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丹:我从领导天安门抗议中学到了什么

Share on Google+

我是在长江上一艘拥挤、破旧的汽船上理发时得知我是全国头号通缉犯的。广播突然发出刺耳的响声,称北京市公安局下令逮捕21名被控煽动天安门广场“反革命暴乱”的学生。我的名字名列榜首。
那是1989年6月,9天前,政府的军队和装甲车隆隆驶入北京市中心,残酷镇压了学生领导的一场长达七周的民主抗议活动。

船上的公告让我感到惊恐。作为抗议活动的首要组织者之一,我那时正在逃离首都当局。我从未料想过北京的恐怖会远及这里。

一切开始于1989年4月17日的晚上。当时北京大学的学生聚到一起,悼念前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的去世,他此前因为倡导西式的改革而被迫离职。我在大一的时候办过一场“民主沙龙”,因此一些同学鼓励我发言。

一旦开始谈论国家面临的问题,我的拘谨就渐渐消失了。我建议我们游行三十来里路,一直走到天安门广场,让胡耀邦的去世成为抗议政府腐败和推进民主改革的时刻。

我们一行数百人在深夜从校园出发,占领了天安门广场。其他高校的学生加入了我们,北京各界许多人士很快也加入了进来。在中国从毛泽东时代转型之际,这场运动给渴望变革的人们带来了希望。运动还蔓延到了其他城市。

1989年5月27日,王丹在天安门广场。 MARK AVERY/ASSOCIATED PRESS

静坐抗议期间,我被推选进入北京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这个组织试图与政府展开对话。高层领导人驳回了我们的请求,认为我们的抗议会颠覆共产党的统治,他们下达了戒严令。军队包围了首都。

6月3日,在我要求从广场撤退的提议被其他学生领导否决后,我回到大学宿舍休息。那天深夜,朋友打电话告诉我,士兵朝抗议者开枪了,我陷入震惊。我们从来都不相信领导层会动用武力,因为我们推动的是让共产党自行改进,不是要他们交出政权。

我躲了几个星期,在那期间,我在电视上看到其他活动人一个接一个被抓。我决定回北京,我知道自己也会被抓。警察在7月2日找到了我,经过一场汽车追逐后将我逮捕。“小王被抓住了!”一名警察兴奋地在电话里对上级说道。

我在监狱里度过了三年零七个月。心里常常感到内疚与悲伤。那场血腥镇压导致大量学生和北京市民死亡。我觉得自己有责任。

1993年,中国首次申办奥运会,作为一种政治宽松政策的展示,我被释放了。两年后,我再次被捕,因支持政治犯并签署号召政府为天安门大屠杀事件道歉的请愿书获刑11年。1998年初,我又一次被提前释放,那是比尔·克林顿(Bill Clinton)总统即将访华前的又一个政治解冻时刻。在那之后,我来到了美国,自此被我的祖国拒之门外。

我们的运动在30年前失败了,因为我们在推动民主变革方面缺乏支持和经验。我们很多人把希望寄托在共产党领导层的自由派身上,希望他们从体制内部发起变革,但我们低估了党内元老的力量。大屠杀粉碎了我们的幻想,让我们看到了中国一党专政的残酷。

天真的并不只有我们学生。天安门事件发生后没过几年,许多西方国家政府取消了对中国的制裁。接触政策在西方占了上风,它寄望于贸易和投资能给中国带来民主变革。

但西方资本非但没有推动自由化,反而让共产党领导人的腰包鼓了起来,让他们有力量去压制国内异见人士,扩大中国的全球影响力,延长自己的统治。

我们是失败了,但我相信我们这些抗议者发挥了作用。CNN对天安门广场发生的事情做了现场报道,中国政府意识到,在全世界众目睽睽之下,它不能再屠杀自己的国民。我们提高了公众的民主意识;大屠杀后许多挑战共产党合法性的律师和人权活动人士,都是1989年那场运动的参与者或支持者。今天,西方终于认识到了中国极权主义政权的危险。

我想把民主带到中国,这是一个遥远却又坚定的梦想。中国政府已将天安门事件从历史书中抹去。任何人在社交媒体上提到它都会被认为是在煽动。然而,我试着去接触年轻人,分享我的经历,让记忆延续下去。

如今的中国年轻人几乎都是独生子女,比起1980年代的我们更加务实。尽管有政府的洗脑,但他们知道如何使用技术并从外部获取信息。他们比我们更了解西方。不像我们这一代的学生对党抱有错误的希望,今天的年轻一代更有怀疑精神、更现实。一旦机会出现,他们就会像我们30年前那样挺身而出。

随着美中贸易战的展开,我看到了将政治改革纳入谈判的巨大机遇。1990年代,当华盛顿将中国最惠国贸易地位同人权挂钩时,中国政府屈服于压力,放松了政治控制,释放了我和其他几名异见人士。然而在贸易和人权脱钩后,中国的局势就急剧恶化。

今天,持不同政见者遭到监禁,并且被迫在国家电视台上认罪。政府对留学生的政治观点进行监控和审查。

事实证明,特朗普总统对北京的强硬立场尽管不可预测,却以一种奇异的方式发挥了效力。通过这场贸易战,我希望华盛顿能向中国领导层表明,西方不会容忍中国利用技术从事间谍活动和控制普通公民。

30年前,一场转瞬即逝的运动将我带进公众的视野,让我从一个内向、书生气十足的历史学生变成了满怀热情和理想主义的领袖,带领数百万人进行抗议。为此,我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大好青春在监狱里度过,而且不能回到患病的父母所在的祖国。尽管痛苦,但我不为自己的选择感到后悔。

王丹是华盛顿的智库对话中国(Dialogue China)的创始人兼董事,该智库致力于推动中国民主改革的研究和活动。

翻译:纽约时报中文网

纽约时报中文网
2019年6月4日

阅读次数:1,384
Pin It

评论功能关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