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友渔:当代中国社会思想——对转型社会的两种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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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5年12月4日19:00—21:00
地点:北京大学三教107
主办单位:北大校研会学术部,政府管理学院研究生会实践部
主讲人:徐友渔

同学们、朋友们:

很高兴有机会来到北京大学,和大家一道交流,探讨中国当代社会思想方面的问题。

我们知道,中国正处于社会形态急剧变化的转型期,虽然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经济有了很大的发展,但是矛盾的积累也越来越深,越来越尖锐,而不同的人对问题的诊断和提出的解决方案是不同的,在知识分子群体中形成了不同的派别。总的来说,从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在中国知识界中产生了自由主义和新左派思潮,以及这两种思想的争论。基本上来说,这些都是属于民间思潮。这是自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大陆知识界中罕见的、大规模的、具有自发性、不使用官方意识形态词汇的争论。大陆和海外的一些中国学者卷入了这场争论,台湾和香港的知识界关注这场争论。我在1999年和2002年在英国牛津大学作访问研究时,就参加过两次以这个问题为主题的学术研讨会,会议的名称叫“The debates between liberalism and the new left”,第二次会议还在英文版的《当代中国思想》杂志上做了一期专题,可见在国际上的重视,国内也出版了几本文集记载这场争论。这场争论一直延续到现在,据我所知,已经出版好几种文集,收集了主要的文章,反映了各种立场和观点。我现在想介绍争论涉及的主要问题,分析两种思想产生的原因。

我要作几点说明。首先,“自由主义”和“新左派”在中国的含义和在西方并不完全一样,就像“自由主义”、“保守主义”在美国和在欧洲的含义有所不同一样。欧洲的自由派相当于美国的保守派,美国的自由派,则相当于欧洲的左派。其中有许多错位的地方,所以我们只有通过对两派的具体主张和争论才能把握它们的确切含义。当然,到后来我们可以看到,基本立场的分野还是清楚的,不论在中国还是在西方,争论产生于对个人自由、市场经济、全球化等等的不同评价。

其次还想说明,许多人拒绝“新左派”这一称呼,有人认为它是过分简单化了,有人认为是一种话语阴谋。其实“左派”这个称呼在美国、在欧洲是个褒义词。而在中国,我们知道,由于文化大革命,“左派”的意义发生了变形和扭曲。现在“左派”这个称呼名声不佳,如果我们说谁的思想很“左”,那肯定对其评价不高。所以现在出现这样一种情况:被公认是自由主义者的人往往非常坦然地承认自己是自由主义者,而被认为是“新左派”的人往往不愿意承认自己是新左派。实际上,在另一方面,在中国的特定语境中,时至今日“左派”仍然意味着意识形态的安全性。而“自由主义”这个称呼的非正统性仍然是明显的,不论是毛泽东的著作“反对自由主义”,还是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一直断断续续进行的“反自由化运动”,“自由”这个词都有某种负面的含义。

基于以下理由,我认为“新左派”一词是恰当的。一、他们的思想理论资源完全来自当代西方新左派,如萨米尔•;阿明、沃伦斯坦、贡德•;弗兰克、爱德华•;萨依德、多斯桑托斯和乔姆斯基,等等,他们的文章和言论常常发表在西方新左派刊物上;二、他们和中国老左派一样,只反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不反专制主义;三、与老左派一样,他们肯定毛泽东的左倾做法,如大跃进、人民公社、文化大革命等等,号称要“继承社会主义遗产”。

另一方面,自由主义派喜爱引证或介绍洛克、休谟、孟德斯鸠、亚当•;斯密、伯克、哈耶克,以及中国的胡适、储安平等,强调个人的权利和自由、主张法治、支持市场经济,赞成对政府权力的制衡,这些都是自由主义的特征。

还有一个说明就是,我自己是两派争论中的一个发言人,由我来讲这件事的好处是,我很熟悉情况,有些地方有亲身参与的经历和体会,能把深入的地方讲出来;但可能产生的问题是,虽然我力图做到客观、公正,但自己的派别色彩是难免的,很可能讲述中有偏见,所以希望大家带着警惕和批判的态度听我说的,只作为一种信息来参考,不可全信。

自由主义者和新左派在今日中国几乎每一个重大的政治、社会、文化问题上都有不同的、对立的看法,在以下几个方面,对立和争论更加明显。

问题一:市场经济和社会不公。

转轨期触目惊心的腐败和社会不公问题,引起知识分子的关注和议论。分歧之点主要在于,认为问题出在市场经济本身,从而要对其批判和抵制,还是认为原因在于市场没有摆脱旧权力体制的控制,不成熟、不规范,因此出路在于发展和完善市场经济。曾经在北大中文系任教的韩毓海说:“在‘到奴役的道路’上,资本自由化看起来是加剧了特权阶层的特权,增加了奴役而不是民主。”他还说:“正像如果我们不想让几个财团垄断了我们这个世界的共同资源,垄断了价格、雇工和市场,进而心安理得地奴役我们,并造就一个有钱人因过剩而不买,大多数人则买不起的反市场的经济危机,我们就必须为工人阶级,为中小企业,为农民争取权力”。这种观点我觉得就算是对于西方社会还是适用的,但对中国社会则不适用。自由主义派承认现在社会腐败问题和社会不公的问题非常严重,但是他们仍坚持这样一种观点:“中国向市场经济转型问题再多再严重,也只能硬着头皮向前走,决不能走回头路,决不能返回到衣、食、住、行都被人包办,种什么、造什么、卖什么都得等上级指示的那种日子。”并主张:第一,要搞真市场、真正的自由竞争,要使规则公正,人人遵守,要把权力逐出市场;第二,要依靠法治,完善法制,例如,通过修宪保护合法的私人财产,通过立法缩小贫富差距,依靠法律惩处腐败,防止国有资产流失。总之,要使市场经济规范化。

问题二:全球化和加入世贸组织。

九十年代中期就开始了对这一问题的争论。自由主义者的基本立场是:中国应该以积极的、正面的态度来迎接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因为这是历史的必然。只有以积极的姿态去面对,才能有利于国家发展。而新左派反对中国以积极的态度对待全球化和加入世贸组织,认为这样就是把中国纳入不公正的世界资本主义体系,认为资本主义国家从一开始就是依靠剥夺和奴役其他国家发展起来的,它们现在也和殖民地时代一样主宰着这个世界,陈燕谷在《读书》杂志上发表文章说:“资本主义的生存一天也离不开而且每天都要再生产两极分化的全球等级结构。”还认为,第三世界国家在目前历史条件下的发展只能是一种不平等的发展,甚至是自杀性的发展,因为“现代技术与落后的资本主义发展灾难性的结合,无论是对于人民还是对于环境,都造成难以想象的破坏,其严重的程度甚至超过了殖民主义时代。”他的结论很清楚,第三世界国家现在的唯一任务,就是开展全球范围内的反资本主义的斗争,等有了一种新的、公平的经济体系之后再参与全球化。另一种观点认为,“这种‘现在发展是自杀’,‘不能在一国发展’,‘先革命,后建设’的论调是极其荒谬和危险的,它只会使后进国家耽溺于‘世界革命’的幻想和狂热中,在经济上永远落后,使贫富差距越来越大,两极分化越来越严重。在最近二、三十年,一些国家和地区经济上有飞速发展,这充分说明,在全球化时代挑战与机遇并存,能否发展,事在人为。克服经济发展中的负面效果,比如资源浪费、环境污染等,也是事在人为,不必抱悲观宿命态度,在这方面,国际合作也是有益的。”

问题三:关于中国国情。

有人断言,中国社会现在已经是资本主义或市场社会,是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一部分,外国资本在中国国民经济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比如汪晖早在1997年就已经明确提出:“中国的问题已经同时是世界资本主义市场中的问题,因此对中国问题的诊断必须同时也是对日益全球化的资本主义及其问题的诊断”,“在中国经济改革己经导致市场社会的基本形成和三资企业占据国民生产总值一半以上的时候,我们也己经不能简单地将中国社会的问题说成是社会主义的问题”。我对这一观点进行了反驳,我认为,如果说中国现在是资本主义社会,非常滑稽,只说最简单的一点,因为任何一个资本主义国家都不可能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当然两派还就很多其他问题进行了争论。与新左派对立的另一种观点认为,他们这种思考的出发点不是现实,而是理论,“为了把西方左派关于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知识和概念运用到中国,他们对中国的国情进行变形和套裁,使之适合于当代西方新左和新马的分析框架。”虽然中国的市场因素在增长,大城市中社会心理、消费习惯的资本主义倾向在发展,但从经济成分、投资比重、就业结构,以及私有制在宪法和法律中的地位等各方面看,从总体上说中国还不是市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把中国说成是市场社会,是跨国资本主义的一部分,其结果是把批判的视线从中国社会内部引开”。

问题四:如何看待大跃进、人民公社、文革等等。

有人对于批判文革中和文革前的极左路线不满,赞扬人民公社说:“1958年后建立的人民公社政社合一体制,虽然不如今天的联产承包责任制灵活,但也为今天的村民民主自治奠定了重要基础:首先,土地的集体所有,为乡村的民主自治切切实实创造了有利的前提……其次,现在的联产承包责任制是‘双层经营’,并非简单地分田单干,乡村公共建设、产前产后服务等‘集体层’更趋重要,各家各户在为乡村公共财政交纳税费时,必然同时要求政治参与监督,从而为乡村民主自治提供了物质利益动机。”此人还鼓吹“大寨经验”,说“鞍钢宪法”和目前西方最先进的“后福特主义”一脉相传,是西方人从毛泽东那里学去的。他甚至提倡要“发挥文革中的合理因素”,公然歌颂“文革七、八年再来一次”:“今天,我们应把毛泽东所谓‘文革七、八年再来一次’制度化为定期的全国性直接普选,这才是‘人民民主专政’或‘无产阶级专政’的本质。”

毛泽东的原话是:“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过七八年又来一次。牛鬼蛇神自己跳出来。他们为自己的阶级本性所决定,非跳出来不可。”根据文革的经验,毛泽东这话意味着每七八年中国就要大乱一次,要停止生产、关闭学校,法制荡然无存,知识份子受尽凌辱和摧残。这与民主、普选毫无关系,说这话的人显然并不知道自己在胡说些什么。南京大学的高华教授指出,对大跃进等等的赞扬与提倡,是基于对过去历史真实的不了解,“时下某些学人从预设的立场出发,将自己的想象附丽于历史,以某种理想化的态度来构筑过去。”

问题五:如何看待80年代的思想解放运动和五四新文化运动。

有人要否定和清算80年代的批判和启蒙话语,说那是“在‘启蒙’话语中沉湎的知识分子对西方话语无条件的‘臣属’位置和对于‘现代性’的狂热迷恋”,有人把当代对启蒙、理性、民主、自由的提倡和追求追溯到五四而加以否定:“中国的五四文化运动,大体上是将欧洲的启蒙话语在中国做了一个横向移植,西方的启蒙话语中同时包含了殖民话语,而五四那一代学者对西方的殖民话语完全掉以了轻心,很多人在接受启蒙话语的同时接受了殖民话语……如果我们承认中国曾经是一个殖民地国家,那么我们也应该正视近代以来中国的知识分子的心灵和认识曾经被半殖民的事实。”与之相对的立场则捍卫启蒙,捍卫80年代思想解放运动和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方向,认为进步的知识分子在这两次运动中并不是简单地追随西方话语,而是基于中国现实条件,为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而推动思想解放运动,这两次启蒙虽然不能说完全失败或半途而废,但还没有达到自己的目标,对于中国的现代化,启蒙是未尽之事业。

问题六:中国的现代化。

西方自近代以来一直有对于现代化的批判,在当代,这种批判更猛烈、更系统,中国知识分子中把西方质疑和反对现代化的思潮运用于本国者不乏其人。有人认为,中国现代化受阻和受挫的问题不存在,中国面临的危险是重新变成殖民地:“与其说我们的时代是一个后殖民的时代,不如说是一个新殖民的时代。”诸如“与国际惯例接轨”、“市场机制”、“竞争机制”等都是殖民话语;在人权、市场经济、知识产权等问题上,中国应有自己的标准,以便“从根本上去挑战和拒绝西方权势话语”;这种立场把“自由、民主、多元、作家的独立性等概念”全都当成“资本主义观念”。更时髦、更精致的作法是不讲现代化,而是谈“现代性”,即是谈那个很抽象、玄虚的,洋味十足的modernity,有人主张,具有正面价值的是对现代性的批判而不是肯定:“现代性的冲突结构恰恰是现代性迄今仍然具有某种活力的原因,但是,这种内在活力恰恰来自对现代性的批判和冲击本身。”不同的观点认为,我们应当警惕西方理论进入中国发生错位,西方的理论产生于与中国大不相同的条件下,一种理论在西方是激进的、批判性的,在中国的国情中所起的作用可能是保守的。中国人民一百多年来一直矢志不渝地为实现现代化而奋斗,现代化或现代性的弊病对中国并不是现实的严重问题。

问题七:与极端民族主义立场有关的一系列国际问题。

新左派立场和极端民族主义立场有部分重合,他们用“美国搞霸权主义”来解释国际上发生的所有事情。两派最明显的对立是人权与主权孰高孰低的问题,当北约在科索沃进行干涉时,新左派指责北约借口人权问题搞霸权,完全不提那里发生过种族清洗与暴力镇压;在“9.11”恐怖袭击事件发生后,新左派强调的是美国的霸权主义和在中东的政策是恐怖主义产生和蔓延的原因,有位新左派经济学家甚至认为恐怖主义产生于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能源消费者和浪费者,美国人要不惜一切手段控制中东地区的石油,他们认为,恐怖主义是弱小民族或集团对强权的绝望反抗,因此有某种意义的正义性。而自由主义者一直主张要警惕极端民族主义,有人认为,盲目的民族主义是五四以来中国知识分子所犯的最大错误之一,有人认为,不能以国家主权为借口使专制政府侵犯人权的行为合法化。

现在来谈谈自由主义思潮为什么会在90年代正式出现。

首先,最重要的是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得到官方的承认,市场经济在中国出现并得到很快的发展。在某种程度上,自由主义经济学在中国的话语系统中取得了合法地位,经济学家可以大谈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大谈“看不见的手”的积极作用,批评中央计划经济的种种弊病。比如有位经济学家在一篇题为“什么是经济的自由主义”的文章中说:“计划经济还是自由经济是从本世纪初就开始争论的大题目。30年代资本主义世界发生了经济大萧条,计划经济的学说甚嚣尘上,以后演变成为全盘公有制的控制经济。世界上近20亿人口成了这种信仰的牺牲品。几千万人饿死,十几亿人被剥夺了享受人类文明的成果。”

其次,虽然谈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往往属于禁忌话题,但人们对文革的批判和认识还是越来越深入,这种批判和认识的最高成就是达到自由主义。这里,应该谈谈顾准的思想和作用。顾准早年参加革命,1949之后担任高级职务,他在税收政策上的独立见解使他失去官职,他成为学者后,在50年代鼓吹市场经济的积极作用而受到批判并被打成右派。顾准在文革期间受到难以想象的非人待遇,但他一直在艰苦的条件下研究中国的政治和社会问题,特别研究中国的“民主革命”怎么会变成文革的全面专制,研究中国到底应该以什么样的政治学说作为立国原理。他以罕见准确的表述同意自由主义观点,批判斯大林式的高度集中权力的制度,赞成宪政民主和议会制度,他的遗稿表明,他甚至对西方政治哲学中的英美经验主义和法国浪漫主义传统都有深入的研究和认识。经过艰苦而漫长的努力,顾准的遗稿得以发表,并在知识界产生重大影响。

第三,中国在20世纪30—40年代曾经有过兴盛的自由主义运动,这笔遗产在90年代被重新注意,深入研究,发扬光大。中国有一大批在英美受过教育的知识分子在中国的政治、社会、文化生活中持自由主义立场,他们看问题十分清楚,不主张走激进的革命的道路,结果他们失败了。他们的失败被认为是自由主义的失败,认为自由主义不符合中国的水土。自由主义自从50年代初受到大规模批判,近半个世纪在中国销声匿迹。在90年代,中国知识界重新注意到那一段历史,他们的作用被重新评价,他们被得到重新认识。实际上,自由主义者是一群知识分子,他们性格是很温和的,他们的思考是理性的,无论做任何事情都讲究公平、公正。在两大集团的激烈的夺权斗争中,他们被排除在外是很自然的事情。当代中国的自由主义者认为,我们现在应继承他们的一些优良传统。一本名为《自由主义之累——胡适思想的现代阐释》的书说胡适“一生致力于民主政治的建设,捍卫人权、法治、思想自由等基本原则”,“随着中国现代化运动广泛、深入地开展,胡适的历史地位逐渐确立,胡适思想内涵的现代化意识必将为人们所承认。”另一位自由主义学者殷海光在台湾坚持自由、民主的斗争,他的事迹在大陆引起广泛注意,得到普遍赞扬,他的著作也在大陆发行和传播。

第四,从90年代中期起,大陆出现了又一轮翻译出版热潮,而自由主义著作受到极大重视,引起很大反响。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有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和《自由秩序原理》,卡尔.波普的《开放社会及其敌人》。另外,下列思想家的著作也被翻译出版,并受到广泛评论:爱德蒙.伯克、托克维尔、以赛亚.伯林、罗尔斯、诺齐克、德沃金,等等。

现在,我们再来分析一下中国新左派在90年代出现的原因。

首先,最重要的是从90年代中期起,人们越来越明显地感觉到,在中国,除了极左余毒和不受限制的权力的压制外,又出现了另一种恶,另一种压迫形式,另一种社会不公正的原因,这就是金钱、资本的力量。旧的弊病和压制已经存在了很多年,对许多人来说,这是生来就存在的现实,已经熟视无睹、见惯不惊。除了少数人,大多数人都同样地享受有限的自由,忍受着多数情况下的不自由。而金钱造成的不平等对人们心理上形成的冲击要大得多,你的左邻右舍、同事、朋友、亲戚只要有人买小车、迁新居、出国旅游,都会刺激你的神经,使你在心理上不平衡。中国人中看过索尔仁尼琴的《古拉革群岛》和德热拉斯的《新阶级》的并不多,所以对于以社会主义为名义实行的压制作不了什么深入的批判和分析,但他们却熟悉从《共产党宣言》到巴尔扎克一系列经典作品对资本主义罪恶的揭露和批判,他们有现成的语言来表达对金钱这种恶的憎恨,而一个深刻的哲学原理是,语言不仅是感觉的表达,甚至是形成感觉的原因。总之,我想说的是,中国人对于政治压制和经济不平等的感受力是大为不同的。

以上看法还可以从分析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得到支持。中国的传统中缺乏个人自由和个人权利的因素,整体主义、民族主义、国家主义一直占主导地位。中国社会虽然历来并不平等,但平等的思想却十分强烈,从古至今以来中国人就信奉一位圣贤所言:“不患寡而患不均”。在现代,倾向社会主义的新传统一直是占支配地位的,也不管所谓的社会主义是真的,还是假的。

当然,我并不是说不应该批判金钱和资本的罪恶。恰恰相反,我认为,看到另一种形式的压迫和不平等正在出现,是十分重要的。问题在于,这种新形式的压迫和不平等是不是已经取代了原先的那一种,或者与原先那一种无关。直截了当地说就是,中国的根本问题是政治体制需要改革,还是资本主义的经济剥削成了主要问题?

我认为主要还是前者,而且后者依附于前者。

中国从90年代起出现了急剧的社会转型,政治和社会问题变得复杂、交错,这就要求人们在讨论中国问题是有一种健全的现实感,我指的是,我们不但应该看到某方面的问题,而且要恰如其分地权衡它的分量。人们早已注意到,中国大陆的新左派中,不少人的专业是文学,他们观察中国问题的方式带有文学特征,这样的人敏感,善于捕捉某些新的动向和症候,但不能从数量和统计的角度分析问题,资本和金钱的压迫确实出现了,它确实是值得注意的新东西,但这远不能说明,中国社会已经变成了资本主义,中国的问题已经是资本主义剥削或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问题。

我还想指出,在中国的意识形态条件下,批判资本主义具有相当的安全性。当新左派批判资本主义时,并未涉及特定的东西,有时他们甚至明确说明他们批判的是国际资本,是美国的好来坞电影或麦当劳食品。

新左派思潮在中国的大学中很有市场,这说明旧的意识形态灌输现在仍然有效。长期以来,中国青年学生接受的教育中左倾、教条的东西很多,他们对历史的了解也相当有限、片面。比如,现在很多中国人对二战的历史,对以后所谓冷战时期的历史就没有全面的了解。在自由主义与新左派论证刚开始时,我曾批评过一位新左派文学评论家,他是个很聪明和有批判精神的人,但在一篇评论自由主义的文章中,他断定自由主义“内在地包含通向专制、独裁之路”,他还断定胡适等自由主义者是国民党独裁政权的忠实支持者。显而易见,他对自由主义学说是完全无知的,他的中国现代史知识是被严重歪曲了的。当我逐条指出他的论证是建基于错误的知识之上以后,他再也没有同我争辩了。

有趣而又有讽刺意味的是,一些在美国拿到博士学位并在美国任教的中国人成了新左派的生力军。他们在美国的大学中学的就是种种新左派、后现代、后殖民理论,他们的导师用这些理论批判西方社会和资本主义,他们则把这套理论运用于中国的现实,为此目的,他们把中国说成是适合他们理论的资本主义社会。

我现在不想评论西方的新左派理论对于西方社会的价值,但我想指出,某些西方学者对中国的命运是不负责任的。他们只想把自己的理论和学说扩张到中国,全然不考虑中国和西方社会条件的区别。他们当然可以一边享受西方社会的物质生活和言论自由,一边批判这些东西,因为西方的制度显然并不是尽善尽美的,但他们看不到,中国还需要争取这样的物质社会条件和言论条件。也许,当中国人享受了一段时间这些东西后,也会开始批判,但这些西方学者现在就怂恿中国人拒斥他们和他们的学生正在享受的东西。我十分欣赏某些西方学者的态度,当他们看到自己的理论有可能被介绍到中国时,他们告诫中国读者注意,中国的现实与产生他们的理论的西方社会条件极不相同。比如,《走向后现代》一书的编者佛克马在该书的中文版序言中写到;后现代文学是不能模仿的,它属于特殊的、复杂的传统,西方文化主流的奢侈生活条件是后现代想象的实验基础,它对于还在追求温饱的地区来说,是风牛马不相及的。我们知道,中国的新左派经常利用社群主义理论来证明自由主义有关个人权利的主张是错误的、过时的,但59位美国社群主义者在他们的一篇宣言中写到:社群主义的基本主张是在个人和群体之间,在权利和责任之间,在国家宪法、市场和市民社会之间寻求平衡,这是持久的事业。不过,由于这种寻求是在历史之中,在变化的社会条件中进行,评价什么是恰当的道德立场也将随时间、地点条件的变化而不同。如果我们是在今天的中国,我们会为更多的个人权利而作强有力的证明;而在当代美国,我们强调个人的和社会的责任。

我不得不说,有如此清醒头脑的西方人太少了,有如此清醒头脑的中国人也太少了。

现在,我再谈谈自由主义和新左派在进入新世纪之后的情况,也就是最新的发展情况。有人说,自由主义和新左派时兴了一阵子之后,早已经不时兴了,我认为这个判断是不准确的。从2004年6月起,郎咸平公开批评海尔、TCL和格林柯尔三家公司利用产权改革侵吞国有资产,引起媒体和民众广泛关注、经济学界的各种反应和企业界的强烈反弹,引发了又一轮关于国企改革的争论。国有企业的产权改革是当今改革的重头戏,但在这个过程中,掌权者-管理者私分公有财产,国有资产大量流失,下岗工人处境悲惨,从而产生社会不公正的问题。

从媒体(包括网络)反映的民意看,支持郎咸平的意见是一面倒,那些批评郎咸平的学者受到很大责难。总体上说,新左派是大力支持郎咸平的意见,而主张市场化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站在郎的对立面。但细致观察和深入分析之后可以发现,不能把事情简单地说成是支持还是反对国企的产权改革,说成是新左派与自由主义的对立。

经济学家张维迎的反应被视为自由派的典型立场,他强调要善待为社会做出贡献的人。他说国有企业改革的过程,就是一个社会财富不断增加的过程,认为“只要有人赚钱,就一定有人吃亏”的观点,是极具误导性的。不能看到买的人赚钱了,就说国有资产流失了。他认为更严重的问题,反而是国家政府部门对私人资产的侵吞,不能因为会出现国有资产流失的可能,就终止国有企业的改革。他特别强调改革的时间价值,在回答“可不可以把产权改革的步子放得慢一点”的问题时,他说:“现在很多政府官员害怕承担责任,他并不是真正害怕国有资产流失,而是害怕承担国有资产流失的个人责任,所以很多改制方案他能拖就拖。就好比,这个西红柿放着放坏了,我没有责任,但如果这个西红柿卖了,而人家说我卖便宜了,这是要承担国有资产流失的责任的,那肯定就不卖了。难道我们现在还要国有资产就这样子流失吗”?

在8月底举行的“国资流失与国有资产改革”研讨会上,新左派经济学家左大培、杨帆等与郎咸平一同出现,并且在郎咸平发言之后,相继发表了言词激烈的“挺郎”观点。9月底10月初,“挺郎”派通过网站做出一系列强烈表态,被形容为国内本土派、实践派、非主流经济学家出面集体支持郎咸平,一举改变了郎咸平孤军奋战的局面,将“郎顾之争”引向社会大讨论的阶段。其中有人说,从1997年以来,人们普遍感受到所谓国企改革实际上就是国有资产的廉价大转移,是将50多年来广大工人和干部用心血和汗水积累起来的国有资产廉价转移到极少数现任企业和地方、部门的领导手里。说得直白一些,就是一些官员和企业家在合伙盗窃国有资产。还有人说:“我们不仅需要中国的普京,严厉打击那些掠夺人民而致富的富豪,我们更需要真正的清算:对那些借‘改制’掠夺人民财产的人进行清算,对那些推行权贵资本主义的贪官污吏进行清算,对那些有意识支持掠夺人民财产的人进行清算。不能再宽容他们的掠夺罪行,要把人民的财产夺回来,把人民的权力夺回来!”这些激烈的言辞使得郎咸平感到有必要划清界限,表示自己与其完全无关。

郎咸平的问题是,他主张不搞产权改革,不承认国企存在的问题,认为国企经营得很好,效益不比民企差,他为了证明这一点使用的数据来自于国有垄断性行业在香港的上市公司,这就没有什么说服力。他的观点似乎前后有变化,后来说,同意国有企业应该改革,只是主张应该按青啤模式进行。这就使得双方在大方向上没有太大的差别,只是强调和侧重点不同。

可以说,大多数自由主义者并不持市场至上和不要公正的观点,可以把他们的立场归结如下(事实上他们从来都是这样表达的):一、坚决主张以市场经济为导向的改革,以形成最终能防止权力参与掠夺的机制;二、批判现行改革中严重的不公正,要求规范市场经济体制,排除权力的干预;三、认为解决问题的根本办法和当务之急是立即把政治体制改革提到议事日程上来。

作为对比,可以把自由主义与新左派的分歧理解为:一、前者提倡并力图推动市场经济,大谈规范的、较为理想的市场经济的种种好处,包括对于实现社会公正的根本好处,而后者主要谈市场经济的弊害;二、前者批判现行的权力主导的改革,但没有断定目前改革的性质就是赤裸裸的掠夺和抢劫,而后者对现行改革的批判要严厉得多,基本上是持全盘、彻底否定的态度,甚至主张不改革;三、自由主义者有一个宪政民主的目标和纲领,而新左派没有表现出对于政治体制改革的兴趣。

有一个情况很有趣,身居海外,自称原教旨主义和纯正的新左派的陆兴华认为,在没有民主宪政、法治框架、民意表达和民众参与的情况下,谈论和争论目前的国有资产的产权改革,是极其困难,甚至没有意义的。他指出,政治改革严重滞后,这就是问题的症结。显而易见,这种立场从思想到语言都是标准自由主义的。

这场论战使得所谓经济自由主义和政治自由主义的区分明显起来,这两部分人有共同点,即是分享某些重要的理念和价值(比如个人自由、法治、政府权力的制衡、市场经济),但在某些重大问题上有区别(比如对现实的批判态度,对贫富差距和社会不公的重视)。而以前新左派在论争中的做法是以经济自由主义中那些容易受到批评的主张为靶子,攻击政治自由主义。可以说,这种混同是有意用来为论争服务的。例如,我多年前就对经济自由主义提出下面这样的批评:有人(比如有个别经济学家)把适用于理想市场条件下的学说、理论、概念、公式用于分析当前中国经济问题,而无所不在的权力干预,多变的政策使他们的研究纯属纸上谈兵。有人把中国的民主进程等同于中产阶级的形成和发展,认为除了等待这个阶级的壮大之外不能做其他任何事,他们对于民主的意愿和参与,不是抱怨,就是咒骂。……在中国,确实有人认为市场化就是私有化,以加快改革步伐为借口肆无忌惮地化公为私,把改革的成本和代价全推到普通人民群众身上。可能有少数自命为自由主义者的人支持或默认以上言行,但真正的自由主义是与此格格不入的。

曾经有人主张,根本不应承认经济自由主义是自由主义,我觉得这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大力主张市场经济的学说应该是自由主义的一个品种,它在论证和推动市场经济方面的作用不容否定。老左派以批判新自由主义为名对它大肆批判,从2005年夏季开始在经济学教育和经济学教科书领域中的清算,说明经济自由主义的正面作用不容否定。

还有一个重要的动向值得谈一谈,就是自由主义、新左派与传统和文化保守主义的关系。

在上世纪90年代的后半期,自由主义和新左派是民间思想舞台上的主要角色,形成二元对立。而在新世纪,文化保守主义出现了,二元对立变成了三角关系,国学热和文化保守主义的发展势头很猛,大有后来居上的意味。认真说来,国学热在90年代上半期就出现过,但在老左派正统思想的警告和讨伐之下仓皇退却、无疾而终。这一次情况不同了,在2004年,由于“读经”口号的出现以及《甲申文化宣言》的发表和其他事件,有人把这一年命名为“文化保守主义年”,2005年发生了一系列与中国传统儒家思想学说有关的事件,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和讨论。新世纪复兴儒学的努力与10年前大不相同,形成鲜明对照的一个事实是方克立态度的转变。在上一次国学热时期,正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院长的他认为,国学提倡者有文化之外的动机和意识形态企图,有人想用孔子、董仲书来抵制马克思主义,他力图掀起一场大批判,也在一定程度上做到了这一点。而现在,在2005年9月上旬致信第七届当代新儒学国际学术会议时,他大谈当代大陆新儒家等问题,认为从2004年夏天起已进入了以蒋庆、康晓光、盛洪、陈明等人为代表的大陆新生代新儒家唱主角的阶段,或者说进入了整个现代新儒学运动的第四个阶段。这种从高度警惕、严厉追究,扣意识形态和政治帽子一下子变为正面肯定,很值得注意,说明了这10来年变化有多大。

2004年12月28日,文化保守主义刊物《原道》的编委会为庆祝杂志创刊10周年,在北京举办了主题为“共同的传统——‘新左派’、‘自由派’和‘保守派’视域中的儒学”学术座谈会,这是一个思想立场表达和碰撞的场合。从会场上的发言情况看,新左派对文化保守主义并不反对,但具体想法不多,而自由派则有较多思考,不论是持同情性支持还是持批判性反对立场。事实上,在2004年和2005年围绕国学的讨论中,不论是发表正面还是反面意见,自由主义者都十分积极、活跃。

2004年十分引人注目的一件事是,在读经争论中,一批年轻的自由主义的学者,比如王怡、秋风、刘海波、范亚峰等,都明确表示支持,都强调中华文化传统的价值和重要性,都大力批判理性和启蒙对传统的冲击。他们自称在学理上受到哈耶克和苏格兰学派的影响,把自己的立场称为“中道自由主义”。在他们看来,建立现代宪政制度与保守中国古老的文化传统之间,并无矛盾之处,更有甚者,他们认为脱离传统,依靠批判传统建立的任何体制都具有人为设计的特征,而不具有自生自发的生命力。

王怡在他的文章“‘读经’和文化保守”中说:“我和蒋庆先生一样从法学院毕业,我好谈宪政,他专讲儒家。但我和蒋先生一样也持文化上的保守主义立场。何谓保守主义,保守就是保守自由的传统,看待自由的传统胜过看待自由的理念。”他还在“‘读经’背后的保守主义和原教旨”中说:“为什么要支持民间的儿童读经,支持儒家道德理想和人伦情感的重新伸张,支持文化保守主义尊敬传统的微弱声音呢?因为从经验主义的角度看,所谓自由就是具有连续性的习惯,而不仅是理念世界中激动人心的诉求。一件东西今天属于你,昨天属于你,明天也属于你。这种具有连续性的占有才构成一项法治意义上的权利。否则权利就是抽象而虚妄的。一个社会若没有丝毫的传统,将意味着没有丝毫的自由。法治本身是一种保守主义的制度文化,它崇尚连续性,并依赖于整个社会在法律、文化价值、社会伦理乃至私人情感方式上的某种连续性。”

尽管许多人产生了一种印象,以为在2004年这个文化保守年,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走到了一起,但这个印象实际上是不准确的,因为并不是所有的,甚至不是大多数自由主义者都倾心于保守主义,批评保守主义,批评自由主义倒向保守主义的也大有人在。比如,袁伟时对政治保守主义持强烈的批判态度,他说:“其实,简单说来就是一句话:中国要回到政教合一的体制,由儒教的‘大儒’、‘贤儒’加上血统高贵的前贤后裔集体君临天下,保留对国家一切大事的否决权和决定权,需知在三院中他们笃定支配了国体院和通儒院!不过,这样美妙的设计立即会碰到无法逾越的障碍:如何确定那些‘通儒’和‘国体’代表的合法性。”

需要说清楚的是,我们很多人并不是一概反对学习和复兴传统文化,只是反对用传统方式指导我们的政治制度安排。比如我在争论中说,如果把“复兴国学”比较平实地理解为知识、教育方面的补课和基本建设,那是没有任何问题的;现在恢复国学的努力之所以正当和必要,是因为人们的国学知识太欠缺,国学在教育中,在人们生活常识中所占的地位和它应有的地位相比存在较大的差距,总之,中国人对于自己的传统文化学术欠债太多。要反对的只是企图恢复传统思想的正统地位,使中国回到“独尊儒术”的时代,不是把儒学当成“文化儒学”,而是“政治儒学”。争论还涉及对国学衰落原因的认定,现在力图复兴儒学的人谈论儒学的衰落不提权力的干预和压制,不提政治运动的冲击,而是一个劲批判眼光向外学习和对内批判的知识分子,对五四新文化运动、对启蒙、对倡导科学与民主进行清算,这不尊重历史事实,也不利于儒学的恢复和发展。

最后,展望一下这两派争论的未来前景。

当代自由主义和新左派在中国的出现已有将近10年,两派的争论也有将近10年,这种争论会有什么样的结果,这种争论将在何时结束,让位于其他思想派别之间的交锋?既然早就有人断言这种争论已经消失,那么是不是至少可以说,它会即将消失?  我认为,在可以预见的将来,在中国的社会转型期没有出现戏剧性事件或重大变化之前,自由主义和新左派的争论将会一直继续下去,甚至在这之后,都有可能存在。这个预言不是个人的主观猜测,更不是一个在这场争论中取得一定发言权的人的一厢情愿,而是由中国社会发展的大趋势所决定。

先说一个比较宽泛的理由。我们知道,从现代到当代,远远不止一个世纪,自由主义与新左派的争论一直没有停止,因为对于大工业生产方式和社会组织方式,对于现代的社会生活、精神生活、文化生活,确实存在两种主要的不同观察和评判的角度。从将近一个世纪之前起,两种立场、两种思潮的对立、斗争就反映到中国的思想界,而且成为中国思想界争论的主要内容之一。如果说,我们在最近的将来无法断言西方和第三世界国家自由主义和新左派的争论会结束,那么我们就不可以预言这样的争论会在中国结束。

其实,重要的不在于国际上的思想立场对立一定要反映到国内,关键在于,中国的社会转型暴露出来的问题,恰恰易于使人们从两种主要的不同立场和视角进行观察与评判。

对于自由主义者来说,中国接受世界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所提示的共同的文明准则,融入全球化的进程,实现宪政民主,是必然的、不可阻挡的趋势,他们认准了这一点,除了义无返顾地争取实现一个保障个人的自由与权利、法治,政府权力受到制衡的体制,没有别的选择。

而对于新左派来说,中国走向现代化、民主化的过程,就是一个标准的、典型的资本主义化的过程,西方左派、新左派对这个过程的一切批判,都可以搬用到中国。无庸讳言,随着中国经济市场化的大发展,他们会越来越觉得自己有理由把中国看成是资本主义社会,因此越发有理由搬用西方新左派对西方社会的诊断于中国。

新左派即使不能说将会永存,至少会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存在,因为看来市场经济将以不可阻挡之势占居统治地位或主导地位,而新左派思潮将以市场批判者的身份存在,不论市场运转得好不好,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就像这一、二百年历史所表明的那样。

至于自由主义,可以断言它在中国的存活期也会很长。它在20世纪30和40年代一度活跃,那只不过是啼声初试,在沉寂半个世纪之后以隔代相传的姿态出现,表明了它的内在活力。如果说,在严酷的内战中自由主义不可避免地会被挤到一边去,那么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在和平时期的宪政建设过程中,它一定有用武之地。也许有一天,当中国的自由主义平台已经搭建成功,它会失去重要的地位和作用,会有其他思潮——比如民族主义,就像在俄罗斯和东欧所表现的那样——流行,但那也是功成身退。这个平台一天没有建立,自由主义的理念和追求一天不会失去作用。

自由主义和新左派思潮是走向现代化的一对孪生子,它们在当代中国几乎同时出现,它们力量的消长与中国现代化事业的成败密切相关。在这种情况下,对中国的知识分子,特别是一些有影响的公共知识分子来说,他们的前途并不在于一定要坚持新左派立场或自由主义立场,就像我表明的一样,什么是真理就坚持什么。以后,也许新左派和自由主义队伍会分化,也许两者之间界线将不再那么清楚,也许两支队伍中间最有良知的那些人会站在一起,也许其中一些沽名钓誉的人会站在一起。我觉得,这种分化是完全有可能的。在这种基础上,我认为是什么派别并不重要,是新左派取得胜利还是自由主义取得胜利也并不重要,中国的现代化前途才是唯一重要的!(掌声)

问:中国的改革可能会走向革命吗?如果自由主义将来面对革命,你如何对待?

徐: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认为中国的体制改革是滞后的,有时甚至停止不前,这就使社会矛盾不断地聚积起来,所以有人认为今后会有一个总的爆发,即大规模的社会动乱,也有人在这种意义上谈论所谓革命。但是革命的可能性被很多人夸大了,基于现实情况,我觉得革命是不大可能的。但是知识分子,尤其是当权的人应该对出现的尖锐的社会矛盾和问题,认真思考,高度警惕,不能等矛盾全部爆发的时候才去解决问题。所以我们现在考虑的不应该是革命爆发以后怎么办,说实话,我也不知道革命爆发后我到底应该怎么办。我不会主张镇压革命,也不会去参与革命。革命其实是很可怕的事情。如果革命真正到来,也许我会惊慌失措,知识分子的动摇性、软弱性、两面性等所有的毛病都会暴露。(掌声)但是现在我愿意发挥一个知识分子的作用,特别在这一方面向当局进言:我们应该尽一切努力,使社会尽可能地公正,尽量消解社会矛盾,尽可能不要使革命到来。我们都惧怕革命,我们尽一切可能防止革命,这样对中国社会有好处,对中国老百姓有好处,对中国的执政党也有好处。

问:有人说,现在中国的社会是政治向左,经济向右。请问您对此有什么看法?

徐:政治思想方面向左我是体会到了,比如最近有经济学家指责经济领域内搞的是反马克思主义、反社会主义的东西,这实际上是对改革的反攻倒算,可经济向右我还没有体会到。当然,也不可能说得那么简单绝对,有人告诉我说,现在化公为私的事还在变本加厉地进行,我不能判断是不是真是这样。但是中国有些事情已经进化到某一程度,是否还能走回头路,这是任何人都没有力量决定的。

问:民主和法制如何能在中国扎根,而不仅仅只是上层和中上层的意识?宪政民主要在中国扎根,必须要有一个中国化的过程,包括对中国土壤的改造以及对宪政民主的改造。但是任何简单的移植都可能出现恶劣的后果,您觉得我们应该去做呢?

徐:宪政民主要在中国扎根,我觉得这是一个太庞杂的问题,关系到很多层面,有很多事情需要做。比如说我们现在讨论对宪政民主的理解,也许可以相互接受和放弃一些观点。或者如教授在课堂上传授知识是一种途径,我在报纸上写批评文章也是一种途径等等。还需要我们每个人自觉增强公民意识、自觉纳税、自觉遵守公众秩序……哪怕是这些很小的事情也是增强宪政民主的。我们不可能做全部事情,最重要的是我们要做好力所能及的事情。从这几年开始,中国的维权运动,实际上极大的推动了宪政民主的进程。总之,每个人从自身情况出发,做好每一件事情,共同促进宪政民主的进程。

问:作为自由主义者,您是如何看待民族主义思潮的?

徐:民族主义其实是首先在欧洲国家兴起的一股思潮,中国本身是没有这种思潮的,是西方理论传到中国之后,才出现了这一思潮。民族主义是一把双刃剑,它一方面激发中国人反抗西方列强,反抗帝国主义的运动中起了很大的作用,对凝聚民族向心力,对中国成为一个统一的民主国家起了很大的作用。另一方面,民族主义也经常和排外情绪联系在一起,在历史上起过很大的破坏作用,比如义和团;在当代仍然如此,把人类文明发展中获得的共同认识和共同财富当成西方独有的东西,当成西方霸权的表现,想要对抗这些东西,这就对我们走向现代化不利。

最近一、两年,有一些学者力图从自由主义的角度看待民族主义,构想一种理性、健康的民族主义,这方面的思考和研究成果主要发表在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大国》上面,有兴趣的同学可以读读这个东西。

至于我自己,我提出了这样一个主张:应该区分两件事,一是要承认在当代世界,许多利益是以国家和民族为单位的,因此一些国家利益的冲突,还有具有地缘政治性质的冲突,不一定与国家的制度和意识形态密切相关;二是从人类文明发展的角度看,有一些社会制度或立国原则确实更为先进和文明。事情的复杂性在于,有时这两个方面是冲突的,这就需要我们就事论事,要作仔细的分梳。如果发生与外部世界、与其他国家利益冲突的事,我们不能因为利益不同就否定对方的一切,连值得我们学习的事物都不予承认;或者反过来,认为其他国家有理念或制度上的优点,因此我们什么道理都没有。总之,有的时候不能以内政来判断外交,或以外交来判断内政。

徐友渔,1947年生于四川成都。1966年文革爆发时为成都一中高三学生,下乡三年,返城当工人六年,高考制度恢复后为首届大学生。一年后考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1982年毕业,获哲学硕土。此后一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作研究工作,1995年起为研究员。1986年至1988年在英国牛津大学、1992年至1993年在英国布里斯托尔大学,1999年再度赴牛津大学作访问研究。研究领域主要为:分析哲学、语言哲学、政治哲学。主要著作有《“哥白尼式”的革命》、《告别二十世纪》、《不懈的精神追求》、《罗素》、《语言与哲学》(合著)、《精神生成语言》等十余部。整理过遇罗克遗文,并写有《1966–我们那一代的回忆》、《形形色色的造反》、《蓦然回首》、《直面历史》等。他学识广博,精通四门外语,是目前国内学界阐释西方理论最重要的学者之一。他关心社会人生,2004年被《南方人物周刊》评为50名公共知识分子之一。

剑虹评论网2006-09-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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