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我读到的最让我震动的回忆录是《柴玲回忆：一心一意向自由》。也许因为我们都是北大毕业生，更都是迷途知返的基督徒，。柴玲是“六四”的亲历者和领导者，我是“六四”的后来者和“六四”情结最重的七十年代人。柴玲曾登上世俗荣耀的高峰，却又被推下万丈深渊；我也曾少年成名、洛阳纸贵，而后又成为箭垛式的“异议分子中的异议分子”。我们都曾被恐惧、侮辱、误会所捆绑，而终于在基督信仰中“因真理得自由”。我在柴玲的回忆录中找到了与自己丝丝入扣的心路历程。
“六四”学生何以成为一个羞辱的名词？
在这本回忆录中，柴玲第一次对天安门民主运动中的一些史实作出了澄清与解释。显然，这不仅仅关乎她个人的声誉，作为历史学家的余英时评论出：“留存对这一重要事件及其影响的记忆，不仅仅是对历史，也是对中国与日俱增的对自由和民主的希望的重大贡献。”而我更加关心的部分是：这群人身上的“六四”烙印，何以悄然由荣誉变成羞辱？正如也是“八九”民运亲历者的苏晓康，在题为《穿海魂衫的女孩》的书评中所说：“（这本回忆录）与其说为‘八九’天安门运动增添了关键性史料，倒不如说展示了一个罕见的文本：一个女性在一场革命中的苦难。”
由于缺乏恒定的信仰，中国人靠着趋利避害的本能来生活。“天安门母亲”丁子霖曾在一篇文章中描述说，“六四”之后不久，身边有很多同事和朋友，甚至陌生人主动对她们表示支持、同情和慰问，即便是奉命行事的人民大学的党政官员乃至辖区的警察，亦时常在私下里流露出充满人性的一面。但是，几年以后，随着中共政权的重新巩固和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大部分人一一“变脸”。敢于与这些难属来往的人寥寥可数，前来骚扰他们的警察理直气壮地辱骂难属们是“卖国贼”。
如果说国内发生的这一切，是在的高压之下人性软弱的必然表现；那么，在自由的海外呢？数十万因“六四”而获得绿卡的中国留学生和学者，有几个依旧牵挂“六四”呢？许多人顺着中共当局的宣传口径指责说，如果不是当年学生太激进，悲剧是可以避免的；如果不是中国政府作出断然处置，会有今天的大国崛起吗？在此种话语背景下，即便没有在录音中的失言以及纪录片《天安门》的刻意扭曲，柴玲也会成为千夫所指的“替罪羊”。
既然是“替罪羊”，必然选中那个最弱小者。而进入天安门学生运动领导核心的惟一的女性就是柴玲。苏晓康将柴玲的遭遇与意大利电影《西西里的美丽传说》中的情节联系起来。那些居高临下地辱骂柴玲的人，与电影中那些攻击“通敌”的玛丽娜的人，以及小说《羊脂球》中那些“口头上的爱国者”们，虽然隶属于不同民族，生活在不同时代，却是同一类人。那是一种羞愧与自义掺杂在一起的人性之恶。圣经中，耶稣对那些想捡起石头来砸行淫的妓女的人们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她。”人们就散去了。但是，在“人人皆可成圣贤”的中国文化中，中国人向来不惮于将不守妇道的女子沉猪笼。因此，口诛笔伐柴玲这样无力保护自己的对象，以显示自己的正确与正义，也在情理之中。
虽然每个学生领袖都存在可圈可点的缺失与错误，但不能把“八九”民运失败的全部责任推到包括柴玲在内的学生领袖身上。这是学生“生命中不可承受之重”。不能拿哈维尔和瓦文萨的标准来要求当时只有二十岁上下的学生。中国的知识分子中为何没有出现哈维尔式的人物，中国的工人阶级中为何没有出现瓦文萨式的人物？这才是更加值得反思的地方。
为何人人都怕共产党？
柴玲回忆录的后半部分写到她到美国之后的奋斗、挫折与成功。这部分内容与波澜壮阔的“大历史”无关，却更加曲折动人。
我特别注意到柴玲名校毕业后找工作遇到的困境。不是因为她在能力上的欠缺，而是因为她的“六四”学生领袖的背景。参与过民主运动，居然成了一个可以被公开歧视的“红字”。
当时，柴玲到波士顿一家有名的咨询公司工作。香港部门的一位官员担心，如果柴玲继续为公司工作，他去北京做商业考察时就有可能被捕。于是，柴玲的第一份工作遇到了危机。
这家公司的董事会为是否雇用柴玲展开一场辩论。一位企业法人说，这仅仅是一个商业决策，公司在商场就是要盈利，而不是支持什么事业。“不管在中国发生什么，那是他们的问题，不是我们的问题。”
另一位股东说：“我们的祖先来到这里的时候都是像柴玲这样的逃难者，他们被政治、经济或者社会压力逼迫，漂洋过海来到这片土地上。我们的建国领袖是通过一场浴血奋战才获得了自由。如果我们因为柴玲在中国做的英勇举动而放弃了她，那么我们是否会因为我们作为一个公司的行为感到可耻呢？难道我们每天追寻的只有商业利益，就没有任何对让这个国家成功的核心价值的考量吗？我们绝对不能让她离开。”
后者的意见占了上风，公司最终决定录用柴玲，但前者的担忧也成为一个附带条件，公司人事部门的负责人对柴玲说，“你需要用一个不同的名字来给我们工作”。柴玲当时必须获得这份工作，她吞下了痛苦和耻辱，拿起笔，写下‘伊丽莎白?李’作为新名字。她在回忆录中写道：“改变名字对精神造成了巨大的伤害，让我把对中国的深情封藏起来，改变了我个人的本质。”
在九十年代中期，柴玲在一家美国公司遇到的麻烦，其实来自于经济腾飞的中国的阴影。当中国成为国际资本趋之若鹜的地方时，西方资本家是邓小平理论最忠实的拥护者——“不管姓社姓资，只要能让你赚钱的就是好朋友。”于是，让柴玲感到愤怒的事情发生了：“最大的讽刺就是，我因为卷入一场帮助提高中国整体人权状况的运动而在自由世界受到拒绝。”随着中国日益深刻地嵌入经济全球化体系之中，像柴玲这样的遭遇将更为司空见惯。
当共产党越来越有钱之时，人人都害怕共产党，很少有人愿意失去跟共产党一起发财的机会。在此意义上，中共比苏联更加危险。虽然苏联拥有让西方担忧的数千枚核弹，却没有中共这么鼓的腰包。当年苏联以强大的武力没有做到的，中共却抛出诱饵来实现了“不战而屈人之兵”。
爱就是自由：为那些女童发声
海外民主运动的内斗与式微，个人遭受到比对屠杀的刽子手更为严厉的谴责，婚姻的破裂与爱的消失，工作的压力……这一切让柴玲虽然生活在自由的美国，却没有找到哈金所说的“自由生活”。她写道：“天安门的噩梦没有结束，如果害怕和自我压抑会在这个自由的美国找到我、监禁我，那么我在这个世界上的任何地方都不能够有真正的安全或者自由。迫害并没有在我离开中国的时候终止，它变得更微妙了，但是一点一滴同样恶毒，同样有效。……我从来没有意识到自由是这么难以获得。”
直到有一天，主的爱驱除了龙的阴影，靠自我奋斗无法获得的自由才与柴玲同在。在“六四”二十周年悼念死难者的祈祷会上，当年同为天安门广场战友的张伯笠牧师，为泪流满面的柴玲按手祷告，半年后的二零零九年十二月四日，柴玲决志接受耶稣为生命的救主，并在次年的复活节受洗。成为母亲，成为基督徒，让柴玲得以释放和解脱，并向“天安门母亲”发出出于内心深处的道歉与祈祷：“现在我也是一个妈妈了，我也经历过失去最亲爱的母亲的痛苦，我理解这种撕心裂胆的悲痛。我希望你们能够原谅我没有能力完成劝解解放军放弃戒严的计划。但我的心里从来没有计划过要让任何人做这种终极牺牲。我们都希望活着，但是你们最爱的人已经死去了。我真的很抱歉。……我祈祷有朝一日你们获得平静与安抚，得到重生的希望和喜悦。我祈祷有一天你会知道有一个更高的力量，他知道一切，也了解我们所有的内心的每一个想法和每一个行为。通过他，人世间可以获得真正的公正。”
由此，柴玲意识到，“中国真正的转型不是政治上的和社会上的，而是针对人心的改革。下一次的革命将不在街头巷尾打起，它将是在每个人心中获得胜利。”由此，柴玲开始了拯救被遗弃的女童和反对中共强迫堕胎政策的事业，她创办NGO组织“女童之声”，旨在把生命、价值和尊严带给社会中最脆弱的成员。谴责天安门广场的屠杀，与制止一胎化政策的屠杀，在本质上是一样的。这样，柴玲的愿景与“天安门母亲”的愿景、陈光诚的愿景重合了，而这也正是遵循耶稣“爱人如己”的教导。
这才是上帝带领柴玲“出中国”的真实意图。可能当初柴玲并不明白上帝在她身上的计划，直到那个转折点的到来。是的，虽然我们不由自主地抵达“另一个国度”，并不意味着我们的失败，恰恰相反，这是无比荣耀的胜利的开端——只要我们愿意继续为自由而战。最后，我把哈金的诗歌《另一个国度》转送给柴玲，转送给天安门一代，也转送给每一个寻求自由、爱和真理的人们——
你必须去一个没有边界的国家，
在那里用文字的花环
编织你的家园，
那里有宽大的树叶遮住熟悉的面孔，
它们不会再因为风吹雨打而改变。
没有早晨和夜晚，
没有欢乐的叫声和痛苦的呻吟，
每一个峡谷都沐浴着宁静的光辉。
你必须去那里，悄悄地出发。
把你仍然珍惜的东西留在身后。
当你进入那个领域，
一路鲜花将在你脚下绽开。
文章来源：RF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