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晖:“大业当从小事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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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川雁塔 2017-09-19

那时我只能相信我们辛劳的耕作是“世界革命”伟大事业的一部分,不是因为事实如此,而是因为我只能相信如此!

从世俗角度讲“怎么表现也没有用”的情况下为什么我们仍要“表现”?第一固然是俗心未泯,仍在期待“伯乐”,希望这些表现最终能够有用;第二也是“信仰”使然,在看似无价值的存在中似乎发现了某种超验的价值,无意义的生活似乎也就有了超越性的意义。

今天回想,为什么我能坚持那么久而没有沉沦?因为我有“理想”。这听起来十分高尚,其实想想也很无奈:除了追求那个虚无缥缈的“理想”,在当时那种状况下你还能追求什么?如果什么都不追求,行尸走肉般地苟活着还有什么意义?

也正因为这样,我当时活得很努力但也很“超越”,比如说读书求知吧,我那时读书不是为了高考,也不是为了职业而寻求某个专门领域的发展,而就是漫无目的的“爱智求真”:从《解析几何》到鲁迅杂文,从《电工学基础》到《1871年公社史》,从《山垅冷烂田的改良利用》到《韩非子集释》,从《华南经济地理》到《苏联的社会化农业》,从张道真的英语语法到王力的古代汉语、从县里各部门的规划册子到文化馆油印的《北路壮剧曲谱》,凡是能到手的书我都看着很解渴。

有时礼拜天走老远到公社赶集,到了不是去集市,而是一头扎进公社办公室去翻看近期积存的《参考消息》和各种部门简报,直到快散集了才去买些剩余货。以至于坝官村的三个男生“赶集看报纸”成为我们公社知青中流传的趣闻。

但是看这些干什么?我也不知道,当时的说法叫做“为革命而学习”吧。而“革命”对我而言实际上就是使无意义的生活变得似乎有意义的一种说法。

从点滴做起

前些年,美国《新左派评论》前主编佩里.安德森在访谈中曾问我:很多人在学校闹文革时的浪漫理想,接触社会现实后都破灭了,林彪事件后更是如此。那么你的转变是在什么时候?我老实告诉他:没什么转变,真正要说转变那是80年代末。

他觉得很诧异。其实在农村日久,见到了太多的严酷现实,“理想幻灭”肯定难免,但在那个信息闭塞的年代也不可能有另一种理想来取代,如果不想自暴自弃而沉沦下去,你还是只能以原来的理想作为精神支撑,尽量赋予沉闷无尽的生活以某种高调的意义。

记得林彪事件后《571工程纪要》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等于变相劳改”的说法的确给了我很大震动。以至于这个《纪要》我当时几乎能背出来。但我还是本能地排斥这种说法。为什么?今天想来其实也很简单:假如我可以逃出这“劳改营”,看到这段话我可能就大彻大悟,“越狱”而去了。但现在我事实上别无选择,那么本来我似乎很有意义的生活一旦被说破——不过是如同劳改犯,而我又越不了狱,那我还凭什么活下去?

我还罢了,陈念昆当初那种状态就更像“变相劳改”,甚至更加恐怖。原先我一直以为他当年到扶绥就是想随先去的本校同学“正常插队”,后来才知道实情更为复杂:他们从关押中被放出后,明知道不可能有比下乡更好的命运,但对下乡仍然深感恐惧——不是恐惧艰苦,而是恐惧被杀!

原来在1968年“血腥之夏”导致8万多人惨死的镇压浪潮中,广西农村的红色恐怖——官方的说法是“向阶级敌人大刮专政的十二级台风”,比城市更加厉害。今天我们从档案中知道,当时官方支持掌权一派到处设“贫下中农最高法庭”虐杀四.二二成员、同情者和被指为四.二二“社会基础”的“四类分子”及家属,有20余县甚至发生割肉挖肝吃掉被杀者的骇人事件。当时念昆他们不会了解得那么详细,但农村的无法无天状态是知道的。

他们作为前四.二二“俘虏”深恐下乡后遭遇厄运,到扶绥就是想看看乡村恐怖是否已经平息,先去的同学过得如何。如果太平无事再考虑争取随大流插队。没想到一到扶绥就被抓捕,被毒打后又带着“黑档案”被流放到更加蛮荒的田林,你想那是什么滋味!

1974年陈念昆对慰问团讲出那番“四无前途”者只能决心在山里奋斗一辈子的话,可以说很豪迈,但确切地说其实是很悲壮。不过,如果奋斗的目的只是为了在物质生活上“我们的日子最后不会比他们过得差”,我想第一真的未必可以实现:他们虽然很有本事,但真要在物质上把央务建设成南宁那样,其实绝少可能。第二就算奋斗、天道酬勤可以改善物质条件,他们就甘愿这样浑浑噩噩地做“吃饱了的猪”?其实,那些整他们的人当时物质上也未必有多富裕,他们之得意,无非就是可以以“革命”自诩耀武扬威而已。念昆所谓要争口气,实际是要证明自己比他们更“革命”。

后来我看到了他在那段绝望年月的日记里写的一些词,如《满江红》(1972年1月6日):

近因归期迫近,心情更为烦躁紊乱,并不是恋留邕滨繁华美景,亦非各挚友亲朋之挽留,而是“难料以后又临福与祸…”,于感填一词以抒情怀。

归期急急,备起程,复上心切。
涌心头,烦緾意乱,晕眩跌跌。
四载秋水摧客老,回归梦醒追岁月。
消息渺茫茫,痛悲绝。

举红旗,迎风雪。
破浊浪,青春血。
念平生所爱,天楚水粤。
不酬壮志不还乡,血汗浇开寒梅结。
准备好,攀悬崖绝壁,浩歌烈。

真是令人感慨。这词一面“烦緾意乱”,充满对前途“渺茫茫,痛悲绝”的苦闷,一面却还要“举红旗”、“破浊浪”、“平生所爱,天楚水粤,不酬壮志不还乡”,一派革命豪情!令我想到我自己,那时的日记里也有一首“沁园春”词是这样把“民族命运与个人使命”和眼前的生活相联系的:

光阴一去难留,存耿耿雄心叹未酬。
但北顾天山,逆斡为患,东望闽海,台澎待收。
千仞之阁,起于垒土,大业当从小事谋。
须发奋,耕耘倍勤恳,修补地球。

我虽然不像念昆兄那样曾被关押毒打、几年来还带着“黑档案”,因此没有“痛悲绝”之句,其实也是前途迷茫。但是,我们都力图使自己相信自己正“崇高”地、而非卑微地活着——是的,那种场景下你只能“崇高”地活着,否则你就没法活!那时我只能相信我们辛劳的耕作是“世界革命”伟大事业的一部分,不是因为事实如此,而是因为我只能相信如此!

正是由于有这种“理想”,今天一些人赋予了那个时代以许多玫瑰色彩。毋容置疑,今天回顾这一段生活我也仍然有自豪感,自己毕竟没有虚度光阴。从社会方面讲,我在农村还是做了些事的。而从个人方面讲,大道理不用说,即便从世俗的得失讲,我过去实际上就是在文革前读了六年小学,文革中三年“革命”与内战的“初中”时代实际等于失学,而我1978年从农村直接考取了文革后首届招收的研究生。

算起来9年的“早稻田大学”与正常的6年中学加4年本科相比,时间上其实也没吃什么亏。更何况我的价值观、思想、知识结构、社会关怀与人生体验都与这9年的生活有关。这是课堂里不可能有的收获。

从15岁到24岁——应该说这正是人生中最宝贵的黄金时代,也就是所谓的“青春”。就我个人而言,我这青春确实没有什么可悔的。而“理想”也确实是我能坚持下来的原因之一(当然,只能是“之一”,我见到过太多努力者的不幸结局,如果知青运动晚结束哪怕5年,我也不知道自己会怎么样)。所以我觉得一味讥笑与厌恶“理想”是很浅薄的。即便对于“错误的”理想也是如此。其实,“理想”本身也确实很难讲“错误”与否。

个人升官发财这类纯属私欲性质的所谓“个人理想”肯定谈不上高尚,但只要不害人也不能说是“错误”,我也不想作“存天理灭人欲”的宣传。只是,通常人们都不会把这样的欲望称为“理想”,一般而言,作为褒义词的“理想”都是具有超越性的,而凡具有超越性的理想,不管是出于什么样的“信仰”,在“律己”方面都是类似的,仅就这一点而言,一个虔诚的共产主义者和一个虔诚的基督徒、虔诚的穆斯林或虔诚的儒家并没有多少区别。就此而言信仰因而也不该有“错误”与否之分,这也就是信仰自由的理由。

不同的只是在“律人”方面——由于主张不同的制度安排,就会导致很大的差异。我曾说过:“高调再高,苟能律己,慎勿律人,高亦无害。低调再低,不逾底线,若能持守,低又何妨。”为信仰而律己,为理想而自己奉献,这是可敬的,至少是不应被指责的,哪怕这种理想高得不切实际,是乌托邦,也可以说是“取法乎上仅得乎中,取法乎中风斯下矣”。

但以“理想”为理由去强制别人、逼别人付代价就另当别论了。反过来讲,现代文明拒绝神权政治,人们有“不信仰”的自由,有“平庸”地生活的权利,但这种平庸同样以不能害人为底线。为“理想”而害人不行,为世俗私利害人当然也不行。而且这两种害人很容易结合:如果某人自称胸怀“理想”就可以随意强人所难而不受制约,谁敢说这“理想”不会成为他谋遂私欲的敲门砖?谁又敢说他是为“理想”而不是为私利去害人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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