你到美容厅干啥事啦、交通违规啦、赌博啦等名目，以增加收入。由于受害者心理上没有付款计划，再加上一次性付款，数目过于庞大，远远超过了人的心理承受力，警察就只好以囚禁、毒打、通知你单位领人……的高压手段，以迫使你认罪忍疼付款，这样就造成了无数冤案，比如孙志刚之死啦、处女卖淫啦、家中看黄碟啦、夫妻嫖娼卖淫啦……。需要指出的是，事实上，警察在利用民众的犯错而从中渔利。
我想，假如警方有本事提出“治安产业化”，并将此口号宣传得家喻户晓、深入人心，万事就大吉了。 目前警方处于两难困境，不用种种名目，尽力发展“证照经济”以增加收入，就只好节衣缩食勒紧裤带；如果一意孤行一味创收，最终会引起民众的不满和反抗，而造成社会动乱。第三条道路，或者政府大幅度地提高他们的收入，以杜绝他们的贪婪。可这一点，目前政府的经济状况，又是不现实的。
基于以上观点，我认为，政府即便取消了类似收容等不合理的制度，仍然会有无数的民工、乞丐、流浪汉、嫖客、赌徒……继续受苦，继续付款。这固然有可能是他们的错误或者罪恶所引起的，但更主要的是因为警察部门开销过大。最近我们这儿又增添了不少警察的民工──协警，社会秩序固然好了不少，可这些人的工资是上面拨款，还是下面以抓赌捉嫖罚款的形式来解决，也只有天知道。
以上所说的矛盾，我认为，唯有警察的收敛，才能得到缓和。如果他们能采取税收制度式的逢十抽一、抽0.5方法，我看，多少可以减轻受害者负担，或许矛盾会少尖锐一点。当然这样收入是少了点，但“有节制的压榨”，收入可以无风险的源远流长，而且可以减少麻烦和少影响政府的威望。
以上是我的肤浅设想，或者说胡言乱语吧，欢迎大家批评指正、群策群力，为警察为民众为政府排忧解难。
附言： 1、在我眼里，警察已经成为尾大不掉的唐代节度使，和明代飞扬跋扈的宦官，才出此改良主义式的设想。
2、警察开销实在太大，只好抓赌徒与嫖客来搞钱，以维持收支平衡。前几天我的最新调查，长江三角洲某地区的一个派出所所长，一年的签字权可达20万；前几年为了罚款，他们对搓麻将的小赌徒也使用了手铐与电警棍，结果把事情搞大了。目前我们这儿警察不算灰色收入，平均年收入达五万以上，而且除了交通警，其他警察不用上街巡逻，这种下等活儿一般由联防队员及协警们完成。
3、我积半个世纪的惨痛经验及感受：除了警察动手，我基本没受到什么侵犯，假如我有了支枪，我也用不着他们来保护。我还有个感受：他们迫害你时跃跃欲试迫不及待，保护你时装聋作哑磨磨蹭蹭。文革时，他们对你的迫害大多是由于政治目的，现在落到他们手中，大多是出于经济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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