惊闻胡绩伟先生去世的消息，一直想写点什么，直到重读《胡绩伟自述》之后方才下笔。我与老先生见过两面，一次在北京，一次在成都，都是人很多的场合，我们只能打个照面，没有机会深谈。不过，老先生对我鼓励有加，不仅当面嘉许我的文章，而且在九十岁生日的时候，在金牛宾馆的朋友寿诞会上当众说了一番赞扬我的话：老先生谈到毛泽东当年在金牛宾馆说“四川大有希望”的话，接着反其意说，四川当然大有希望，“因为四川有余杰这样的年轻人”。据说，当时，举座的老干部哗然，纷纷打听余杰是谁。那时，我正遭到国保警察传唤和监控，门前冷落车马稀，许多以前的朋友避之惟恐不及，胡老先生特意当众赞扬我，虽然不能在实质上起到保护我的作用，但他用心良苦，无疑是雪中送炭，当然让我倍感温馨。
胡绩伟是中共文宣领域的元老，五、六十年代起便在《人民日报》担任要职。“文革”复出之后，他担任《人民日报》社长，打破意识形态的坚冰，积极配合胡耀邦平反冤假错案和改革开放的事业。一九八三年九月，他因反对“清除精神污染”运动，主动辞去《人民日报》社长的职务。一九八九年，他又因在“六四”期间赞同赵紫阳主张的在法治、理性轨道上对话，反对军事镇压，被撤销了一切职务，留党查看两年，结果整整“查看”了六年。此后他无官一身轻，沉潜民间，思想活跃。刘晓波被捕之后，他与多名党内开明派元老联名致信中央，呼吁保障公民的言论自由。胡绩伟一生著述丰富，有《胡绩伟文集》和《胡绩伟自述》共十一卷在香港出版。有意思的是，整肃胡绩伟时上窜下跳的“左王”邓力群，其回忆录也在香港出版。对于中共在意识形态和新闻宣传领域的潮起潮落，胡绩伟和邓力群的这两本观点针锋相对的回忆录可以参照阅读。一右一左，两名部长级元老的回忆录最终采取“出口转内销”的方式传播，真不知该称之为反讽，还是名之曰“佳话”。
共产党比国民党更坏
胡绩伟在晚年有两次石破天惊的谈话，显示他在精神上与中共的彻底决裂和对中共不再抱有任何期望。他既没有刘宾雁式的“第二种忠诚”，也不像辛子陵那样自诩为“救党派”，他毫不掩饰地将中共政权的性质定义为“法西斯独裁”。胡绩伟虽然没有在组织上正式退党，但他全然挣脱了党文化的束缚，走向了“自由之思想，独立之人格”的广阔天地。
在胡绩伟在九十岁生日的朋友聚会上，讲了这样几个观点。第一，他干了几十年革命，最后发现一个铁的事实就是：“共产党比国民党更坏。”他举例说，他在民国时代办一份刊物，被封了，马上可以办第二份。现在，共产党把一切路都封死了，“只剩下空气还没有被封锁”。第二，他讲到反腐败问题。他说，共产党反腐是为了“保党”，我们是要争取自由民主，是为了保国家，保民众。这是根本道路的不同。第三，他说，他反对在任何情况下对台湾动武，因为“统一是未来的事情”，但在今天，“台湾是中国人追求自由民主的根”。这三点看法，表面上看卑之无甚高论，但在那一代人中却堪称走得最远的。比如，有人走出了反对党专制的一步，却走不出反对大一统的一步，而胡绩伟则认同“人权高于主权”的价值。
还有一次就是胡绩伟与姚监复的讲话。胡绩伟毫不含糊地指出，废除一党制为核心的“一个党、一个领袖、一个主义”的法西斯独裁政治，是大得人心、符合国情的，因为这是历史的必然规律。他说：“一贯标榜民主的共产党，在实际上越来越变成独裁专制的党！号称民主的国家，实际上是党主的国家；社会主义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治体制，竟然变为个人独裁的封建法西斯专政的体制。老实说，我们是高举着民主的旗帜，高喊着民主的口号，实际上驾驶着专制的倒车，到达的终点也就不言自明了。”他对中共的本质看得何等透彻！今天中国面临的是制度的问题，而不是人的问题。所以，怀有青天大老爷救苦救难的幻想，是不切实际的。
中共十八大前后，政改的声音不绝于耳。中央党校、《人民日报》、新华社先后发表支持政改的言论，似乎让人在黑暗中看到了一线曙光。但是，如果仔细衡量官方对政改的定义，就会发现这又是一个画饼充饥的骗局。中共所谓的“政改”，不过是在坚持一党独裁的根本制度之下，在机构设置、分配方案等方面作一点小修小补而已。
削肉还母、剔骨还父
在《自述》的序言中，胡绩伟写道：“我的一生有如一只颠簸在大海波涛中的小船，风和日丽、风平浪静的时候不多。”青年时代，他尚未完成大学学业便投入新闻事业，在成都先后办了十一份报纸，屡次遭到查封，却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那时，在他的心目中，延安是一处“民主圣地”，他突破重重封锁，到那里“去追求崇高的新闻自由”。
一九三九年底，胡绩伟到延安，很快参与《边区群众报》的创办。这是一份在毛泽东提议下创办、也由毛泽东起名的报纸。起初为陕甘宁边区机关报，后来成为中共中央西北局机关报。半个多世纪后，回首延安时期的办报岁月，胡绩伟用诗一般的笔调写道：“在延安时期，真如鱼在江河，鸟在天空，自由游弋，自由翱翔，意气风发地度过了十年的编报生涯。”那时，胡绩伟的顶头上司是习仲勋，胡锦涛对习仲勋评价极高。他指出，习仲勋对报纸的作用、为领导还是为群众办报，有着极为清醒、清晰的认识。习仲勋说，党的报纸应当力求成为群众的报纸。“报纸名曰《人民日报》、《群众日报》，没有一个叫《干部日报》的。”
但是，延安真有这么好吗？王实味眼中的延安与胡绩伟眼中的延安就有天壤之别。王实味看到延安领导人淫乱的生活，以“歌啭玉堂春，舞回金莲步”形容之；王实味也看到延安比国民党还要严格的等级制度，以“衣分三色，食分五等”来形容之，最后惹上了杀身之祸。对于血淋淋的整风和抢救运动，胡绩伟在《自述》中着墨甚少。尽管爱因斯坦说过：“一人三十岁之前不左倾，是没有良心；一个人三十之后继续左倾，就是缺乏头脑。”但是，仍然有很多人在青年时代拒绝左倾。最近读齐邦媛的回忆录《巨流河》便可发现，同样是在抗战群情激奋的氛围中，齐邦媛却能抵抗共产党学生组织的软硬兼施，对激进思潮和民粹运动不屑一顾，以学术和思想自由为最终之追求。与之相比，胡绩伟似乎应对青年时代走上歧路的这段历程有更多的反省与忏悔。
有人将胡绩伟这一批晚年觉醒者形容为“两头真”，我不同意这样的概括。在我看来，只有“一头真”，而没有“两头真”。否则在逻辑上就说不通：共产党一直如此，它不是后来才变坏的，而是从根子上就是溃烂的。如果说当年追随中共是对的，如今批判中共也是对的，那么这两者如何完美地统一在一个人身上？毫无疑问，若当下对中共的否定是对的，那么当年对中共的支持就是错的。单纯而轻信的学生在青年时代选择共产党，其中即便有“真”的部分，却绝对不是“善”。受骗者固然可怜，却并非全然无辜。换言之，许多人早年参与中共革命的时候，确实抱有理想主义成分，但后来逐渐发现中共的邪恶本质，却已无法脱身而出，遂只能随波逐流甚至助纣为虐。这难道不需要鲁迅所说的“无情的自我解剖”吗？
其实，不必标榜“两头真”，“一头真”也无损于胡绩伟和李慎之们的伟大。王怡在论及晚年李慎之的时候，引用李慎之“削肉还母、剔骨还父，赤条条一素身”的这句话，表明否定自我之痛苦。否定别人易，否定自我难。在精神层面上，这种否定非得“血肉模糊”不可。王怡认为：“‘剔骨削肉’这一自况最准确、最入木三分而令人感同身受。因为‘剔骨削肉’不但显示了最坚定而惨烈的一种绝裂姿态，更显示出绝裂者与其精神之‘父’深入骨髓的渊源。‘剔骨削肉’这四个字对李慎之而言、对大陆当代自由主义而言，都不但是一种必经的命运，甚至构成了一种原罪。这种命运和原罪基于中国专制主义传统和中共极权主义的彻底性，甚至比前东欧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曾面临的境况更加尖锐。”确实，不仅李慎之是如此，胡绩伟也是如此，他们那群晚年“回头是岸”者无不如此。
开放报禁是政改的第一步
胡绩伟在延安第一次听毛泽东的演讲，为之心醉神迷，将其奉为中国的救星。中共建政之后，他有多次面见毛的机会，终于发现毛非但不是大救星，而是大灾星。在《自述》中，他将毛形容为冷酷无情的“疯子”。反右派发疯，三面红旗的大跃进时代发疯，正是由于毛泽东发疯，全党全国唯一的“一个领袖”发疯了，他把不发疯的清醒者都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在这样的政治压力下，人们全被镇住了，像中了邪一般，自愿地或被迫地，自觉地或不自觉地都发疯了。全党全国都真心地或者假意地发疯了。
具体到《人民日报》，胡绩伟将毛泽东时代的《人民日报》比喻为“疯人办报”，而他自己也是参与罪恶的“庐山中人”。他无比沉痛地指出：“我在‘疯人办报’时期，不能算是明白人，相当胡涂，也疯过一时。由于大鸣大放时，邓拓劝阻我去参加鸣放会，是他保了我。我算是‘漏网之鱼’。我的确被这场发疯的运动镇住了。所以，在整个疯狂时期，我也是跟着发疯的。”
“文革”结束之后，胡绩伟重新执掌《人民日报》，《人民日报》迎来了在夹缝中说一点真话的“黄金岁月”。胡绩伟痛定思痛，建议中央推动实质性的“新闻改革”。哪知邓小平对新闻自由采取机会主义态度，适度放宽言论只是为了对抗和打击当时的“凡是派”。一旦大权在握，邓小平立即用“四项基本原则”这道紧箍咒来“防民之口，甚于防川”。一九八三年，胡绩伟被迫离开《人民日报》，转任全国人大教科文委员会副主任。虽然是一个闲职，他却试图有所作为，接受彭真委员长交给的一项重要任务，那就是起草《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法》。
胡绩伟在《自述》中详细记载了《新闻法》胎死腹中的过程：当时，在中央地位仅次于邓小平的陈云竟然说：“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制定了一个新闻法，我们共产党人仔细研究它的字句，抓它的辫子，钻它的空子。现在我们当权，我们还是不要新闻法好，免得人家钻我们的空子。没有法，我们主动，想怎样控制就怎样控制。”对于陈云的这番高论，邓小平等其他元老自然是心有戚戚焉。在土匪成堆的中共高干群体中，陈云多少算是一个“文化人”。在中共党史的叙述中，陈云被描述成一个“正派人”。但是，说这番话的陈云，哪有半点“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高风亮节，完全就是一副地痞流氓的无赖下流的嘴脸。
一九零六年七月十三日，光绪皇帝发布新政的上谕：“时至今日，惟有及时……仿行宪政，大权统于朝廷，庶政公诸舆论，以立国有道之基。”一百多年后的中国，“庶政公诸舆论”依然是一个水月镜花般的梦想。没有新闻自由，就没有人权保障和宪政制度。所以，开放报禁是政改的绕不开的第一步。不开放报禁，任何关于政改的说法都是谎言。胡绩伟老人没有看到中国实现新闻自由的那一天的到来，我们更要为之而继续奋斗。
文章来源：RF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