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晓康:盛典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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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上一派议论北京“阅兵”,依我看多数人不懂“仪式”的政治含义,尤其不懂近三十年来中共的一种统治方式“盛典模式”,那其实是江泽民借〇八奥运打造的,习近平不过是萧规曹随,虽然他恨不得马上灭了江和上海帮。我有一段文字议论这模式,是我即将出版的新书〖鬼推磨〗中的第十五节,现抽出来以飨读者。】

“中国领导人,也包括它的大众,不遗余力地准备一场大秀,向世界宣布他们收复了国家尊严,抗议它势必点燃民族主义,引起这个制度的反击。这种根植于历史的自尊伤痕,牵扯了中国、西方和日本。中国现代认同的最关键因素,乃是外国制造的遗产:中国国耻,其始于19世纪中叶鸦片战争的失败,以及中国侨民在美国的耻辱待遇。这个进程又因为日本成功的工业化而加剧。二战期间东京入侵并占领中国大陆,在很多方面要比西方插手中国来得更具心理摧毁,因为在亚洲,日本的现代化成功了,而中国却失败了。这个自卑感深植于中国人的心中。此受害感在二十世纪初期,即在中国成为一种理论,并作为基本要素塑造它的认同。‘百年国耻’的新文学也随即出现……今春西藏人对北京的抗议和晚些时候全世界对奥运火炬的抗议,使北京旧式的政治控制又紧绷起来,其宣传语言也倒退回毛时代,一个官员说达赖喇嘛是‘披着羊皮的狼’,令人惊讶的还有后毛时代出身的年轻人对BBC和CNN的愤怒抗议和网络威胁,他们的教育程度和世俗化,皆超过其父辈,有人还曾期待他们有可能走出中国人的‘受害迸发症’呢,其实他们同样是中共宣传的对象,一个个都被改造成跟他们父辈一样的爱国主义者。”

二〇〇八年夏北京奥运会故作夸张,乃是它要演出一幕“雪耻”大秀,国际社会是看懂了的,上面引述的美国汉学家夏伟(Orville Schell)在美国新闻周刊的点评《中国的挫折焦虑》,便使用了一个字眼:humiliation(耻辱),并诠释得甚为清澈:“中国终于可以自我陶醉于它的国家认同,从受害者转为胜利者,全赖奥林匹克的点金术。一场盛大的象征性的一举成功的比赛,意味着中国历史上的耻辱一笔勾销,翻过它那受难遗产的一页,这个国家走向了春天,在世界舞台上重生,尽管中国人可能还会不对劲地继续寻找他们的自信。”——其实我觉得,从江泽民到胡锦涛,不遗余力地“申奥”,并以所谓“举国体制”办体育,死磕国际竞技场上的“冠军”,乃是下意识里被“东亚病夫”这个耻辱所驱使的,只是连他们自己都没有意识到而已。

一个民族得了“自卑症”,这种文学性的描述,科学上成立吗?挫折须靠成功来医治,一种心理治疗,但是心理学即使对于个体也尚在初级阶段,对于一个民族和社会,就更是不着边际了。印度安人的后裔,据说患有忧郁症,与现代社会格格不入,是不是所有挫折的种族,都有这个问题?大概大洋洲的毛利土著人亦然,但是非洲黑人呢?再说,还有另一类的挫折民族,如二战后的德国人、日本人,洗劫全世界之后,整个民族受惩罚,难道不该忧郁?可是他们仍然是最先进的民族;再如苏俄,冷战后帝国解体、共产党被禁,可谓“亡党亡国”,此乃二百年与西欧竞争的结局,何不忧郁?凭什么中国人就该忧郁?人类乃至整个大自然的进化法则,本是优胜劣败、弱肉强食,败亡毋宁是难免结局,何忧郁乎?

研究义和团运动的美国汉学家Paul A. Cohen 指出,中国意识形态的监督者们,随时随地、从不犹豫将国家旧时之痛“用于政治的、意识形态的、修辞的和情感的需要”,放大其受难性质,他们独占了所谓“往昔痛苦的道德权力”。中南海非要抓住国际体育盛会的机会,来向世界宣布他们收复了国家尊严,这个精心设计,自然涉及到众所周知的那个近代图腾“东亚病夫”,是不言而喻的,但在民族心理上对“耻辱”的培育、教唆,应有一个二十多年的潜迹灰线可寻,且需装备诸如思想史、社会学等利器去分析,而我是外行,只能朝花夕拾,拣一点陈年旧事。假如仅仅顺着体育事件捋上去,你会找到1986年底,一场学潮刚被弹压下去不久,北大学生因中国男排打败了南韩男排,而在校园里游行,第一次打出了“振兴中华”的口号,却没有引起任何一家首都新闻媒体的报道,因为那很自然地被视为是“学生闹事”,谁知胡乔木严厉批评新华社,说你们太没有政治敏感和灵活性了,为什么不懂得“引导”学生的爱国情绪?这个指示立刻传达给所有的新闻单位。当时我听了只耸耸肩头,却想不到这个教唆伏笔于此,而埋线千里之外——二十年后的2008年,在北美大都市华人聚居的地方,群起围攻西藏人的场面里,中国女孩的小脸蛋上,竟如抹胭脂似的画上一面五星红旗!

此处还有一层。中国借奥运扬威,西方人可以嗅出其间的仇恨,亦深掘其精神源头上的那个“耻”,但是他们看不出来的是,中共所“雪”乃一新耻,已非百年前的近代丧权辱国之耻,那其实在一九四九年,毛泽东声称“中国人民站起来了”时已经“雪”过了,而这次是要“雪”八九以来之耻,不仅面对全世界,也面对国人,那耻便是在全世界摄像镜头之下实施的“六四”坦克镇压平民,是一个“人民政权”无法洗刷的奇耻大辱。江泽民的“海派”思路,令其国际视野较之“土八路”更为扩展,亦能窥出跟西方财团政客玩“市场游戏”的窍门,这个扬州人摒弃了共产党的理想主义,便也不会懂得西洋正统的伦理铁则和宗教神圣,他想“合法性”都可以用钱买回来,“耻辱”为什么不能靠一场光鲜的典礼抹掉呢?洋人是认钱的,中国人是没有记性的,只要国际上让北京办一场奥运,那它就是第二个“四九年十月开国大典”!

北京奥运会在中国声嘶力竭之际,在西方依旧是一个很边缘的响动,即使在大媒体上,大部分电视台也只关注美国的金牌。倒是商界为了生意,早已热络北京,称兄道弟了,而媒体鼓噪“全球化时代”,界定中国、印度为“新生大国(newly rising powers)”,视为“全球化”不可或缺的一极,西方左派却比较尴尬,北京哪里还是“社会主义”?倒是所谓“牛康”(New Conservatism)用新话语称道中国:“中国是个复杂的国家,封闭的政治制度下,却有开放的经济,和越来越活跃的社会;快速更新军事装备,却并不针对美国;积极协助跟北韩的谈判,却死命袒护穆加贝和苏丹政权。说中国依旧是一个毛泽东式的集权国家,乃是回避或意识形态化。”这种论调,可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苏俄崛起之际,也时髦过的,看不懂铁幕、竹幕乃至今日的“塑料幕、”电子幕“背后的真相,永远是开放社会下知识分子和媒体的缺陷,大概因为教育和训练都缺了某种环节。

来源:作者脸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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