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证实的遗言（一）
普列汉诺夫是现代世界最伟大的思想理论家之一。他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创始人和领袖。在1903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后，逐渐与列宁及布尔什维克分道扬镳，因而受到列宁的批判。1918年4月，普列汉诺夫重病不起。他用了半个多月的时间，由好友列夫.杰依奇笔录，完成其《政治遗嘱》。两个月后，普列汉诺夫去世。遗嘱经人辗转秘密收藏，在尘封80年，苏联解体之后，终于在1999年11月30日俄罗斯《独立报》发表面世。
普列汉诺夫《政治遗嘱》是一部惊世骇俗之作，全文近三万字，对十月革命和布尔什维主义的批判十分深刻，其政治预言和历史现实惊人相似。现将此文转录评述如下（略有删节）:
我，格奥尔吉.瓦连廷诺维奇.普列汉诺夫，将几乎整个有意识的一生献给了俄国和欧洲的革命运动，不仅目击和参加了祖国矛盾冲突极为激烈的种种事件，而且依照许多人的看法是造成这些事件的直接祸首，所以在生命结束之前不能不说出我对这些事件的态度。在布尔什维克解散立宪会议之后，四面八方对我的痛斥纷至沓来。我虽然并不认为有必要分辩，但仍应指出，我的罪过并没有像切尔诺夫先生及其志同道合者以为的那么大。正如不能因为人们滥于玩火而责难普罗米修斯一样，不应该因为列宁狡猾地把我的想法用来加强其错误的结论和有害的行动而责怪我。
……我放弃了同布尔什维克作斗争（其原因下面将要谈到），因此，只要布尔什维克还拿权，我的遗嘱就不应公布。
一、简单谈谈我自己
一个人走过的道路，他的活动及行为决定于既定的目标，又因其后天养成的品质及先天带来的个性而变得光怪陆离。……我的性格复杂而矛盾，我的亲人和朋友们往往因此受到伤害。我从母亲身上获得了强烈的正义感、书卷气、对人自然的热爱、谦虚和靦腆。……从父亲那里我获得了刚强和意志力、工作能力、荣誉感、义务和责任感、果断和直率。我正是由于复杂的性格在论战中往往很生硬，我在承认这一点的同时仍应再说一遍，我一贯尊重对手，从未超出文质彬彬、以礼相待的范围，没有像列宁那样堕落得使用意大利农妇粗俗的骂人的话。我嘲笑的不是一个人，而是他的观点。因此我相信，我 “侮辱过” 的人都会宽容我。
我把一生中的四十多年献给了革命事业，从一个热衷于巴枯宁思想的民粹派分子变成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一一辩证论者。当年曾广泛传说，我脱离民粹派只是由于我不能接受把恐怖当作政治斗争的方法，并非如此。我曾认为可以把恐怖当作极端的手段，只要它是社会引爆剂的话。万幸的是，我们的敌人没有一个人是在我的参与下或经我的同意而被杀害的，而这种情况当时是可能发生的一一我在三年之中手枪和铁拳套始终不离身。我 “背叛” 民粹派另有原因：我很快就对以巴枯宁造反思想为基础的民粹派意识形态感到失望。涅恰耶夫主义、巴枯宁主义的这一畸变形式，使我感到厌恶。民粹派逐渐倾心的布朗基主义也不能使我感到满意，这一切加上其他种种情况迫使我于1880年初侨居国外。……但是脱离民粹派对我来说并不容易。我几乎有三年一直在痛苦地沉思，心情难受，寻求妥协，与 “土地平分社” 的朋友们及侨居国外的民意派分子激烈争论，与拉夫罗夫谈话和通信。拉夫罗夫过去是车尔尼雪夫斯基的亲密朋友，当时声望异常高，他依靠积极地为革命工作，发表传诵一时的文章，活跃地参与巴黎公社和第一国际的活动，与马克思和恩格斯密切交往而保持着威望。这一切加上微妙的私人关系，使我不得不倾听他的意见，妨碍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点的形成。起初我像别林斯基和车尔尼雪夫斯基当年那样试图找到终极真理。所幸的是我很快就明白了，没有也不可能有终极真理。在现时为革命事业服务并为人民造福的，就是真理。直到1883年中我才彻底转到马克思的立场上，当时我开始切实勾画出我第一部马克思主义著作《社会主义和政治斗争》的思想轮廓。因此，我作为马克思主义革命家的资历早已超过30年了。我成长为马克思主义者首先应归功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
推敲得不够的传记作者将来在分析我马克思主义时期的活动时会把这一时期划分为三个阶段。他们说，第一阶段（1880一1882年）普列汉诺夫是 “心存疑虑的” 马克思主义者，他试图了解马克思的学说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运用于俄国的条件。第二个阶段（1883一1905年）普列汉诺夫是 “正统的” 马克思主义者，他始终不渝地同批评马克思的人作斗争，但并非总能获胜（这是真的）。第三个阶段从1906年开始，在我谴责了莫斯科武装起义后。普列汉诺夫逐渐滚入了 “灰心丧气者” 之列，越来越远离积极的革命斗争。布尔什维克对第三阶段的看法更加肯定一一“他出卖了无产阶级，转到资产阶级阵营中去了”。我把这三个定语都放在引号之中，因为它们都与真相相去甚远。对于第一个阶段全都清楚，因为对没有充分研究和理解了的东西是无法怀疑的。关于第二个和第三个阶段我只说一点：全都错了。我从来都不曾是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更不曾是灰心丧气者。我始终是彻底的马克思主义者一辩证论者，在每一个具体时间里我支持社会民主党中更接近于马克思思想并赞同 “劳动解放社” 观点的那个派别。我对马克思理论的态度当然逐渐在发生变化一一这毫不奇怪，即使是这一理论的创造者本人，有时也因条件的变化而改变自己的观点。但无论是我的观点的演变，还是八十年代初我与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对俄国革命运动中恐怖作用的评价上的意见分歧，都不会妨碍我断定：我过去和现在都是我的导师们忠实的追随者。
我在一生中像每一个人一样犯过不少错误，但我主要的不可原谅的错误是犯在列宁身上。我对他的能力估计不足，没有看清他真实的目标和对目标的狂热追求，对他的最高纲领主义持宽容和嘲弄的态度。我把列宁带进了欧洲著名的、有影响的社会民主党人的圈子中，照顾他，全面帮助他，从而使他牢牢地站立了起来。不仅如此，1903年在俄国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当列宁同马尔托夫争论时我支持了列宁，因此终于导致布尔什维克主义的产生。当时我以为，我能够逐渐软化列宁的立场，在必要的方面影响马尔托夫，从而维护党的团结。但是我很快就明白了，团结是不可能的，因为一切与列宁意见不合的看法都无权存在。列宁也主张团结，但要在他的领导下，服从他的目标，釆用他的策略和口号。布尔什维克主义一旦产生，开始迅速壮大，部分是由于它的策略和口号对于不甚成熟的俄国无产阶级有吸引力，部分是由于列宁异乎寻常地执着，有着惊人的工作能力。遗憾的是，已经无法纠正我的错误了。切尔诺夫先生因此才断言说，布尔什维克是我的孩子。维克多.阿德勒就我与列宁的 “父子关系” 开的玩笑不是沒有根据的。我的错误过去和未来都会使俄国付出高昂的代价，这个错误对我本人来说也是致命的。毫无疑问，布尔什维克只要长期执政，将尽其所能抺黑我的名字，使人们将它遗忘。侥幸的是，这种情况不会发生。我清楚地意识到我在俄国历史上的地位。我不是普罗米修斯，不是斯宾诺莎，不是康德，不是黑格尔，也不是马克思。我没有送给人们火，也没有创立新的哲学、新的社会学说。但是我在教育俄国无产阶级的事业中，在发展俄国社会思想的事业中毕竟做过一些事，因此我斗胆说，历史和后人将对我作出好评。
普列汉诺夫在这一节主要讲述了他自己思想成长的轨迹，最后说他 “主要的不可原谅的错误是犯在列宁身上”。 对自己在1903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支持了列宁，导致布尔什维克主义的产生追悔莫及。对这个问题，我综合《苏联共产党历史》（鲍.波诺马廖夫主编）和《列宁的一生》（〈美〉路易斯.费希尔著）有关内容，给大家作一简要回顾。
1903年7日17日一8月10日，开始在布鲁塞尔，后来由于引起了比利时警察的注意而搬到伦敦，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在一个教堂里秘密举行了第二次代表大会。参加这次大会的有全国43名代表，共代表26个组织，拥有51票表决权。会议的目的是确定一系列原则和讨论党的组织问题。会上，普列汉诺夫和列宁的一派与尤列.马尔托夫的一派在一系列问题上发生了意见分歧，前者获得了多数票（24票），后者只有少数人（9票）支持。从那时起这两个派别就以 “布尔什维克”（俄文多数的音译）和 “孟什维克”（俄文少数的音译）而闻名。他们的意见分歧是由许多错综复杂的偶然因素、个人因素和政治因素造成的。而重要的一点则是列宁坚持要建立一个紧密团结的、由职业革命家组成的党组织。这些职业革命家不仅应当像孟什维克所希望的那样，要支持党和忠于党，而且应当完全献身于党的政治工作，要像军队中的官兵那样，在统一的指挥下发挥作用。
列宁并没有作任何努力来防止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发生决裂，相反，他欢迎这种决裂，促进这种决裂。列宁在《怎么办》（1902年问世，从那时起，这本书就成了布尔什维克组织家们的圣经）这部著作中预先指出了这种决裂。这本书的矛头是针对 “经济主义” 和 “经济派” 的。“经济派” 为自己提出的主要任务是改善劳动条件，而把国家的政治问题看作是无关紧要的问题。但是列宁这本书的矛头同样也间接地指向孟什维克和俄国其他一切不同意列宁的组织原则的政党。列宁强调说：“社会民主党人不但不能局限于经济斗争，而且不能容许把组织经济方面的揭露当作他们的主要活动。……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使争取改良的斗争服从于争取自由和争取社会主义的革命斗争……” 列宁指出，如果社会民主党的政治活动归结为自发的工联主义的活动的话，那这只会有利于资产阶级的民主。列宁认为，社会民主党首先应当建立一个能够领导和指挥全体无产阶级为自身解放而斗争的革命家组织。列宁宣称，知识分子就是这种组织的领袖和核心。列宁说，这样的从旁边 “推动” 决不是多余的，相反，这样的 “推动” 在革命运动中任何时候都显得不够，因为参加革命运动的一些成员太崇拜工人与资本家和政府所自发进行的经济斗争了。列宁写道：“我们职业革命家应当而且一定会百倍努力地来从事这样的‘推动’ ”。列宁接着论证道：“任何革命运动，如果没有一种稳定的和能够保证继承性的领导者组织，就不能持久。” 列宁在总结自己的革命战略时，套用了阿基米德的一句话：“给我们一个革命家组织，我们就能把俄国翻转过来！”
列宁后来在文章中不无自豪地写道：“布尔什维克主义作为一种政治思潮，作为一个政党而存在，是从1903年开始的。”
列宁显然是一位有眼光的革命组织活动家。他认为，目标坚定的人能够影响局势，改变群众的意识甚至改变历史。列宁从不去追求数量上的优势。他想要的是一个严格遵守纪律的、能够冲锋陷阵的组织，在他看来，这样的组织比政治纲领还要重要。方法是最重要的，它比政治原则还要重要。实际上，列宁的政治原则第一位就是强有力的组织。列宁强调，无产阶级需要领导，它应当由服从于领袖的政党来领导。这个观点是由列宁领导的革命活动的实践经验决定的。
为了提高政治活动效率，列宁宁肯要一个完全服从于他的小党，而不是表面上统一、实际上却隐藏着形形色色的分子的大组织。
伦敦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大多数代表，在犹太人的“崩得”和其他分子退出大会后，都在党组织问题上支持列宁。列宁在普列汉诺夫的帮助下，还使大会通过了关于 “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 的决议，但是民主性较多的孟什维克却拒绝这项决议。于是，列宁把阿克雪里罗得、波特列索夫和查苏利奇这三个孟什维克从党中央机关报《火星报》编辑部中排除出去，这样，《火星报》就由他自己、普列汉诺夫和马尔托夫来掌管了。但是不久普列汉诺夫就了解到，列宁原来是指望在编辑人员问题上能得到他的支持来反对孟什维克马尔托夫。此时，托洛茨基站在马尔托夫一边，因为他认为列宁是一个 “独裁者和恐怖主义者”。
后来，普列汉诺夫不愿意扮演列宁的傀儡角色，所以他请阿克雪里罗得、波特索夫和查苏利奇又回到了《火星报》编辑部。列宁为了避免精神上的痛苦和工作上的失意，便离开了《火星报》。但他从此便和普列汉诺夫结下了梁子。
自此，列宁成功地组织了自己夺取政权的班底，有了自己的 “团团伙伙”，向着实现自己的野心迈出了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一步。
为了进一步说明这个问题的决定性意义，让我们看看美国著名的哲学社会科学家詹姆斯.伯恩斯在其代表作《领袖论》里的论述：
……有些领导人认为，企图加快一个自然的和必然的过程是非马克思主义的和不民主的。列宁强烈地反对这种观点。他提出另一种革命战略的理论。他说，所有国家的历史表明，让工人阶级依靠自己只能产生工会意识，工人阶级运动的这种自发的发展意味着工人在意识形态方面屈从于资产阶级。
这些响当当的原理是列宁的小册子《怎么办》的中心思想。他一次又一次地回到这一中心论点：工人阶级会由于改良主义、工会主义和资产阶级妥协的直接诱惑而误入歧途。共产主义将完全被自发性所压倒。其结果只能是带来细小改良的机会主义，而不是彻底变革的社会行动。这种过程只能是加强资产阶级。列宁说：“因此，我们社会民主党的任务就是要反对自发性，就是要使工人运动脱离这种投到资产阶级羽翼下的工联主义的自发趋向，而把它吸引到革命的社会民主党的羽翼下来。”
《怎么办》实际上是一本关于政治领导的理论和实践的小册子，也是最有影响力的一本小册子，它最终将与马基雅维里齐名。它的主要论点是：作为一个整体来看，无产阶级必须在未来的革命剧变中起领导作用。谁又来领导无产阶级呢？列宁嘲笑那些认为由于群众中 “自发的行动” 就能产生一个新的社会秩序的人。他写道：“我们的祖父，以他们老式的聪明智慧总是这样说：‘任何傻瓜都能帮助自发地产生一个新的社会秩序。’ ”不对，（在列宁看来）领导革命是一个秘密的、高度组织化的小党的任务。这个党由经过训练，值得信赖和经受过考验的革命者组成的有纪律的核心领导。这不是一个群众和领导相比的问题，而是好领导与坏领导相比的问题。
……这本小册子从它关于革命的完整理论中获得了巨大的力量。这一理论的核心就是矛盾与斗争的作用。革命的工人阶级成员之所以取得无产阶级觉悟不是由于自然的力量，而是由于领导集团说明了革命运动的实质是夺取政权，阶级矛盾是不可调和的，以及在资产阶级力量和无产阶级力量之间不存在中间路线。作为一个策略问题，列宁放弃了同盟和联盟，有意缩小革命运动的基础，以便使之更精干、更坚决，意识形态更强、更革命。因此，列宁关于建立在阶级矛盾基础上的无产阶级领导权的理论逐渐变成政权的理论。
看了以上论述，不由得感慨：列宁和布尔什维克真是当时俄罗斯的劫数。劫数难逃！大家记住，列宁同志是最先把 “党的领导” 玩得炉火纯青的人（这一点以后还要给大家进一步阐述）。二月革命前，布尔什维克只有二千人；十月革命时只有二万人。但是，由一头狮子率领的羊群居然打败了由一头羊率领的狮群。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就是那头狮子。
(未完待续)
荀路 2018年9月初稿，2020年3月18日修订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