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杰:这座杀人流血的城——贾柏斯•贝克《天安之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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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安之城北平高而蓝的天空,让人直想下跪。
——沈从文

二零零二年,在华盛顿举办的一次关于中国大饥荒問題的国际学术会议上,我遇到了学者和记者贾斯柏·贝克(Jasper Becker),对他研究大饥荒的开拓性著作《饿鬼》表达了敬意。在过去三十年时间里,贾斯柏·贝克矢志不渝地采写有关中国的新闻报道,担任驻北京记者长达十八年之久。他在北京居住的时间与我一样长,可是,作为“老外”的他对北京的观察、研究以及热爱,却远远胜过作为中国人的我。尽管我曾拥有北京户籍,但我住在北京时始终是“异乡人”的心态,并没有归化为“北京人”。我也从未想过如同来自湖南乡下的沈从文那样转型为“京派作家”之一员,我对北京这座被官和商支配的城市毫无亲近感。贾斯柏?贝克却以无与伦比的激情和热忱,深入到北京的大街小巷,捕捉在急剧现代化的进程中,这座古老城市的阵痛与苦涩、辉煌与阴影,于是有了《天安之城》这本书。

《天安之城》的副题是“北京的帝国渴望和现代恶梦”,这个副题清晰地展示出作者的批判意识。作者对逝去的北京、历史中的北京充满了温情的想像(我并不完全认同这种西方人惯有的对古老中国过于正面的印象),也正是在新与旧、快与慢、冷与暖的对照中,半个多世纪以来共产党政权对北京乃至整个中国的改造、戕害、摧残,一一暴露无遗。雾霾下的北京、风沙扑面的北京、交通堵塞的北京、寸土寸金的北京,是一座被牺牲者的鲜血浸透的城市。这座以天安门为标志的城市,在儒家文化伦理中被赋予“天安”价值的城市,有平安吗?有和谐吗?有宁静而美好的未来吗?

老毛的北京和老舍的北京

毋庸置疑,现实中存在着两个互相对立的北京,如果用人物冠名,即毛泽东的北京和老舍的北京。

晚近半个多世纪以来,给北京乃至中国留下最深刻烙印的人,无疑是毛泽东。不管你喜不喜欢,这是一个铁的事实。当初,毛为什么要定都北京呢?毛自比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毛选择住进中南海时如是说:“皇帝住在中南海,为什么我就不能?”

共产党宣扬说,“和平解放”北京时,北京人欢呼雀跃。实际上,大部分北京人只是疑惑而屈辱地接受这个新的主人,正如贾斯柏?贝克描述的那样:“共产党宣布北京在革命中获得了解放,但是事实上,北京城是被装备精良的机械化军队所征服。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也是一次外来入侵,因为如果没有斯大林的支持,共产党军队不可能成功。”此前,蒙古人来过、满洲人来过、日本人也来过,无论征服者是谁,普通人的日子还得挣扎着过下去。

蒙古人、满洲人和日本人对北京的统治,无论时间长或短,大致上是“无为而治”。统治中国长达两百多年的清王朝,无非为北京留下了少许满族风味的饮食、旗袍和北京话中更多的儿化音节。共产党的统治却是硬邦邦的、一竿子戳到底的、不由分说和必须服从的。毛泽东在晚年哀叹说,他没有改变中国,改变的只是中南海外边的几条街道。这个说法过于矫情了。不过,如果说毛的共产党对中国的改变不如波尔布特的红色高棉对柬埔寨的改变那么彻底,确实是事实。但是,北京依然被毛改变了很大一部分,且不说可以看见的城墙的被拆毁,更多被改变是人内在的生活方式和精神世界。

毛式极权主义比传统的专制王朝更可怕的地方在于,它如此深入地占领民众的日常生活、如此全面地改变人的语言方式和思维方式,它是一种“全能式”的、无所不在的专制。贾斯柏?贝克评论说:“共产党比蒙古人和满族人更残暴。蒙古人和满族人尚能宽容其属民的风俗和信仰,共产党却肆无忌惮地处处干预和改变民众的生活。他们將懒惰的市民训练成半军事化的劳动力,用政治集会占据了人们绝大部分空间时间。”在这个意义上,没有哪座城市比作为首都的北京更加“共产党化”、更能体现共产党统治的本质。

而被毛泽东压制、摧残和毁灭的北京,就是老舍的北京。老舍是地地道道的滿族人和北京人,没有哪个作家对老北京的描述,有比老舍有更多的深情与温馨。老舍的《茶馆》、《骆驼祥子》、《四世同堂》之于北京,宛如狄更斯《雾都孤儿》、《大卫科普菲尔》之于伦敦,以及雨果的《悲惨世界》、《巴黎圣母院》之于巴黎。老舍说:“它污浊,它美丽,它衰老,它活泼,它杂乱,它安闲,它可爱,它是伟大的夏初的北平。……它不管死亡,不管祸患,不管困苦,到时候它就施展它的力量,把百万的人心都催眠过去,做梦似地唱着它的赞美诗。”那一颗爱北京的心,溢于言表。

中共建政之后,老舍违心地修改旧作,并创作《龙须沟》之类的应景作品赞美新政权。老舍熬过了反右运动,却无法平安地度过文革。在受尽精神羞辱和肉体折磨后,老舍悲惨地死于太平湖。官方对公众宣布的死因是自杀,但作为基督徒的老舍大约不会自杀。老舍之死至今还是一个疑案,贾斯柏·贝克寻访了诸多档案馆之后,仍未找到最终的答案。后来,他与老舍的儿子舒乙相逢于美轮美奂的中国现代文学馆,在那里老舍享有尊贵的地位。他知道舒乙为北京摇摇欲坠的老房子而大声疾呼,但他大概不知道舒乙当年将伤痕累累的父亲拒之于门外。这是西方人难以理解的中国生存环境的残酷与中国人人性的复杂。

今天重读老舍的作品,人们将发现老舍最伟大的贡献,是用文字重现了虽不完美却生机勃勃的老北京。这个老北京毁于毛泽东的暴政,毁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高歌猛进的城市现代化运动。老舍是毛泽东铁拳下脆弱的牺牲品,但是,老舍的作品仍在对后人说话。永存于其小说和戏剧中的老舍与天安门广场上毛主席纪念堂中的僵尸,继续争夺规划未来北京的话语权。

拆迁的北京与奥运的北京

《天安之城》有一个内在的叙述脉络,即当代北京暴风骤雨式的拆迁历程。晚近二十年的北京,若只用一个关键词形容,就是“拆迁”——在这里,处处可见黑色圆圈包裹的硕大的“拆”字。台湾学者李政亮将China音译为“拆那”这个动词,并写成《拆那,我在这样的中国》一书,这样的幽默并无夸张之处。贾斯柏?贝克将北京拆迁的秘密和盘托出,英国《经济学人》杂志评论说:“贾斯柏?贝克披露了为拆迁而狂欢的犬儒主义。长期以来,北京被称为亚洲的圣城罗马。这里曾有两千五百多处宗教遗迹,现在却只剩下十处庙宇作为旅游点。

中共通过摧毁丰富多彩的社会文化习俗,已经在摧毁着北京的社会结构,也在压制着对权威和强权的抵抗。“贾斯柏?贝克希望藉由探索共产党毁坏老北京的背后动机,能为中国历史提供一个更全面的视角,也能重写中国历史。

首先,拆迁的动力来自于天文数字般的地产利益。北京政府最大的财政收入,既非工业,亦非旅游业,而是政府卖土地。北京集中了数量最庞大的富豪群体,真正富可敌国的富豪,并未出现在福布斯富豪排行榜上。所有富豪的发迹史,几乎都与土地有关,都与掠夺“在地人”的土地和房产有关。罄竹难书的野蛮拆迁个桉足以证明,从来没有哪个政权像共产党政权那样,如此蔑视民众的私有财产权利。无论多么具有历史价值的纪念建筑,都不能抵挡轰轰作响的推土机;即便你世世代代“生于斯、长于斯”,亦有可能一夜之间“凋栏玉砌应犹在,只是主人改”。房地产是一个点石成金的行业,每一个房地产开放商背后,都矗立着一个隐秘而权力无边的太子党集团,这是一群连老虎和狮子都惹不起吸血虫。

其次,北京的大规模拆迁是为了迎接奥运,为了“大国崛起”的面子。在中国,体育从来不是体育,体育就是政治;奥运更不是奥运,奥运是民族主义的亢奋剂,是“专制就是好”的理念的说明书,是洗刷近代以来“东亚病夫”蔑称的最佳时刻。因此,北京奥运成了纳粹德国柏林奥运的翻版,而未能延续汉城奥运为民主转型助一臂之力的传奇。奥运是中共的头等大事,只要是为奥运而展开的拆迁,便可横扫一切。

再次,贾斯柏?贝克有一个独特的洞见:拆迁有着更为隐秘的政治意图。“拆毁了老北京和逐出居民可以看成是对民众敢于造反的集体惩罚。”他将拆迁与六四的恐怖记忆联系起来。一九八九年春夏之交,邓小平下令军队向学生和市民开枪,解放军成为中国现代史上惟一向北京发动全面军事攻击的军队,正如作者所论:“如同划破夜空的闪电一样,这次袭击瞬间暴露了共产党紧紧掌握北京的真正本质。人们忽然明白了这座城市在多大程度上属于秘密警察和军队。人们开始注意到那些带着刺刀长枪的士兵站岗、既没有牌子也没有名称的大院;专供党和安全部队使用的商店、医院和公寓;通向隧洞和地堡系统的伪装入口;中央电视台的摄影机,还有监视民众的告密者队伍。”自以为是“国家的主人”的人民,迎面而来的是被凌虐和被屠杀的命运。奴隶主和奴隶之间的游戏规则早已确立,任何人不得更改。

此后,六四成为一个禁忌的话题。从九十年代中期开始,北京城里三百万以上的原住户被逐出市区,分散在北京周围的卫星城镇。“在重建北京的时候,推土机同时摧毁了人们对过去示威者物质上的记忆,例如西单民主墙;另有民主墙活动家被监禁的监狱;还有所有与文革有关的地方;再有与民国政府有关的建筑。”消除民众的记忆,是共产党政权维持其统治合法性的必要步骤。发生过太多流血事件的北京,成了一本被持有者随意删改的草稿本。老舍死去的太平湖早已被填平,天安门广场和长安街上的血迹早已被洗去。在一栋栋的摩天大楼之下,连青草都长不出来,又怎能寻觅到蚂蚁与白骨的踪迹?

那些在时代潮流之外的北京人

《天安之城》是关于消逝的老北京的挽歌,也是对那些毁灭者和刽子手的控诉。作者既是写城市,也是写城市中的人。不过,作者很少描述控制北京权力中枢的高官显贵,却将目光瞄准在时代潮流之外特立独行的人们。他们和老北京一样,是被遗忘、被丢弃、被扭曲的古董,但他们的生命故事,如同《世说新语》般隽永,如同明清笔记小说般曲折,无论是悲剧还是喜剧,无论是高贵还是滑稽,如此打动人心,亦让人拍桉惊奇。

这些人物和故事,通常不会出现在严肃的官方媒体上:比如,最后一个清宫老太监孙耀庭,在其去世前夕,贾斯柏·贝克来到一座颓败的古庙里与之会面。孙耀庭因其特殊的身份,在一九四九年之后受尽折磨,年轻时在皇宫中的那段生活反倒成了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一九二四年随同主人一起被军阀冯玉祥赶出宫之后,孙耀庭晚年只回过一次紫禁城,“屋犹如此,情何以堪”。比如,八十五岁的溥任,是末代皇帝溥仪的胞弟,爱新觉罗家族现存最年长的成员,如果清王朝没有倾覆的话,他有可能是皇位继承人和紫禁城的主人。溥任的后半生都在北京郊区的一所小学任教,说话像是上课一样,有板有眼、斟词酌句。比如,被誉为“京城最后一个玩家”的学者王世襄,让那些被湮没的明清家具发扬光大、享誉世界,然而,对日后文物的流失与假货的泛滥,他却深感内疚。

北京还有一股不容忽视的潜流。如果说摩天大厦和高速公路代表着北京对科学技术的标榜,那么隐藏在民间日常生活中的气功、特异功能、古已有之的和新兴的民间宗教则显示了北京与历史传统之间割不断的联系。贾斯柏·贝克活灵活现地描写了与所谓“气功大师”张宝胜的一次会面,为之穿针引线的是作为张宝胜弟子的解放军高级将领的女儿。会面之后,作者的感受是:“张宝胜不过是个拙劣的骗子,问题是人们情愿上他的当,就连忠顺的马克思主义者都不能幸免。”无论是张宝胜还是李洪志,都不能指引中国的未来。贾斯柏·贝克提醒说:“与宏伟庄严的建筑相抗衡的,是掩藏在楼群和购物中心背后非理性信念的一股股暗流。不论北京看上去多么现代化,这些潜在的、具有毁灭性的势力随时都有可能爆发,从而颠覆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从杀人的义和团到杀人的解放军,杀人的工具由刀剑进化为坦克和机枪,但屠杀的本质一以贯之。

北京,这座杀人流血的城,如今还剩下几个义人呢?北京,这座杀人流血的城,何时才能悔改与转向?

文章来源:RF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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