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川雁塔 2017-09-19
那时我只能相信我们辛劳的耕作是“世界革命”伟大事业的一部分，不是因为事实如此，而是因为我只能相信如此！
从世俗角度讲“怎么表现也没有用”的情况下为什么我们仍要“表现”？第一固然是俗心未泯，仍在期待“伯乐”，希望这些表现最终能够有用；第二也是“信仰”使然，在看似无价值的存在中似乎发现了某种超验的价值，无意义的生活似乎也就有了超越性的意义。
今天回想，为什么我能坚持那么久而没有沉沦？因为我有“理想”。这听起来十分高尚，其实想想也很无奈：除了追求那个虚无缥缈的“理想”，在当时那种状况下你还能追求什么？如果什么都不追求，行尸走肉般地苟活着还有什么意义？
也正因为这样，我当时活得很努力但也很“超越”，比如说读书求知吧，我那时读书不是为了高考，也不是为了职业而寻求某个专门领域的发展，而就是漫无目的的“爱智求真”：从《解析几何》到鲁迅杂文，从《电工学基础》到《1871年公社史》，从《山垅冷烂田的改良利用》到《韩非子集释》，从《华南经济地理》到《苏联的社会化农业》，从张道真的英语语法到王力的古代汉语、从县里各部门的规划册子到文化馆油印的《北路壮剧曲谱》，凡是能到手的书我都看着很解渴。
有时礼拜天走老远到公社赶集，到了不是去集市，而是一头扎进公社办公室去翻看近期积存的《参考消息》和各种部门简报，直到快散集了才去买些剩余货。以至于坝官村的三个男生“赶集看报纸”成为我们公社知青中流传的趣闻。
但是看这些干什么？我也不知道，当时的说法叫做“为革命而学习”吧。而“革命”对我而言实际上就是使无意义的生活变得似乎有意义的一种说法。
从点滴做起
前些年，美国《新左派评论》前主编佩里.安德森在访谈中曾问我：很多人在学校闹文革时的浪漫理想，接触社会现实后都破灭了，林彪事件后更是如此。那么你的转变是在什么时候？我老实告诉他：没什么转变，真正要说转变那是80年代末。
他觉得很诧异。其实在农村日久，见到了太多的严酷现实，“理想幻灭”肯定难免，但在那个信息闭塞的年代也不可能有另一种理想来取代，如果不想自暴自弃而沉沦下去，你还是只能以原来的理想作为精神支撑，尽量赋予沉闷无尽的生活以某种高调的意义。
记得林彪事件后《571工程纪要》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等于变相劳改”的说法的确给了我很大震动。以至于这个《纪要》我当时几乎能背出来。但我还是本能地排斥这种说法。为什么？今天想来其实也很简单：假如我可以逃出这“劳改营”，看到这段话我可能就大彻大悟，“越狱”而去了。但现在我事实上别无选择，那么本来我似乎很有意义的生活一旦被说破——不过是如同劳改犯，而我又越不了狱，那我还凭什么活下去？
我还罢了，陈念昆当初那种状态就更像“变相劳改”，甚至更加恐怖。原先我一直以为他当年到扶绥就是想随先去的本校同学“正常插队”，后来才知道实情更为复杂：他们从关押中被放出后，明知道不可能有比下乡更好的命运，但对下乡仍然深感恐惧——不是恐惧艰苦，而是恐惧被杀！
原来在1968年“血腥之夏”导致8万多人惨死的镇压浪潮中，广西农村的红色恐怖——官方的说法是“向阶级敌人大刮专政的十二级台风”，比城市更加厉害。今天我们从档案中知道，当时官方支持掌权一派到处设“贫下中农最高法庭”虐杀四.二二成员、同情者和被指为四.二二“社会基础”的“四类分子”及家属，有20余县甚至发生割肉挖肝吃掉被杀者的骇人事件。当时念昆他们不会了解得那么详细，但农村的无法无天状态是知道的。
他们作为前四.二二“俘虏”深恐下乡后遭遇厄运，到扶绥就是想看看乡村恐怖是否已经平息，先去的同学过得如何。如果太平无事再考虑争取随大流插队。没想到一到扶绥就被抓捕，被毒打后又带着“黑档案”被流放到更加蛮荒的田林，你想那是什么滋味！
1974年陈念昆对慰问团讲出那番“四无前途”者只能决心在山里奋斗一辈子的话，可以说很豪迈，但确切地说其实是很悲壮。不过，如果奋斗的目的只是为了在物质生活上“我们的日子最后不会比他们过得差”，我想第一真的未必可以实现：他们虽然很有本事，但真要在物质上把央务建设成南宁那样，其实绝少可能。第二就算奋斗、天道酬勤可以改善物质条件，他们就甘愿这样浑浑噩噩地做“吃饱了的猪”？其实，那些整他们的人当时物质上也未必有多富裕，他们之得意，无非就是可以以“革命”自诩耀武扬威而已。念昆所谓要争口气，实际是要证明自己比他们更“革命”。
后来我看到了他在那段绝望年月的日记里写的一些词，如《满江红》（1972年1月6日）：
近因归期迫近，心情更为烦躁紊乱，并不是恋留邕滨繁华美景，亦非各挚友亲朋之挽留，而是“难料以后又临福与祸…”，于感填一词以抒情怀。
归期急急，备起程，复上心切。
涌心头，烦緾意乱，晕眩跌跌。
四载秋水摧客老，回归梦醒追岁月。
消息渺茫茫，痛悲绝。
举红旗，迎风雪。
破浊浪，青春血。
念平生所爱，天楚水粤。
不酬壮志不还乡，血汗浇开寒梅结。
准备好，攀悬崖绝壁，浩歌烈。
真是令人感慨。这词一面“烦緾意乱”，充满对前途“渺茫茫，痛悲绝”的苦闷，一面却还要“举红旗”、“破浊浪”、“平生所爱，天楚水粤，不酬壮志不还乡”，一派革命豪情！令我想到我自己，那时的日记里也有一首“沁园春”词是这样把“民族命运与个人使命”和眼前的生活相联系的：
光阴一去难留，存耿耿雄心叹未酬。
但北顾天山，逆斡为患，东望闽海，台澎待收。
千仞之阁，起于垒土，大业当从小事谋。
须发奋，耕耘倍勤恳，修补地球。
我虽然不像念昆兄那样曾被关押毒打、几年来还带着“黑档案”，因此没有“痛悲绝”之句，其实也是前途迷茫。但是，我们都力图使自己相信自己正“崇高”地、而非卑微地活着——是的，那种场景下你只能“崇高”地活着，否则你就没法活！那时我只能相信我们辛劳的耕作是“世界革命”伟大事业的一部分，不是因为事实如此，而是因为我只能相信如此！
正是由于有这种“理想”，今天一些人赋予了那个时代以许多玫瑰色彩。毋容置疑，今天回顾这一段生活我也仍然有自豪感，自己毕竟没有虚度光阴。从社会方面讲，我在农村还是做了些事的。而从个人方面讲，大道理不用说，即便从世俗的得失讲，我过去实际上就是在文革前读了六年小学，文革中三年“革命”与内战的“初中”时代实际等于失学，而我1978年从农村直接考取了文革后首届招收的研究生。
算起来9年的“早稻田大学”与正常的6年中学加4年本科相比，时间上其实也没吃什么亏。更何况我的价值观、思想、知识结构、社会关怀与人生体验都与这9年的生活有关。这是课堂里不可能有的收获。
从15岁到24岁——应该说这正是人生中最宝贵的黄金时代，也就是所谓的“青春”。就我个人而言，我这青春确实没有什么可悔的。而“理想”也确实是我能坚持下来的原因之一（当然，只能是“之一”，我见到过太多努力者的不幸结局，如果知青运动晚结束哪怕5年，我也不知道自己会怎么样）。所以我觉得一味讥笑与厌恶“理想”是很浅薄的。即便对于“错误的”理想也是如此。其实，“理想”本身也确实很难讲“错误”与否。
个人升官发财这类纯属私欲性质的所谓“个人理想”肯定谈不上高尚，但只要不害人也不能说是“错误”，我也不想作“存天理灭人欲”的宣传。只是，通常人们都不会把这样的欲望称为“理想”，一般而言，作为褒义词的“理想”都是具有超越性的，而凡具有超越性的理想，不管是出于什么样的“信仰”，在“律己”方面都是类似的，仅就这一点而言，一个虔诚的共产主义者和一个虔诚的基督徒、虔诚的穆斯林或虔诚的儒家并没有多少区别。就此而言信仰因而也不该有“错误”与否之分，这也就是信仰自由的理由。
不同的只是在“律人”方面——由于主张不同的制度安排，就会导致很大的差异。我曾说过：“高调再高，苟能律己，慎勿律人，高亦无害。低调再低，不逾底线，若能持守，低又何妨。”为信仰而律己，为理想而自己奉献，这是可敬的，至少是不应被指责的，哪怕这种理想高得不切实际，是乌托邦，也可以说是“取法乎上仅得乎中，取法乎中风斯下矣”。
但以“理想”为理由去强制别人、逼别人付代价就另当别论了。反过来讲，现代文明拒绝神权政治，人们有“不信仰”的自由，有“平庸”地生活的权利，但这种平庸同样以不能害人为底线。为“理想”而害人不行，为世俗私利害人当然也不行。而且这两种害人很容易结合：如果某人自称胸怀“理想”就可以随意强人所难而不受制约，谁敢说这“理想”不会成为他谋遂私欲的敲门砖？谁又敢说他是为“理想”而不是为私利去害人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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