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昔日的首长耿飚之女耿莹在访谈中对小习大加赞赏,称他“绵里藏针”、“疾恶如仇”,对习近平执政以来的反腐运动更是赞不绝口:“现在近平雷厉风行了一年多一点,在这个一年多中他做的那些事,那才是好猫该做的事。”但能咬死几只政敌“老鼠”的“好猫”能拯救中共的末世残局吗?不久前,欧世林(auslin)和沈大伟(David Shambaugh)等美国一流中国问题专家,先后发表《共产党的黄昏》和《正在来到的中国崩溃》等重量级的评论文章,认为中共政权因为存在“富人在加速逃离,习政权的强硬措施引发普遍不满,各级官僚假大空,党政军严重腐败,既得利益集团僵化”等五大重症,已然病入膏肓、无药可救。习近平自以为是中兴之主,殊不知迎面而来的却是亡国之君的命运。即便所有的“红二代”和“太子党”都以之为核心,他们也无力回天。毛泽东的运动式反腐早就证明了是死路一条,没有民主政治,习近平就算用尽浑身解数也枉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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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国内可以点开的具有民间色彩的著名网站当中,乌有之乡代表极端毛左立场,共识网则代表体制内温和自由派和民主派立场。两者都被当局关闭过,却又重新开张,在左右两端各自具有标志性意义。

当习近平一步步完成权力集中之后,左右两边都争先恐后地向其靠拢和归心,并怀有一点小小的私心——将他往左或右的方向吸引。乌有之乡昔日奉薄熙来为党国救星,今天又将习近平视为毛泽东的嫡系传人,如此华丽转身,居然脸不变色心不跳。而共识网在二零一五年三月二十四日的头条推出对已故国防部长耿飚之女耿莹的长篇访谈,题目赫然是《近平弟弟人品正,眼里揉不得沙子》。仅几个小时内,该访谈就被若干主流官网转载于显赫位置。

“红二代”如何去污名化?

中共宣传机构对习近平的“偶像化”过程,跟古代儒生神话皇帝一样——在文人学士笔下,皇帝们往往一出生就具备超凡脱俗的异象、异禀,或龙飞凤舞、篲星落地,或双耳垂肩、双手及膝。近期出笼的一批吹捧习近平的文章,大都描述习近平担任基层官员之时的事迹。而提供各种“宝贵细节”的,往往是当年与之接触过的同事、上下级和记者,以此显示还原历史现场的“真实感”。这些文章的潜台词无一例外都是:这位领袖一贯伟大、一贯光荣、一贯正确,确实是独一无二的真龙天子。

耿莹的这篇访谈也是如此。其实,这篇万字访谈的题目是《我的父亲耿飙的一生》,只有最后一个部分涉及到习近平。但是,既然时势迥异、主客易位,编辑就斗胆换了一个具有“烘云托月”功用的题目,不顾传统的长幼尊卑秩序,借耿飙女儿之口,让习近平曾为之当过秘书的耿飙从棺材里站起来,为习近平歌功颂德。耿飙是九死一生的军中猛将,却被用来反衬习近平的英明神武,多少显得拉大旗作虎皮。由此,也透露出共识网及其背后的一大群体制内温和自由派、民主派,急于向习政权“输诚”的微妙心态。

从这篇访谈中可以看出,因为耿飙在文革中受冲击和批判,作为耿家大女儿的耿莹未能接受完整的教育,其知识结构和思想能力都相当有限。她对共产党的暴政缺乏最基本的反省,谈及文革被批斗之惨也只是认为“大家都疯了”。她也为自己及同侪的“红二代”身份辩诬:“‘红二代’这个词,包括以前的什么‘高干子弟’、‘太子党’,这些词对我们来说不公平。每个人都有生的权利,我们也有,而且每个人的父母都是自己没法选择的,就像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姓‘耿’。外界应该是平等对待我们,不管是‘几代’。”耿莹试图为“红二代”去污名化,但“红二代”真的像她说的那么纯洁无瑕吗?

耿莹的说法堪称“此地无银三百两”:父母和姓氏固然是不能选择的,但国人对“红二代”、“太子党”的深恶痛绝,难道是空穴来风吗?在民主国家,总统、总理的子女同样无法选择自己的出身和家庭,但他们不会有“大树底下好乘凉”的想法和社会环境,大都过着寻常百姓自食其力的生活,一般也不会有媒体和公众对他们过于吹毛求疵;但是,在中国“老子英雄儿好汉”的、党天下和家天下的专制制度之下,“红二代”和“太子党”们仅仅靠着“纯正血统”,就能富可敌国、日进斗金,这当然违背公平正义的原则。

从耿莹的访谈中可以看出,她和兄弟姊妹很早就下海经商了,如今他们究竟拥有多少身家,普通人不得而知。但他们若非“红二代”和“太子党”的背景,焉能一夜暴富?所以,不是大众对“红二代”实施了污名化,而是“红二代”本来就是一群吃人不吐骨头的吸血鬼。“红二代”若要去污名化,首先就应当退出官场和商场,将已经转移和尚未转移的非法所得上缴国库。但是,有谁能做得到呢?

习近平早就对军队腐败洞若观火?

耿莹谈及习近平的段落,是这篇访谈中最“有料”的部分。无论耿莹将父亲吹捧得如何天花乱坠,一般读者对于早已过世的耿飙其人并无太大兴趣,却对耿飙与习近平的关系、习近平通过担任耿飙的秘书而熟悉军队事务的那段历史有相当的兴趣。由此,也可以揣摩习近平掀起的军队反腐运动的下一个步骤。

耿莹访谈中的这段话,大概就是习近平在如此短暂的时间内掌控军权的秘诀之一:“他跟着我父亲三年多,从一九七九年到一九八二年,这段时间他也学习了很多东西。他很好学,有种向上的冲劲儿,并且很愿意学。所以有这样的机遇给他,在他这一生当中应该是一段不可磨灭的经历,是很宝贵的。那段时间,不管我父亲是到国外也好,在国内也好、港澳也好,他都跟着一块去。他从那会开始,就已经养成一颗红心,而现在把这颗红心再交付给人民,我想这是他的一个使命。”倘若郭伯雄、徐才厚等军中大老虎早点读到这段话,知道习近平对于铁板一块的军队来说并非一无所知的“局外人”,赶紧向习近平表忠心、递投名状,恐怕不至于落得个“树倒猢狲散”的凄惨下场。

江泽民、胡锦涛掌权之前,与军方并无太深渊源,执政之后对军队放任自流,只要军队不要干政,对其内部的腐败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尤其是胡锦涛执政期间,对军队事务几乎放手不管。胡时代的两名军委副主席徐才厚、郭伯雄被习近平拉下马之时,胡锦涛亦备受羞辱。军事科学院退休少将杨春长向《凤凰卫视》证实,“徐才厚他们垄断了军队权力并架空当时的中央军委最高领导人”。官媒也毫不留情地嘲讽说,当时的军委主席处于“被架空”状态。

香港《南华早报》在专题报道中更引述军队消息来源说,二零一零年,习近平年成为中央军委副主席,见证了另外两名副主席徐才厚和郭伯雄是如何在胡锦涛的鼻子底下夺过军队人事权的。审查谷俊山的决定得到胡锦涛和习近平的支持,居然延宕多时、无从下手。那时,习近平必定深深体验到一种无力感。习近平不愿像胡锦涛那样当一名碌碌无为的总书记,一坐上军委主席的位置,便仗着青年时代对军队事务的了解,对军方挥出重拳,启动了一场大洗牌。

习近平的军中肃贪,其目的是打造一支属于他自己的军队,和可以满足其对外扩张野心的军队。对于期待“军队国家化”的进步人士而言,这场军中肃贪对中国未来的走向并无多大的正面价值。

习近平有“绵里藏针”和“嫉恶如仇”的质量与智能吗?

耿家与习家是血与火中淬炼出来的世交,否则习仲勋不会让儿子去给耿飙当秘书,让这段履历成为其仕途中关键性的环节。而耿莹更是将习近平当作亲弟弟来看待:“我对这个小弟弟的感情,应该说,跟对我亲生弟弟的感情是一样的。”耿莹还深情地回忆耿飙去世时,已经是福建省副省长的习近平前来参与了葬礼的全过程,包括整理骨灰,宛若耿家后辈一般。

紧接着,耿莹不惜使用最美好的言辞赞美习近平:“首先,他人品正,绝对没有邪的歪的念头。另外,他睿智、聪明。我比他大,是大姐姐。主席说邓小平是绵里藏针,我觉得我这个小弟弟绝对也是绵里藏针,他眼里揉不得沙子,容不下那些歪的邪的念头,而且他疾恶如仇,性格非常坚韧。”

耿莹用“绵里藏针”和“嫉恶如仇”八个字为习近平画像。然而,习近平根本当不起这八个字。

以“绵里藏针”而论,习近平掌权前后确实判若两人:掌权前笑容可掬、谨言慎行,给人以憨厚老实、泥塑菩萨的印象;掌权后恶向胆边生,一副俾倪天下的傲慢姿态。但这绝不能说明习近平善于“藏拙”,或者“大智若愚”,而只能验证阿克顿勋爵的那句名言——“权力使人腐败,绝对的权力使人绝对腐败。”若更准确一些,只需将“腐败”换成“专横”——“权力使人专横,绝对的权力使人绝对专横。”

以“嫉恶如仇”而论,习近平打击腐败看似毫不手软,但他的圈内人中难道就没有腐败分子吗?更深一步追问,腐败固然是恶,竭尽全力地维持共产党一党独裁的统治才是最大的恶,而这恰恰就是习近平和耿莹们所追求的最高目标。耿莹反复强调党要恢复与群众的鱼水关系,甚至引用了耿飙晚年的一个“天问”——耿飙晚年赴兰州贫困地区视察,直截了当地对地方干部说:“我问你们,如果你们现在犯了错误,还有没有老乡给你们求情?你们谁告诉我,有还是没有?”答案是否定的,老百姓对贪官污吏的痛恨,到了恨不得食其肉寝其皮的地步。老百姓为习近平的反贪鼓掌,并不能说明习近平多得民心,如果习近平有一天垮台,并被冠以贪腐的罪名,人们的掌声肯定会更加热烈。

缅甸军政权首脑丹瑞大将的女儿曾经攻击昂山素姬,提出与之“单挑”。昂山素姬轻蔑地回答说,如果我们两人只身走上街头,走过贫民窟,看老百姓会把谁打死,看谁能全身而退?这个问题也可以让习近平和耿莹们来回答:若是到了中共崩溃的那一天,你们敢丢盔卸甲、不带保镖,走入愤怒的人群之中吗?那时,还有没有同情你们的老乡呢?

即便是好猫,也救不了这末世残局

耿莹的谈吐虽然庸俗浅薄,却也引用了邓小平的一句名言来描绘习近平,颇为传神。习近平尚未掌权时,在地方上任职多年而毫无出色的政绩,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被众人所轻看。若不是轻看习近平,树大根深的周永康、徐才厚、令计划等人又岂会一败涂地?这难道是习近平韬光养晦的妙计吗?

且看耿莹是怎样说的:“邓老爷子有一句话说,黑猫白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我就不太同意。我觉得邓老爷子说这句话有点偏,偏在哪里呢?因为按照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状况来说,抓住耗子的绝不是好猫,不抓耗子的才是好猫。为什么?因为不抓耗子的猫,会观察抓耗子的猫是先咬脖子还是先咬肚子,它抓得对不对、好不好,然后再做判断。而上来就抓耗子的不见得是好猫。”然而她话锋一转,对习近平执政以来的反腐运动赞不绝口:“现在近平雷厉风行了一年多一点,在这个一年多中他做的那些事,那才是好猫该做的事。”

时任国防部长的耿飙在八十年代曾公开宣称,香港回归后,解放军可以不在香港驻军。邓小平听闻之后破口大骂,耿飙从此被打入冷宫。所以,邓耿关系并不好。耿莹这一次似乎要为父亲报上一箭之仇,公开对邓小平的“猫论”表示不满,显然不是无的放矢。十多年前,自由派杂志《方法》因为刊登学者余世存的文章,文章对邓之“猫论”和“摸论”有所调侃,立即被中宣部勒令停刊。如今,习崇毛甚于崇邓,耿莹这才敢于对邓老爷子有所不敬,而这样的言论也才施施然地出炉,并逃过新闻检查官的“火眼金睛”。

总而言之,耿莹的意思是说,习近平是一只后发制人的“好猫”。与之相比,先发制人、锋芒毕露的薄熙来,固然也有“唱红打黑”的累累硕果,却落得个“出师未捷身先死”的结局,当然算不得“好猫”。习近平不声不响地收拢权力,然后风卷残云、无往不胜,老鼠闻风丧胆,谁敢与之争锋?但是,“好猫”就能拯救这末世残局吗?

无论习近平自己多么志得意满,中共已然进入了“垂死挣扎期”。欧世林(auslin)和沈大伟(David Shambaugh)等美国一流的中国问题专家,先后发表《共产党的黄昏》和《正在来到的中国崩溃》等重量级的评论文章,认为中共政权因为存在“富人在加速逃离,习政权的强硬措施引发普遍不满,各级官僚假大空,党政军严重腐败,既得利益集团僵化”等五大重症,已然病入膏肓、无药可救。习近平自以为是中兴之主,殊不知迎面而来的却是亡国之君的命运。即便所有的“红二代”和“太子党”都与之为核心,他们也无力回天。毛泽东的运动式反腐早就证明了是死路一条,没有民主政治,习近平就算用尽浑身解数也枉然。

来源:民主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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