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合时宜的”高尔基（一）
80年代末，高尔基在十月革命前后撰写的一些文章陆续在苏联报刊问世并被结集出版。1995年，美国耶鲁大学出版社又将高尔基《不合时宜的思想》一书再版。所谓 “不合时宜的思想” 是指高尔基1917年4月至1918年7月在他主编的《新生活报》上开设的个人专栏的名称。这些文章可以让读者看到另一个高尔基: 一个激烈地反对布尔什维克革命的高尔基。
1917年4月，高尔基以一个自由知识分子的身份创办了《新生活报》，用 “不合时宜的思想” 为总标题发表了许多文章，反对日益激进的社会革命倾向，主张俄国的出路在于发展文化、科学、教育和改造人的灵魂。高尔基提出了 “心智是首要的和最终的创造性力量，各阶级应该持久地为它的发展而努力” 的观点。
对当时的政局，高尔基主张维护多党竞争和向宪政过渡的局面。他和当时大部分社会主义者一样，认为俄国的经济和阶级状况远未达到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程度，当前的任务应该是巩固民主成果。但列宁回国后在《四月提纲》中提出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口号并基本统一了布尔什维克党的认识，俄国的政治形势变得尖锐起来，这使高尔基深为不安。在六个月中，他一再呼吁抵制革命。十月革命发生后，高尔基又惊又怒，连接发表了《致民主派》和《致工人》两篇文章，指责布尔什维克逮捕临时政府成员并向工人呼吁不要支持布尔什维克，说他们正在成为布尔什维克 “政治实验” 的牺牲品，指责列宁和托洛茨基已经被权力所 “毒化”。在他看来，《和平法令》完全是空洞的，因为国内动乱已经代替了国际战争，而对大工业和银行的国有化也不会带来更多的面包。当立宪会议被驱散时，高尔基说布尔什维克的来福枪驱散了近百年来俄国最优秀分子为之奋斗的梦想。在1918年1月5日立宪会议被驱散的当天，彼得格勒发生了支持立宪会议的工人上街游行但被镇压的事件。针对《真理报》的游行是由“资产阶级和银行家” 所组织的说法，高尔基反驳说:《真理报》在说谎，它明知游行的参加者来自彼得格勒的几个最大的工厂区，他们支持的是立宪会议中的246个非布尔什维克的社会主义政党代表。高尔基谴责这次镇压的文章用了一个醒目的标题:《一月九日和一月五日》，把这次事件与1905年1月9日沙皇军队对请愿工人的镇压相提并论。
高尔基对十月革命的这种态度与他对俄国历史文化特点及国民性的认识有关联。作为一个对社会底层有深切了解的作家，高尔基对俄国人民和文化传统中的消极面有深刻的体验，如野蛮、残酷、既怯懦又好斗，盲从权威但又没有组织意识，忍受苦难的同时又充满迫害欲，等等。1905年革命失败后高尔基流亡西欧，直到1913年才回国。在这段时间里他对西欧文明有了切身体验，反过来加深了他对俄国社会的认识。他在给朋友的一封信中写道: “我们俄国人总是被黑暗和邪恶的东西所吸引……一个俄国人总要花上很长时间才会发现那种使得欧洲不同于俄国的地方: 它的稳定和发展着的民主，对个人的尊重，对组织和训练的接受能力，在精神领域的创造性才能。” 他甚至认为俄国只有 “脱亚入欧”才能进步: “只要我们不同亚洲决裂，只要我们不属于欧洲，我们就不会有真正的进步。”
这种对俄国社会问题的认识，加上战争所造成的社会失序，使高尔基认为一场不成熟的、依靠煽动、诉诸暴力的革命将会以合法的形式将俄国民众中最具有破坏性的本能释放出来。他说这样的革命 “将把群众中所有被分崩离析的生活、被谎言和肮脏的政治所激起的黑暗本能像野火一样煽动起来，人们将被愤怒、仇恨和报复所毒化。” 高尔基在这些文章中对街头暴力和在他看来完全丧失了理性的暴徒行为进行谴责。
例如，1917年12月20日（俄历7日）他在一篇讽刺 “无产阶级是新文化的创造者” 和 “这是社会革命” 的文章中描绘了 “民主派” 是如何把一个打得半死的小偷 “民主表决” 扔到冰河后又枪毙的场面。他认为俄国人在心理上仍然生活在一个大众迫害和谋杀能不受惩罚，个人生命一钱不值的国家中。他甚至把街头暴力和充斥于报章的对政敌和论敌置之于死地的攻击都视为一种从致人痛苦中得到快乐的病态心理。
高尔基在这篇文章中指出: “ ‘人民委员政府’ 的代表们的粗野行为引起了普遍的责难，而这些责难是公正的。形形色色的小家伙过着掌权的瘾，像对待战败者一样对待公民，就像先前沙皇的警察对待老百姓一样。他们对所有的人都大吼大叫，……所有这些行径都是以 ‘无产阶级’ 的名义，为了 ‘社会革命’ 而进行的，而这一切是兽性风习的胜利，是腐蚀着我们的那种亚细亚风气的发展。
“那么，卡尔.考茨基怀着赞扬所描写的 ‘俄国工人的理想主义’ 到底表现在哪里？表现在什么上呢？社会主义的道德，即 ‘新的’ 道德又是在哪里和怎样体现在生活中的呢？
“我想，‘现实的政治家’ 中一定会有人怀着对我指出的这一切极为蔑视的神情喊叫道：‘你想干什么？这是社会革命啊！”
“不，在这场动物性本能的爆发中，我没有看见强烈表现出来的社会革命因素。这是一场没有精神上的社会主义者、没有社会主义的心理参与的俄国式暴动。”
高尔基的上述文字对建立仅一个多月的苏维埃政权评价很不客气一一完全是 “负能量” 的指责！简直把布尔什维克分子说成土匪流氓了。但是站在尊重客观事实的立场上，作为人道主义者的高尔基面对社会现实不得不发出愤懑之声。在布尔什维克人民委员滥用职权，作威作福之时，高尔基一方面 “痛苦不安地爱着俄国，爱着俄国人民”，一方面不畏强权，用他的笔揭示出布尔什维克反人道的本性，留下了历史的见证：
我们俄国人、我们的人民还没有自由地工作过，还没有来得及发展自己的全部力量、全部本领，所以当我想到革命将给我们以自由工作、全面创造的可能性时，即使在这些可诅咒的鲜血和酒浆横流的日子里，我的心中也充满了巨大的希望和喜悦。
我同人民委员们毫无理智的活动的分歧的界线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我认为，思想的最高纲领主义对于俄国人不健康的心灵是非常有益的，它能够在俄国人的心灵中培养出伟大而勇敢的需求，唤起早就必需的行为能力、积极性，在这疲软的心灵中发展主动精神，总之，规范和激活这一心灵。
但是斯莫尔尼宫（注：十月革命期间是起义指挥部，自十月革命起至1918年3月，是苏维埃政府人民委员会的所在地。）的无政府共产主义者和幻想家们的实践的最高纲领主义对俄国，首先对俄国工人阶级是极其有害的。
人民委员们对待俄国就像对待试验用的材料一样，在他们看来，俄国人民是一匹细菌学家们为使马的血液中产生抗伤寒血清而为之接种伤寒病菌的马。委员们拿俄国人民做的正是这样一个残酷的和事先注定不会成功的试验，他们没有想到，受尽折磨的、处于半饥饿状态的马可能死掉。
斯莫尔尼宫的改革家们顾不上俄国，他们冷漠地要把它变成他们关于全世界的革命梦或欧洲革命梦的牺牲品。
在俄国生活的当代条件下没有社会革命的位置，因为不可能异想天开地把占国家人口85%的农民一一其中还有几千万的异族游牧民一一变成社会主义者。
由于这一极为疯狂的试验，首先受害的是工人阶级，因为他们是革命的先进队伍，所以他们将首先在内战中被杀死。而一旦工人阶级被粉碎、被消灭了，那就意味着国家的优秀力量和希望被消灭了。
所以我要向意识到自己在国家里的文化作用的工人们呼吁：有政治觉悟的无产者应该深刻反省自己对人民委员们的政府的态度，应该非常谨慎地对待他们的社会创造。
我的意见是这样的：人民委员们正在破坏和毁灭俄国的工人阶级，他们可怕而荒谬地在把工人运动复杂化。他们把工人运动引出了理智的界限，给无产阶级的全部未来的工作和国家的整个进步事业制造了极其艰难的条件。
因为我这种关于试验家们和幻想家们的 “政府” 的意见，人们将怎样称呼我，我都无所谓，但是工人阶级和俄国的命运对我来说却不是无所谓的。
只要我还有可能，我就会对俄国无产者说：
“人家在把你们引向死亡，在把你们当作无人性的试验材料使用，在你们的领袖的眼中你们仍然不是人！”
看吧！这就是无产阶级伟大的作家马克西姆.高尔基在1917年12月23日（俄历10日）发表在《新生活》上一篇文章的后半部分。
作为列宁多年的好朋友，无产阶级忠实的代言人，高尔基长期以来一直从物质上和精神上支持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曾经大声疾呼 “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然而当革命的暴风雨真的到来时，这种大声疾呼怎么却变成了让无产者警醒：“人家在把你们引向死亡，……” 这种 “不合时宜的思想” 在高尔基主编《新生活报》的14个月期间始终存在。具有人道民主思想的高尔基竭力向俄国人民表明，一场不成熟的、依靠煽动、诉诸暴力的社会革命，将会以 “合法” 的形式将俄国民众中最具有破坏性的本能释放出来。
高尔基清醒地指出：这样的革命 “将把群众中所有被分崩离析的生活、被谎言和肮脏的政治所激发起的黑暗本能像野火一样煽动起来，人们将被愤怒、仇恨和报复所毒化。” 因此，他大声疾呼：“不幸的人们，怜悯一下自己吧！” “在走向自由的时候，不能把对人的爱和关心抛到一边。” 这些在当时 “不合时宜的思想” 表现了一个伟大的人道主义者大胆、复杂、痛苦、困惑、深邃的思维观念。没有这些思想的表露，我们所看到的只能是一个被阉割了的、被片面化宣传的高尔基。
多年来，在高尔基的研究中一般很少提到《不合时宜的思想》（副标题《关于革命与文化的思考》）中的文章，好像它们并不存在似的。这是为什么呢？难道它与革命的海燕的光辉形象不符，与精心炮制的思想体制内部产生的神话不谐调吗？
是的。所有这些文章从头至尾都渗透着焦虑和痛苦。而焦虑和痛苦的，正是布尔什维克革命对生活产生的破坏力会给俄国精神文化丶社会财富和它的重要的创造者一一知识分子造成无法挽回的伤害。就在1917年12月20日（俄历7日）《新生活报》上，高尔基指出：
“无产阶级是新文化的创造者。” 在这句话中包含着对正义、理智和美取得胜利的美好理想，包含着人战胜野兽和牲畜的理想，在为实现这些理想的斗争中死掉了成千上万的各阶级的人。
无产阶级掌握了政权，现在它获得了自由创造的可能。应当适时地问一句：这种创造表现在哪里呢？ “人民委员政府” 的法令只是报纸上的小品文，仅此而已。这些法令是一些 “用叉子在水面上书写的” 很不可靠的文字，虽然其中也有一些有价值的思想，然而当今的现实却没有提供实现这些思想的条件。
革命将会带来什么新的东西？它在怎样改变俄罗斯野蛮的风俗？它将给俄国黑暗的生活能带来许多光明？
在列举了上文提到的私刑处死一个小偷的野蛮行为后，高尔基接着写道：
私刑对正在成长的一代会有什么影响呢？
士兵们拖着一个被打得半死的小偷要把他扔进莫伊卡河里淹死。小偷浑身是血，脸被打得一塌糊涂，一只眼睛被打得流了出来。一群孩子一路围观着。后来，其中的几个孩子从莫伊卡河边回来时，一边单脚跳着，一边兴高采烈地叫喊：“淹死了，淹死了！”
这是我们的孩子，是未来的生活建设者。人的生命在他们的观念里却变得十分廉价。然而人一一不应该忘记这一点一一是大自然最美好、最有价值的作品，是宇宙中最好的东西。战争对人的评价是比一小粒铅弹还低廉的，人们曾因这一评价而义愤填膺，因为战争而谴责 “帝国主义者”，而现在，面对每天都发生的残杀人们的兽行，我们又该谴责谁呢？
由于一系列条件的缘故，我们现在几乎完全停止了书籍印刷和出版工作，同时，极珍贵的图书馆一个接一个地被毁坏了。就在不久前，农夫们洗劫了胡杰科夫、奥鲍连斯基的庄园和一些别的庄园。农夫们把所有在他们看来是有价值的东西都分运到各自的家里去，而将藏书烧毁了，把钢琴用斧头劈掉了，把藏画撕碎了。科学仪器、艺术品、文化用具在乡下人的眼里是没有价值的，就是在城市老百姓的眼里它们是否具有价值也值得怀疑。
我们的导师拉季谢夫们、车尔尼雪夫斯基们和马克思们都是书籍的精神制造者，他们为自己的书牺牲了自由和生命。现在，书籍的物质制造者们又该如何去加快图书事业的发展呢？
偷窃在发展，抢劫在加剧，无耻之徒们干起行贿受贿勾当来，其狡诈程度与当年沙皇政权的官员们一样；愚昧的人们聚集在斯莫尔尼宫周围，企图讹诈被吓坏了的庸人。……
看吧！这就是布尔什维克们给俄国人民创造的 “新生活”。高尔基实话实说，所报道的虽然未必是他亲眼所见，但可以肯定他决不会把道听途说的东西拿出示人。
这篇文章问世后引起了某些粉红人物的不满。有个叫克尼日尼克一维特罗夫的人在1918年1月20日的《真理报》上发表《社会革命与高尔基》一文中写道：“既然高尔基认为，在那场由布尔什维克党领导的觉悟了的人民的大多数目前正在进行的 ‘真正伟大的斗争中’ 只有 ‘暴动的小市民的动物性无政府主义’，那么很显然，高尔基已经不是革命的 ‘海燕’，而是革命的直接叛徒了。” 他认为，“我国人民进行社会革命的准备程度问题不应当取决于占人口十分之九的农民和工人的道德和智力完善程度。” 如果等待人民自己发展到可以成熟地进行社会革命，“那么这一时刻是永远等不到的。”《真理报》的这位撰稿人呼吁高尔基 “抛开胡作非为者制造的梦魇，抢劫商店等并不必然与苏维埃政府相联，而是在任何政权下都可能有的可悲现象”，在看待十月革命时，不要 “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并希望 “过去一直是社会革命喉舌的作家” 不要永远背叛革命，而要重新成为革命的斗士。
这种腔调看似有理：要全面看问题，不要一叶障目，不要总盯着负能量，要看到正能量，不能求全责备，其实就是让高尔基在暴政下闭口。革命造反纵然有千万条理，但违反人道就是无理！布尔什维克口口声声反对沙皇专制，反对资产阶级专制，一旦掌权，它的专制比前者更有过之而不及，这种 “新生活” 有何新意？高尔基多年来一直支持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进行社会革命，到头来发现是走了豺狼，来了虎豹，怎么能不气愤？期盼的暴风雨变成了龙卷风，简直令人后悔绝望。
（未完待续）
荀路 2018年10月初稿，2020年3月27日修订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