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杰:在共产党的新帝国,防疫有如一场资源调配失控的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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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绍华《麻风医生与巨变中国:后帝国实验下的疾病隐喻与防疫历史》

刘绍华《麻风医生与巨变中国:后帝国实验下的疾病隐喻与防疫历史》。(封面照片)

在中国,为什么灾难总是如预言般重演?

二零二零年二月二日凌晨,中国微信上的一则截图信息让人揪心——这段文字只能以截图的形式流传,否则它早已被网络警察删掉。中国最忙的似乎不是一线的医护人员,而是网络警察。在离武汉千里之遥的山东泰安,官方公布了一则消息:泰安市公安局泰山分局网络安全保卫大队侦查支队指导员李弦“因公殉职”。这位年仅三十七岁的网警,不是死于抗击瘟疫前线,而是忙着网络舆论监控,加班劳累过度突发脑溢血。

李弦生前工作照。(Public Domain)

侥幸逃过删除的那则信息是:下午五点三十分,在武汉武昌区解放路和民主路的交叉地带,一个男人从桥上跳下来。

路过的人记录了自杀者生前的最后一刻:“一直站在桥上哭,哭得很忧伤,很绝望。在这条寂静的街道上,他的哭声和呐喊声歇斯底里,每一声都刺痛到了路人的心底。”哭诉的意思大致是:这个男人被感染冠状病毒后,家里不能带待,怕传给妻子,医院也没有床位了,他无法住院,在外面租了房,想去看病,却没有公交车了,他要走很远很远的路,体力跟不上。现在,连吃的都没有了。最终,他饿着肚子,关上了生命的阀门,纵身一跃。

媒体人秦宽写道:悲伤和绝望一点都不难让武汉以外的人切身体会。他走投无路前,每一步都是人们熟悉的日常:无法回家又无法住院,在冰冷的大街上进退两难;患上肺炎后大口大口呼吸,发出艰难的喘气声;跋涉在去医院的路上,却连走路的力气都没有了;现在他要死了,却饿得受不了。他不是乞丐,一月以前,他还在正常生活、有老有小、有一份工作。现在,他毫无尊严地死了。秦宽追问说:领导人不是口口声声在各种场合说要让“人民更有尊严、更加幸福”,昨晚有一个人没有尊严地死了,他的死亡很大程度上是官方造成的,因为瞒报信息导致疫情扩散。

然而,在中国,没有人可以追责官府。中国人只能逼着自己变得犬儒,逼着自己不关心这些。不想犬儒,就要努力地赚钱,想方设法逃离这个场域,而在这个国家要赚钱,又必须接受当下这个令人不满的体制,学会“听不见、看不见”,这本身又是一个洗脑的过程,并且痛苦的感觉不会消失。一个更加难以预见的问题是,当有了钱,很有可能成为体制的一部分,能不能独善其身、能不能逃离,又是未知数。

一场突如其来的疫情让习近平繁花似锦的“中国梦”雨打风吹去,“厉害了,我的国”暴露出茹毛饮血的野蛮国家的真相。台湾中央研究院民族研究所研究员、知名人类学家刘绍华在脸书上发文感叹说:“我的研究一直攸关一九四九年后中国的传染病防疫。不论学者研究得如何尽心费力、如何提醒谨戒历史教训,中国却每逢大型防疫,混乱与苦难的历史总是如预言般地重演,就像以前从未发生过甚么事似的。而如我这般高度关注那块土地上广大生灵苦难的学者所写的历史与提醒,也依然被压抑消音无法面世。一个无法累积朝向幸福所需的历史感的社会,如何能记取前车之鉴以造福后人?”尽管如此,我们不能被“政治抑郁症”击倒,阅读是我们“因真理,得自由”的最佳方式,阅读刘绍华的《麻风医生与巨变中国:后帝国实验下的疾病隐喻与防疫历史》一书,或许可以开启对这场失控的瘟疫的反省。

“新帝国”的颜面比人的生命更重要

2020年1月29日,武汉长江边上游泳的人和带着口罩散步的人。(美联社)

日光之下无新事。正如刘绍华所说:看着武汉肺炎疫情的变化,一切太过熟悉了,从近年的萨斯、爱滋,到一九四九年后的麻风防疫,中央、地方政府与民众的反应,如同书中的历史不断重演。中共政权没有丝毫的进步,甚至没有原地踏步,唯一的变化是以直线坠落的方式变得更坏——“矢口否认、疫情爆发、被迫承认、强迫且大规模隔离、污名恐慌比传染病蔓延得还要迅速、民生规划缺乏、医务人员被推到第一线却无政策做后盾、众人恐惧愤怒。然后呢,待疫情经过慌乱暴力但有些效果的隔离防疫手段而终渐消退后,一切又回到矢口否认如常的日常生活状态,遗忘历史、禁绝历史……。”

在疫情失控之际,中共还有余力发起一场声势浩大的网络舆论战。五毛疯狂发布冠状病毒是美国对中国的细菌战的假消息,却不让民众知道一个最基本的事实:美方三度申请派遣顶级专家小组到武汉帮助控制疫情,却被中国政府断然拒绝。妖魔化美国,是将美国当作奥韦尔所说的“公共污水沟”,如此才能让这个遥远的敌人承担中国民众的愤怒与怨恨。

无独有偶,在《麻风医生与巨变中国:后帝国实验下的疾病隐喻与防疫历史》一书中,刘绍华以“后帝国”的意识形态来分析中国一九四九年后的麻风防疫工作,她发现最关键的问题是,用大白话讲就是民族主义或爱国主义的面子,用政治术语来讲就是中国面对心中之痛的“帝国”或“外侮”时的“主体性”。防疫的成功、失败、手段、消音或选择性荣耀,都因中国反帝反美的主体性心态主导,以致众人主动或被动地配合国家“面子”而隐匿丑闻、反驳外界质疑、因人废言、牺牲个人成就集体形象。早在上个世纪五零年代,中国就全盘否定此前西方教会所做的防治麻风病的事业,渲染美军在韩战中使用“细菌战”,无不是为了达致此种目的。

刘绍华在《麻风医生与巨变中国》的前言中写道:“中国的防疫故事带给世人什么意义?这些不仅是医疗和公共卫生史的议题,更是政治社会史的提问。”她排除万难,深入麻风病村做田野调查,她写的是历史,而历史不是故纸堆,乃是打开未来之门的钥匙——如果未能公开检讨防疫手段与历史、未能放下面子障碍,起码的代价就是下列关键词的恶性循环:否认、污名、恐惧、持续无能、生灵涂炭。

不过,刘绍华所用的“后帝国”这一概念并不准确。尤其是中国进入习近平时代以后,已然成为“新帝国”。告别革命的中国并未告别帝国,国家主义成为至高无上的意识形态,是一种综合纳粹德国模式和苏俄模式的极权主义乃至升级版的数字极权主义,中国比人类历史上任何一个帝国都要恐怖和危险——它的恐怖和危险甚至超过了人们想象力的极致,超过了好莱坞电影《星球大战》中的那个权势熏天的邪恶帝国。所以,与其说中国是“后帝国”,不如说中国是“新帝国”或“超级帝国”。

中国向来以战争手段处理重大公共卫生危机,却从未避免资源调配失控

多个民众感染武汉肺炎的一个武汉农贸市场。(美联社)

武汉肺炎肆虐,中国大地处处都张贴着红色标语,诸如“家家动员,人人参与,打赢疫情防控战”,让人宛如回到“红海洋”的毛泽东时代。习近平对来访的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说,“中国完全有信心、有能力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中国人民正与新型冠状病毒疫情进行严肃斗争,疫情是魔鬼,不能让魔鬼藏匿”——他恰恰忘记了,他和共产党才是将小鬼从潘多拉的盒子中放出来的魔王,鬼王当然不抓鬼。

习近平一开口,脱口而出就是“战争”这个词语,如此沉重的词语被他举重若轻、轻描淡写地说出来。从精神结构而言,习近平是“文革之子”或“毛泽东之子”。中共管理社会包括处理公共卫生事件,从来都喜欢用战争模式,中共视为中国为硕大无朋的军营,所有公民都是军中士兵。

刘绍华在研究中共麻风防疫史时发现,毛泽东时代,在中共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领域向苏联“一边倒”的背景下,防治麻风也全盘照搬“苏联模式”,即强制隔离方式,这跟此前较为宽松的教会介入方式大不相同。一九五七年,官方估计全国约有三十八万麻风病人。一九五零年代末集体化热烈开展,全国不同层级的防疫人员和地方干部接受指示,动员寻找麻风患者,有时威吓胁迫,有时软言劝说,将登记在案的病人送入邻近的麻风聚落。

到了文革期间,毛泽东下令对党政机关“军管”,穷乡僻壤的麻风病医院也不例外。刘绍华指出:“军管命令胜于医学判断,甚至基于歧视恐惧而规定看诊地点。”军管也影响到病人的组织形式,刘绍华以安徽省嘉山县四山村麻风病医院为例指出,在一九七一年至七五年间,这个医院按军事化的班、排、连来临编组。颇有讽刺意味的是,麻风病医生多属“成分不好”的政治阶级,而被指派麻风工作。麻风病人则多为底层农民或劳动者,属于政治正确的阶级。两种不同政治阶级的人被隔离在一起,镇日相处,系因卫生防疫同时以科学之名与污名之实而行。

军管固然让领导层更轻松地对多个层级“如臂使指”,却未必能迅速遏制疫情。军事化的社会控制,表面上整齐划一,在另一些层面却有极其低效无能。从文革中走过来的习近平,下一步会在疫区使用这个最后的招数吗?武汉地方政府将新建的“火神庙医院”交由军队控制,但士兵能取代医生成为天使吗?

报喜不报忧是中国文化的特色,昨日的麻风防疫如此,今日的武汉肺炎防疫也是如此。财新网在一篇题为《统计数字之外的人:他们死于“普通肺炎”?》的报道中写道,前线记者采访了十余位病患家庭,多数全家感染。他们还搀扶着病危的老人、孕妇辗转在各家医院,“医院告诉我们只能自救”,他们的家人们处于生死一线间。

其中一位名叫杜红利的市民,自己感染了,带着也感染了的父亲,把所有方法都试了一遍。一月二十七日,他去小区做了登记,一直没有消息。他向朋友借了一辆面包车,强撑着带父亲到处寻找医院收治。有三百多个床位的武汉六七二医院(中国很多医院都以数字命名,这又是军事化管理的例证之一),没有住院单不让进;新开放的有七百个床位的武汉协和医院汉阳分院也告诉他:要等。次日,杜红利赶到区政府信访办,得到的答复还是没有床位;找卫健委,对方回复称没有办法解决,只能等。因为没有办法跨区域协调病人,只能等所在区域的对口医院收治。

杜红利的父亲曾参军十五年,上过抗美援朝战场,曾是两位高级将领的贴身警卫。杜红利告诉《财经》记者,现在全家被感染,自己头晕胸闷的症状也越来越厉害,不知道还能带着父亲扛多久。他父亲不停对他说,自己没有死在几十年前的战场,却可能死在医疗资源调配失控的现在。劣质的管制,居然比战场还要危险。

不做“抽象的公民”:幸存者不仅要活着,还要记住

“武汉肺炎”疫情恶化。图为武汉汉口火车站。(美联社)

刘绍华在书写《麻风医生与巨变中国》时,其心情比书写《我的凉山兄弟》时还沉重,原因是她看到一九四九年后防疫历史的关键问题及其一再重复的悲哀。她在书中得出的结论,以〈历史的罗生门〉为题,呈现官方版的历史与被消音的历史之差异。

然而,中央研究院的学者钱永祥为此书撰写的推荐语却与该书主旨背道而驰。钱氏虽承认“麻风病人遭受污名与歧视”以及“麻风病医生也在专业与政治两方面陷在污名的泥沼之中”,却又用更大的篇幅正面描述“中共的成绩”——“中国革命高举革命的人道主义,在公共卫生方面的成就一向为世人称颂,扫除结核病、性病、血吸虫之外,群众路线所建立的继承医疗体系深入山野乡间,对国民健康的贡献也很可观。在麻风领域,面对遭受排斥的几十万病患,它用四分之一世纪,便达成了初步的防治成果,同样称得上成绩斐然。中共的成功之道,靠的是革命所建立的集体化社会组织。”这种论述跟中国新左派前些年对毛时代的赤脚医生的赞美如出一辙,更是不亚于“拿人钱财,与人消灾”的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对习近平的当面称赞:“习近平主席亲自指挥部署,展示卓越的领导力。……中方公开透明发布信息,用创纪录短的时间甄别出病原体,及时主动同世卫组织和其他国家分享病毒基因序列。中方行动速度之快、规模之大,世所罕见,展现出中国速度、中国规模、中国效率,是中国制度的优势,经验值得其他国家借鉴。”

钱永祥大概没有仔细阅读这本书。刘绍华在书中揭示的真相是,在中共治下,麻风病人的身体集体性地成为国家卫生治理的产物。中共政权明确彰显以公共卫生的方式控制麻风的现代企图,而麻风医生的情绪劳动则成就了此一目标。“在此现代性转变中,一脉相承的是污名以及以之为基础的人群分类思维。”谁能想到一千多万武汉人会成为被歧视的劣等公民呢?在如今这场前所未见的疫情期间,刘绍华特别告诉中国人:“如果能安然躲过这一波疫情,恳请中国幸存的众人关注与挖掘历史,明白配合主体意识形态的桎梏所付出的代价。如果平日就经常因爱国爱面子而容忍纵容有问题的治理措施、配合主体意识来攻击国际批评、当有人揭露令人愤怒的真相时却因家丑外扬以致指控的手指头不是朝向政府反倒是戳向揭露真相的人,那就只是紧抓着这块爱国主义主体性的遮羞布,不愿从历史中学到教训。那么,当下一次新兴疫情又来危及人口稠密的土地时,这个依然学不会历史教训的政府仍将搭上遮羞布,将依然无法保护你、以及你所钟爱的国与家。”

读《麻风医生与巨变中国》,可参考法国学者福柯的专著《规训与惩罚》和英国学者波普尔的专著《开放社会及其敌人》,更可参照美国学者詹姆士·C·斯科特的专著《国家的视角:那些试图改善人类状况的项目是如何失败的》——这本书可以看成是一个反对极端现代主义的、人工设计社会秩序的帝国主义的一个案例。斯科特指出,被设计或规划出来的社会秩序一定是简单的图解,他们经常会忽略真实的和活生生的社会秩序的基本特征。在这样的社会里,公民退化成“无印痕的公民”或“抽象的公民”,为了执行计划的需要,成为没有性别、品位、历史、价值和终极想法、没有传统和特定个性的人。武汉的一千多万市民,湖北的五千多万居民,中国的十三亿人,都是如此。因此,斯科特总结说:“一个受到乌托邦计划和独裁主义鼓舞的,无视其国民的价值、希望和目标的国家,事实上会对人类美好生活构成致命的威胁。”那些高呼“厉害了,我的国”的中国人,会睡狮猛醒吗?

来源:RF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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