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燕子:记忆甚于血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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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翻身乱世:流亡藏人口述录》

2020-04-03

《翻身乱世:西藏流亡藏人口述录》

“我二十九岁从家里出来,就这样到了印度,现在已经82岁。我看不到我们祖辈生活的家园,自己只能在异国他乡生活。是谁抢占了我的土地,我的家园?是谁抢占了我的博?我们像小鸟一样被从巢中赶了出来,横穿了时间中所有的痛苦,从家里到拉萨,从拉萨再到印度,走过了所有的痛苦。这一切都是中国人造成的。”(洛日甲)

“我小时候最喜欢念经祈祷,更喜欢跟大人们一起念经祈祷,朝拜神山圣地,还和小孩子一起唱情歌等。如今我虽然这么老了,但每当想起小时候的生活,我都会禁不住流泪。从前受父母百般疼爱,自由地生活在自己的土地上,家乡的水净、土净。现在我住在印度德拉顿顿珠林藏人难民定居点,寄居在别人的国家,找水找地,语言不通,食物不适……,这就是命运吧!”(卓洛)

“我们藏人的俗语说,人老归故国。人越老越想念家乡,家乡不会在记忆中消失。……我希望有一天,我能对家乡的人说:我是居钦家族的人,我希望和她死在一起。”(居钦·图朗登杰)

这是汉人女作家唐丹鸿与流亡藏人桑杰嘉的合著——《翻身乱世—流亡藏人口述录》中记录的三位元耄耋之年的流亡藏人的叙述。

这11位口述者都是当年抵抗运动的参加者,其中只有一名女性。当中有1959年追随达赖喇嘛出来流亡者,也有因参加抵抗运动而被投入监狱20年之后90年代的流亡者,有的参加过“四水六岗卫教志愿军”,有的接受美国中央情报局培训后被空投回藏地,协助并护送达赖喇嘛逃亡印度,这支小队伍在70年代遭到尼泊尔政府军全面围剿。

流亡者们曾亲眼见证党的枪杆子恩威并施下的“幸福的翻身”如何改变传统的耕作方式、放牧方式,如何用“干净的翻身农奴阶级”与“肮脏的农牧主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瓦解传统社会,如何没收地主、寺院的土地和财产,指使经过“思想教育”之后的外来“积极分子”批斗与殴打他们的上师和家人,见证了“大跃进”中家人、乡人如何被逼得走投无路,被饿死、甚至全家自杀。

卓洛老人口述的“遭遇蒙古骑兵”,佐证了一个被隐蔽的重要的事实,那就是,1959年的“平叛”—即党镇压藏人的抵抗运动征用的是草原枭雄—蒙古骑兵。

“我们往北跑了很久,有一天,我们看到一些遗留的炉灶。……这种灶的样式是蒙古人的。蒙古人的灶与藏人的不一样。他们烧羊粪,藏人烧牛粪。”“没几天,蒙古人和解放军追上来,我们跟他们打了整整一天”,“还有一次,我们被十几个解放军发现了,这些解放军是蒙古人。蒙古军人穿的是蒙古服。蒙古解放军要比中国人解放军凶猛得多。”

其他的藏人口述历史,如纳仓·怒罗的《那年,世时翻转-一个藏西藏人的童年回忆》以及达瓦才仁的《血祭雪域》都有相关记载。

流亡藏人非常高兴有汉人朋友来采访,而且用中文写出来。(唐丹鸿提供)

关于党借用“以夷制夷”的战略谋术,征调蒙古骑兵入藏镇压藏人抗议运动的记载,早年我在翻译蒙古裔日本学者杨海英的《没有墓碑的草原》(八旗文化出版,2014年,与父亲合译)时就多处“遭遇”过这样的记载:“骑兵第五师于1958年进军青海,平息藏人的武装叛乱”。说一口流利的日语的“挎洋刀的海山部长,以前加入东蒙古自治军,1958年藏人起义时被派到西藏去‘平叛’”。后来杨先生的专著《蒙古骑兵在西藏挥舞日本刀》(大块文化出版,2017年)中,借远征兵的对话诠释了党为什么会借用既继承蒙古骑马战术的优良传统,又吸收了日本近代军事思想和训练的蒙古武士(SAMURAI)充当佣兵的理由:

第一:同为信仰藏传佛教,同为畜牧民,熟悉高寒地带的山川地形,熟悉藏人的生活习性与骑马、射击术。

第二:借此消灭蒙古民族武装力量。

第三:离间蒙藏,制造新的仇恨。在藏地放出“成吉思汗的骑兵来了”的风声,对藏民用心理战术,造成精神恐惧,诱使异民族间虫瓮残杀,坐享鱼利。

唐丹鸿(右)与桑杰嘉(左)。抢救记忆,还原历史,从恢复命名开始。(唐丹鸿提供)

2008年耶诞节,丹鸿一家带我去犹地亚沙漠与死海谷底交界处的岩石山顶-在马萨达古堡,那是以色列古代犹太国的象征,西元70年犹太人反抗罗马人侵略,在这里坚守三年,最后900多人集体自杀,“永不陷落的马萨达精神”成为宁可站着死,也不跪着生的自由象征。

在耶路沙冷“哭墙”附近的艺术咖啡店,丹鸿的话题仍然是她梦魂牵绕的遥远的西藏。丹鸿在出国前曾深入藏地,拍摄过关于楚布寺的天葬和法会以及风俗民情的纪录片,写过不少关于藏地的散文。身为汉人,丹鸿对藏人怀抱深深的耻辱感、歉疚感。尽管我们这一代并没有直接加害于藏人,但是从血缘、地缘、文化、从精神结构以及民族生活的机制上,我们很难与前人分割,脱得清清白白。深受伤害的藏人那水一样安详流淌的目光,像一面镜子,照出身为汉人在道德上息息相承的罪恶。

2008年3月在藏地再度爆发抵抗事件之后,丹鸿在《西藏:她的痛楚,我的耻辱》中写道:“十八年前,在我第一次踏上西藏的土地之前,我不能想像我将对那里,对那里的人,抱有越来越深的,无以排解的歉意;我不知道,我的生命将因与她相遇而蒙获终身享用不尽的恩泽;我也不知道在蒙获她的抚慰与悲悯的同时,一种与我个人毫无关系,而是与藏人、汉人两个民族有关的痛苦,将在我这个个体的生命中弥散绵延。”

唯色说,“正因为耻感,丹鸿和我(四分之一的汉人血统,解放军的父亲)都共同走上了见证文学之路”。“见证文学”的意义在于破除包括国家主义者、强权与强权授权的殖民者的“除忆诅咒”。

丹鸿与我分别后的几年内,利用授课的暑假,背着沉重的器材行走在印度的北部和南部的大地上。她找到一个很好的合作搭档—新一代流亡藏人写作者桑杰嘉,他们共同工作的意义不仅仅在于桑杰嘉将口述者的藏语翻译成汉语,更重要的是,还原被占领者选择的词汇所遮蔽的真实记忆-重新确认藏人的国族,乡土以及个人的认同。

消灭人的肉体要比消灭人的记忆容易得多,记忆留在苦胆里,甚于血液。

本文感谢唐丹鸿提供写真。

来源:rt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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