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淼:疫情全球蔓延是否意味着民主制神话的破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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馒头山下的守望者 2020-03-28

经过再三斟酌,我还是决定写这个话题,虽然这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但我觉得这个话题值得在当下的复杂形势下,反复讨论。毕竟,在网上,已经有这么一个苗头,那就是一部分知识分子以及自媒体作者,开始怀疑西方民主制是否还能够继续存在,中国抗疫所取得的伟大成就,是否表明其政治体制也同样伟大?

一个不容否认的事实是,当前的世界正在发生剧烈变化,大多数人都还茫然无知。但如果把时间轴拉长,10年以后,或者20年以后再回过头来看,我相信历史会给出一个公正的答案。

日裔美籍学者:弗兰西斯.福山

01

中国人第一次听到“民主”二字是在1919年的5月4日,距今恰好100年。在当年那场以抗议中国在巴黎和会上遭遇的大型学生运动现场,“民主”与“科学”成为当时代全体国民最响亮的口号。也从那个时候起,民主两个字成为众多中国知识分子毕生追求的目标。即便是中国共产党领袖毛泽东,也多次在不同场合说过:“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指王朝更替的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1991年12月31日,苏联宣布解体,冷战以美国取得胜利而结束。这实际上意味着,西方民主体制战胜了红色苏联的社会主义体制,成为当今世界主流政治体制。

在此之前,日裔美籍学者弗兰西斯·福山于1989年发表了举世震惊的《历史的终结?》一文。这篇文章,不仅在西方世界取得巨大反响,在中国知识分子界也产生了轰动。在这篇文章里,福山认为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是“人类意识形态发展的终点”和“人类最后一种统治形式”。

众所周知,中国的知识界普遍被马克思主义熏陶过来的,马克思认为人类最终的社会形态应该是实现共产主义。所以,福山的文章对中国知识界产生了颠覆性的冲击。自此,民主制成为了中国知识界新的研究目标。从那以后,中国到底适不适合民主制,成为讨论至今的热门话题。

不过,对于福山而言,他的观点始终没有变。2014年,在时隔25年以后,福山为自己的书重写了序言。在新版序言中,有这么一段话:

唯一确实可与自由民主制度进行竞争的体制是所谓的“中国模式”,它是威权政府,不完全市场经济以及高水平技术官僚和科技能力的混合体。

如果要我猜测一下,五十年以后,是美国和欧洲在政治上更像中国,还是中国在政治上更像美国和欧洲,我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后者。

从以上的言论可以看出,福山依然认为自由民主是人类政治文明的终极形态。

02

然而,在过去40年,中国改革开放所取得的巨大的经济成就,福山始终无法给予正确的解释。

1978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为3679亿元。

2017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为82. 7万亿元。

年均实际增长9.5%,远高于同期世界经济2. 9%的年均增速,占世界生产总值的比重也由1.8%上升到了15.2%。

1978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71元。

2017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2.6万元。

中等收入群体持续扩大,贫困人口累计减少7.4亿人,贫困发生率下降94.4个百分点。

中国建成了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保障体系,基本养老保险覆盖超过9亿人,医疗保险覆盖超过13亿人。

粮票、布票、肉票、鱼票、油票、豆腐票、副食本、工业券全都成为了历史记忆(作为70后,我读小学的时候粮票还没有退役,大米要凭票限量供应)。

如果说,西方的自由民主制是世界上最好的制度,那么采用非西方民主制的中国,为什么反而创造了经济高速增长的奇迹?

对此,国内学术界有不同的解答。

例如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他认为有三个主要因素,那就是1979年以后的中国,一是要摆脱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以市场经济代替计划经济,推进体制转型;二是要从传统的农业社会转向工业社会,推进发展转型,使中国成长为一个现代化的国家;三是要从自主封闭的经济体转变为实施对外开放的经济体,推进开放转型,促使中国逐步发展成为更高水平的开放型经济体。

再例如林毅夫,他认为把发达国家用过的成熟技术,已经生产过的成熟产业,只要水平高,附加价值高,拿来用就是技术创新,产业升级,这个可能性在经济学上叫“后来者优势”。中国高铁技术就是其中的一个典型代表。

吴敬琏则认为,第一,改革为民间创业开拓了活动空间,使中国民间长期被压制的企业家精神和创业积极性喷薄而出。第二,市场的开放和民间创业活动的活跃,使大量原来无法流动的劳动、土地等生产要素能够从低效率的经济活动流向效率较高的经济活动,……导致了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支持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第三,对外开放政策的成功执行,使中国能够利用发达国家的储蓄率过低、投资缺口过大造成的机会扩大出口,用国际市场的需求弥补国内需求的不足,从需求方面支持了产出的高速增长。第四,对外开放的另一个重要作用,是在人力资本投资还没有发挥作用、自主创新活动还没有开展起来的条件下,通过引进国外的先进设备和学习外国的先进技术,在应用层面上迅速缩小了中国与先进国家之间在过去几百年间积累起来的巨大技术水平差距,使高速度增长得到技术进步的有利支持。”

当然,还有许多其他学者也做了相应的解释。但是不是这就说明,中国的现行体制,就一定优于西方的民主体制呢?

只要头脑稍微清醒一点的中国知识分子,是不会这么认为的。对此,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吴晓求认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巨大代价有两个,一是,自然环境受到严重破坏。我们的空气、水、土壤、河流、海洋受到了严重污染。二是,贫富差距有明显的扩大,地区发展明显不平衡。

这就是说,中国的现行体制,并没有很好的解决在经济发展过程当中出现的环境污染问题,贫富差距问题以及大批权贵集团所引发的腐败问题。而这三个问题,恰恰决定了一个国家未来的兴亡。

03

那么,这次蔓延全球的疫情,中国取得了全面的、决定性的胜利,而美国以及欧洲诸国,却面临疫情泛滥、金融崩溃、经济全面衰退的悲惨局面,是否就意味着民主体制神话的破灭?

要回答这个问题,需要从两个方面入手。先说中国方面,由于中国实行的是威权体制,那么,政府便是一切公共事务的核心骨,所有民众的“家长”。在这种体制下,一旦发生任何社会危机或者自然灾害,中国老百姓首先想到的就是政府。为什么?因为只有政府才能调动各种社会资源。以此次疫情为例,武汉的医疗体系瞬间崩溃,只有政府才能从全国各地的医院迅速抽调人员驰援。同样道理,其他各种生活用品,粮食、蔬菜,也只有政府才能从全国各地征集后,送往武汉。

事实上,中国几千年来,都如此。民间有任何危机和灾害发生,政府都会第一时间站出来解决。这就是所谓的无限责任政府。这样的体制,最大的好处是效率高。比如讲火神山医院,建筑面积3.39万平方米,床位1000张,从开工到交付使用,仅仅用了10天时间。再比如说全国各地的“封城”动作,一声令下,电影院关门,酒店关门,网吧关门,KTV关门,饭店关门。不仅如此,即便口罩极其短缺,每一个老百姓都会自觉或不自觉戴上口罩。

(武汉街头万人空巷)

如果不执行政府的命令,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后果就是被执法部门予以高额罚款或者拘捕。虽然,这样的行为可能并不符合法治精神,但对政府来说,消灭疫情才是头等大事,消灭疫情可以不拘小节,可以便宜行事,可以打破一切常规。

而对于美国以及欧洲国家来说,政府在普通老百姓心中的分量是非常非常轻的,在他们看来,政府就等同于社区的物业管理公司,只是服务员,他们是不会指望服务员发挥什么太大作用的。这里,需要重申一下美国人的精神内核:

权力并不来自于别人赋予,而是来自于共同的契约和规则,相应的,也不会有谁必须为你的生存和安全负责。

这就是说,面对疫情,如果你自己熬不过去,那也没办法,这就是民主自治的代价。

这就好像持枪权,拥有持枪权,可以在政府违法的时候,政府侵犯你正当权益的时候,举枪反抗。但同时,你也必须承受不法分子使用枪支对你的安全产生的危害。

这就是说,鱼和熊掌不可兼得。面对这种情况,就只能选择利大于弊的体制。

西方民主体制走到今天,已经影响了世界上一大批国家,从20世纪七八十年代起,全球掀起了一场民主化运动。在这场政治转型浪潮中,从南欧、非洲到拉丁美洲、亚洲,数十个国家实现了民主的转型,甚至连一些最贫穷国家如索马里、尼日尔、刚果民主共和国、利比里亚等也相继实现了转型。“民主国家”的数量在历史上第一次超过了“非民主国家”的数量。民主体制显然是当今世界政治发展的潮流和方向。

不可否认,在民主化的过程当中,一些国家转型出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但正如中国的社会主义,在1949年到1978年这段时间,同样也出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人民同样过得并不好,那是不是就说明,社会主义并不适合中国呢?

民主国家抵抗疫情,主要依靠人民自己。威权国家抵抗疫情,主要依靠政府。这是不同政治体制所带来的不同结果。如果以中国抗疫的胜利,来否定西方民主体制,这就未免太过于武断。而事实上,在美国人民高度重视疫情之后,疫情已经得到了控制。正如哈佛大学校长在停课前给学生的信中所说:没人能预知在后面几个星期我们即将面临的是什么,但是我们每个人都要懂得COVID-19将考验我们在危机时刻所显示的超脱于自我的善良和慷慨。我们的任务是在这个非我所愿的复杂混沌的时刻,展示我们最好的品格和行为。愿我们与智慧和风度同行。

从以上公开信我们可以看到,面对疫情,校长说的并不是去依靠什么政府,而是鼓励大家展示自己最好的品格和行为。说到底,抗疫就是你们自己的事。

所以,西方民主制在疫情面前,虽然效率可能并不那么的高,但依然得到了广大老百姓的支持。疫情显然不可能导致西方民主制神话的破灭。

虽然,西方民主制并不是人类最完美的政治体制,但是却是公认的,相对完美的政治体制。中国的威权体制最终走向何方,恐怕只有历史才能告诉我们真正的答案。

2020年3月28日于株洲家中

作者简介:

刘淼,一个复杂中国的观察者、描述者和批评者。代表作有小说《沈情的背叛》《盆村事件》《香水有毒》,散文《一个人的馒头山》《消失》,另有大量时政评论散见于各大网络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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